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现代悲剧的挽歌――论《逃离》的悲剧美

[摘要]爱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集《逃离》，所写的八篇小说旨在述说着女性的故事，反映的内容是小地方的普通女性，折射着她们在平凡生活中的悲剧命运。本文主要从审美的悲剧性角度探析《逃离》中表征的女性形象的悲剧意味，特点以及背后的形成机制，进而更深刻理解门罗的思想情怀。

[关键词]《逃离》；爱丽丝・门罗；悲剧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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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逃离束缚――悲剧性的表现

按照舍勒对悲剧性的界定：“‘悲剧性’首先是我们在各种事件、命运和性格等等本身察觉到的一种特征，这些事件、命运和性格的意义就是其存在。”《逃离》中的那些平凡琐碎的事件以及在女性身上所体现的命运和性格的意义汇集成悲剧性的表现，体现着审美的悲剧性。

这株暗淡的微光，常常在让人难以察觉之际便已渗入人心。正如门罗所言：“现实生活本身是太平凡了，普通人在普通地方过着普通生活，从来没有惊心动魄的意外发生，也没有紧张曲折的事件发展。”但这就是生活所传达的真谛，通过八篇小说的书写赋予全书浓浓地悲剧气息，流溢在那些女性周身的内在性格以及冥冥之中的命运，全部外化为一种想要逃离束缚的悲剧性冲动。

《逃离》的八篇故事均以女性为第一主人公，在这部合集中，门罗以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一群带着无限的犹豫、无奈、惆怅的女性，因对现实生活不满而想要逃离的愿望，展现出女性特有的思维方式与精神状态。在这一过程中，悲剧性以其特有的模态展现出来。开篇的第一个小故事《逃离》主要讲述女主人公卡拉没有选择读大学反而和一个男人――克拉克离家出走，以教马术为生，因克拉克脾气火爆，卡拉萌生逃离克拉克的想法，在邻居贾米森太太的帮助下出逃，然而，在大巴车上，卡拉突然觉得她的生活已然和克拉克连在一起，跳下大巴重新奔回克拉克的怀抱。卡拉在此所做地逃离到头来竟是一种悲剧性的回归。

这次颇为滑稽的逃离事件在最初卡拉的意识中化为羊水，用尽全力仍诞生不出健全的新生活。因此，在悲剧性事件中直接地――不假思索，未作任何抽象的或其他方式的“说明”――和某种世界性质迎面相遇。这就注定卡拉无法逃离，被一种无形的悲剧性裹挟浑浑噩噩只能如此。

二、人性之美――悲剧性的特点

在爱丽丝・门罗的这八篇小说中，体现出女性生存的悲剧。正是悲剧性特点的共在支撑着女性生存的意义。其共在体现为悲剧性事件的本质特征：示范性和不可避免性。

（一）示范性

示范性，既是个体的，拘囿于自身的悲剧性事件小中见大地体现了我们世界的一种本质特征。在《逃离》中具体表现为人物生存的空间及人物自身的性格。

1.人物生存的空间

在门罗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笔下的空间既是神奇变换的而又充满着流动地生命力。“在1973年，门罗告诉吉尔・格尔迪纳在她最初开始写作的时候，她认为场景比人物更重要”。在《逃离》的八篇小说中，开篇均将女主人公抛入一定的空间场景中，然后随着不同空间的转换，整个故事舒展开来。开篇的第一个小故事《逃离》中，“在汽车还没有翻过小山――附近的人都把这稍稍隆起的土堆称为小山――的顶部时，卡拉就已经听到声音了。”对女主人公卡拉出场的空间，并没有进行夸大或特殊性处理，读者旋即被带入故事的空间中。伴随着与卡拉有亲密关系的人物克拉克与贾米森太太悉数登场时，均带着各自的生活空间，以人物为载体的空间多维的揭示了卡拉最后选择“逃离”的悲剧性。“这些看似支离破碎的叙述其实是通过不同的空间，如‘网络’、‘商店’等被牢固地捆在一起，结构平稳，使读者感受到整体的空间视角。”卡拉生活在这样一个单调乏味的空间中，加之生活的平淡如水，加剧了她想要逃离的美好愿景，然而也正因为这样使她惨烈地与“悲剧性”迎面相撞。

福柯曾指出，“空间被当作是死寂的、固定的、非辩证的、不动的。相反地，时间是丰富的、多产、生命、辩证的。”因此时空的二元对立关系就映射了男/女的二元对立关系，女性通常被定义为是空间性的，“空间则被编码为具有女性气质的、女人的。”5门罗的小说移动是核心，在她的小说中空间不停地转变刻画出一个个多面的女性角色，她们的生命体验在空间中朝着不同的面向而展开，因此拘囿于自身的悲剧性在各异的空间中，小中见大的呈现出悲剧性的“示范性”特点。

2.人物自身性格

《逃离》中的八篇小说，其中三篇有关联共享一个女主人公以外，一共出现六位女性。彰显出门罗在刻画人物之时的文笔细腻，对人物的精心雕琢使形象深入人心。不同于以往的“性格决定命运”的悲剧观，门罗笔下的不同女性，虽然性格不同命运各异，但在其中却有着相通的性格内核――冲动。在性格所带有的“瑕疵”中这些女性的命运注定具有悲剧色彩。

