试论中国古代历史剧的嬗变
一种文学样式的发展总是处于从幼稚到成熟、从低级到高级不断运动的过程中，后来者之所以更完善，那是因为有前代的积淀作基础和自身不断的扬弃改进。中国古代历史剧最终在清代走向辉煌，出现《桃花扇》这样的典范作品，正是历史剧与时俱迁、不断嬗变的结果。
元代是中国古代戏剧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以杂剧为代表的戏剧创作盛况空前，成为代表元代最高成就的一代之文学。在元杂剧各类题材中，历史剧的数量多、题材广、质量高，特别引人注目。元代历史剧通常借敷演古人古事，营造历史的沧桑感，引发读者和观众的认识和反思历史，借以体现时代精神。其实元代的历史剧与同时代的其他非历史题材剧作并无本质的区别，剧作家之所以选用历史题材，也只不过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①只要历史上某个人物或事件能够恰当地展示他的创作构想，甚至比虚构的一个新的故事更能吸引眼球，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借重历史。至于他写的这个剧本是否能够重现历史的本真状态，他根本不去考虑。正如清代剧作家吴伟业在《北词广正谱序》中所总结：盖士之不遇者，郁积其无聊不平之慨于胸中，无所发抒，因借古人之歌哭笑骂，以陶写我之抑郁牢骚；而我之性情，爰借古人之性情，而盘旋于纸上，宛转于当场。亦恒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虽然懂得尊重历史的可贵，却不愿意把如实地反映历史真实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他们创作的历史剧虽未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却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
元代后期，杂剧创作逐渐走向衰微，继之而起的是南戏的勃兴。进入明代，由南戏演化出的传奇这一新的戏剧形式逐渐占据剧坛的主流。尽管有这种变化，但它对于历史剧创作精神的影响不大，明代初期的传奇历史剧依旧承元代历史剧余绪，在历史的包装下，反映现世批判现实。当历史行进到明万历年间时，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当时东南沿海一带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代表新生产力的工商业者和市民阶层的政治经济势力跃上历史舞台。面对以皇帝和大官僚为代表的贵族大地主肆无忌惮的压榨掠夺，他们不堪忍受，群起反抗。以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思潮风起云涌，猛烈抨击封建制度、封建道德，在晚明形成很大势头。历史发展长河中的这些新因素也被吸收到戏曲创作之中，直接影响它在题材上的崭新选择，走上了及时反映现实社会斗争的快车道。作为宋元南戏升级版的明代传奇以自己优异合理的体制在剧坛占据压倒优势，杂剧的创作逐渐式微。传奇体制宏大，动辄四五十出，比起短小精悍的杂剧更能表现复杂的社会生活，剧作家自然乐于付之历史剧的尝试。这些历史契机的遇合，催生出一个历史剧的新品种时事剧。时事剧以表现现实生活中发生不久的真实的政治事件和人物为旨归，其亮点在于对现实政治的及时反映和积极干预，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和战斗精神，是一种较为严肃的戏剧类别。万历初年问世的无名氏所作《鸣凤记》乃时事剧的开山。剧演明代嘉靖年间忠臣烈士夏言、杨继盛和邹应龙等所谓双忠八义十位朝臣前仆后继，同奸相严嵩及其集团作殊死斗争的故事，弘扬了他们那种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气概与精神。此剧上演于严嵩父子倒台之时，焦循《剧说》卷三称《鸣凤记》初成时，王世贞命优人演之，邀县令同观。令变色起谢，欲亟去。弇州徐出邸抄示之曰：嵩父子已败矣。乃终宴。由此可见剧作者颇具胆量和气魄，竟然如此迅速地把前宰相垮台伏诛事件搬上舞台，剧中人都是同代人，剧中事都是当时事，而且都是要人政事。吕天成《曲品》评论说：记时事甚悉，令人有手刃贼嵩之意。②在古代戏曲史上，以这种方式观照历史前所未有，它首开中国古代时事剧的创作风气，成为其后时事剧的直接先导和艺术典范。
