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变换,桃源的变形
摘 要：桃花源是文学中极为重要的题材之一，以桃源为母题创作的诗歌至宋代已达一个顶峰。本文旨在对宋代桃源诗的思想主流一一梳理，以此提炼其思想上的创新。
关键词：桃源诗;思辨桃源;吾心桃源
宋代桃源诗思想的发展，先是承前人仙乡桃源及隐逸之说，其次对桃源发出不同的声音，对前人说法的质疑等，都使得桃源诗思辨化，又随着宋朝南渡，社会极其不稳定，桃源现实化的走向越来越明朗，诗人所追随的桃源也愈加令人失望，只好在心中另塑新桃源。
与唐人沉浸在桃源的淳朴美好中相比，宋人笔下桃源往往添加了更多的现实情感体验，他们于国家动乱之际仍追求可望而不及的桃源，已实属难得。桃源存在与否、仙否对他们来说只是表达复杂心态的一种方式。本文认为宋代社会背景以及宋人所承受的种种心理变化都对他们创作桃源诗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我们可用“诗意的变换，桃源的变形”来作为宋代桃源诗思想创新的总结。
一、思辨桃源
“如果说宋以前的同类作品比较浪漫的话，宋以后的作品则相对较为关注现实”[1]，这种现实导致了他们对桃源的辩证性思考。
（一）主题的否定
宋人喜对桃花源里的多番细节进行探讨，并提出个人见解。如王安石《桃源行》把文学理想和政治抱负结合起来，全盘否定了桃源仙境之说，他认为桃源人“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他们都是世俗之人，因徭役太重而不得不避秦，“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避世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并以此表达自己对改革的坚定意志，王安石替他的改革思想创造了一个平等的桃源世界。
薛季宣则以为是秦之刑法使得秦人逃秦，“秦君植木咸阳市，秦民血作东流水。秦风薄恶法秋荼，秦郊行人半无趾”，他也对求仙表示质疑，“秦政求仙徒而为，避秦役夫能至之。还知道可无心得，学道有心无乃痴”。
既如此，宋人的思想光芒又皆不同，他们对桃源有着自己的看法。如王令《武陵行送张兵部归桃源》，诗人采取骚体诗的句法，一连串的问句就把这个几百年来众人推崇的桃源生活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变身，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无法令，无人伦，桃源人永远挣扎在愚昧线上，这不仅是对桃花源的另一种观点，也是对王安石《桃源行》某些思想的否定。
因此，宋人多方思想汇集，从而形成了不一样的桃花源，它似仙却又不似仙，它俗却并非俗不可耐，极大丰富了桃源的文学内涵。桃源在宋人眼里俨然是一方圣土，这圣土只要有心之人，便可到达，而不是一味地如《桃花源记并诗》里所言惟有“避秦”是良方。故而他们有时对桃源人的避秦行为从羡慕变成了否定，甚至批判。如郭祥正《桃源行寄张兵部》“生胡为荣死奚咸，为笑纷纷避秦客”，就对桃源人过度注重个人生命感进行否定。
陆文圭在《江阴有桃源图方圆尺许宫室人物如针粟可数相传有仙宿民家刻桶板为之一夕而成明日遁去友人以本遗余戏题二绝》自注里说道：“洪驹父诸人论桃源，谓陶记中本言避秦者，初非仙也。东坡、荆公诗得之，如王摩诘、退之、梦得皆误。然余考之，本记亦有可疑。如渔人回舟，竟不能认前路，后有问津者辄死。桃源果在世间，何不可复见耶”，否定了苏轼、王安石、王维等人的桃源观，认为桃源乃神仙之地，又是一个主题的轮回否定。
桃源在宋人眼里还是一个梦，“桃源之说非真然。当时渔子渔得钱，买酒醉卧桃花边。桃花风吹入梦里，自有人世相周旋。酒醒惊怪告俦侣，远近接响俱相传。靖节先生绝世人，奈何记伪不考真。”（胡宏《桃源行》）不仅对仙境说进行否定，还认为“世间多少荒唐事，何独神仙有是哉”，桃源本是世俗桃源，却被后来人多加杜撰，宋人以理性眼光看待，不失为一个特色。
又如桃源在宋词里被用做爱情桃源的意象，然龙辅[2]在《山中寄外》组诗中第七、九首俨然赋予其爱情的象征，“跻攀不辞远，微汗岷旆邸Ｍ蛞挥刑以矗当期郎共隐”、“妾在山中来，郎在溪头住。郎若泛舟寻，莫误桃源路”，可以感受到诗人与情人共寻桃源的美好期望。
