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作为“他者”的历史———梅洛-庞蒂的历史观念

梅洛-庞蒂重新阐释笛卡尔式的我思,以知觉作为认识自身和世界的起点。知觉不同于意识层面的一系列逻辑判断, 而与另一要素密不可分身体。通过身体,个体以具有感知和行为倾向的意识与世界遭遇,因此知觉的真正主体是基于身体寓居于世界之中的个体,超越了纯粹意识反思的圉限,作为一个存在的合集,即我作为身体存在与我在世界中存在的统一;同时,主体所在的固有的场及其存在维度不止自然世界,还有社会和人的历史。

由此,历史作为重要主题进入梅洛-庞蒂以知觉现象学为基底的视域。

历史无法比拟为一台机器,但却可以比作一个生物, 这一与人及其存在场域密切相关的生物,或许可被视为他者,一个关联整个人类意识及其行为的他者。梅洛-庞蒂曾在《旅程Ⅱ》中表明,伴随我们刚刚发现的他者问题,出现了一个在法国思想中越来越重要的主题,即历史,它实际上是与他者主题相同的。如何理解历史作为他者的可比拟性? 历史与他者之间何以相通? 有必要对梅洛-庞蒂的历史观念展开考察。

一、历史何以作为他者?

梅洛-庞蒂对历史的阐释,并未脱离普遍意义上人类知觉的结构。在他那里,人通过身体感知并寓居世界,这一前提为他解读历史提供了某种范型。如James Miller所言,梅洛-庞蒂缩小了知觉与历史之间的隔阂,二者都处理意识与客体世界的关系问题。首先,历史从来不是由缄默元素拼凑的机械游戏,而是在人们的行为参与进程中界定和呈现自身,如同感知对象,只存在于与承担这一意识的个体所处的关联之中。其次,历史和知觉都在构建含混的敞开的意义世界。基于身体对世界的知觉,历史被置于知觉的事实当中。它既不作为与主体对立的封闭客体,也不作为凝滞的行为背景,而是由人的观念和行动建构,不断在生成,因而是一个含混的敞开的、与人交织在一起的延伸着的场域。当我的意识通过身体与世界遭遇,世界与他者同样通过身体,与我的意识相交。以知觉与世界照面,身体自身的裂缝所应接的是一个充塞在它四周的世界。只要我在知觉,填满我的视线与耳际的变动不居的世界,与我身体的轮廓无边界可言,因为我就充盈于其中。但我并无法知觉世界和某物的全部,每个角落或某个事物的背面存有另一个身体及其知觉另一个身体已经不再仅仅作为世界的碎片,而成为某种阐释活动发生的场所,并且好像是观看世界的某一处视角。他者和我一样在观看。当我处于固定视点,并不能看到书、茶杯或者台灯的每一个表面,因为视线无法绕道直观于我而言的物体背面,而这一背面,恰好是相对他者、另一个身体其视线所及的正面。梅洛-庞蒂看到,这个异在的生命,和与之相联系的我的生命一样,是一个开放的生命。因此,他者的注视,无法等同于我的注视。然而,我和他者的视角,都能跃出自身,潜入到对方。当我潜在地处在其他物体中时,我已经从不同的角度看到我目前视觉中的中心对象。这里不同的角度即来自他者,他者是知觉世界的未知性存在,但又是事实性存在。因此,我所知觉的世界同时呈现给某个未知。另外,他者有其本有的视界和内在,他者从自身视角滞留了我。他者不是相对于我而外在的某个存在,他作为另一个我,我在他者之中,我与他者如影像般交错叠加,但我又不直接相等于他者。如同我的世界向他者呈现,他者也朝向我。我凝视的结果,构成了他者形象的一部分。

不同于萨特,梅洛-庞蒂并不认为他者是某种于我而言的胁迫性存在。由于他者的身体不是缄默的对象或客体,而是行为的显现,因此我无法经验他者对其自身的显现。但每一个他者都以一种并不挑衅的方式或共存的预设而为我存在,同时使我的生活具有社会的氛围。即,通过身体与行为,每一个体面向一个基于主体间互相理解的世界。他者作为知觉主体参与这一世界,他者所经验的愤怒和悲伤在其个体生命时间的阈下发生,我仅可能熟悉他者所知觉的,但无法重合到他者的感知中去。我的身体在感知他者的身体,在他者的身体中看到自己的意向的奇妙延伸,看到一种看待世界的熟悉方式。我与他者共同寓居的世界在相互延伸的知觉和意向中,作为含混开放的存在场,因而,整个人类参与其中作为创造主体的历史,并非一系列所谓客观存在的文化和经济现象,也非阶级利益冲突的现实,而被梅洛-庞蒂描述为游移于个体又超越个体的未完成的意义场,或者说一个象征系统。

