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皖南上海后方化工小三线之旅

筹建红光综合材料厂

我在1966年7月到1985年5月近19个年头，除了1967年曾因病在家休养4个月和在1968年到1971年间被造反派揪回上海老厂批斗、隔离审查、下放劳动近三年外，先后在皖南上海后方化工小三线工作和生活了15年之久。

那时，女同志用热水在一只木制大脚盆里洗澡，室内用煤球炉生火取暖，不料有一次一位女同志洗澡时遭煤气中毒晕倒，吓得众人惊慌失措，幸经急救才缓过气来，险些酿成大祸。而男同志则常在厂边一条小溪流里洗澡，要一边洗一边用一根小竹竿扑打溪边杂草与流水，以防水蛇、蜈蚣、水虱和蚊虫噬咬，所以当时我们的生活非常艰苦。经过两三个月的辛苦劳动和不懈努力，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而生产用的原材料和设备仪器，也陆续从上海运来，于是便组织生产。开始生产的是试剂三酸（硫酸、硝酸、盐酸）、二碱（烧碱、纯碱），以后便生产如二氧化硅、硫酸锌、正硅酸乙酯等化学试剂，成品运总厂销售。有了收入，情况改善，有时还可以做到自给自足，大家都很开心。

上纲上线

厂情况报告竟成“文字狱”

不料在1971年3月，总厂革委会政工组组长召我谈话，要我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文化大革命”，说我的历史问题已全部查清楚了，是一般历史问题，今后不用再担心了，应该感谢党和造反派，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要服从党的调配，回后方工作。我不愿，但经不住施压，我不得不去。回到红光后，我怀着抵触情绪，离厂已多年，且已交权，现厂已有新的领导人，我这次是回来劳动改造而不是来当领导的，我已是一般职工，不应再搞任何管理工作。厂领导和军代表虽数次劝说，我都不听，置之不理。于是我每天上午骑自行车或踏三轮车去屯溪为食堂买菜，回来后在食堂帮厨洗菜烧火，有空时便下小组和工人一起参加试剂生产和成品包装工作。在分析员缺勤时，我便代做成品质量的检验和进厂原材料质量的抽验工作;下午没事，就拿了一把小铁锤，下车间敲铲设备与管道上的铁锈，涂刷油漆，做设备维护保养工作。只认真劳动，不问厂事，自由自在，身心反倒愉悦。直到1973年9月，上级经过调研，觉得在后方搞化学试剂确实不起作用，派不了用场，没有必要再存在下去，而那时上面已决定把原来搞后方小三线的方针“发展山区经济，保存技术精华”改为“从备战出发，以军工为主，发展常规武器”，化工局已计划在皖南东至县香隅镇筹建一个新的生产火炸药等军品的化工基地，已在加紧建设，于是决定红光厂也随树脂、涂料等厂停产停建撤销，把厂移交给后方另一单位――红旗（跃进）机械厂，改由该厂安排生产。红光厂的一部分人员即调给红旗厂，我和其他人员转去新建的皖南东至县上海后方化工小三线的下属军工单位。1974年3月，我到了东至，即去上海后方化工公司（对外称四分部）报到，旋即被留下安排在四分部工作。由于我过去在试剂总厂和后方红光厂有较好的工作表现，公司领导很信任我并予我以重任，要我担任总管全公司生产、技术、运输调度，以及生产技术规章制度的编制工作等，我慨然允诺，从容应对。暇时便常去下面工厂作调研和业务技术指导，走访了后方十多家军工单位。在公司领导去沪出差，公司没头儿时，我便补缺代理主持工作。由于工作尚能称职，最后被上级任命为后方化工公司的副总工程师。而这时我的妻子、女儿和从部队退伍回来的两个儿子也先后调来后方被分配在下面几个厂里工作，儿女们也先后在后方成家，生儿育女，我们的户口也从上海和无锡迁来，从此我结束了二十多年来的两地分居困难，全家团聚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其乐也融融，所以我在那里工作虽是繁忙辛苦，但精神上很愉快，决意把余生献给伟大的小三线建设，并做一个真正的安徽人。但从1980年起，后方化工小三线无任务，已处于停工和半停工状态，我三个儿女及其爱人已先后借往上海工作，我也在1985年5月调回上海。局指示我不要去老厂而调去上海吴泾化工厂技术开发室当一名研发新产品的工程师，后被市局评为高级工程师，直至1989年7月退休。

后方化工小三线撤建移交给安徽省地方后，按照政策，职工及家属可以回沪的全部回沪，我全家符合条件全部回沪定居。从此，我全家又从具有临时户口的安徽人成为新上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