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张伯驹

北京后海南沿26号院，张伯驹潘素故居，朱门灰墙，静谧怡人。在院子里一棵已有百年的丁香树下，张伯驹潘素的独女，79岁的画家张传彩老人，把与父亲张伯驹在一起的日子对我娓娓道来。

一 捐献国宝买公债

张传彩展示了一张1956年的“褒奖状”，上写“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褒奖状”的书写及签发者为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

文化部为此举行捐献仪式，并奖励三万元。对于这三万元奖金，张伯驹坚持不受，怕沾上了“卖画”之嫌。郑振铎劝说，这不是卖画款，只是一种鼓励。张伯驹夫妇收下钱后，拿去买了公债。

实际上，这次捐献因公债而起。

1956年，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行公债，文化部动员张伯驹等文化人士购买公债。饭后，在文化部机关大会议室又继续开小会。参加会的，除了几位部领导外，还有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会议由副部长郑振铎主持，不再谈买公债的意义，而是抓落实。当然，在这个时候，购买的金额也反映了态度。在1955年前，中共实行供给制，大部分东西都是统一发的，现金津贴很少，干部手中并没有多少现金。在这次座谈式的小会上，部长沈雁冰自报买五千元公债，副部长夏衍买四千元。作为党外人士的郑振铎报了八千元。接着，会场便沉默了。郑振铎环顾会场，最后把目光落在了张伯驹身上。在与会的几十个人中，他是被公认最有钱的人。但张伯驹已不是昔日的巨富公子了。

父亲母亲将珍藏的八件国宝级的法书捐给国家的消息，在中国文化界引起震动。文化部为此举行捐献仪式，并奖励三万元人民币，国内各大报都发了消息。

二 因戏剧而“右派”

在捐献国宝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戴在了张伯驹的头上。

1956年，张伯驹发起成立“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和“北方昆曲剧院”，组织演出。这时，文化部要求挖掘传统剧目。他对文艺突出政治早有看法，曾比喻说：“譬如炒了一盘好菜，能表明政治观点有什么问题吗？吃饱了，吃好了，工作有精神了，这就是政治了。”

1957年8月30日、31日，戏剧界、国画界联合，连续两天举行了张伯驹批判会。张传彩说：“被打成右派的时候，单位里头还让我们划清界限呢，我都有点不服。可是我父亲说，‘哎，这个没什么，人嘛，犯错误都有的’，他会原谅别人。他说，‘我只要自己没有亏待党，我是没有反过它说一句它不好，我心很坦然。’”

这是一出戏引起的。

1957年4月10日，文化部组织召开了第二届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就贯彻“双百”精神在开幕式上提出：“今后戏曲节目要大胆地放，要放手，还要放心，越放越灿烂，使鲜花更多地出现。”

从“双百”方针的提出到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张伯驹的确兴奋起来了。在“发扬国粹，保护遗产”的大旗下，他将老人们组织起来，成立了“老艺人演出委员会”，策划每周演出一次，推出老戏《宁武关》、《祥梅寺》。他对老人们说：“这两出戏演出来，叫他们看看。”

张伯驹女婿楼宇栋撰文解释说：“《宁武关》里有声泪俱下的唱腔，有繁重的武功，有唱念做打的妥帖铺排。不具备相当技术水准的文武老生，是过不了《宁武关》的。而 《祥梅寺》 则是京剧打基础的武行戏，其中的舞蹈性动作，没有功力的演员也无法登台演出。这个时候的张伯驹满脑子是纯艺术，他根本不去想这两出戏里的反面角色李自成、黄巢是何等人。是共产党推崇的农民革命领袖，是犯忌的。”

