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荆棘路
他的世界封闭如河蚌
我了解父亲吗？他是真实、坦率而透明的人，他内心藏不住秘密。他有想法总是一吐为快。他从不察言观色，也不懂说话的场合、分寸和“闪撇”。他毫无恶意，也真诚坦荡，却从来就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他说的每一句都是真实、善意的，同样性质的第二句第三句争先恐后从他的嘴里连珠炮般射出。话语在以惊人的速度繁殖、扩展、增长和堆积，语速飞快而略显凌乱，声音响亮而含混，而内容殊无新意，有时颠三倒四，有时飞流直下，有时迂回包抄，有时天马行空，不着天，不到地，显得荒诞和怪异。父亲属于世界上最无趣的雄辩者之列。当话语的体积膨胀到一定程度，已没有人记得他的真诚和善意，而像面对一群嗡鸣的苍蝇，心烦意乱，头痛耳鸣，即使是他的亲人，也难以抵挡这些臭鼬般的话语轰炸。
村里的人，公认父亲是一个老实人。以我在凤凰村生活了二十年的经验，在这个崇尚丛林法则的小世界，我不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但也等同于骂人，是懦夫的代称。近年来我意识到，父亲平素行事信奉乌龟缩头哲学及对我的严密监管，皆因他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弱肉强食的年代，养成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心理。他是一个对世界充满怀疑和惊惧的人，是长不大的孩子。他六岁就失去了父亲，心灵仿佛永远定格在六岁之时。可以想象，他年少时受过多少欺凌和损害，当不幸和打击变得习以为常，他成年后摸索出了一套应对之法，那就是不招惹别人，一辈子不出头，像蜗牛龟缩于一隅，而养成了对口蜜腹剑的恶棍一眼识破的敏锐。他向来善良，不贪便宜，在路上看到钞票亦不捡，后来果然有人被设局骗财，他洋洋得意于四五十年前就有这个预见性。他相信头上三尺有神明，从不做亏心事，每天吃得好睡得好，“别人欺负我好，”好在哪儿？我百思不得其解。
每逢我年少时为弟妹出头或与人争执，总是以他赔礼道歉乃至送钱物了事。读书时学中国历史，一读到南宋或清末，我总会悲哀地想起父亲，以及丧权辱国、腐败无能之类的字眼。
父亲十几岁就帮别人做工，割稻、伐木、烧砖之类，工钱微薄，但求三餐饱。他忌惮太多，譬如舀粥吃只吃粥水，碗无几粒米，碗中如镜，可照人影。他说这样人家下次还会找你干活。那些狼吞虎咽大吃大喝的人，也同样不缺活干。父亲是联想的大师，他会围绕一个点想到九重天，侧面、反面乃至事物的底部，由一样事物想到相似、相对及相反的事物；从一根枯枝想到一片森林，从一把菜刀想到流血事件的可能性。他又是从消极和否定意义上联想这些的，总会想到事件发展的灾难性后果或可怕的意外。他试图去堵塞每一个子虚乌有的漏洞，于是活得忧心忡忡、顾虑重重，无法轻松，不得安生。他行事低调，态度谦恭，平时如蜗牛龟缩于硬壳中，一有风吹草动即缩回头去。他惟恐引人注目，激怒了这个美好而狂暴的世界，小心翼翼，胆战心惊。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说的就是这种人。他的世界封闭如一只沉默的河蚌，毫无攻击性，又没有防御能力，一张嘴就暴露出软弱处，别人就像鹬呀鹳呀，见了这块软滑的蚌肉，谁都想啄一口，以免暴殄天物。
