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廉政建设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出现较为严重的腐败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制度和措施来遏制腐败，走出一条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廉政道路，关乎党的执政基础、执政能力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当前，我国廉政建设面临领导干部利益观念的增强与党风廉政教育失软、市场化改革的渐进式发展与法律制度存在漏洞、权力的易腐蚀性与权力运行机制存在缺陷等诸多矛盾问题。中国特色廉政建设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推进，坚持“人民民主”的理念，注重培育和发展清廉文化，对传统规范进行超越和创新，以多元化手段来增强反腐败的实效。

关键词：中国特色；廉政建设；人民民主；制度体系；创新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志码：A

一、加强中国特色廉政建设的时代意义

廉政，主要指政府工作人员在履行其职能时不能以权谋私，办事公正廉洁。廉政不仅是优秀官员的行政实践，更是人民群众的殷切希望，是时代前进的方向，是社会制度的科学发展。“政者――正也”，这是从政的规律。只有廉洁的人，才能做好从政的工作。中国特色廉政建设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关系到社会公平与正义，关系到中共执政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1廉政建设直接关系着党的执政基础。中国共产党是由8000多万党员组成的执政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主要依靠为数众多的党员来贯彻落实，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人的身份是共产党员，所以，党员干部的清廉程度直接影响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中国共产党不仅通过革命取得政权，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政权，今天，还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合法执政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然而，世界政党执政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政党如果不注重廉政建设，放任腐败滋生蔓延，人民群众最终会抛弃它。因此，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廉政建设，其目的就在于不断提高党的执政“合法性”程度，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2廉政建设直接影响着党的执政能力。党风廉政状况不仅直接影响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认可度，还影响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民众往往存在一种错觉：凡是公权力与民众之间发生了冲突，不加思考，往往认为公权力行使者必定存在问题，究其原因就是民众平时与某些执法部门打交道，“没有关系不办事、有了关系乱办事”，在民众中形成了对某些党员干部的不廉洁印象。在很多群体性事件背后，折射出来的都是某些党员干部的不廉洁问题。所以，广大党员干部的廉政状况直接关系到党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并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我们可以从苏共亡党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密切联系群众是执政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执政党的最大危险。这“两个最大”在苏联共产党兴与亡的历史中，都可以找到脚注。苏共解体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大地震”事件，让世界各国感到震惊，然而苏联人民群众对苏共垮台却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和冷漠，这其中折射出的就是：苏共由于未能一如既往地教育好党员干部廉洁从政，失去了密切联系群众这个执政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因此，苏共由于慢慢地失去了原有的执政合法性，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而彻底垮台。[2]从苏共垮台的历史教训来看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得出的结论就是必须加强中国特色廉政建设，坚持发扬和发展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不断提高执政能力。[JP]

二、转型时期中国特色廉政建设面临的现实困境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历史文化环境和政治体制，各国的廉政建设经验也存在差异，这在逻辑上意味着中国特色廉政建设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中国特色廉政建设必须放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加以探讨，而在发展的层面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在本质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换言之，中国的腐败问题不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产物，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是克服腐败的最终路径。同时，要看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刻转型，这一转型造成的结构调整和制度失灵客观上为腐败提供了空间，在旧的经济社会结构已经解体，新的经济社会结构尚未成型的动态变迁中，腐败成为了一个与发展相伴生的结构性难题。[3]但分析原因止于此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深入探究的是，在社会转型期，影响和制约中国特色廉政建设的深层次问题。[JP]

