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电影发展之路探索

国内电影发展之路探索 国内电影发展之路探索 ：视觉文化研究 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分析 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风格

国内电影发展之路探索 文章来自3edu教育网

新世纪之初的中国电影因为遭遇WTO而不得不比较深入地踏入了市场化进程。建立统一的国内电影市场、培养真正市场化的电影经济主体、承认电影作为产业的属性、发挥市场在电影产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允许甚至鼓励各种资本进入电影产业、改革电影审批制度、采取促进电影产业振兴的政策和措施、允许以市场化运作为核心的香港电影全面地进入内地电影、电影各领域中引入海外市场化运作的电影资源态势总体上呈现出开放和扩大等都将市场力量从电影计划体制中释放出来,市场于是真正成为中国电影主导性的力量之一。电影市场力量的形成构建了中国电影完全崭新、独具特色的格局。第一,就电影领域而言,市场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电影市场已经包括资本、制作、发行放映和后产业等在内的整个大电影产业领域,市场也成为配置电影所有资源的手段。

第二,中国电影的市场化改革没有采取新自由主义的路径和目标,而是计划体制在有步骤,并希望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培育着市场力量,也意味着市场力量并非完全通过自发性的竞争逐渐形成,难以足够强大到构成比较全面性的电影运作体制。第三,缺乏市场配置资源必要的制度和规范保证、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太大、市场风险复杂而充满不确定性、市场的价格机制扭曲无法反映电影产业资源配置需要,导致中国电影的市场配置的效率是不充分的。第四,民营企业和国营企业尚未构成市场中的平等竞争主体,即使是形式上的平等也没有得到法律的保证。市场之手难以在这两类企业之间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并促进两者形成市场化的竞争格局。

第五,中国电影的利益分化和利益冲突已经不再是此前的体制内微观经济体之间的冲突,而是市场与传统体制之间、市场性主体之间、国内外电影经营主体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需要通过市场自身的资源配置机制和相关的制度规范来加以调整,加上中国电影已经成为全球化的电影市场,电影计划体制根本无法覆盖如此广泛的电影市场,更无法有效地调节电影资源的配置,中国电影已经进入了市场环境中的政府管理阶段。电影作为商品与电影作为文化的关系中国当代电影史上电影作为商品与电影作为文化的问题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新时期之初的中国电影关心的或许更是电影作为艺术和电影作为政治意识关系问题,而其表现则是关于电影本性、电影的现代性、真实性、人性等问题的争论。这些问题上的争论和实践则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新时期之初中国电影的短暂辉煌。

主流声音将电影追求票房、商业化视为堕落、庸俗化和低级趣味。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人文电影和先锋电影的市场危机、娱乐电影的热映、法兰克福大众文化批判引入中国、中国批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中国电影创作的主体依然是重视电影的人文和艺术价值的三代电影人,塑造了关于电影作为商品还是作为艺术的争议,而其曲折的表现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电影娱乐性争论,人们甚至提出了电影娱乐功能的基础地位和娱乐片的主体论。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电影娱乐性质的争论当然不是单纯的电影性质争论,更是政治意识形态、电影艺术、电影市场和海外电影力量几者在中国电影领域的一次对话和较量,也是当时人们视野中一次关乎中国电影的命运和发展道路的争议,其潜藏的是中国电影走艺术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之路还是接受电影的娱乐化、商业化的道路,而支持电影娱乐基础性质的陈昊苏因此离开广电部副部长的结果则意味着后一条路径选择的搁置。20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影响,加上进口分账影片的引进、经济利益成为电影行业重要诉求等,强化了电影的商品性存在特点。

在中国电影商业性质分量加重之时,一场人文主义争议也出现在中国文化之中,后现代主义也成为中国文化和思想界的流行风。这些现象共同作用于中国电影,直接将电影作为商品还是作为文化的问题推到前台。尽管两者之间并非截然不同,但商业和艺术性质的先后主次不同却根本上决定了电影的发展道路。不同于在上世纪80年代的娱乐片争议的意识形态性质和限制在文化场域之中,在上世纪90年代的商业与艺术争议是一场关乎到中国电影整体生存的争议,即中国电影是否以商业化与工业化方式运营的争议,也是体现了电影商业美学和电影艺术关系方向的争议,是从意识形态之争向电影的艺术与商业、人文与商业争议转化的重要体现,开启了后来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的问题域。

中国加入WTO谈判中的争议则是全球性的电影作为文化与作为商品的争议在国家政治和文化层面上的体现。于是新世纪以来的电影作为艺术和作为商业的争议就包含着三个关键性内容,即电影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与电影商业化、电影艺术和电影商业美学、电影民族文化与电影商品全球化之间的冲突。国家接受、认定电影作为一种产业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保证了电影作为商品的属性,再加上主旋律电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政治意识形态和电影商业美学的结合,都激化了电影艺术和电影商业美学之间的冲突更加激烈。很明显,中国电影作为文化和作为商品的冲突在新世纪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发展路径选择的重大问题,是一个关乎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电影文化多元化、电影国际竞争力、国家电影政策和电影管理、民族电影保护等一系列事关中国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的重大问题。