一年之中，逢着节日，或者我从化州读书回来，父亲总要去赊一刀猪肉，到了年底，又为那笔帐目发愁。每次我夹起猪肉眼眶就湿了，无法吞咽。我心里堵得难受，说：“不要去赊肉了。”父亲说：“读书太辛苦了，得补一补。”有时买不起肉，父亲就去买猪骨，扇骨，筒骨，猪头骨，放在锅里熬半天，添一把花生米煲粥喝。别人常讥笑：“啃那些骨头有啥入肚？你家全是狗托世啊？”父亲不搭理。谁想啃骨头？但价钱只是肉的三分之一。我倒觉得猪骨粥滋味鲜美，再放几块香芋或淮山，那更绝了。几个弟妹吃得肚皮滚圆。有一次，五弟吃撑了，肚子鼓凸，站立不稳，坐卧不安，犹如翻了盖的甲鱼，四肢乱划，苦楚难言。父亲从地里回来，二话不说，将他一把拉起，扑通一声扔入池塘。那水也不深，五弟泡了大半个钟头，通体舒泰，湿淋淋的爬上塘堤，方才消了那胞胀之苦。
父亲不贪便宜。有一次，入村的猪肉佬错找了父亲六元钱，父亲到傍晚才发现，晚饭也吃不下，马上要捧煤油灯步行近十里路去送还。我怒道：“我不反对您去送钱，但非要当面送吗？下次撞到他或托人送去就不行？就是非要当面送，明天不行？就是非要今天送，吃完饭再去不好？饿着肚子去，难道人家留您吃饭？”父亲从不听别人的。他说，人家叫你坐你就走，人家叫你走你就坐。这是他对付村中诸人的法则，就少了诸多愚弄和圈套。这成为他的思维定势了，常有特立独行标新立异之举，即使是家人，也无法一一理解。他回到家中，腿也软了，说：“我心中的石头落地了，今晚才睡得着。”
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四个弟妹陆续来到人世，一亩多田地，打的谷物不够交公购粮。我们没有一顿能吃饱。父亲尤甚，而他又是家里惟一的强劳动力，包揽了重活，不肯让母亲下地。他说母亲粉白的手，如何拿得起锄头？别人笑他太宠老婆了，担心阳光将母亲的脸晒黑。
母亲年轻时身形窈窕，脸蛋清秀，宛若小家碧玉，跟那些面孔黧黑、手脚粗大的农妇迥然不同，犹如鸡群的鹤。我七八岁时，跟母亲去农场拜访她女友阿娣。农场的多是橡胶工人，虽说领国家饷，但跟农民无甚区别。抢收橡胶时更劳累。阿娣对母亲脸蛋白红润艳羡不已，问母亲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雪花膏？母亲何曾用过如此奢侈品。阿娣用了一个词：天生丽质。我的记忆仍停留在那个夏日午后，微风吹拂，香蕉树叶子宽大，木瓜树累累硕果，阳光像小银鱼在母亲的脸上、身上跳跃。她巧笑倩兮，充满年轻农妇的健康和活力。
多年之后，我跟母亲去土地庙拜神，她挑着祭品在前，走过过江埠，我从河水的倒影看到了母亲面容憔悴，身形佝偻。我一抬头就跟母亲的满头白发遭遇，宛若河滩上被风吹乱的芦花。我的心猛然一颤，河水在奔流，它不能留住的事物有很多，譬如昨夜的星光和枝头的花朵。我长大成人，母亲逐渐衰老。又过了几年，我大学毕业了，母亲已成老妇。后来迫于生计，她不仅下田干活，还外出务工，俨然是家中的经济支柱。父亲不乐意母亲去外地打工，但没有办法。她身形发胖，脸上皱纹纵横交错，只有嘴角的笑容仍有一丝那个夏日午后的影子。她的头发倒是黑如漆墨。她不好意思地说：“不染一染，就找不到工做了。”那几年，她所谓的做工，就是去小工厂缝手套，或帮人家煮饭，每月赚三二百元帮补家用。过去是父亲养着母亲，如今反过来了。
父亲做过小生意，譬如在农闲时织竹器去石湾墟卖。他会编织十几种乡间日常器具，譬如箩筐、篮子、斗笠、竹扇、笊篱等，做工粗糙，招揽不了顾客。这是他一生为人做事的缩影，三教九流，略知一二，百般手艺，仅懂皮毛。他涉足的领域有捉鱼、木匠、瓦工、烧窑、编织、发明、中医、堪舆等等，不下三二十种。除捉鱼称得上高明，中医略有心得，其他不足道。正应了一句话，周身刀，没一把利。
