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降太极拳的思想流变研究
摘 要：对太极拳的工具理性进行了归纳分析，太极拳的工具理性实际上是科学技术发展和人类理性观念的产物。当今太极拳发展表现出强烈的工具理性，是太极拳发展过程中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更是太极拳保持鲜活生命力的重要支撑。明清以来，太极拳由生活需要的乡间把式，到社会需要的政治工具，最后是工具理性的科学价值回归。这种思想流变的文化内因是太极拳浓厚的儒家入世思想表征：达则兼济天下的扬“礼”而立、君子无所争的天下情怀；历史动因是特定时期的国难当头：蛮夷之扰到西方殖民者入侵的转变、鸦片战争的国弱民疲、武以图存的政治选择、武术改良的导火索。
关 键 词：民族传统体育；太极拳；思想流变；文化表征；工具理性
A study of the ideological evolution of Taijiquan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CHANG Zhao-ya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iton，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Jiaozuo 454000，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collated and analyzed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of Taijiquan， which is actually the product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rationality ideas. Taijiquan development nowadays shows intens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s an indispensible historical stage in the process of Taijiquan development， also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aijiquan to maintain its vibrant vitality.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aijiquan evolved from folk martial arts needed by life， to a political tool needed by society， and lastly to the return to scientific value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s for such an ideological evolution， its cultural intrinsic cause is Taijiquan’s keen Confucian world philosophy representation： a world sentiment that says custom will last if successful and gentlemen should never fight for anything； its historical cause is national crises in specific periods： changing from Barbarians’ harassment to western colonists’ invasion， nation weakening and national wearing out during the Opium War， political choice of survival by fighting， the blasting fuse of Wushu improvement.
Key words：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Taijiquan；ideological evolution；cultural representation；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明清以来，太极拳思想走过从转型到成型的发展历程，尤其在民国时期得到了空前发展，有人评价说：“盖此时代为太极拳之黄金时代也。”[1]而这一历史时期中国整体却处于发展的低谷，空前的内忧外患，反映在太极拳上就是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联系。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在舶来文化的影响下，太极拳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并完成了平稳过度。太极拳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其思想发生了何种变化值得探究。尤其是在中国整体发展的滞后期却成就了太极拳的繁荣昌盛；新中国成立后，太极拳又反应迅速地作出调整，由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发展，并迅速扩散。