此外，张伯驹尤其关注 《马思远》的解禁复演。

《马思远》 一剧是老演员于连泉（1900―1967，花旦演员，艺名小翠花）的拿手戏。内部演出那天晚上，邓小平、聂荣臻、彭真等受邀观看。据《文汇报》 驻北京记者谢蔚明回忆：“内部公演的那天晚上，文艺界人士都请到了，中央和北京市的邓小平、聂荣臻、彭真等领导人也入座观摩。开幕前，张伯驹以晚会组织者的身份站在大幕前致辞，讲话内容和记者招待会上讲的差不多。戏开场后，扮演马思远老婆赵玉的筱翠花，在这出戏中完全是个淫荡妇人的形象，杀夫情节又给人以恐怖感，从开戏到散场，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始终表情严肃，直至退席。当时我预感到 《马思远》正式公演不可能。”次日，新华社发通稿，《文汇报》 刊发。

很快，反右开始。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联名发表文章，倡议戏曲界不演“坏戏”，因 《海慧寺》 剧中有淫杀恐怖成分，“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被指为始作俑者。张伯驹等几个人被牵连进去，成为戏曲界最早的“右派”。

《马思远》 作为坏戏受到批判，积极为 《马思远》 鼓吹的谢蔚明，《北京日报》 记者曹尔泗及新华社记者，也都成了右派。谢蔚明被判刑十年，送往北大荒劳动教养。

“右派”张伯驹的北京市民盟委员资格被取消。“其他的这个协会、那个学会的兼职虽然没听说取消，不过人家也不找他了。”在批判会上，批判他挖掘整理的《宁武关》、《祥梅寺》无一不是站在封建王朝的立场上，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

一天，荀慧生奉命参加批判张伯驹的大会。会前，荀慧生和张伯驹邂逅，二人行“道路以目”之礼。回去后，荀慧生对夫人张伟君说：“看来张先生禁受得住，不要紧。”

据楼宇栋分析，给张伯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不完全是因为 《马思远》，还有他的“右派言论”：

1956年10月5日。中午，在部机关外篮球场，张对秘书处的赵文中说：“既然讲了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要有个互相的样子，不能只走形式，伸手算一票。从法律上，便要有保证。否则，干脆取消，反倒痛痛快快，直截了当。”

1957年4月，在部举行的整风工作会上，张说：“共产党早该清一清了，不能扒拉脑袋算一个，什么人都是共产党。一个字不识的党员，能懂马列主义么？据我看，一百个党员里面，有九十个不懂马列主义。”

1957年6月，在部机关整风小组会上，张发言说：“黄绍f的话，我看就有几分道理。”

1957年9月，在整风小组会后，张对我说：“丁玲、陈企霞她们那样讲，也是无可厚非。提意见，就有可能对，有可能不对，用心是好的就行。”

1957年10月1日，有人亲眼看见，张同黄绍f在一起，谈了足有一个小时。黄是极右分子，旧官僚，曾经任国民党政府的内政部长，监察院副院长，同张很谈得来。

楼宇栋在 《张伯驹》 一书中推测：据说，这个材料曾到康生手上，是康生在上面批了“极右”两个字。还有一说，张伯驹捐献十多件国宝，康生看后极为恼火，他认为张伯驹“玩”了他，这么多晋唐名迹不给他看，只给看几件明清的东西，这不是明显地对自己的蔑视吗？此说的真实性如何，不得而知。

在被批判的时候，张伯驹很恼火，他曾说：“我把这样多书画捐给国家，你们这样做，怕对共产党的影响不好吧。”

这招致了更严厉的批判：“你的财产本来就是官僚资本，是早就该没收为国有的。”

张伯驹质问批判者：“我们今天不是也讲忠吗？那么我们统战是统战周遇吉呢，还是统战开城迎李自成的太监呢？”

由于回击很犀利，张伯驹的发言权被剥夺了。京剧界的老艺人开始上阵：“你算什么名票，唱戏的声音像蚊子叫！”