有几年他沉湎于《周易》《推背图》及《麻衣相法》，苦心钻研堪舆、称骨及八字之类，每天拿了个罗庚，在山头左转右转，见人就免费给他算命。他一再跟二伯父比较，说自己就是劳碌命，这辈子都不可能发财，而二伯父的命相就是好，故能读大学当大官。他又给历史上的伟人名将乃至各领域的领袖人物推演命运，发现无一不灵验如神，对自己佩服得不得了。但村里的人都不理他，他只好以易学去预测各家猪栏的大猪，将于某月某日被送到食品站挨一刀，以此取乐。他为了研究术数的需要，将一本万年历翻得稀烂，宣称他发明了一条公式，只要知道某人的出生年月日，可于瞬间查到一系列相关的天支地干和属相，别人要推算半天，而他唾手可得。如此，他的头脑已有了一本现成的、活生生的万年历，就将那旧纸本的束之高阁。每次回家，他都要兴冲冲地将那套公式教我，我闻风而逃。我对术数不感兴趣。
父亲年轻时的爱好，没想到成了后来的一大娱乐。每天黄昏，他就提一张小板凳坐在县城大桥的绿荫底下，给人预测或推算。有人还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不收钱，但三五元总有人给。母亲悻然说，父亲身边老围着一帮妇人，他全是胡说八道。我也奇怪，这个活计，必要求察颜观色，旁敲侧击，善心理术，要套人机密非巧舌如簧不可，父亲固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但他心直口快，大嘴得罪人，何以能干如此营生？
一次返乡，我有意旁听。父亲说：“早洗手不干了。泄露天机的事，总是不好。”我狐疑不定：“你能知晓天机？”
荣辱皆成往事
父亲一生之中，屡被人欺负，他夹着尾巴做人，仍无法避免。他独有的处世方式，却也让人消除敌意，他屡遭暗算，总能化险为夷。
那一年冬天，村子里的青壮年都被生产队派去离村子十七公里外的“墩”修水利，在罗江边开挖一条运河，将罗江的水引出来灌溉田地。众人早出晚归，中午带了锑煲及米面蔬菜，在河堤上掘地为灶，捡些枯枝败叶当柴火烧饭吃。没有人跟父亲搭伙，他随便弄点吃的。一连数天，虽然辛苦，倒也平安无事。到了第七天，却出事了。天很冷，北风很大，柴火很难生起来。他撅起屁股，像只蛤蟆趴在地上，张大嘴呼呼吹着土灶，浓烟熏得他涕泪交流，好不容易将火生起来。
忽然，他的头上响起“咣啷”一声，土灶上的锑煲像足球被一脚踢出老远，米呀水呀撒了一地。他站起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被土狗捏着衣领提起来，双脚悬空。土狗说：“你好大的胆子，我的大衣你也敢偷？”父亲说：“我没偷你的大衣。”土狗说：“找遍了河滩没找到，倒在你行李卷里发现了，不是你偷的，难道是我塞进去的不成？”父亲一怔，知道被人暗算了。旁边有几个人在挤眉弄眼，大发嘘声，就等着瞧热闹。土狗就要大打出手。父亲说：“你要打我可以，但先得听我说几句。很明显，这是别人设圈套来挑拨离间，这个套针对你而不是我。你是会功夫的人，我哪里敢招惹你？请你想一想，你打我不要紧，但你出手就被别人当猴耍了。你看看四周的形势就明白了。”那厮怒气顿消。的确，就是借一口水缸给父亲做胆，也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那定是别人的诡计了。