3)民族电影与全球化的关系中国电影市场与规制、商品与文化的问题因为遭遇到全球化(尤其是好莱坞)与民族电影冲突问题而更加复杂,而后者的出现也使中国电影发展路径的选择发生变化,并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选择起点。中国电影在封闭状态中运行时,虽然有同海外电影的交流,但基本上是独立运营的计划体制。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通过进口电影、合拍电影、参加国际电影节等扩大了海外电影对中国的影响,其中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通过与40多个国家合拍200多部影片在中外电影之间架起了桥梁。但海外电影尚未充分影响中国电影独立封闭的运行。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因引进分账大片支撑中国电影票房、允许海外资金进入某些电影环节、合拍片数量和影响大幅提高、海外电影通过更多的展映窗口进入中国市场等,从根本上撼动了中国电影封闭的管理方式,将中国电影带入到全球化之中,形成了通过引入自由市场以突破计划体制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力量与计划体制力量之间的利益冲突,形成了海外电影与民族电影之间的竞争性关系。中国电影需要全球化的电影资源支撑中国电影发展,甚至中国电影的存在,并通过引进大片以间接促进中国电影制作水平。

但中国电影又希望通过各种体制、管理措施和机构设置等将全球化影响控制在计划体制可以管控的范围内。当然,全球化并没有完全被控制在计划体制之内,尤其是那些通过全球化力量走向国际电影节的电影,更是显示了中国电影管控体系在全球化电影力量面前的有限性。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入WTO并履行相关承诺,电影全球化要强行打开中国电影大门并将中国电影纳入到全球化体系中,重构中国电影的工业、市场、管理、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等,中国电影与全球化关系就从以全球化救民族电影衰败之弊转向了要在全球化中保证民族电影的生存与发展了。这种转向从六个方面影响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中国需要改变电影管理方式,通过制度、政策和措施等建构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做大中国电影市场,接受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之一;中国电影逐渐成为全球电影力量争夺的重要市场,全球电影力量在中国电影市场中与中国电影展开了复杂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全球化重塑了中国电影的利益关系,特别是海外电影资源常常通过与国内有实力的民营电影企业之间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保护民族电影、保护民族电影产业、鼓励中国电影“走出去”等成为中国电影选择发展路径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电影的全球化力量与中国电影之间是一场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较量;比较新自由主义完全主导了拉美等国全球化和民族电影的关系、国家几乎丧失了对电影市场的规制的现象,国家依然是中国电影中直接的、强有力的建构者,通过电影政策法规、行政管理、国有企业、财政税收、资本市场等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中国电影,尤其是国家对电影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控制依然非常严格。

回顾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市场与规制、电影作为商品与电影作为文化、全球化与民族电影这三大关系由中国电影计划体制中衍生出来,并在不同的阶段成为影响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性关系,而这三大关系在新世纪共同激化、汇流,构建了中国电影新的利益格局。第一,电影的利益分化更加突出,政府/市场、国营/民营、商品/艺术、中国/外国、民族电影/全球化、中央/地方、投资/制片/发行/院线、全国市场/地方分割、政治意识形态/艺术/大众文化、行业壁垒/跨行业市场、垄断/竞争等,各方都在建构着中国电影利益格局,也在其中表现自己的利益要求,这些都影响着电影发展路径的选择。第二,中国电影票房规模快速发展,在2012年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票房国。中国电影的市场规模肯定会加剧中国电影的利益冲突,尤其是会强化海外电影进入中国电影市场、以获得更多利益的欲望。

中国电影产品的有效供应依然不足,依靠几部影片支持整个国产电影票房的局面多年未改,无法满足中国电影市场规模快速发展的需要。国产电影品牌价值建设滞后,比较海外电影、尤其是好莱坞,国产电影塑造观众观影心理、消费习惯、价值观和忠诚度的能力较低。第三,尽管中国商业电影文化已经有所发展,艺术电影最近几年也有一定程度的丰富,但中国电影文化多元化依然受到严格的限制,电影的多元培育和发展的空间还是十分有限,普适性文化价值缺席,艺术电影特别是试验性电影依然得不到社会、市场和政府的充分支持,以致中国电影文化不能充分支持中国电影发展的需要。35第四,在跨媒介经营已经成为媒介竞争力建构的核心、新媒介技术已经决定性地重构了媒介产业时代中国媒介行业的政治壁垒依然森严以至跨业媒介经营困难,中国电影跨国资源整合依然未能充分展开,国有电影企业在政策保护、政治意识形态责任和利益诉求等多重力量作用下,经济效益和竞争力双双走低,非电影业经营成为其重要方向和收入来源。