历史,未尝不可视为相对所有人的他者。首先,它是有肉身的存在。梅洛-庞蒂借用马克思的话强调,历史并不依靠它的头行进,历史也不用脚来思考。或者应当进一步认识到,我们不必关心历史的头和脚,而要在意的是历史的身体。若为历史假设一具身体,那么这身体将为它提供认识世界的知觉,它注视个体无法正视的背面,与个体本已的知觉观照到的视域接连成一片。不论个体如何行为,都潜在地处于历史他者的觉察当中。其次,正如他者不离弃他的身体和目光,历史不会顾虑或犹豫,不会静止不动且不犯错误,她朝向她的目标行进。在每一个拐弯处,她会甩掉身上的泥泞和沉溺了的朽物。历史知晓她的道路。历史不按个体意志炮制现实,但同时又不存在与人剥离开来的历史。如同他者与我共居于世界,他者的注视补充我的目光所不及,我的存在与他者存在相互补足,呈现出他人姿态的历史,既具有自身的逻辑,又是人类意识和行为的即时在场。

从他者观照历史,将人与历史、与世界原初的亲近牵引而出。历史的他者形象,离不开梅洛-庞蒂对社会世界的理解。社会事实总是向我们呈现为我们也构成其一部分的单一生命的变量,而整个他者对我们来说则只是别的我们自己。他者作为出没在个体周围并总能被知觉到的另一存在,使个体作为知觉主体和知觉对象的共时性存在向个体自身呈现出来。社会事实贯穿过去、现在与未来,作为历史、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显影,和他者一样始终只是别的我们自己,这就取消了人绝对地作为主体或客体的界限,人自身的存在融汇在事实之中。由此, 由于梅洛-庞蒂坚持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事实性,他看到的社会世界,不是将事物简单堆积起来、能够撇开人自身的关于对象的总和。他否定了把社会当作一个物体的做法,无论是把我们放入社会之中,如同把一个物体放到其他物体之中,还是把社会作为思维对象放到我们之中,这二者都不符合实际。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存在? 若单从时间轴上追溯,这种解答仍固执于将社会作为物体并视其为以第三人称存在的窠臼。事实是,当我们认识和评价社会的时候,社会已经存在。在我们通过自身而有所意识时,它已经敲了很长时间的门。历史何尝不是? 历史与个体的生存相互胶着。当人们记载和描述历史,这个作为对象的历史,不是历史本身;人们无法捕捉历史,然而正是人们的行为自身正在生成历史。

二、主体间性

如上所述,历史毋宁被视作一个开放的拥有其自身的他者。被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所撕裂,被包含在其中的、想要活下去的人们的各种意识举动所修补,这一网络既不应该被称作精神,也不应该被称为物质,它恰恰就是历史。人们的理念、行为及其意义,与历史交融,没有普遍的精神在起作用,也没有理性的规范和指导,人与历史对于共有的未来一概不知,人的主体性在这一未知面前显得孱弱。他者的出现,将主体自封的世界打开,他者与主体衔接的瞬间,正是主体作为绝对中心衰落的时刻。主体中心的削弱以及他者存在的并峙,为主体间性预留了可能。

具有他者形象的历史,与人类主体之间是否同样存有主体间性? 讨论之先,需要澄清梅洛-庞蒂如何在说话与理解这两个心灵谓词指涉的具体行为中,解开了胡塞尔先验主体性就是主体间性 蕴含的谜团。在我所说的东西具有意义的范围内,当我说话时,我对于我本身而言是别人的别人,在我进行理解的范围内,我不再知道谁在说和谁在听。是我在说吗? 我的说,是假定别人已说的前提下的说,别人在场,别人的说在我想要说之前也已经在我身上在场;是别人在听吗? 我在说的同时又是听者,既想要通过对自己的听来保留即刻所说留下的余音,又企图去搜寻在自己说出之前、别人可能要说却还未曾说出的声音的痕迹。我在说也在听,别人在听也在说。这其中似乎将一并存在时间差与时间交叠的问题。时间如同具有广延的事物,每一刹那都存在无数瞻前顾后的意识。他者的在场,并非滞留于时间之中有所栖居,而恰恰藏身于时间的漩涡,它就在时间本身中在场。当我说话或当我理解时,我体会到他者在我身上的在场或我在他者身上的在场这种主体间性理论的绊脚石,体会到了被表达者的在场这一时间理论的绊脚石。当我意识到我在说话时,我知觉到了同时作为说者和听者的他者在我这里的在场,当我愿意去理解时,我体验到了我作为说者和听者在他者那里的在场。我与他者之间互为主体。他者的身体、他者的声音以自己的方式朝向我呈现的,永远是处于当下的、对我而言无法亲历见证、但又在我的过去-现在-未来中发生着的东西,如同我的后背,整个世界的后背。