张伯驹被打成为右派的消息传到陈毅那里，陈毅很不高兴，他说：“乱弹琴，张伯驹把那样的珍宝捐给国家，就是砍了我的脑壳，也不会相信他反党、反社会主义！”1960年，吉林省委书记于毅夫赴京开会，陈毅和于毅夫谈起张伯驹。他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张伯驹，目前境遇不太好，吉林省能否给安排一下工作？”于毅夫当即答应下来，遂与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谈及此事。而宋振庭原是陈毅的部下。

1961年，“摘帽右派”张伯驹接到来自吉林的一封信：

伯驹先生并慧素女士：

吉林地处东北腹地，物阜民丰，百业待举。现省博物馆急需要有经验的人才。若伯驹先生身体允许，可否考虑来吉林工作。

翘盼赐复。

又：慧素女士可一同调来吉林，在省艺术专科学校任职。

中共吉林省宣传部宋振庭

张伯驹并不知道这是陈毅的安排。来信虽然诚恳热情，但他顾虑重重地给宋振庭回了一封信：

宋先生振庭足下台鉴：

捧读来书，不胜惶恐。我因齿落唇钝，多有舛错，名列右派，实非所志。若能为国家工作，赎过万一，自荣幸万分，若有不便，亦盼函告。

张伯驹

几天后，宋振庭复函：

伯驹先生并慧素女士：

关于聘请二位来吉林任职事，已经有关部门批复。若无不妥，希能尽速来吉。一应调转手续，以后再办。

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宋振庭

张伯驹见右派之事并没有引起吉林省委宣传部担心。于是，回信决定去吉林任职。张伯驹自此开始了在吉林的生活。

三 雅号“张大怪”

父亲的性格本来就有些孤傲，加之愤世嫉俗，便更加落落寡合。即使高朋满座，众人谈笑甚欢，他若是觉得话不投机，便一个人坐在那里，谁也不理，只是自己用手摸着下巴，一根根地拔胡子。有时去找人，碰巧人家不在，他也不急，坐在那里能够等上两三个小时，也不叫人去找，还是摸下巴，拔胡子。生人见了他，往往有望而生畏的感觉，在一群亲近的朋友中，就得了一个“张大怪”的雅号。

大怪的怪处何止于此。虽然他的家产富可敌国，但他本人实在是朴素得令人难以想像。他不吸烟，不喝酒，不穿绫罗绸缎，长年布衫一袭;他饮食平淡，偶尔一个大葱炒鸡蛋算是上等佳肴。他绝不和时下公子们比较谁的汽车豪华、名牌，对他来说，只要有四个轮子，能跑就足够了。另外，他身上有许多令人无法理解的矛盾性格，例如，他坚决反对袁世凯搞洪宪帝制，把那个一心想做大太子的袁克定称为“赖家伙”，可是他和袁克定的私交甚笃，袁克定后来落魄一直由他照顾，1958年袁克定去世还是他料理的丧事。父亲不会理财，银行的业务大权旁落，但有时却显出超人的精明。例如，有一年清室小朝廷因为经济拮据，拿出一批宫里的地毯到盐业银行求售。别人看地毯已旧，花色暗淡，都说不要。他却令人全部收下。原来他看出地毯中夹有金线。那时教他京剧的师傅余叔岩因病久不登台，手头拮据，父亲叫他买下，结果把金线抽出就赚了三万元，地毯倒手卖出又赚了三万元。还有，他出身官宦，爷爷一生在官场中打滚，他却远离政治，和各派政治势力都保持一定距离，认识而已，却不深交。盐业银行经理吴鼎昌后来到蒋介石那里去当实业部长，他不但不去套近乎，反而和他疏远了。

父亲是个慷慨的人，只要有困难的人找到他，父亲总肯帮忙。我们钱不够的话也会想办法和别人借了给他。京昆名票包丹庭（1950年代初期在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曾为张伯驹主演的《别母乱箭》 配演周母） 家有困难，找到父亲，但没有直接说借钱。父亲为了帮助包丹庭，就和他互换了房子，由于包丹庭的房子比我们的好一些，父亲还贴给他一些钱。

