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古典悲剧的本土化特征
摘 要：中国的古典悲剧在悲剧冲突、角色选择、结构形态、价值取向等方面与西方悲剧有着巨大区别。中国古典悲剧取材于现实生活，剧作家更为关注微贱人物在社会中的坎坷命运，通过小人物与黑暗社会的抗争来突出人物身上的高尚品质，惩恶扬善式的结尾也达到了对观者的教化作用。
关键词：中国古典悲剧 现实 小人物 顺境式结尾 教化
“悲剧”的概念最早是由西方人提出的，西方悲剧的形成要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而中国的戏剧起步较晚，其创作一直以来都被视为没有悲剧和喜剧之分。到了近代，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最先提出中国有悲剧，并大力称赞中国悲剧，认为像《窦娥冤》《赵氏孤儿》等：“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①。到了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从中国文化出发，再次提出“中国式悲剧”理论，引发了一系列的国内外的学界争鸣，但迄今并没有定论。现在大部分学者认为，因为中西文化积淀过程的不同，对于悲剧的创作理念和概念阐述自然不同，中国古典戏剧中应当是有悲剧存在的。
广义上而言，悲剧主要是指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悲伤沉郁、激昂愤慨的风格，中国的一些古典戏剧是有这种风格特征的。西方虽然很早就有了悲剧创作，但是悲剧的创作理论却是后来形成的，是对悲剧作品进行艺术分析之后得出的概念，中国的古典悲剧产生于中国本土，完全用西方的悲剧理论来界定、品评是不合理的。就悲剧文化而言，中国古典戏剧有着自身鲜明的本土化特征。
一、悲剧来源面向现实
与西方的悲剧中不断袭向主人公身上的命运灾难不同，中国悲剧中的冲突不是由于命运的安排或者自身性格的局限，而是建立于深广的社会生活之上，即主人公的不幸往往是社会环境造成的，如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法治松弛等。
《窦娥冤》中心性善良的窦娥，从小卖身替父筹科考费用，因不肯嫁于流氓泼皮而受到威胁和毒害，最后公堂上又被贪赃枉法的官僚判了死刑，主人公一生都在现实生活的水深火热中挣扎而最终灭亡。最后临刑前的哭号：“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②主人公痛快淋漓地对腐朽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深入骨髓的批判。《蝴蝶梦》中的恶霸葛彪仗着自己有钱有势，横行霸道，杀人放火，官府竟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剧作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黑暗吏治。《灰阑记》中的富商之妾张海棠被其正房妻子诬陷，遭遇昏官被屈打成招，儿子也险些被夺去。《鲁斋郎》里的清官包拯，面对坏事做尽的鲁斋郎，也只能更改其姓名瞒过皇帝将其正法。《娇红记》中的娇娘与申纯的爱情一直受到封建家长势力的阻挠与破坏，二人直到死也没有得到父母对婚姻的同意。又如《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她的人生悲剧本源于那个对女性残害的封建社会，每天养在深闺，爱情无处可寻，因春梦而死，后灵魂私自与柳梦梅结合后起死回生，但又被父亲揪到金銮殿，差点被杖毙而死，虽然最后得到皇恩允婚，但婚姻的圆满并不能掩饰社会的残缺。《精忠旗》写岳飞精忠报国却受到奸贼秦桧的迫害，南宋朝廷的昏聩令人咋舌。而孔尚任的《桃花扇》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与国家的灭亡相互辉映，令人感慨。而像《梧桐雨》《汉宫秋》中的主人公本身就是历史人物，历史的悲剧造成人物的悲剧。
二、角色选择靠近小人物
与西方悲剧中的英雄人物不同，中国古典悲剧中的主人公多是弱小微贱的小人物，如《琵琶记》中忠厚贤良的赵五娘，《潇湘雨》中出生富贵却命运多舛的翠莺，《荐福碑》中四处流浪的穷秀才张镐，《娇红记》中家庭清落的文弱书生申纯，《桃花扇》中出身红尘的李香君和窘迫“荡子”侯朝宗，等等。
在元代，由于科举制度的长时间取消，像关汉卿、郑光祖之类的才学之士没有报国之路，因贫困无助，只能终日混迹于底层社会，与贩夫走卒、青楼烟花为伍，这也使得他们与底层人民建立了密切联系，在创作中自然更多地去表现底层社会人民的悲欢离合，所以，元代有着大量优秀的悲剧作品，反映底层人物的挣扎与悲哀，成为杂剧作家们的共同创作倾向。中国剧作家关注小人物这一特点是不容忽视的，这种角色选择上的特点使得中国古典悲剧在取材上有了极大的自由性和充分的自主性，作家通过描写这些社会底层人民的悲欢离合，通过揭示小人物的坎坷命运，旨在反映社会的种种黑暗和腐朽，也使得中国的古典悲剧有了更强的现实意义。
三、结构形式灵活自由