主体间性的蕴含使我与对象世界的二元对立松懈。梅洛-庞蒂强调是事物本身为我开启了他者私人世界之门。即,是事物本身使我意识到他者之所在,因为那不可见的正是面向他者的在场。既然事物其整全无法从仅从可见的世界被把握,也就意味着从我之所见并无法收集所谓事物作为客体对象其本身。事物本身并非作为惟一主体我的所见所闻所感所知,不可见的世界眼下不为我而呈现,却为他者呈现,如此,我从不为我所见的不可见部分知晓了他者的存在。萨特坚持个体绝对的纯粹的存在,将他者变成个体存在领地之外一直缠绕人的匿名的、没有面孔的、普遍的存在,事实上只是为我存在,因此梅洛-庞蒂批评萨特关于他者的讨论仍旧陷于唯我论中,而在使他者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不可接近的而且是不可见的时候,我就确保了他的异己性,我就脱离了唯我论。历史的他者形象,将人从唯我论的立场中拽出。历史的身体,一方面向其自身呈现,显现为它的内在与逻辑,它的含混、偶然与无数可能性,作为于我而言不可见的部分;另一方面向我呈现,也就是人的经验与行动在流变的时空中对历史的身体的交付,并被彻底包容进它的世界,它的血肉。历史过于即时地与个人实践,与内在性联系着,它过深地隐藏了它的厚度和肉身。正是由于这种过于即时的联系,才难以将历史与人及其实践划清界限。假设一个铺路人,我们无从知道他最初站立的地方,他最多只能从自己脚底开始铺第一块石头,之后他得以迈进一步并重复前面的动作,由此,路和人同时在延伸。人与历史他者同时在延伸。他者始终在场,它敞开的场域在吸纳我,它给予的回应亦在反观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即时地在他者身上在场。他者的反观,他者目光的投射,因在我这里在场而无不左右我的意念和行为。也即是说,历史从来不在我们之外,而在我们自身之中,它不是由人搭建的外在于人的背景,而就是我们在谈论事物时正在发生着的举手投足。谈及历史,我们能够了解其意义,仅仅因为我们自身即是历史的部分:我们据以历史来定义自身。我们的存在与作为他者的历史共处一个时空,如何能厘清哪里是人之存在,哪里是其存在的历史意义? 存在与历史之间没有时间差,因为其过于即时的关联。因此,人对自身的完整定义,无法避开其不可见 的部分,而获得关于这一部分之在场的视线,来自他者,来自历史。

在梅洛-庞蒂看来,任何历史的景象都超出主体性以为拥有的强力,主体其是其所是已经融于历史。历史得以景象化地显现,依据逻辑上在先的时间-空间。应该领会的是历史与先验地质学的联系,是我将会通过对可见的和肉身的分析发现的这也是空间的时间,也是时间的空间,是时间和空间的同时的原创造(Urstiftung)。正是这种原创造使得有了历史的景象, 使得有了历史的准地理的记载。 我们还看到,时间与空间并不相互独立,空间中任一具有广延的事物,无不在历经时间,经验偶性存在的同时朝向本质存在,成为其是其所是,即空间的时间任意一个时间点,也都具有其广延,某一瞬间以及事物在此流变之中的自我安置融贯在一起,即时间的空间。时间与空间的原创造,模糊了人与历史的界限。因而他说,人们已经认识到哲学将我们引向的内在不是一种私生活,而是一种逐步将我们与整体历史连接起来的主体间性。这一主体间性反过来让人们思考历史本身,恰如胡塞尔已经承认的,历史对于哲学家来说是珍贵的,因为历史向他揭示了公共精神。说历史告诉哲学家的是公共精神,就是说历史让他思考主体的交流。换言之,历史不仅将自身与人类主体嵌入主体间性之中,而且,它与人们共同经验的主体间性,使主体本身成为人类反思的主题。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梅洛-庞蒂揭示主体间性曾在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诠释。当马克思主义反简单化的倾向使其基于对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理解进而向往人道主义理想,试图消解主观与客观、理念与行动的二元对立,不如说是认识并践行主体间性的某种尝试。对马克思而言,历史行进的媒介以及辩证法的推动力是什么? 是以某种方式运用自然并在此过程里使他与他者的关系模式得以建立的人,是具体的主体间性。梅洛-庞蒂以为,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及无产阶级同时作为其事业的主体和客体,同时构建现实又成形于现实中,同时以自身实践成其为历史的内容又遵从历史的逻辑,即当他们要创造一个自己置身于其中的历史,也就是其具体的主体间性之所在。

