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理论逻辑

内容提要 马克思最初构想的共产主义是一个不同于市民社会的共同体世界。马克思这一社会理想的形成来自于对黑格尔“虚幻的共同体”和费尔巴哈“爱”的共同体的批判，具有哲学人道主义色彩。后来随着唯物史观的确立，马克思逐渐把对未来社会的理想与现实的社会矛盾运动结合起来，使其共产主义思想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本文按照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深入探析马克思早期共产主义思想形成的理论逻辑，揭示马克思构建共产主义理论内在的伦理旨趣。

关键词 市民社会 伦理国家 共产主义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7-0010-05

共产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论阐释在不同的文本中包含了不同的内容，内在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思想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探析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当前理论界普遍认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直接受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而产生的，忽视了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笔者认为，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最初思考是基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和批判，这使得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最初思考带有浓厚的哲学人道主义气息，而这不应该被看做是马克思理论“不成熟”的表现，应该说，基于哲学人道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为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本的伦理基调，马克思一生也从未放弃过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伦理诉求。

一 、“人的解放”视野下的共产主义

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在1844年的时候就彻底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向。①这一时期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思考主要体现在《德法年鉴》中的两篇文章，即《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在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提出了超越“政治解放”的“人的解放”理论，形成了对未来历史发展的最初设想。马克思的这一设想是在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明显受到了黑格尔思想的影响。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把市民社会作为精神发展过程中介于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一个伦理阶段。在黑格尔看来，近代市民社会就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②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0

9、197页。市民社会相对于家庭来说代表了差异、特殊和分裂。家庭作为伦理的实体是以直接的、自然的爱为基础的。人在家庭中不是作为独立的、以权利形式出现的个人，只是家庭这一共同体中的成员。所以，在家庭这一伦理实体中，家庭成员不是以实现单个人的特殊需要为目的，个人的欲望和自私的情感湮没在对家庭的爱、关怀和增益中。家庭要求其成员放弃单个人的特殊性，服务于共同的家庭所有物，与之相反，市民社会却是以承认和保护每个个体的特殊需要和利益为自己的原则。

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就是满足和保障个体特殊需要的一种组织形式和社会发展阶段。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实现自身特殊利益为行动的原则，其他人仅仅是实现私利的工具。正如黑格尔所说：“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其他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②追求个人欲望和满足私利是市民社会的内在原则，市民生活不再具有伦理道德意义，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只是外在的、工具性的。应该说，从康德以来的德国古典哲学就明确提出“不应把人作为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这一伦理主张，黑格尔延续了德国文化的这一传统，从精神层面上批判了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缺失，从宏大的历史视角揭示了市民社会存在的阶段性，从绝对精神运动的逻辑出发指出历史发展的下一个环节必然要弥补市民社会的伦理缺失。

针对市民社会现实的伦理颓废，黑格尔寄托于绝对精神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国家。黑格尔指出只有国家才能有效地解决市民社会自身组织方式的不足与缺陷，弥补市民社会“普遍伦理”的缺失。在黑格尔看来，当人成为国家的成员时，才克服了个体性的主体意识而与普遍的实体意志相统一。黑格尔所理解的真正的人不是特殊的、个别的、具有主体意识的人，而是具有普遍伦理精神的自由人。那么，在市民社会中自私自利的人要达到这样一种自由阶段必须要通过国家，通过参与公共事务才能实现。只有通过政治国家才能使人放弃自私自利的欲望，把个人的利益融入到一个代表普遍利益的政治共同体中，真正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缺失。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到国家可以通过不断地发动战争来团结人心，使个人不断摆脱私利的束缚，这反映了黑格尔对国家解决伦理问题给予厚望。

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反思和批判，从理论层面上恰恰反映了当时欧洲从传统的共同体社会转变为以商业为主导的近代市民社会所出现的一系列变化。对于当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青年马克思而言，同样要面对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矛盾和异化。马克思最初借助了费尔巴哈“类”的范畴来批判市民社会中的这一伦理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成为利己的个人之间相互瞒骗的场所，每个个体以自身特殊利益为目的，把类降低为手段，整个社会是一个传统价值伦理丧失的世界。可以说，青年马克思与整个德国哲学家们一样关注着市民社会中出现的价值伦理问题。马克思对于社会历史思考的逻辑出发点应该说是与黑格尔相同的。对于青年马克思而言，未来社会的发展应该是一个基于人性的道德完善的共同体世界。

对于市民社会中由于人的利己主义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对抗，费尔巴哈分析过原因，也给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费尔巴哈看来，宗教剥夺了人的类本质，宗教把整个世界分为想象的神的世界和现实的人的世界，人们在现实的世俗世界中为了私人利益无情地争斗，只能把对人本身的“爱”、“感情”寄托到宗教生活那里。那么，如何来解决世俗的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对抗呢？费尔巴哈主张通过对宗教的批判，揭示宗教的虚假本质，消灭宗教，使异化到宗教生活上的类本质、类生活，重新回归到人自身。费尔巴哈希望唤醒人类心灵深处的“爱”，把人本来寄托到宗教上的“爱”的情感拉回到人自身，使人由对“上帝”的“爱”转为对他人的“爱”，并以此解决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对抗。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中，指出人由于把类本质都寄托给了神而变成利己主义的人，在他看来“孤立的、个别的人，不管是作为道德实体或作为思维实体，都未具备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费尔巴哈：《未来哲学原理》，洪谦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85页。为了实现人的类本质，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生活，费尔巴哈认为必须消灭宗教，以符合人与人真实情感的共同体生活来代替现存市民社会中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生活。