西方的悲剧在结构上比较单一，往往是由顺境转为逆境，以逆境作结束，原来是英雄的人物，逐渐走向堕落和灭亡，如《麦克白》。而美好的爱情则在磨难的碾压下破灭，如《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国的古典悲剧，剧情结构往往是曲折不断的，但在剧尾，逆境多转为顺境，以大团圆结局。如《窦娥冤》中窦娥受尽人间疾苦，被无赖逼婚、受贪官迫害，但最后其父为她平冤昭雪。《青衫泪》中的白居易与裴兴奴的爱情因白居易被贬受阻，其间奸人使诈，兴奴别嫁，这里故事似乎告一段落，但剧情此时又一转折，写白与裴江州巧遇，皇帝复用白居易，有情人终成眷属。《荐福碑》中，穷秀才张镐四处漂泊，仕途无望，好不容易得到好友范仲淹引荐，却风波不断。先是范仲淹所介绍的人接连去世，后得到的官职又被同音姓名的张浩顶替，被张浩追杀的张镐躲到庙里，和尚怜悯他欲将庙碑卖掉供他进京赶考，不料庙碑被龙神雷轰，张浩也追杀到庙中，剧情发展到这里，主人公似乎只有死路一条。剧作此时却峰回路转，转笔写张镐不但得到友人相救，还到京城被赏了头名状元，并处罚了奸人。《牡丹亭》中杜丽娘先因寻春感伤，抑郁而死，后又还魂，起死回生，但在即将花好月圆时又受其父阻挠，但最终结尾是受皇恩与柳梦梅结为夫妇。《琵琶记》中的赵五娘，新婚不久丈夫便外出赶考，五娘一人侍奉公婆，却遭遇灾荒之年，公婆死后五娘一路乞讨上京寻夫，路上受尽磨难，最终结尾五娘受皇帝嘉奖，夫妻团圆。《长生殿》里的李杨经历了马嵬坡的生死离别后在天宫相会。《赵氏孤儿》中拯救忠臣之后的情节曲折惊心，结尾处奸人被灭，忠良得赞。在黑暗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劳动人民遭受了太多苦难，底层贫民受压迫，有志之士报国无门，这些矛盾不仅在戏剧中得以展现，也得以解决，所以戏剧中的金榜题名、洞房花烛、惩恶扬善等顺境式的结尾是群众审美心理的一种需求。
与西方悲剧中主人公极为鲜明的个性特征和反抗不同，中国悲剧人物的群体性特征较为明显，往往是和某一不合理现象、社会制度、黑暗势力作斗争，或者为了实现某一崇高理想而不惜作出牺牲，所以斗争冲突更加曲折、悲壮、激烈。如《赵氏孤儿》中，以公孙杵臼为代表的一大帮忠臣义士与以屠岸贾为代表的奸佞展开激烈斗争，斗智斗勇，戏剧情节设置也扣人心弦。相对于西方悲剧单一的结构形式，中国悲剧的结构形式更为灵活，会根据剧情发展需要设计不同的剧情冲突，在创作上显示出极大的自由性和充分的自主性。
四、“高台教化”的价值取向
西方悲剧的价值在于通过观看悲剧，观演者内心因为美好事物的湮灭受到震撼，从而产生悲伤之情，这一过程使得观众的心灵得以净化，到达崇高的审美境界。中国的悲剧比较注重伦理教化，一般通过对美丑角色的强烈对比使观众提高道德修养，也就是所谓的惩恶扬善。从汉代开始，儒家思想日益受到官方的重视，自此贯穿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总历程，特别是从唐代开始，科举制度日益完善，儒家思想也根深蒂固。中国的戏剧，虽然受儒、释、道等多种文化的影响，但其中儒家思想是最根本的，投射到戏剧审美中，便是善的审美，所谓的颂扬美好正义，鞭笞丑恶黑暗。《琵琶记》开头就指出戏剧创作要关乎风化，强调戏剧作品的主题思想对观演者的教育作用。李渔的《闲情偶寄》也提到戏剧是“药人寿世之方、救苦弧灾之具也”③。强调戏剧对社会群体的道德滋养作用。
中国古典悲剧中的冲突往往是善与恶、美与丑的冲突，《窦娥冤》中心地善良的窦娥与狠毒丑恶的张驴儿父子和赛卢医、贪赃枉法的杌之间有着鲜明的对比，最后窦娥的平冤昭雪显示了善的胜利。《金凤钗》中的秀才赵鄂穷困窘迫，仕途坎坷，刚刚金榜题名就因为早朝时失仪落简被再次贬为庶民，但依然内心纯洁善良，用卖诗的钱救人于危困，因此得到十只金钗的回报和最终的飞黄腾达；无赖李虎内心歹毒，杀人抢劫，栽赃诬陷好人，最终受到严惩。《精忠谱》中秦桧和岳飞之间的矛盾冲突被大大渲染，深化了忠佞势不两立的主题，结尾处“好皇帝翻案大褒封”，奸邪被处罚，正义得到了大力宣扬。《牡丹亭》则把情的作用放大到生死境界：“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④剧作家在剧中以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描写了感人肺腑的生死爱情、曲折激烈的善恶斗争，希望通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结局使得百姓的精神和灵魂得以纯净和升华，达到教化的目的。
五、结语
总之，每个国度都有自己的本土文化，中国的古典悲剧从诞生到发展成熟，历经了各个朝代的不同制度和文化的熏染，所以有较为强烈的民族特色，与先它形成的西方悲剧理论并不能完全合套。中国古典悲剧有它产生的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用西方的悲剧理论来阐释分析中国的古典悲剧并不合适。分析者应该在广义的范围内来谨慎考量和分析中国的古典悲剧，要认识到中国古典悲剧对人类戏剧和世界戏剧的巨大贡献，在中国古典悲剧和西方悲剧的对比分析中，不断探索研究中国古典悲剧这一世界戏剧花园中的别样花朵。
①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8―99页。
② 康震：《中国古代文学史》（下），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113页。
③ 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④ 吴毓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