三、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评判

James Miller 看到,由于梅洛-庞蒂现象学对主体间性和自然世界的强调,使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比与现象学其他分支如萨特,呈现更为亲近的关系。《知觉现象学》不乏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关注,而在《人道主义与恐怖》中,他对纯正无产阶级政治的可能性实现持乐观态度,试图理解暴力与人性并存的可能性与合理性,认为任何关于共产主义的严肃讨论不应立足原则而应立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这并不是要以自由主义的原则去推翻共产主义,因为一个名义上自由的政权实际上可能是强权的,而一个承认其暴力的政权或许于其自身拥有更多的人性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任务是找到一种与人类未来趋进并行的暴力。而1950 年朝鲜战争前后,他对苏联及共产主义的认识发生转折,开始反思和批判劳改营制度及警察制度等极权压制的形式。总之,梅洛-庞蒂对共产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反思与批评,始终没有脱离试图超越主客对立从而进入历史本身的现象学视域。

首先,在《人道主义与恐怖》里,梅洛-庞蒂肯定了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存在论逻辑。他认为,马克思虽反对非暴力的自由立场,但并非对暴力不加区别,应当如同理解真诚中的陷阱以及政治生活中的任何模棱两可一样,看待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妥协而发生在现实中的革命运动及其必然附加的暴力。马克思主义将人类存在的自觉逻辑作为历史真实的奠基,并把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和革命的现实发展置于其中,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哲学中,解放运动于个人而言是最有力的证词。除此,马克思并未将历史视为客体对象,在他那里,历史并非既定,也不服从于专制意志或理性精神,而服从于工人阶级的生存境况。那么,究竟是先有促成工人阶级形成的理念原则还是先有工人阶级已经形成的这一事实? 虽然有文化、心理、职业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别,但俄国农民在1917 年还是加入到彼得堡和莫斯科工人的斗争中,因为俄国农民感到他们的命运是相同的;在成为一种坚定的意志的对象之前,阶级已经被具体地体验到。 由此不难看出,对阶级的意识毋宁是存在经验的自然伴随,存在与存在的意义混合在一起,马克思他自己如此写道:并非历史以人作为达至其自身目的的手段它似乎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历史不过只是追求其自身目的的人类的活动。 或者说,人未被历史所裹挟,而恰恰是个体意志及其实践的在进行,历史也并不为人预设先在的目的,因而无论人或历史,都不至沦为于对方而言的客体。

其次,梅洛-庞蒂主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承认并遵守一种被偶然性包裹着的绝对,这使得它与庸俗的相对主义区别开来。他认为马克思主义认识到了历史中没有绝对的偶然,历史事实不从一系列相互异在的条件中产生,但却形成一个可知的系统并呈现为理性的发展过程。虽然历史伴随曲折、冲突、妥协和确立,但马克思主义者将经济的、文化的甚至人类的问题都归结为一个问题,由历史塑造的无产阶级知晓对那个问题的解决之道。用现代的语言来说,也即认为历史拥有一个格式塔,一个趋向于平衡状态的整一的系统。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实现的解决办法,即人类战胜自己的力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然而,1850 年以后的马克思从其思想中清除了早期的哲学阶段,青年马克思曾意图实现哲学与实现社会主义之间的完美平行被有利于基础结构的科学社会主义打断。结果就是,革命的领地越来越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更多地是事物和它们的内在必然性。科学社会主义导致内在于历史的各种可能性被某种绝对性取代,模糊的开放的边界隐退的同时,由人事先设定的尺度开始介入对行为活动的判断,怀着对绝对目的的想往,历史被要求不断地透露它的方向,似乎这个方向是其预先应允于人的。

当被理性与绝对真理相挟的无产阶级力量如同旧有权威一样发展起来时,梅洛-庞蒂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着眼点已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建及人与人之间意义的阐明转移开去,对历史的理性抱有乐观。如James Schmidt 所言,到1952 年梅洛-庞蒂认识到,历史事实上已经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静止地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套否定的真理,同时等待历史重新凝结成为马克思主义式的格式塔,实际上已然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始终静待历史回到其真正意义的一种历史哲学,不是马克思主义,它只是康德理性主义的拙劣伪装。当梅洛-庞蒂从人的存在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来看早期马克思主义,他将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如昙花一现的理论假说严肃区别开来,甚至将人道主义的实现愿景寄托于它,将马克思主义的行动作为对历史理性的有效践履,除此,理想和冒险也成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精神品格。但是,僵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背离真正的无产阶级道路时,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已发生了实质变化,历史悄然滑入绝对之中,于是伪马克思主义成为梅洛-庞蒂另当别论的对象。伪马克思主义坚称,除了历史发展的最后阶段,一切都是谬误;并遵循那些从观念层面与早期共产主义相应的 对平均的钦羡与愿望对此马克思只字未提。 伪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企图消解历史发展本身,并不承认历史的自在,历史再次成为客体。

