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视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的嬗变
中国影视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的嬗变 中国影视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的嬗变
中国的影视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女性意识,从无到有,同样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女性意识是一种性别立场,它只是对女性性别身份的一种强调,是女性对自身性别与男性不同所造成的各个方面差异的一种自我意识。影视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的从无到有、从懵懂到觉醒,是社会发展的折射。20世纪20年代受到“五四”运动影响,一些知识女性开始觉醒,但这一时期的影视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是完全没有独立意识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女性开始与男性一样参加社会工作,并受“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那时活跃在银幕上的女性形象多是一些失去了性别特征的“铁姑娘”形象。这些女性已意识到她们与男性一样被赋予平等的权力,但是这种平等意识并不是真正的女性意识,这些女性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处于有别于男性的性别立场。“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加之女权运动的影响,影视界也理所当然地受到先进思想的冲击,并开始接纳“女性主义”思想,人物的女性意识也逐渐凸显。
一、影视文学作品诞生早期被男性言说的女性意识
中国影视作品诞生之初,女性形象就出现在影视文学作品中,但女性形象在影视作品中的出现仅仅是根据剧情的需要充当影视作品的道具,那些被男性塑造的女性形象性格模糊,缺少内涵,完全是男性的附属品,更谈不上形象背后所具有的女性意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一批女性作家开始登上中国的影视文学的舞台,并直接以影视文学创作的形式争取女性的权利和地位,是中国知识女性群体性的女性意识初步觉醒。此后的影视作品中,女性形象较比之前要丰富和丰满得多。此时的女性出现在影视作品中不再只是男人的附属品、男人的道具,而是多了一些贤妻良母,或受先进文化濡染的进步女性形象。她们或贤惠持家、相夫教子,或叛逆封建家庭,冲破传统思想,大胆追求新生活,但无论怎样,这些被男性塑造的女性形象都很难说具有了自我觉醒的女性意识。
这种传统的、难以冲破的性别观念,与中国千百年的男尊女卑传统思想不无关联。自父系统治确立以来,女性一直处于有生命无历史的从属状态。“三从四德”、“三纲五常”都将女性的思想和意识牢牢交给男权思想掌控,女性无话语权、无自由,服从于男权统治。此时的影视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是被男性言说的,是毫无女性意识可言的。
二、“十七年”及“文革”时期被“男性化”的女性意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行“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口号,取消封建包办婚姻、取缔妓院、组织妇女参加社会活动,赋予中国女性以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在这种政策的鼓舞下,一些女作家自觉地拿起笔,以主人翁的姿态出现,歌颂新生活,抒发革命激情。杨沫的《青春之歌》,茹志鹃的《百合花》、《静静的产房》,韦君宜的《女人》等作品都是这一时期创作出来的。但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可以说是政治意识较强、女性意识淡化的文学,这种情况发展到“文革”时期推向了极致,政治意识基本取代女性意识。“文革”女性文学是“十七年”女性文学的承继和进一步政治化的发展。这近三十年的女性作品虽然带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但仍有其难以掩饰光芒。这近三十年女性文学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女性创作,它们在作品的主题、题材、内容、写作手法等方面都有着各自的特点。这近三十年女性作品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也反映了当时语境下人们普遍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
这一时期的影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更多地塑造的是如同男人般的女性,女性参加生产劳动,与男性做同样的工作,她们掩饰了天然的性别,她们不再孱弱。电影《李双双》中的女主人公李双双,就是不满足于丈夫的男权主义作风,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在劳动中找到主人翁的地位,做到翻身解放。而在电影《白毛女》中,喜儿与大春之间的爱情完全被删除,仅仅表现被压迫的穷苦大众的艰辛生活。“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影视文学作品,解构了女性身份和女性概念,让女性的美深深地掩藏于内心,转而表现其心灵美,她们“不爱红装爱武装”。在这一时期的影视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和个性观念被淡化和消解,她们不再具有浪漫、优雅的气质,而是被赋予了“铁姑娘”这一响亮的集体称号,女性形象也失去了女性的特征,完全被时代“男性化”。