2市场化改革的渐进式发展与法律制度存在的漏洞。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和社会转型首先从农村发起，1978年至1984年，我国率先在农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5年至1987年，在进一步推进农村改革的同时，改革的重心转到城市，一场轰轰烈烈的市场化改革在全国各城市展开了。单单从市场机制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化改革一般要经历上百年，而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如果从改革开放算起，到今天也不过30余年。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一些体制制度性的漏洞给了不法商人和腐败分子营私舞弊的机会。产权制度、财政制度、建设工程项目公开招标制度、投资体制、金融体制、行政审批制度等项改革的滞后曾给腐败的滋生留下了很大的空间。[4]另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法制建设也相对滞后，急需制定或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进一步以法律形式巩固各项改革的成果，使预防腐败走上法制化轨道。但是也应当看到，在目前仍然存在产生腐败现象条件和土壤的情况下，希望在短期内完全彻底地把腐败现象清除干净，这是不现实的。

3权力的易腐蚀性与权力运行机制存在缺陷。英国的阿克顿勋爵曾说过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深刻揭示了权力的易腐蚀性。权力的易腐蚀性是由其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首先，权力是一种超越社会之上的力量。拥有了权力，掌权者就能做个人凭借自己的权利无法做到的事情，这是一种巨大的诱惑。由于有这种诱惑力存在，权力就有被滥用的可能性。其次，权力的“拥有权”和“使用权”相互分离。当今世界各国的人们一致认为，权力来自人民。但由于人口众多和社会结构复杂等原因，广大民众不可能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只能通过让渡的办法，把权力授受给少部分人，这实际上是国家权力的“拥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但由于人的自利性的存在，某些国家权力行使者出于追求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的考虑，极易造成国家权力的异化，即以国家权力谋取私利。最后，权力具有扩张性。法国著名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也就是说，如果对权力没有划定边界，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对权力进行约束，权力就会无限扩张，就会被掌权者滥用，从而导致腐败现象的发生。正是由于要制约和监督权力，从中世纪起世界各国都在努力探求科学的国家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机制。近些年来，我国各地、各部门深入推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革，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纵观我国权力运行机制，党和政府权力的边界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规范权力运行的法制建设尚待完善，权力监督机制还不健全，这给腐败的滋生提供了条件。

三、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廉政建设的路径指向

在转型仍在继续进行的话语背景下，中国特色廉政建设无疑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曲折的过程，其间蕴涵着复杂的变数和利益博弈。我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的廉政建设，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相应的规章制度，主管部门监察监督与人民群众监督检举相结合，照章办事，才有力度，才能健康持久地开展，并卓有成效。

3对传统规范予以超越和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理腐败经历了一个从道德反腐到制度反腐，从权力反腐到权利反腐，从重惩治到惩防并重的探索过程。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认识到制度反腐的重要作用。纵观国内外反腐败的经验教训也会发现，制度建设是防范权力腐败的根本，治理腐败问题必须筑起一道坚强的制度体系。制度体系并不是各种制度的简单相加，它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制度体系是由一系列具体制度构成的有机整体，各种具体制度之间相互协调、衔接和配合。因而，制度体系强调各种具体制度之间的协调性和整合性；另一方面，制度体系的内容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它不仅包括制度规则，还包括制度价值和制度生活。基于以上的认识，防范权力腐败的制度体系并不等同于单一的制度建设，它不仅包括制度规则的细化和完善，更包括制度价值的塑造和制度生活的培养。[7]所以，笔者认为，中国特色廉政建设在具体制度整合方面要有全局意识，注重制度的衔接、合理、严密性。制度体系通过制度的合力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合理有效的制度体系，会将事前规范、事中监督、事后严惩有机地结合起来，贯穿于权力运行的全过程，从而达到防止、减少或纠正权力运作过程中的异化行为，使腐败分子无机可乘。制度价值影响制度执行的效果，决定着制度反腐的成败。如果执行制度的人不按制度办事，或者没有这种意识，就会使制度架空而潜规则盛行，进而破坏制度本身的权威。因而，必须重视塑造公民与制度执行者的法治意识和制度意识，使其将制度规则作为行为的最高指南，切实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和神圣性。同时，各级领导干部还要具有制度生活意识，在具体的工作中要尊重制度，依法办事，依制度办事，杜绝违背制度的现象与行为。领导干部还要有自觉接受民众与社会监督的开放胸怀，努力习惯权力受到必要制约的生活。要重视制度的连贯性与权威性，坚决避免朝令夕改。