过得两晚，北风呼啸，寒潮袭来，那厮冻得牙齿交战，格格直响，大家有备而来，却无人帮他。还是父亲邀他I铺（粤语，指两人或两人以上同卧一榻），以半边被施予援手。那厮虽然凶悍，倒也晓得羞愧。
父亲在生产队时期，居然做了近两年会计。他称得上村中的秀才，能写会算，一手算盘打得噼啪响，在数学上颇具天分（二妹继承了他的这门手艺，小学时就跟父亲学打算盘，大学毕业后做会计不是偶然的），中学课本的代数和几何难不了他。他做事认真负责，是个能干活的人。他老实可靠，胆小怕事，在头头看来自是傀儡般的人物，易于控制。没想到老实人也有倔犟处，也因为胆子小，故不敢以身试法。当头头令他将谷种私下分掉时，拒不合作。就这样，他被队长踢走了。他在会计任上，也做过两件堪称武勇之事，至今仍在人们嘴上津津乐道。一件是智取脱粒机事，一件就是在全县率先分田单干。
那一天，父亲带人去石湾大队抬脱粒机。那种脱粒机张着血盆大口，口里有一个镶嵌着铁钉或铰轮的滚筒，外壳包着铁皮，看上去像巨大的老虎头。脱粒机靠发电机发电运行，利用皮带将电能传递到脱粒机上去并使其驱动，这条皮带就是关键。当时，大队只有两台脱粒机，但村庄有二十多个，在农忙时节，村民为了争夺脱粒机不惜打破脑袋。父亲先到，邻村生产队长李飞却恃强硬抢，先下手为强，带人将脱粒机抬起就走。谁知父亲二话不说，顺手一抽，早已将皮带攥在手中。李飞冷汗直冒，没有皮带，就是将这铁家伙抬回村庄，也无济于事。大队干部捧腹大笑。李飞窝着一肚子火，但无可奈何，如果是在村庄，他早已大打出手了，大队却不是撒野的地方，只好乖乖地将脱粒机让给凤凰村人，板着脸走了。这可能是父亲做过最机智的一件事，当我向他求证此事，他却一脸茫然，全忘了。
一九七九年夏末，父亲将凤凰村生产队（当时隶属于化州县官桥公社石湾大队）的田地全分到了各户手上，当时全县尚未听闻有人“分单干”（即分田到户），这称得上是胆大包天。
那时，不惟独凤凰村，全国农村经济都到了崩溃的边缘。村里的每个人都想分田单干了，就是以顽固奸狡著称的队长三葵也不例外。分单干的好处明摆着，起码靠田地就能养活人。然而分单干关系重大，谁敢出头？那几个头头去忽悠父亲，先给他灌迷魂汤，说父亲精于算术及丈量之法，没有他出面主持，全村没人分得开。父亲没有犯迷糊，也知道分单干的风险，但想这既是生产队几个头头的决定，他只不过是执行者，而这也是全村人的福音。这件好事不能不做。确实只有他才有能力分开田地。他相信这一步不会走错，一定会没事的。生产队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他一向自诩对形势大局洞若观火，从没看走眼。但他分田之前，还是仔细翻阅历书，挑了个黄道吉日。
父亲按人口分股，将田地按好坏（好坏是按肥瘠、远近、水旱等情况划分，大片稻田则分割成小块）等级分成小股，之后各户抽签。总之保证每户都有好坏，好的归入一个等级，次的及差的亦归拢一堆，在七月底全分到各户。当时，上头亦有些分单干的苗头，各地风声隐隐约约，但不说分单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后来的提法。只说拆队分组，还算集体经济。凤凰村生产队是石湾大队最早分田到户的，受凤凰村影响，邻近村庄纷纷响应跟风，到年底，石湾已有三分之一的村庄分开了。