1 太极拳思想流变的文化内因
1.1 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入世思想
儒家关注的是社会、人伦日用，自汉以来一直积极、主动地为统治者提供治国之道，其目的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维护国家安定。儒家思想就是一种方法论，直面社会提出了强烈的务实思想，积极、入世。特别是儒家在“礼”的规范下，强调个人成功是为报效国体，就是“达则兼济天下”。受儒家思想影响，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和法制的主体就是“为国以礼”、“为政以德”[2]。儒家这种“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实质就是一种入世而为的意愿表达。
“礼”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儒家思想的哲学思维也以“礼”为根本宗旨，尤其是我国封建社会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礼”已经积淀成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个体无意识和文化心理结构。由“礼”之规范强调为国之道，实质上是儒家思想切入国体政治的一把“利刃”，换言之，是儒家积极入世的实体文化。 太极拳文化对“礼”文化的吸纳可谓是深入骨髓。太极拳拳学思想追求以柔克刚、以静制动、舍己从人、贵和求圆等技击理念，都是在“礼”的规范下进行，与儒家思想强调的“尊礼尚仁”哲学思维契合。“后人发，先人至”、“发人而不伤人”、“舍己从人”等理念，体现太极拳尊重人、爱人的道德属性，“舍己从人”更是体现了太极拳与人为善的和合思想。一言以蔽之，太极拳扬“礼”而立是儒家“达则兼济天下”入世思想的具体体现。
1.3 君子无所争是太极拳儒家入世思想的文化表征
文化是一种或多种表征，没有表征也就没有文化[3]。文化表征是真正的历史叙述[4]。太极拳作为一种文化，理论上亦可用表征理论叙述，关注太极拳的文化表征，就是叙述太极拳的真实历史，梳理太极拳文化的根脉。
儒家学说本质上是世界的，他们常有“天下观念”，超乎国家观念之上。他们常愿超越国家的疆界，来行道于天下，来求天下太平[5]。这样的一种“天下观念”被冯友兰[6]解释为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的归因，“中国人缺乏民族主义是因为他们惯于从天下即世界的范围看问题”。在孔子看来圣人的伟大之处在于信封天下为公，追求世界大同，靠仁德统一天下，而非霸权主义，穷兵黩武。
考察儒家是如何实现“天下情怀”的政治抱负，可以发现，儒家的最终落脚点是在“修身”。《孟子・娄离上》讲：“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因圣人、贤人属于个例，为了达到修身的目的，儒家对普通众人提出“君子”观念，且对“君子”提出了系列要求标准。研究更关注儒家提出的“君子无所争”，这一思想与老子的“不争”、“无为”有着质的区别，但对中国太极拳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受产生时期文化背景的影响，儒家思想对太极拳拳学思想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尤其“君子无所争”的天下情愫，对太极拳产生了文化迁移。如，儒家讲“内圣”格物致知，而后“外王”治国平天下，而《太极拳论》讲：“由着熟而渐悟懂劲，由懂劲而阶及神明”，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再如，太极拳吸纳儒家“中庸”思想，倡导“过犹不及”，以“天道尚中”为圭臬；又如，太极拳以“仁者爱人”为行为规范，在试拳过程中要求“化而不发，发而不放”，避免了严重冲突，也达到了切磋技艺的目的，太极拳“为仁”的思想范式与儒家仁德统一天下的思想趋于同理。太极拳讲“舍己从人”之道，是对儒家“天下为公”思想的借鉴。
1.4 儒家入世思想决定了太极拳与时代“逐流”
太极拳的诞生是在明末清初，真正成熟期是在清代。满清时期，儒家思想得到统治阶级支持，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太极拳思想理论体系的成型，难免被渗透并渲染上浓重的儒学色彩。孔子讲“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大同思想是以调和各阶级矛盾，调整各阶级利益为根本目的[7]。儒家思想中的“内圣外王”、“中庸之道”、“舍己从人”等，都体现了儒家的入世思想，这种入世思想也是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一直占据政治舞台并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作为政治统治工具，儒家有着机动、灵活、善变的特点，有着与时俱进的先进性和可持续性，能够紧跟时代步伐而“与时逐流”。太极拳的诞生虽然较其它武术拳种流派晚了千百年，但却在其它武术流派固守传统的时候，提前实现转型。所以，直到今天，太极拳似追逐时代的弄潮儿，在武术整体显得孤零凋敝的时候依然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在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播。究其原因，正是由于太极拳充满时代的正能量，不断改善自我、更新自我、完备自我，才有今天的盛况。