可以说，费尔巴哈看到了当时市民的社会主要问题是利己主义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但是他主张用“爱”来扬弃利己主义，这明显地带有空想人道主义色彩。马克思最初承袭了费尔巴哈对于市民社会的批判，最初沿用了费尔巴哈描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类本质”这一范畴。但是马克思不同于费尔巴哈，马克思认为并不是因为宗教生活导致了世俗世界人与人的矛盾冲突，而是世俗世界本身内在存在着矛盾，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对抗，人们才会把对于类的情感寄托到宗教生活上去，把本应对待他人的爱奉献给了“神”。正如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时指出的：“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③马克思在否定费尔巴哈感伤的“人道主义”的同时，把对于市民社会批判从宗教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认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页。由此，马克思要进一步探索导致人与人之间分裂对抗的社会根源和性质，以及扬弃这一矛盾的条件和形式。

马克思在《巴黎手稿》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指出了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分裂异化的根本原因是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导致了人在生产过程中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最终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马克思指出：“在异化劳动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按照他自己作为工人所具有的那种尺度和关系来观察他人。”⑤在异化劳动中工人把生产活动看做一种不自由的活动，是替他人服务、受他人支配、处于他人强迫和压制下的活动，自己仅仅是工具和手段。由此，工人也就必然会以这样的尺度来看待他人，把他人的活动当成维持自身生存的工具和手段。由此，造成了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和分裂。

黑格尔所思考的“国家”不是真正的伦理共同体，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真正的联合，费尔巴哈的“爱”的情感不足以成为实现新共同体的现实动力，而现实市民社会中由于分工和交换所构建的人的社会性是异化的社会性。面对这些问题，马克思走向现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构人与人真正联合的共同体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从《神圣家族》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开始逐步转向了历史唯物主义，而这一变化充分体现在马克思开始重新正视市民社会中由于利益关系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联合。马克思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认识到把单个的自私的市民社会成员联合起来的并不是黑格尔所谓的“国家”，也不是费尔巴哈的“类”本质，而恰恰是“需要体系”和“利益需求”。现实市民社会中的人并不是理论构想的“原子”，不是所谓的抽象物，他的本质体现了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是现实中的分工和交换使人与人之间形成了联合的纽带，产生了密切的联系。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了费尔巴哈在社会历史问题上陷入了唯心主义，认为费尔巴哈仅仅把人与人的关系理想化为爱与友情的关系，除此之外，看不到其他。马克思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在现实的生产交换过程中所形成社会交往和关系，并且赋予了其历史意义。可以说，这个时候马克思已经抛弃了费尔巴哈“类本质”的语境，将由“爱”的情感所构筑的“类本质”作为社会关系中的物质活动来重新把握，把抽象的“类本质”转化为具有现实意义的“交往”、“交往关系”等社会范畴，这也成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重要环节。

从这样一个角度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好像又回到了最初思考的出发点，再次重新思考关于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因分工和交换而建立的异化关系。但是，此时马克思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不是停留在哲学的批判上，而是从现实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出发对人与人之间因分工和交换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给予了肯定。在马克思看来，虽然分工和交换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具有异化性质，但是它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的进一步解放奠定了基础。分工和交换是人与人之间联系起来的现实纽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并不是单纯从异化角度批判分工和交换，而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肯定分工和交换。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了分工从最初的家庭内部分工到世界范围内大分工的历史，并指出人们在分工的不同阶段形成了不同的交往关系，也就构成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马克思指出人与人交往的原初形态正是建立在性别分工基础上的家庭交往，是家庭成员之间为了生产与再生产而进行的基本交流和协作。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的扩展，形成了建立在整个社会分工和交换基础上的交往，即市民社会。正是分工和交换使人与人之间产生了相互依赖的关系，并且这种依赖关系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与交往是人类产生以来就有的活动，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起点，但是由于分工程度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交往形式，从而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形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与程度取决于生产力所导致的分工水平。这个时期的马克思已经把分工和交换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动因，认为分工和交换关系的发展为人与人之间真正交往关系的建立奠定了物质基础。当然，这个时期的马克思肯定分工和交换的历史意义，但并不意味着放弃之前的哲学批判。马克思最后还是指出，随着分工和交往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必将扬弃旧的异化的分工和交往关系，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必将由一种新的联合共同体社会代替旧的市民社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依据交往的发展水平形成了对历史形态的初步构想，即最初建立在家庭分工基础上的交往（传统共同体社会）――建立在社会分工和市场交换基础上的交往（市民社会）――消灭异化分工基础上的自由人的自主交往（共产主义）。这时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理论建构不是基于抽象伦理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而是基于现实社会物质生产及交往关系的历史演进。

从马克思最初共产主义思想形成过程来看，马克思始终是围绕着市民社会而展开的。马克思由最初对市民社会的伦理批判，初步形成了对未来社会发展的哲学展望，后来揭示了市民社会伦理缺失的现实根源，批判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理论构想，进一步认识到要解决市民社会问题，推动历史发展必须依靠现实的物质运动。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思考经历了一个辩证的过程，这也恰恰反映了市民社会本身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以商品交换为主导的市民社会使人与人之间陷入了利益的纷争，人成为维护私人利益的孤立的个人，陷入了伦理困境；另一方面，正是市民社会中充分发达的分工和交换日益地把所谓孤立的个人在更广泛地范围内联系在了一起，为人与人之间新的联合提供现实基础。马克思正是看到了市民社会中的这一对现实矛盾，一方面认识到要从哲学层面对市民社会进行反思和批判，揭示市民社会相对于人的本性发展而言是存在异化的社会；另一方面也认识到未来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停留在或者寄托于哲学的批判，而是市民社会自身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