这一时期影视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女性,虽具有反抗男权、追求平等的意识,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意识,她们一味地追求平等而忽略了两性的差异。
三、女权运动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女性意识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女性作家凭着她们敏感的触觉,大胆地揭露了当今女性生存的困境,戳穿了实际生活中“男女平等”的神话。张洁在她的作品《方舟》的题记里写道:“你将格外不幸,因为你是女人。”这就表明了女人受到一种男性文化、男性的习惯视野、男性的价值观念的规范和制约,女性如果要脱离这种几千年的男性文化所规定的模式,必将承受更多的不幸。这充分揭示了女性要寻找自己的个性,将是多么艰难。另一个突出的女作家就是张辛欣。她的女性小说文本《在同一地平线上》揭示了女性的生存困境和感情困境,表明了在实际生活中男性和女性实质上并不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例如,女人和男人一样有自己的事业和工作,但男人却要求女人照顾他们、做家务,有时甚至要求女人为了他们而牺牲自己的事业。
这一阶段的她们始终没有摆脱男权的制约,但是,她们触及了女性的社会价值、女性的自主意识。虽然还不是很深入,但也可以说明女作家们已开始思考女性的存在价值、女性的主体意识以及女性性别的特征,同时也竭力想挣脱父权制的统治,使女性在社会上能够得到真正的平等。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大批女性作家吸收了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从而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影视文学文本。这一阶段的女性主义影视文学作品,主要是展示女性主体意识,颠覆男性中心主义。这时候的女性作家都开始有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她们认为自己和男人之间虽然有性别的差异,但彼此之间是平等的。女性历来被看做“第二性”,并不是天生的。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这一时期是女性的觉醒时期,女性要求摆脱几千年来遭受父权统治的命运,要求精神上的完全独立和人性的完整。
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和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的大量引进,像夏绿蒂·勃朗特在《简·爱》中所表达的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所表现的女性强烈的自省意识(它揭示传统男性文化、伦理道德对女性的压抑、摧残与扼杀),深刻地影响了我国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女性作家。如以王安忆的“三恋”、铁凝的《玫瑰门》为代表。《玫瑰门》是一部女性自我审视的女性主义作品,铁凝力图通过笔下人物的命运,展示在男性中心意识形态及文化阴影中挣扎的女性的真实生存状况,使文学对女性的透视达到了从未有过的深度。这就足以说明这个时期中国女性作家已进入对女性心理的揭示,中国女性文学已走上女性意识的觉醒历程。
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影视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女性意识真正觉醒,女性形象在社会中找回了丢失已久的性别立场和自我意识,与此同时,一些女作家的作品被拍成了影视剧。女性作家们用自己的躯体、自己的话语书写女性内心深处的感受。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影视文学强化并且超越了女性的主体意识,使女性影视文学进一步趋于成熟和对生命主体全方位的把握。
中国的女性主义影视文学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似乎又走入了一个极端。最开始是默认男性社会的价值,然后是对抗男性社会。而林白、陈染等私人化写作完全脱离了男性社会,在她们的作品中,男性或缺失、或颠覆,但在现实生活中,男性是存在的,也是不可缺失的,女性主义文学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要与男性对抗,把男性踩在脚下,由女性来统治这个世界,而是要与男性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不再依附男性,不再做男性的玩偶、奴仆。只是与男性和睦相处,达到完美的双性和谐。当今我国的影视文学中的两性关系正在朝着能达到“双性和谐”这个完美的境界迈进。
当下的影视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已得到充分体现,女性深刻认识到自身有别于男性的性别特征,并将这一特征充分展示和演绎,过分地张扬个性,标榜自己的女性立场,这就过于突显了女性意识,对于两性关系在影视文学作品中的表达产生了干扰。
我们期待的影视文学作品中的两性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女性与男性一样拥有选择生活的自由,同样像男人一样不受道德禁忌的束缚。男性与女性应该是一种伙伴关系,双方可以全面合作和交流,而不是像现在影视文学作品中那样用女性主义文学的身体写作来解构、颠覆男权中心文化。影视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不是通过让男性缺席或是过分张扬自己的个性来体现女性的思索与追求,而应该在张扬女性自我的时候,体现出女性对生活、对人生的思索的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