2 太极拳思想流变的历史动因
2.1 从蛮夷戎狄民族矛盾到西方殖民战争的转变
“蛮夷戎狄”泛指华夏中原民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古代“和亲”政策告诉我们，鸦片战争之前华夏民族对外战争的对象主要是“蛮夷戎狄”。鸦片战争使中国战争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战争的主要矛盾不再是中原民族与“蛮夷戎狄”之间的利益纷争，战争的矛头开始指向有着坚船利炮空前强大又带着血腥味的西方殖民主义者。
东西方战争对弈的过程中，西方的洋枪洋炮使中华民族饱受苦难。国人对战争实体和战争思想有了重新认识，冷兵器开始淡出主战场，热兵器实现了武术“隔空打人”的梦想，成为战场的主导。由于生存土壤的质变，中国武术（太极拳）的思想遭受冲击，武术（太极拳）思想是要固守传统技击还是和时代接轨，决定了其未来的发展命运。
2.2 鸦片战争后的国弱民疲
面对着国弱民疲的现实情况，清政府已毫无治国方略，“软弱”和“无能”成为政府的“代名词”。政府无望志士当为，一些开明之士就“民疲”问题提出了效法西方体育的观点，并寄希望以此图强。但因为对国家经济情况估计不足，加上盲目学习，推广受阻。此际，人们再次发现了国术（太极拳）存在的价值。国术不受经济约束，不拘贫富，不拘忙闲，随时随地，皆可练习[8]。国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西方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另一方面，促进了传统体育尤其是武术（太极拳）的广泛开展。
2.3 “武以图存”的政治选择
在清末民初之前的中国发展史，很难找到一个提倡民间武术发展的朝代，“侠以武犯禁”的思想始终是对统治阶级的警示，清朝建立初期亦是如此。但清末外敌入侵突然发生改变，国势急剧衰微，加之政府无能，如义和团等民间武术团体自发而生，并试图担当“扶清灭洋”的重任，这是武术人的豪情壮志使然。在清末民初武术还得到了各界人士认可，认为武以图存是国家抵御外侮的政治选择。此时武术存在的价值已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搏击，而是融入了体育的内涵，以武图存更多意义上是改善国人羸弱的体质，洗脱“东亚病夫”的侮辱，是国家图存的政治需要。
太极拳较早适应了国家的政治需要。太极拳家陈鑫是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岁贡，虽因官运不佳而悔为官，但他的学识足以在国家政治图存之际率先觉悟。“上可为国家御贼寇，下可为筋骨强精神”，这是陈鑫对当时太极拳的定位。到了民国时期，更是出现了一批文武兼备的太极拳名家，他们深知国家政治图存的需要。吴图南说：“倘自今以往，国人能全体一致，提倡国术，不出十年，国民体质均可强健，则健全之国家，亦可因之而产出。” 2.4 武术改良的导火索
在武以救国政治目的驱使下，武术改良在政府要员的督促下悄然展开。武术改良其实是以民国时期马良的“中华新武术”为标志。在武术技击功能遭遇科技力量挑战的时候，武术必须作出变通。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中央管理的“真空时期”，千年帝制的终结与民治的初始，赋予了中国人前所未有的宽松与自由，武术空间不再是政府管制的地带，武术人可以“肆无忌惮”开发武术的新价值，改变武术生存的状态，探索武术的未来；同时，也在战乱丛生的民国时期使武术为国家尽职尽责，实现武术的工具职能；亦可在土洋体育争论的时候，增添与西洋体育分庭抗争的砝码。
在武术改良方面，太极拳较早展现姿态、摆明立场。民国时期的武术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在武术整体发展遭遇热兵器挑战的时候，高级知识分子加入到太极拳练习人群，太极拳高水准的理论著作大量涌现，这恐怕与太极拳思想观念的快速转变不无关系。
3 太极拳思想流变的总体态势
在马克斯・韦伯[9]看来，工具理性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随着社会文化发展，工具理性逐渐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工具理性被看作是科学技术发展和理性观念演变的产物，人类理性也因此被归结为数学的可计算性、逻辑的形式化和机械上的可操作性[10]。工具理性的教化极大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社会经济也因此而飞速推进，人类物质生活不断丰富。
但是，工具理性也是一把“双刃剑”，随着西方社会进入后现代阶段，人的“物化”日益严重，人文精神逐渐萎缩，出现了反理性主义思潮，工具理性在西方开始遭受批判和抵制，伦理、道德、美学、宗教等人文精神作为价值理性被重新拾起。价值理性拾遗并非是对工具理性的否认，而是对工具理性的再认识。大多研究表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是互为存在基础和条件的。价值理性的实现以工具理性为前提，否则价值理性就成了纯粹的臆想，再好的事物也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工具理性又不能凌驾价值理性，否则就会因人文关怀缺失而造成个人本位膨胀、拜金主义、道德滑坡等人性扭曲现象。因此，一种文化现象的成败取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