电影收益渠道狭窄、电影产业链难以做大、电影企业规模较小等导致中国电影投资成本太高和风险控制能力较弱,中国电影依然局限于国界之内。

三大关系激化及其所构建的新世纪中国电影现实将中国电影推到了必须选择发展路径的阶段,也决定了中国电影发展的路径选择。那么,需要选择什么路径才能促进中国电影的发展呢?在中国电影发展路径选择中,民族电影和市场化是当前人们颇为重视的两条相互交织而又彼此冲突的路径。

1)中国电影发展的民族电影路径民族电影道路作为中国电影发展的路径选择,是一条以民族电影/全球化为主导问题、包含着文化/商品与规制/市场问题的发展路径,是在中国电影遭遇全球化语境时以强调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强调民族电影产业独立性和竞争力的发展路径,是在中国遭遇以好莱坞为主导的电影霸权的压力之下而采取的抵抗性电影发展战略。在如何发展民族电影方面,中国电影通过民族文化、产业化、市场化改革和相关的国产电影支持和保护措施,以图提高民族电影竞争力。民族电影之路强调民族文化在电影中的核心地位。新世纪之初讨论与建构民族电影之中,人们就强调民族文化作为民族电影的核心内容和基本限定,即使人们在构建全球化语境中中国电影开放性观念时,即使中国大片中的民族文化表现混杂性,甚至被论者认为具有重大价值问题时,民族文化依然被视为中国电影的基本限定。

人们甚至从各种己被世界认可和市场接受的华语电影中寻找民族文化的核心作用与具体影响。民族电影的发展路径设计也强调国家对电影的支持和保护。虽然人们在讨论民族电影时认识到甚至赞同民族电影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改革取向,但也强调国家通过财政税收、法律规范、行政管理、电影公共基金、金融信贷、投融资鼓励等方式保护民族电影。国家也通过改革和国家电影战略鼓励民族电影市场的发展,并通过配额制等保护了民族电影。

民族电影的发展路径显然要依靠共同体假设。无论是国家共同体还是话语共同体, 国内电影发展之路探索 国内电影发展之路探索 ：视觉文化研究 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分析 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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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中国电影的发展路径设计中都假设了某种具有共同地域与共同文化的共同体或者将某种具有共同传统、共同文化、共同族群皈依的共同体,将这种共同体作为民族电影战略的支持,甚至提出回到文化原点以保证民族电影的主体性和共同体认同及其对民族电影的支持。民族电影发展路径选择支持者并不否认中国电影产业化和市场化改革,但他们将这些改革视为促进电影资源配置的效率和产业组织形态的改进、以更好地发展民族电影的手段。在建构民族电影发展之路,中国电影也通过研究、考察、参照海外民族电影,尤其是韩国电影发展模式来探索中国民族电影之路。在人们看来,中国民族电影发展与韩国民族电影的发展道路有很多类似之处,如都遭遇过民族电影衰落期、都曾经历过严厉的审查制度、都是儒家文化圈、都要面对全球化尤其是好莱坞电影的压力、都要实现民族电影振兴、都走上了由衰而盛之路等。

韩国电影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因为威权政权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美国压力下开放国内电影市场等而突然跌入低谷,国产电影国内票房比例在上世纪90年代初跌至15.9%左右。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金大中在竞选韩国总统时,把韩国民族电影振兴作为重要议题。此后韩国政府也通过鼓励大企业投资电影、要求院线每年保证146天放映国产电影、放开电影规制、设立影像产业振兴院等机构、出台电影振兴法、创设电影基金、将文化产业作为国家的核心产业、将电影产业纳入风险投资行业、国家创设各种投资担保机制以保护电影投资、鼓励韩国电影出口、创办釜山电影节以促进韩国电影交流、采取大片策略、形成以黑帮片与青春浪漫片等为代表的类型片、打造超级偶像等,振兴了韩国电影。正是韩国政府的诸多制度性支持为韩国电影振兴奠定了基础,促进了韩国民族电影的振兴,扩大了韩国电影市场和资本对电影的参与,培养了韩国观众对国产电影的兴趣和信心,尤其是在韩国电影可以成为好莱坞电影的替代性产品时,韩国观众的文化偏好明显支持国产电影。与此同时,韩国大财阀和风险投资进入韩国电影领域,一举改变了韩国电影投资不足的局面,从根本上保证了韩国电影的振兴。

韩国在电影方面的社会团结则是保护韩国电影在同好莱坞电影竞争时获得成功的重要基础。韩国电影的成功不仅激发了中国电影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兴趣,而且引起了中国电影管理者的关注。新世纪以来,将韩国电影作为参照就一直是中国电影中颇为突出的声音,饶曙光就在比较了法国电影之路和好莱坞电影之路的不同之后,将中国电影在好莱坞压力下的发展道路归结为重电影艺术的台湾道路和重产业化与商业电影类型的韩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