梅洛-庞蒂如此思考历史的责任,坚持历史理应超越自由思想的种种目的与行动,处境与意愿,客观与主观。它在个体的行动中压倒个体本身,混淆客观和主观,将处境归咎于意愿,因而当个体感觉到他自身变成为一个无法认识自己的角色或幽灵时,历史取代了个体。但是,在这角色或幽灵之中,个体必须看见他自己,因为那正是对于他的牺牲品而言他所是的样子。个体能窥见自己,那是由于历史的含混将人及其意志和行动放入其中。如同黑格尔讨论的个体,个体所意识和确信的,都只是其自身所投入的现实的发生与转变。因此可以说,梅洛-庞蒂肯定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西方自由主义所批判和苏维埃共产主义所拥护的机械唯物主义,即道德的或精神的价值比如自由,仅被视为历史发展所需经济推动力之上意识形态的面具,而是胡塞尔所谈及的立足于主体的交流及公共精神的建构。如果马克思主义的落脚点从人滑落到物,意味着二元对立再次出现,人与历史的主体间性消解,每一具体个体隐匿于以物为导向的进程中,历史也沦为物,人本身也从其所在的存在的合集中失落。

四、结语

梅洛-庞蒂以开放的或未完成的系统定义人类世界。他者,是人的存在其偶然与未知一面的例证,他者与我处于相互补充的未完成态。历史具有他者的特质。如我们的身体一样,在历史的身体中,一切都有作用,一切都是重要的,有底层结构,也有我们对自身形成的概念,尤其这些概念间的不断交流在交流中,物体的力量成了符号,思想成了力量,结论成了事件。历史与人在对方那里在场,一方面,历史总是迅疾地与人的行为发生关联,另一方面,人在历史的身体中行进时,其意识和观念最终构成历史事件。历史的逻辑,并不以清晰观念与个体筹划的方式产生作用,而以错综复杂的政治和赋予团体特定的共同气质的匿名筹划作为发生途径。只要我们还未领会到自身的行为将呈现特定的客观的意义(这意义与我们自己赋予行为的意义大相径庭),当它经由我们进入事物之中时,我们会为之惊诧,并无法辨认,且为这种似乎由历史赋予的自决的神秘力量所误导。从作为他者的历史,不难判断实际上历史并没有给予自绝的神秘力量,它向人所展现的事实本身,就是人自身参与和要面对的事实本身即时地蕴涵人的意念及行动,它是人与历史相互融入的含混状态,是一种超越了主客对立的边界开放的关系。梅洛庞蒂进一步解释道:当我说含混时,这并不是指一种从白过渡到黑,肯定黑,然后又肯定白的不稳固思维。我想说的是一种区分事物的各种不同关系的思维,是使这些不同关系参与到对立面中去的内在运动。参与到对立面中,意味着对对立面的主动消解,二元关系走向终止,伴随主体间性的渗入,这种参与保持为一种相互在对方那里在场的交流。历史与人即在主体间性中贯通。

梅洛-庞蒂对马克思主义的评判尺度基于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历史,他从未成为共产主义者,同时也不持自由资产阶级立场进行批判,而是试图回到马克思主义本身。马克思主义是几代知识分子的希望所在。但是,当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国家取得成功时,它失去了对其勇气所怀有的信心。它抛弃了它的无产阶级道路,重回历史的旧路:等级、服从、神话、不平等、外交和警察。当马克思主义固化为教条,不但悖离早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存在论逻辑,也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变成僵死的否定力量。梅洛-庞蒂指明,马克思主义不是关于主体或客体的哲学,而是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只有抱有这样的观念,即认为另一种历史是可能的,不存在所谓命运之物,人类存在的结局无法预知,它本身就是一次毅然尝试。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也就是面对世界的开放、未知与日常历史的偶然性的哲学。不难发现,这一历史哲学相应于梅洛-庞蒂自己对历史的理解。在他那里,作为他者的历史与人共同生成事实本身,而事实本身不断地再次成为人之存在难以回避的思忖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