传统戏曲直接取材于现实而由作者独立创作的剧作极为少见，绝大部分不是根据史传传说改编，就是移植小说曲艺或其他剧种剧作而成。在明代嘉靖、万历之前，中国的戏曲虽然也有一些作品反映了现实生活，如南戏初始之剧目《祖杰》、《王魁》。但即使像关汉卿《窦娥冤》那样现实性很强的名著，其构思也明显受东海孝妇邹衍感天等传说的故事原型的影响。明传奇改编移植的现象更为普遍，如明中叶三大传奇中的《宝剑记》采用《水浒传》中林冲的故事，而《浣纱记》则沿袭了历来传颂的西施和范蠡联手拯救越国的故事。但是一旦冲破题材禁区，时事剧的发展势头便汹涌澎湃。
《鸣凤记》开了时事剧的先河，明末清初随即涌现出几十部现代纪实剧，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李玉的《清忠谱》和孔尚任的《桃花扇》，都是受此剧影响而产生的。《清忠谱》是李玉入清后的代表作，以周顺昌等东林党人同阉党的斗争为主线，以颜佩韦等五义士为营救周顺昌而发动的苏州市民暴动为副线，真实深刻地反映出明末阉党专政、正人蒙冤和人民抗暴的复杂社会现实。故吴伟业《清忠谱序》称该剧事俱按实，其言亦雅训，虽云填词，目之信史可也。③《曲海总目提要》也一再肯定剧中事皆按实，人物故事与史传相合。李玉耳闻目睹了此事，在其发生大约三十年后，将其敷演为戏剧，在创作时事俱按实，以编撰词场正史为指归。
在《鸣凤记》、《清忠谱》这些时事剧代表作的指引下，明清之际掀起一股时事剧的创作高潮。这些剧目快速反映现实生活中的要人政事，它们带给同时代观众的刺激与只反映前代历史的剧作不可同日而语。但也带来一些创作上的难题。如果剧作家不能据实编写剧本，必遭亲历时事的观众指责，引起他们心理上的排斥。元代历史剧作家那种以心写史、随意发挥的姿态逐渐为明清历史剧作家所扬弃，以免造成习惯以真实的标准评判历史剧的观众出现逆反心理。于是，随着时事剧的出现，历史的真实性慢慢成为时事剧的创作原则和评价标准。当历史的真实性作为评价标准被提出来以后，它的适用范围就超出了时事剧，慢慢扩展到评价其他种类的历史剧。这直接影响了后出的古代历史剧的典范之作《桃花扇》。《桃花扇》作为历史剧，首先要直面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中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又在《桃花扇小引》中声称：《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由此可见孔尚任在创作中严格地忠于历史。剧中所写的南明弘光王朝的兴亡始末，无论是其建立时的历史背景，弘光帝被拥立的过程，还是小王朝内部的倾轧斗争，江北四镇的火并内讧，以及史可法的孤掌难鸣，回天无力，直至小王朝的覆灭，基本上是真实的。孔尚任甚至在各出之前都清楚地标明事件发生的年月，而且郑重其事地在剧本之前放上一篇《桃花扇考据》，罗列了几十种剧本创作时所依据的历史资料，充分加强其信史的感觉，故吴梅《中国戏曲概论》评价道：东塘此作，阅十余年之久，自是精心结撰。其中虽科诨亦有所本。观其自述本末，及历记考据各条，语语可作信史。自有传奇以来，能细按年月确考时地者，实自东塘为始。传奇之尊，遂得与诗文同其声价矣。④孔尚任以其绝世之作《桃花扇》的巨大影响力，更新历史剧的创作理念，从而使这部产于清代前期的剧作在某种意义上符合现代历史剧的内涵，体现了史剧观念的新认识，展现了古代史剧艺术的新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