3.1 太极拳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表现
太极拳的工具理性是太极拳科学技术发展和理性观念演变而成的相关产物。可以归纳为按照现代西方体育的规则、标准，将太极拳技术的标准化和健身机制的科学化两个大的方面。技术的标准化体现在拳式的角度、弧度、高度、难度等技术指标进行规范和统一，以及太极拳技击方法手段的具体标准和尺度，对技击的力量、速度等参数的计量。健身机制的科学化体现在利用现代生命科学的仪器和理论方法解释太极拳的健身、强身机理和功效。
按照价值理性的概念，可以把太极拳的价值理性归纳为太极拳的伦理教化、宗教寄托、传统生命观等方面。如，太极拳最初作为家族式传承，有着严格、保守的传承方式；有着教人向善、对人谦和的严格门规戒律，以及礼仪为先的教化内涵；太极拳有依道家、儒家等学说而存在的精神寄托；太极拳有敬畏自然以求天人合一的生命观等人文属性。
3.2 太极拳文化对工具理性的诉求
由于历史现实与西方的巨大差异，目前在我国尚不是完全批判和扼制工具理性的时候，况且，工具理性优先的地位在西方学术界仍不可动摇。我国传统文化人伦道德占据核心地位，且早熟的宏观整体把握世界的智慧，表现出价值理性过剩而工具理性先天不足。工具理性的调适就是要把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建筑在科学的认识规律基础之上，正在成为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传统文化的必修之道。
具体考察太极拳文化，由于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太极拳文化把天人视为同源的关系，追求崇尚自然、效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终极理念，生命感悟的经验主义是太极拳思想的主导。随着价值理性的过度膨胀，太极拳文化就会背离唯物主义思想，走向虚幻的极端，甚至出现了荒诞不经的假托神仙之说；另外，太极拳的一些理论甚至超越了人类运动生命机理的基本规律，最终在科学技术面前成为太极拳发展的主要障碍。倡导太极拳的工具理性是要弥补太极拳文化的先天不足，紧跟时代发展需要，靠科学的理论指导太极拳文化的健康发展，最终实现太极拳文化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就此而言，太极拳现阶段积极发展工具理性的功效，是迎合了社会的需要，虽然有追求功利性的直接目的，但却是太极拳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
3.3 太极拳思想流变三步曲
1）生活需要（明末清初至1840年）。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太极拳的发展也表现出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发展特点，武术习练也仅仅是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如预防疾病、看家护院、走镖营生等。太极拳的习练松散自由，田间、村头、个人庭院，甚至是房前屋后都是习练场所。传承方式以家族式传承或师徒制为主，习练时间也大多在农忙间隙。
太极拳早期作为武术拳种，不乏技击的功效。陈氏太极拳家陈长兴以保镖为业，走镖山东，在武术界享有盛名。他在戏台前看戏，站立在千百人中，无论众人如何推、揎、拥、挤，脚步丝毫不动，凡近其身者，如水触石，不抗自颓，时人称为“牌位大王”。其子陈耕耘拳艺精湛，子承父业继续走镖于山东，历时10余年，所遇盗匪皆畏之，鲁人立碑叙其事以为纪念。
2）社会需要（1840―1949年）。
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打破了中国社会的封闭状态，农村经济的破产也导致了武术村社的解体。但人们习武的热情并未消退，而是以更加成熟的体制存在，在城市中开始出现功夫馆、武馆等。并且，该时期的武术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如太平天国、义和团等，武术成为了这些组织开展斗争的工具。这些武术组织是经济冲突和民族矛盾的产物，武术也因此被蒙上了政治面纱。
另外，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均提倡尚武精神，希望以武救国、以武图强。康有为认为“当列国争强之世，尤重尚武”，并要求光绪帝断发易服，以提倡尚武之风。梁启超更是认为“尚武”是新国民的特征之一，并撰写《中国之武士道》来宣传尚武精神，以尚武精神激励国人，改造中国重文轻武的国民性。谭嗣同则身体力行，自幼习武，曾拜津门武术家“大刀王五”为师。此外，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备受国人关注，不少人认为日本的崛起得益于武士道。到了民国时期，武术被改良作为兵操，全国各地成立国术馆，武术更是作为统治者的工具被搬上了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