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冀两地农村社区养老发展困境的实证研究

摘要：选取京、冀两地农村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作为被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的形式，发现农村老年人对目前养老状况的满意度不高。农村老年人迫切需要社区养老设施与服务的供给，但农村社区养老已陷入发展困境。运用Stata120软件进行分析，发现社区养老设施、社区养老服务的利用率受被调查对象所在地区、月人均支出、对社区生活的评价等因素影响较大。本文得出农村社区养老发展需要政府发挥政策指导作用、提高老年人收入、提升农村社区养老的服务水平与服务质量等结论与建议。

关键词：农村；社区养老设施；社区养老服务；生活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 D6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6）01-0108-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1012

一、引言

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截止到2010年11月1日零时，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1498%，远远高于城镇的1168%，北京市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数达379087人，占农村总人口数的1376%，河北省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数达5610757人，占农村总人口数的1393%，根据国际标准，两地区均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新型农村养老保障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承担起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重要功能。京冀两地区地理位置相近，但在经济、政策、社会观念发展方面差距较大，而农村社区养老同样呈现出不同特点。2008年北京市民政局联合财政局、国土资源局发布的《关于加快养老服务机构的意见》规定：截至2020年，90%的老年人在社会化服务协助下通过家庭照顾养老，6%的老年人通过政府购买社区照顾服务养老，4%的老年人入住养老服务机构集中养老，但并无专门针对农村养老的具体规划。河北省委于2011年下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体现城乡不同特点的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养老服务体系。一些地区号召推进乡镇社区为老服务站建设，推进农村互助幸福院建设。社区养老与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相比，能够提供更加专业化与规模化的养老服务，符合老年人的情感需要，让老年人感到温暖和亲切，同时降低养老成本与家庭经济支出负担，更加符合未来农村养老发展趋势，但京冀两地的农村社区养老发展却未能发挥应有作用。

国内关于农村社区养老发展的研究原本不多，多集中在理论研究方面，一些学者也曾对目前农村社区养老困境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如李学斌指出社区养老受到体制因素、资金因素、管理因素、组织机制因素的制约，因而所提供的养老服务内容与老年人的需求脱节[1]；王计军在总结我国目前农村养老模式时提到：幸福院等社区养老模式发展缓慢，由于较多地依赖于村集体收入的多寡，政府拨款、社会捐赠等渠道形成的基金在初建阶段只是杯水车薪，根本无法应付如此庞大的农村老年人群的养老需求[2]；方云认为社区养老受社会保障政策基础影响较大，且应倡导和鼓励社会化力量参与其中，以村委会为载体，老年人主体之间实现互助，与其他养老模式实现无缝对接；孙健夫、姚文朱撰文指出城郊农村社区养老服务存在供需不平衡的问题，是因为缺少必要的思想准备及政策支持，政府应负担起建立良好的法律环境、提供财政支持的责任，社会各方应整合资源，提供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陈友华等人在论述社区养老的发展过程时表示，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的动力机制仅仅建立在管理者的重视程度之上，因而稳定性较差，服务内容过于单一，与其他养老形式不能有效衔接，因此统一的规划与设计是社区养老发展的关键。综上所述，先行研究中运用数据进行分析的文章并不多见，有关某地区的实证分析往往被忽略。现有研究往往集中在泛泛的养老需求上，并没有对此加以细分。本文将以京冀两地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的形式，获得第一手数据与资料，并运用Stata120软件的分析结果，对7项社区养老设施、26项社区养老服务的利用率与被调查对象的个体特征之间的关系进行展示。

二、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与样本信息

此次分析的数据来源是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研究科就中国农村社区养老所做的调查。此调查涵盖北京、河北、甘肃、浙江四个省份，针对60岁及以上农村老年人。笔者跟随研究科进行实地调研时发现：京冀两地农村社区养老面临同样的问题，例如老年人无力支付部分社区养老服务费用，传统意识观念影响较深，康复医疗技术水平方面有待提升，等等。差异之处体现在：虽然地理位置毗邻，北京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优于河北，但河北省却在社区养老设施、服务供给方面有所突破，一些县在政府政策指导下，于2008年开展“农村互助幸福院”的试点，改造废弃厂房、学校，由集体出资，免费提供住宿，而日常就餐、医疗费用需个人承担，老年人之间实现互助管理，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老年人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的问题，不仅得到老年人及其家人的好评，还赢得民政部领导的称赞，并在全国倡导开展。而北京市农村社区发挥的养老功能却微乎其微，养老设施、养老服务的设置率与利用率远不及河北省。因此，将京冀两地作为此次研究重点，发现导致两地农村社区养老陷入发展困境共同原因的同时，比较两地发展模式的不同，得出有益经验以促进社区养老在北京市农村的发展。本文选取北京、河北两地的5个社区，社区1为北京市怀柔区某村，由于交通闭塞，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村民主要依靠土地收入，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较多，老年人口占比高于平均水平；社区2为北京市朝阳区某村，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地理位置，村民依靠房租收入，生活较为富裕，生活习惯向城市化靠拢，老龄化程度属于中等水平；社区3为北京市大兴区某村，近些年在村干部的带动下，村民生活水平提升较快，但仍有空巢化的现象，村委组织了多种社区养老形式，以上三个社区基本能够涵盖北京市农村发展的不同水平；社区