父亲喜欢字画，看什么东西都是过目不忘，老先生们家里书架上的书，只要父亲看过，放在哪个架子上、第几行、第几本，都能记住。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一些收藏品大部分都放在银行里，没有放在家中。历代的包括帝王在内的大收藏家，都在《平复帖》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迹。只有张伯驹，不留丝毫痕迹。凡经手收藏的人，几乎都在《平复帖》上赚钱获利，唯他莫名倒贴了一大笔银子，无偿捐献给国家。 父亲是个怪脾气。一次，有个他不喜欢的人来找他，父亲在下棋，人家叫他“张大爷”，他就是不理人家。我只能招呼客人说，您请坐，请喝茶。我还问父亲，“爸爸您怎么不理人家啊”，他还是不吭声，也不理我。对于不与他志同道合的人，他就是这样。谁的品德高尚，谁的品德低劣，父亲心里有数，他什么都不说。

那时，我们家客人换拨儿来。隔一天总要来客人的，来吃饭，谈艺术，如京剧方面的，拉胡琴，然后书法的，画画的，也是这样。

红学家周汝昌曾经回忆说：“我到了张先生那里去了熟了以后，我不理张先生，张先生也不理我。我就坐在大客厅的外间，那都有案子，我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我要回校了，我也不告辞，我出了门走，那个摆脱俗念，一丝没有俗气，一丝没有那个富贵气，一丝没有那个看不起人，说几句狂话，摆几副狂态，我就从来没见过。那个人那个气质、气味，那个温文尔雅，是这样一个人。”

老先生们来，我父亲就是互相切磋研究，你的东西拿出来让大家评论，哪点好，哪点不好。那时候北京的画家吴镜汀、吴佩衡啊，多得很。刘海粟也不是经常捧人的，可是他到北京来，他必须要到我们家来的，他们来了呢，就有说有笑有谈的。我父亲就对这些艺术界、文化界的，他特别尊重，你怎么说他都不累。

四 康生有借不还

当时共产党对民主人士、对文化人很尊重，文人就是这样，父亲觉得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什么都可以做。所以，父亲总共拿出一百多件收藏品，捐给了国家。特级珍贵的包括，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山水画作隋代展子虔的 《游春图》、国内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件名人墨迹西晋陆机的 《平复帖》 等，都捐给了故宫博物院。

在“文革”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康生向父亲借了好多字画没有归还，父亲又不好说什么，父亲和陈毅经常下围棋，不经意提到过此事。陈毅便向毛主席汇报，主席就和康生谈话。1957年，康生就把父亲打成了右派。

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家里就没有那么多人来了。运动后期，街道上的人挤进来不少住进我家。房钱则被房管局收了，我父母住在这还要掏房钱。父亲被打成右派时，我和我的先生在西安工作生活，我当时心里很难受，不能陪着父亲。同时，我在单位也受到批斗，但不敢对父亲讲，怕他受到影响，身体吃不消。我们来看父亲都是晚上偷偷摸摸地过来，因为是要“划清界限”。不过父亲有一副好身体，他会唱戏练过把式。我回来后，发现这些事好像没在他身上发生过一样，父亲还是依旧看书、写东西、下棋，一切都很自然。母亲的反应也不是那么强烈，她很了解父亲，相信父亲不会做反党的事情。我当时就很不理解，父亲平时就是做做收藏，给别人看看字画，没有做任何反党反人民的事情，怎么就被打成右派了呢？

当时有四五家别户人家住在这里，院子里的柿子树，在一户人家门口，虽然都是我家院子里的，但柿子我们不能摘，只有这家人能动。父亲的很多书也被抄走了，比如 《二十四史》。

后来也有人问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有何感想。父亲则回答：“此事太出我意料……不过我告诉自己，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不仅难免，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给我一顶帽子呢？”

五 “我就是这个样子”

父亲时常教育我说：“一个人要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是大事，不能马虎;除此之外都是小事，不必斤斤计较。”