4注重以多元化手段来增强反腐败的实效。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8]马克思这番话告诉我们，进行中国特色廉政建设，就要抓住一个个具体的执政者：首先，要造就一大批富有朝气、能廉洁执政的新人。加大从优秀大学毕业生中招考公务员的力度，因为，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经过了几轮社会性的淘汰与筛选，大多有很好的政治和文化素养，一般都能胜任基层的工作，而且往往有所创新。其次，教育新干部拒腐蚀。教育新干部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新干部在廉政建设方面可能是一张白纸，但可以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教育培训新干部，比“治疗”有“病”的老干部效果要好得多。再次，果断淘汰问题领导。中共在干部选拔中提倡“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就是将廉政的标准放在考核领导的首位，在廉政方面犯错误免职或辞职的领导干部，如果重新使用，应当延长考察期，让他们付出高昂的腐败成本，这将会有力地促进廉政建设。最后，提拔问题官员者应负政治责任。这是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有力措施。我国封建社会在官员选拔、推荐的制度中，就规定被选拔、被推荐的人如果犯了罪，选拔者、推荐者往往不同程度地负有一定的连带责任。这显然是有利于防止滥用职权、选任亲信的一个好制度，对于今天我们进行有中国特色的廉政建设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参考文献：

[3]刘杰中国式廉政：道路与模式[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2∶33[ZK]

[5]江泽民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301[ZK]

[6]王佐书中国思想文化建设与发展研究丛书：廉政[M]北京：台海出版社，2014∶193-199[ZK]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ZK]

【责任编辑：闫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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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边疆治理中民族问题和区域性问题的各自特性、差异及内在统一关系，有效统筹边疆治理中的各种资源，充分将区域主义治理方式与族际主义治理方式结合起来，不断提高边疆治理体系的整体效能，进而达到“治理成本最小化、治理效能最大化”的边疆“善治”。 三在治理目的上，需构建“多元一体”“和谐共处”的现代化民族国家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自身发展和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关系。中华民族大家庭是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这一客观事实决定了“和谐共处”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要法宝，也是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随着边疆民族地区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进程不断推进，地域性、群体性的利益分化逐步加深，区域间人口流动性趋于增强，民族间居住格局更加交杂、经济依存度提高、文化互动日益频繁，加上全球化以及国家间地缘政治利益博弈常态化的影响，使得边疆民族地区民族间发展不均衡、族际关系紧张化、国家认同模糊化等涉及民族因素的民族问题呈现上升态势，也造成边疆民族地区区域间发展差距加大、局部地区暴力恐怖事件多发、跨国犯罪增多等区域性问题日渐凸出。

可见，边疆民族地区的民族工作面临的“新的阶段性特征”既包括日益复杂化、国际化的民族问题，也涵盖了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深化的区域性问题。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边疆治理背景下，应对这些“新的阶段性特征”既需要建构起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协作的立体化治理体系，又应坚持“依法治疆”的民主法治原则和综合治理理念，更需要不断将异质性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融入同质性的现代国民文化中，促进边疆少数民族的多元文化与国家主流文化的融合发展，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公民意识培育，使其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边疆少数民族的“民族梦”与中华民族伟大“中国梦”的有机统一，从而更好地维护边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边疆民族地区长久的繁荣稳定，推动“多元一体”“和谐共处”的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2][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王冠华，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1[ZK]

[4]周平中国的边疆治理：族际主义还是区域主义[J]思想战线，2008，3[ZK]

[5]李学保涉及民族问题的国家安全：内涵界定与政策选择[J]民族研究，2014，6[ZK]

[6][英]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吉登斯讲演录[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197[ZK]

[8]俞可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前线，2014，1[Z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