到了十月，县里对分单干还是坚持生产队争论不休，两股势力两条路线激烈交锋。分单干的暂居上风，在县里召开大会，让凤凰村派代表去介绍经验。队长三葵人模狗样出席大会，胸戴红花，唾沫乱喷，说是应广大社员要求，自己如何冒着触犯国策的风险，分田地分得大伙儿心服口服。到了十二月，风云变色，朝令夕改，上头严禁全县农村分田到小队，更不允许分单干了，已经分开了的，必须实行“箍队”措施（取箍木桶之意，即将散乱桶板用铁线箍回桶状，密不透风，隙无漏水，堵住一切漏洞）。邻近不少村庄无奈之下，纷纷“箍队” 。
上头前来追查，三葵将责任全推到了父亲头上，说：“我是个文盲啊，又不识数目，分田地这么复杂的事，全是会计去完成的，与我无关，要找人箍就找他去。”
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近十人，就驻扎在旧祠堂剩余房舍改建的村小学中，摆开阵势，气势汹汹。父亲被带到诸人面前，就如县老爷升堂，要求父亲必须在三天之内箍队。父亲据理力争，说：“泼出去的水，怎么收得回来呢。”那时我五岁，跟在父亲身边。有个干部大声咆哮，说：“如果不执行‘箍队’的命令，就抓你去坐牢！”有数人冲上来，如狼似虎，左推右掇，父亲如风浪中的小船，左摇右摆，无法立足。我抱住父亲的大腿，哇然大哭。父亲说：“不是要跟你们作对。但箍了还是要再分的，大家放长眼睛等着瞧吧――”
那次会议，开成了针对父亲的批斗会。后来还找了他几次。他顶住了压力，不肯让步。那几天，父亲虽然嘴硬，却也惶恐不安。好在不到一周，就传来了省报刊登的社论，肯定了各地分单干的做法，父亲方才免了工作组的纠缠。到一九八○年正月，上头下了指示，散发红头文件，省城的报纸都登了相关文件及政策，不仅可以分到小组，还允许落实到户，报上说中央都肯定了“分田单干”，并更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了。一时之间，全县各村陆续分田到户。父亲悬着的一颗心才放松。
那次我受了惊吓，发起高烧来。父亲煲了几剂中药均无效，只好采取近似巫术的“喊惊”方法，方让我痊愈。
分单干后不久，田地山林亦分到各家各户之后，下来就是重新分割宅基地，面积按人口分，但宅基地有好坏之分，诸如风水、地质、朝向等等，仅面积平等尚不算公平。好地全由村中的生产队长、村支书及道公佬等几个实权人士掌握手中，将屋背山地势较高、瓷实的最佳地盘瓜分一空，稍为打地基即可建房子。屋背山两侧，西面靠近坡禾林及小河边，东侧跟门口垌相毗，再往东就是门星岭，稍好的，当权派的走狗和爪牙亦能分一杯羹。像父亲这样的老实人，既无靠山，人又懦弱，结果只分到近门口垌樟木头处的一大丛竹林之地。要建房子，得先将竹林辟掉，挖光竹头，方谈得上平整土方。这片竹林是公家的倒也罢了，却偏是某家私有的，当时队长要整治该户，该户无奈同意让出竹林地，却提出一个条件：要地可以，却不得碰他一株竹子。父亲稍为处理不慎，必起事端，可谓危机四伏。去年就有人因宅基地之争，双方动武，有人被锄头砸得头破血流，用双轮车拉到镇卫生院抢救才夺回性命。
父亲找上门去，跟人家商议：“这块地不是我要夺你的，而是队长分的，如果我不要，就没地方建房子了，望能体谅我。”对方说：“我不管，地是你的，竹子是我的，你不许动竹子，我就靠这一林竹子围园织畚箕了。”父亲提出帮他将竹子砍伐了，卖给靠近火车站的谷山村人织筐用，也是一笔收入，而又不用他们动手。众所周知，竹子要年年砍伐，方才发笋多竹。而竹头呢，帮他扛到鬼落山去种，一丛不少，竹子还会源源不断，只是挪个地方。没有比父亲的方案更给面子的了。对方说：“砍竹子和重新栽种，工程浩大，我可不会帮你。”父亲说：“这个由我负责。”