父亲视钱财为身外之物，一生聚散大都用于收购文物。他在西安曾创建的“秦陇实业公司”1949年后即奉献给国家。公司代表曾特地向他报告公司的发展和赢利情况，他一概不感兴趣，只说：“我不管了，厂子我不要了。”

父亲视权力为无物，他虽然是个交际广泛的社会活动家，因爱好多，曾组织或参加了许多的社团，如“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北京棋艺研究社”、“北京古琴会”等，但他在里面大都是担任副职。反右时，有人说他有野心，他说：“我从不想要权势地位，要想当官的话，别说先父在时，就是‘八一五’之后，孙连仲让我在唐山和石家庄两市长中挑一个，我都没干。我没有那才干，我只能自比侯方域而已。”

父亲胸襟坦荡，虽处逆境，安之若素，既不顾影自怜，也不嫉恨别人。在反右运动中，京剧演员钱宝森在批判他的时候，有些过火言辞――其实这也怪不得钱，那时人人自危，也只好自伪以求自保。后来，钱宝森去世，父亲托人带去一百元的赙仪，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一个月的伙食费只不过十多元左右。有人劝他不必给这么多，意思意思就行了。但父亲坚持送一百，说，当初他帮我打把子练武功，我们的交情还在。

有一次，父亲要到沈裕君 （笔者按：中央文史馆馆员，章太炎夫人汤国黎的表兄） 家中去下围棋，刚要出门，碰到一位香港来客买了一幅母亲的画，想请父亲题字，并表示愿意多加五百元。不料，父亲不听钱犹可，听了多付五百，便气冲冲地回答说：“不写，我现在要去下棋！”

1973年，袁世凯之孙袁家骝来华探亲，预定日程中有看望父亲的一项。国务院办公室因为家里早已破败不堪，准备给他另外安排一处比较像样的住处，以壮门面。父亲却答道：“我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子，何必换地方？”

还有一次，父亲在天津勾留，一位文史馆的老先生受其上级的委托，请父亲吃饭。这位老先生关请张牧石，转请父亲为他在其上级面前美言几句。张牧石不好拒绝，便将这个意思转达给了父亲。父亲却冷冷地说：“你看我是这样的人吗？”弄得张牧石惭愧不已。

父亲作为一代高士，时时感到了落寞，王世襄曾在他的画上题诗道：

银锭桥西宅不宽，黄花红叶耐霜寒。

分明自写双清影，寄与词人作画看。

一次，画家黄永玉在北京西郊莫斯科餐厅偶见父亲，只见父亲点了一客红菜汤，几片面包，草草食毕;将剩余的面包、黄油用小毛巾裹好，带走。

六 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

这之后，父亲曾六七天不思饮食，仅靠输液维持生命。2月15日是他85岁的生日，他忽然神清气爽，想要吃东西。恰逢张大千的孙子张晓鹰在出国前来探望，还与他合影留念。

父母亲合作了一幅画寄给张大千。张大千遂电告其在兰州的孙子晓鹰探望父亲，并一再叮嘱晓鹰与父亲合影，把照片给他寄到台湾。

病榻上的父亲零星地知道了张大千的一些情况之后，泣不成声，挣扎坐起，与张晓鹰留下一幅最后的照片。下午，父亲请人录下他作的一首《七律》 和一阕 《鹧鸪天》：

病居医院，张大千兄令孙张晓鹰赴美，来视并拍照，因寄怀大千兄。

别后瞬经四十年，沧波急注换桑田。画图常看江山好，风物空过岁月圆。一病翻知思万事，余情未可了前缘。还期早息阋墙梦，莫负人生大自然。

鹧鸪天・病居医院至诞辰敢赋

以将干支斗指寅，回头应自省吾身;莫辜出处人民义，可负生教父母恩？儒释道，任天真;聪明正直即为神。长希一往升平世，物我同春共万旬。

父亲去世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口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