这或许是徐瑞在《己丑正月二日入山中}岩石二首》其二中说到的：“我访桃源人，桃源在何处。世上无桃源，何必移家去。”桃源在与不在，是何种桃源，在何处已不重要，只要诗人心中还有这一方“圣土”就足矣。
（二）（爱国）忠义桃源
忠义桃源在南渡时期及宋亡前后犹为突出，国家危在旦夕，宋人心中宁肯避世亦不愿屈服他人，可敬可叹。方回《桃源行》“楚人安肯为秦臣，纵未亡秦亦避秦”、又“渊明胡为作此记，不纪义熙同一意”，宋王朝和其它少数民族的对立，以及南渡的尴尬局面都使桃源增添了浓厚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色彩。
如陆游《书陶靖节桃源诗后》：“寄奴谈笑取秦燕，愚智皆知晋鼎迁;独为桃源人作传，固应不仕义熙年。”此诗约作于南宋绍熙二年，其时诗人罢职归田，居于山阴，对桃源深深的渴望。再如“我欲往寻疑路断，试沿流水觅桃花”（《冬晴与子坦子津游湖上六首》、“闭门便造桃源境，不必秦人始是仙”（《幽居》）等都说明了诗人满怀壮志，奈何个人的努力是渺小的。诸如此类的诗歌数不胜数！
二、吾心桃源
诗歌经过唐朝的绝顶繁华，到了宋人反而开始冷静起来，不仅表现在他们有深邃的哲学思辨能力，更有自己的卓识远见。比如苏轼认为“凡圣无异居，清浊共此世”，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心中摒除一切杂念，就能进入桃源天地。他在《定风波》中写到：“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梅岭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这种“吾心桃源”可以说是苏轼的首创，是对其曲折人生经历的达观心态，是理想的生活状态。与前人的仙境桃源、隐世桃源皆不同，这个桃源既真又虚，决定在于人心，桃源自在心中。
宋初国家安定，且在三教的作用下，士人们追求内心的恬静毋庸置疑。如郭祥正《桃源行寄张兵部》前四句写桃源已传为仙境，无踪可觅。接着笔锋忽转，神仙可有可无，重要的是世人皆爱桃源之景，苍松翠竹，溪水潺潺，鸟鸣山更幽，实是隐逸绝佳之所。诗人在这种山幽水静的环境中更能沉淀心中的躁动。
南渡时期“吾心桃源”愈加兴甚，皆因君臣无道，国势衰微，恢复中原由起初的雄赳赳完全变成泡影，宋人心中有志不得发，不得不消极避世，到处寻找疗伤妙药。至宋元之交，诗人们更渴望有一绝美桃源可供安居，奈何唯有自我麻痹，自欺欺人。如孙锐《避虏入洞庭》“闻道此山真福地，不知何处更离魂”，诗人们渴望找到一个安稳的栖息之地，却深深明白这只是一个美丽的梦，世间早已无处寻找那样的桃源美境。
“对于宋人来说，诗不只是治世的药石，卫道的工具，更是娱心的丝竹。按照近代心理学的观点，情感抑郁在心里不得发泄，最容易酿成性格的乖僻和精神的失常”，“在宋诗学里，‘羁愁感叹’的减少，并非以内心忧愤的郁积为代价，而是以人生之智慧去化解，诗的宣泄功能转化为愉悦功能。诗人不再是焦虑的精神变态者，而是明心见性、自我实现的精神解脱者”[3]。相信宋人在桃源这一片诗歌领域里已经找到了缓和紧张心灵的恰当方法。
注释：
[2]朝代不详，又清代王士祯《香祖笔记》记载其兄长王士禄著有一部古代女性文学总集的《然脂集》，其中收录“宋代……龙辅《女红余志》一卷”《全宋诗》有龙辅卷，收龙辅诗五十五首.
[3]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M].成都：巴蜀书社，1997：54.
参考文献：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胡宗清.桃花源志[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
[4]渠红岩.中国古代文学桃花题材与意象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5]程千帆.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专刊古诗考索[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