于是，在随后的数月中，父母每天都在那片林子上折腾，先将大斑竹、火格竹、单竹、篁竹等各种竹子砍伐，去掉枝叶，捆扎成把，堆积于一隅，等竹主找人来收购。其他竹子好伐，就是大斑竹粗如海碗，坚韧硬实，是做竹排的材料，编竹器都嫌它不易削制，其砍伐难度不亚于硬木。母亲撼动不得，只好由父亲出马。大刀、手斧砍崩了几把，磨刀石也磨蚀了好几块，方才将那片竹林砍伐完毕。而更艰苦的工作尚在后头，竹头盘根错节，老竹头跟嫩笋芽犬牙交错，牢牢扎根，体积庞大，其难度之大，比挖木头尤甚。父亲先将泥土刨开，再将竹头分割成小块，方才小心翼翼地铲断根须，却不伤筋动骨，以保证能种活。说是小块，但每丛竹头连带泥土，亦有一两百斤。父母将挖出的竹头又扛到小河对面的鬼落山坡地上，就挨着那个老林子旁边，从山脚渐次往山坡上栽种。父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花了两三个月时间，才将那片竹林夷为平地，算是辟出不错的宅基地来。那时我只有六七岁，帮不上忙。但见父母像两只蚱蜢在竹林及鬼落山上疯狂蹦Q，疲于奔命，今日思之，犹有余怵。
等宅基地平整出来，这块地四面的人家建房子时，就觊觎这块肥肉了，或巧取豪夺，或暗中蚕食，一块四方块的地，犹如一只饼干先被咬掉四角，变成圆形；等第二轮蚕食开始，又变成了方形，只是面积缩小一圈。父亲步步退让，左支右绌，又没有能力建房子，就如晚清政府抵挡不住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丧权辱国，还丢失了大片领土。一块两百多平方的宅基地，只好以一百五十元的价格卖给了大伯父。他在村中也算得上是能人，别人顾忌三分。父亲白忙一场，仍然没有宅基地。他打算在门星岭旧晒坪上方开辟一块出来，坐北朝南，位置不错，干了个把月，工程实在太大了，又半途而废。虽只获得一点报酬聊作安慰，父亲却松了口气。
据说原竹林主人早已磨利刀斧，准备跟强抢竹子的人血战一场。幸好父亲处理得法，一再忍让，吃亏在所不计，方才避免了潜伏的事端。
父亲常说：“吃亏不要紧，吃亏是福，关键是人平安无事。小鱼在河里活命不容易，要学会避开大鱼的牙齿。”前几年，他赶集被人骑摩托车撞倒，虽无大碍，但伤筋动骨，也卧床一月有余，他也不索要汤药费，说：“算了，人家也不是有意的，人家撞了人，心里也内疚，何必为难人家呢。”人家有没有内疚，旁人不得而知，倒是如蒙大赦，骑车一溜烟跑了。剩下一个糟老头子跌翻在地，哎哟呵唷，痛苦万分，及至母亲闻讯起来，才扶他去疗治。
命运的岔路口
我不解父亲在村庄受尽欺凌，何不远走高飞另觅出路呢？父亲这辈子去过的最远的地方，除了我初中毕业那年带我去过邻县蒿城注册某中师未遂，就是距离村子十来公里的县城，这在他十二岁时卖炭已初涉此地。他无意于远行，恐惧于陌生之地。他也不能坐车，一上汽车就头晕眼花，口吐白沫，几呈休克状态，因此，我在省城近二十年，他未能来看我。村子到县城往返间，过去他多是花五六个小时徒步，现在学会了骑三轮单车，时间就节省了不少。但他骑得慢，也得花两个多小时。
他一生中有几个命运的岔路口，然而总是止步于可能的道路。他第一次想去湛江做工，被祖母阻止。他追述往事时仍掩不住遗憾，那可能是他第一次想逃离村庄。改变命运的第一个契机，出现于一九五八年。当时，阳光毒辣，绿蝉在疯狂地鸣叫。每一个人都在炎热中躁动不安。一个父亲从没见过的陌生男子走入了院子。他是一个远房亲戚，一直在湛江海边挑海盐。他给父亲捎一个消息：远洋海轮正在招募水手，他想带父亲一起去。父亲面前浮现出了无数次在梦境中出现的海面，蔚蓝，辽阔，那种神秘的黑蓝无边无际。他感到一种沐浴着海上日出和咸涩海风的新生活在召唤着他，他没有见过大海，但很喜欢，恨不得马上跟远房亲戚离去。