《机缘》、《匆匆》、《沉寂》三个短篇故事讲述一个名为朱丽叶的女子因冲动而离家出走，在一所学校任代课教师期满之后，出于某种莫名的冲动搭乘火车去多伦多看望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就是日后与之一起生活的渔夫埃里克。朱丽叶性格中的冲动成分牵引着她的行为，在一步步的驱使之下，使她走向悲剧性的深渊。在寻求自己的感情时，她甚至都没有想好渔夫埃里克是否是自己与之共度一生的男人，就糊里糊涂地生活着，包括女儿的出生。而这个女儿简直就是朱丽叶的写照，表征出朱丽叶从小与父母关系的不和谐。女儿即是翻版的朱丽叶，她遭到同样的对待，与女儿之间的不睦，导致女儿逃离她的束缚，远走他乡另嫁他人。

性格中的“冲动”是正常的一种成分，它会让我们思考做事更加积极而富有激情，但是这种冲动必须在合理适度的范围之内，而不能僭越成为性格中的主导，当这种“冲动”达到一定程度，并且宰制一切之时，必然具有悲剧色彩。 （二）不可避免性

“悲剧性事件始终以一种世界结构为基础。无论事件起因多么特殊，无论因果序列多么偶然，这种世界结构总是不断地‘窥伺机会’，准备从自身繁衍出新的‘此类’事件来。因此，悲剧性事件就具有了它的另一本质特征“不可避免性”，尽管上述的“窥伺机会”可以被直觉预感。”

在第六篇小说《侵犯》中，劳莲是艾琳和哈里的亲生女儿，却因一个女人德尔芬的闯入，而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为父母的亲生。原来艾琳和哈里曾经以为自己不可以再生育，从德尔芬那里领养了一个婴儿，不久艾琳竟然也怀孕了，在一次吵架中，艾琳的莽撞，将领养来的婴儿摔出车筐后当场死亡，艾琳生下自己的孩子劳莲。那个领养孩子的母亲德尔芬多年之后寻找自己的孩子，以为劳莲就是自己曾经放弃的孩子。整个故事具有悲剧性色彩，故事中即使没有德尔芬的出现，还会有其它别人出现，寻找曾经丢弃的孩子。因为艾琳与哈里领养了一个孩子，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无辜的婴儿即使不是被摔死，也会为别的原因而死，故事中只能有一个孩子，劳莲顶替了领养的孩子，后者只有唯一的一条宿命――死亡，这同样也不可避免。

三、内外兼具――悲剧性的成因

门罗所熟悉的全部，她的安大略西南部犹如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在其中作品里的人物，一个个鲜活地跃然纸上，正因为地区的局限，得以使思考的深入，对小镇女子的关注渗入到每一个毛孔之下，探析《逃离》所产生悲剧性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两点：

（一）“女性”身份的焦虑

生于1931年的安大略省，长期居住于荒僻宁静之地，逐渐形成以城郊小镇平凡女子的生活为主题，那些主人公是我们身边所熟悉的人物，她们经历出生与死亡、结婚与离异，渗透着泥土芳香的文字背后，是门罗对女性成长的疼痛的热切关注与女性这一特殊身份的深深焦虑。

尤其在早期的作品中，“女主人公的经历往往就是她自身体验的投射：一个出身贫寒的乡下少女，以偏远的安大略西南部小镇为起点，怀揣着梦想和抱负，一心勇往直前，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并不清楚目标是什么，所谓的坚强在迷惘中幻化为焦虑和失落。”《逃离》中的卡拉以及《激情》中的格雷丝，她们都是淳朴的女孩，在她们的身上门罗投去了无以复加地关注。无论是门罗还是她作品中的女性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之中，作为女性对立面的男性，在西方传统的以男性为主导的控制下，大多数的作品站在男性的视角，俯瞰女性及其周围的一切。在作品中，伴随女主人公出场的总是有那么一位或几位男性。男性并不是门罗关注的重点，她将全部的恩宠给予女性。这是她借以逃离男性注视之下的必由之路，然而这些人物的悲剧性在她的思索中就早已注定。

拉斯帕里克在《性别之舞》中认为，门罗“以女性主义者的探究方式操纵了地域空间，从而成功地展现了一个虚构的女性世界”。相比较而言，门罗作品中女性的内心世界更加丰富而敏感，她们经常会孤独地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被自己的幻觉激动和迷惑，甚至忘掉现实和幻觉之间的距离，把现实当作幻觉，用幻觉来对待现实。

（二）背景环境的影响

二十世纪60年代，国际政治形势和加拿大本国的形式都出现了有利于妇女运动发生、发展的趋势。随着欧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加拿大的经济也出现高涨的局面，为妇女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妇女的社会地位提高没有提高，仍然受到两性不平等的待遇和性别歧视。妇女内心隐秘的状况仍无法公开在大庭广众之下，因此门罗对妇女投去了深切关注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