但祖母坚决阻止父亲，她委婉拒绝亲戚并送他走后说：“这人我太了解了。他靠不住，他从来就没有干好过一件事。他这次肯定不怀好意。解放军早些年解放海南岛，还都是坐木壳船呢，说什么远洋海轮？”父亲说：“你到过湛江吗？你没去过就不要乱说。不管有没有海轮，我是去定了。我不要他，我自己就可以去！”父亲迈出院子。突然传来大伯母惊惶的哭喊：“阿水（父亲的小名），你赶紧回来呀，你妈妈要自尽啦――”父亲猛然回头，只见祖母脸如死灰，拿一把菜刀横在脖子上。他屈服了。祖母哭着说：“不知死活的家伙，听说那边很乱啊。他要到哪儿去都行，就是不能去湛江。”他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湛江，因为他太想看海了。成年之后，他将名字改成了“大海”，以纪念无缘相遇的海域，而至今未曾目睹过大海的模样……
后来，还有做小学教师及学兽医的机会，这都是父亲喜爱的。但教书被村支书安排了自己的侄女，当兽医也受到阻挠，生产队长拒不盖章。在那个年头，队长不盖章就寸步难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他还有一次当兵的机会。湛江地区挑五十人，父亲榜上有名，这是天赐良机，父亲却不愿去了。后来我说他太傻，他认真地说：“我做了军官，肯定在城里再娶一个年轻貌美的老婆了，还要你和你妈？”那一刻，我良久无语。
我想起平时常顶撞父亲，每次都很难受；倘若要在分歧上跟他对抗，则更加困难，双方都很痛苦。父亲是我最密切的人，最爱我的人，却让我感到难堪和压抑。我也爱他，但愿他过得稍为自在而不得。这不得不让我反思中国式家长制的教育，我曾以为父亲对我没有望子成龙的想法，从我高考的那年看，发现不是，但还是感激他没给我更大的压力。他不期待我升官发财而光宗耀祖，只是希望我走出村庄不用种地罢了。当我考取大学，已远走高飞，他对我的影响已微乎其微。我后悔昔日跟他怒目相向及争吵不休。他在物质上素无所求，而他的精神世界也已胶固定型，既守旧顽固，又自给自足，自成一天地。我的意见对他不会有任何触动。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道路，他只会按照他的方式去生活才舒服，不必强求亦无法强求。
黄金明，1974年出生于广东化州。现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散文、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中华文学选刊》《花城》《诗刊》《散文》《天涯》《钟山》《大家》等期刊，入选《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全球华语小说大系》《当代先锋诗30年》等180多种选本，逾200万字。出版散文集《少年史》、诗集《陌生人诗篇》等多种。参加诗刊社第24届青春诗会。鲁迅文学院第13届作家高研班学员。曾获第九届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首届广东省小说奖、首届广东省诗歌奖、第二届广东省散文奖、首届广东省青年文学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