4、社区5分别为河北省石家庄市某村、河北省邯郸市某村，年人均可支配收为10000元左右，在河北省居于中等水平，老龄化与空巢化水平也能够代表全省现状，但邯郸市作为最早提出建设“农村互助幸福院”的地区，社区养老推进较快，而石家庄市的农村相比较为落后，因此选取以上两个农村社区具有代表意义。调查共收回400份问卷，剔除部分关键变量缺失的问卷后，有效问卷为374份，其抽样设计与问卷质量保证了较好的代表性。 2.变量设定

在自变量中，年龄的区间为60-96岁，并求均值；根据2014年北京市和河北省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将北京市被调查对象中月平均支出小于660元的数据剔除，将河北省被调查对象中月平均支出小于204元的数据剔除，得到月平均支出的区间为205-6000元，并求均值；将生活自理能力（ADL）中的走路、吃饭、穿衣服、洗澡、排泄和一般家务分别分为“能够独立完成”、“可以独立完成但要多花些时间”、“在他人协助下才能完成”和“完全不能自理”4个级别并由低到高赋值，以求均值；对“社区中有老朋友可以交流”、“社区比养老院的空间更开放”等一些社区生活的评价设置很同意、较同意、一般、不太同意和很不同意5个级别并由低到高赋值，以求均值；对性别、地区进行分组，分别将男性、社区、作为参照项；将“初中或同等学力”、“高中或同等学力”、“大专”合并为“初中及以上学力”，因此学历分组为：没上过学、小学或同等学历=1，初中及以上学历=2。

在因变量中，社区养老设施包括卫生室、养老院、老年餐桌、老年活动站、日护中心/托老所、互助幸福院、老年大学，共7项，社区养老服务分为入户服务、康复照料、社区活动3大项，聊天解闷、打扫洗衣、做饭做菜、送饭送菜、送医送药、理发洗澡、代理购物、房屋门窗修理、日常巡视、介绍保姆、家庭病房、急救服务、陪同就医、住院陪床、康复期间护理、书画、读书读报、工艺品制作、茶话会、户外活动、心理疏导、健康讲座与咨询、“一帮一”结对子、紧急情况援助、助听复明镶牙、计算机网络学习、法律咨询援助26小项，分别将利用率设定为：没有利用过=1，偶尔利用=2，经常利用=3。

3.研究假设

本文从农村老年人的个人基本情况、农村地区间差异入手，考察农村社区养老发展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以下假设。

（1）假设农村社区养老设施与养老服务的利用率与老年人的性别、年龄、生活自理能力三个自然生理特征相关，假设女性比男性的利用率高，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自理能力的减弱，利用率呈升高的趋势。

（2）假设农村社区养老设施与养老服务的利用率与老年人所在地区、文化程度、全家月平均支出、对社区生活的评价四个社会特征及主观认知相关。不同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因而利用率必然呈现出不同的水平特征，但究竟哪些地区的利用率更高，有待求证；假设文化程度越高、全家月平均支出越高，利用率也就会相应提升；对社区生活的评价越高，对社区养老越能够接受，因而利用率越高。

4.研究方法

首先对目前京冀两地农村社区养老发展困境的现状作描述性分析，主要运用农村老年人对养老生活满意度，社区养老设施、服务的利用率，老年人对社区养老设施及服务的需要程度的数据进行展示，其次运用Stata120软件，对假设模型中京冀两地农村社区养老发展困境的影响因素作回归分析，得到每项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显著性水平，并对影响因素逐一说明。

三、京冀两地农村社区养老发展困境的描述性分析

总体来看，在被调查的5个农村社区中，老年人对他们的生活质量、健康或生活其他方面的满意度并不高，分析外在因素发现，目前95%以上的调查对象选择的养老方式是居家养老、机构养老，但是其局限性已经无法满足当前农村老年人对生活照料、精神慰藉、医疗康复的需要，居家养老不仅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且提供的养老服务有限，医疗、护理服务的标准较低，而机构养老却无法满足老年人“故土难离”的心理诉求，对经济条件的要求较高，对老年人的收入水平是一种考验。因此，迫切需要社区养老服务的供给，以改善现状。这是因为社区养老兼备居家、机构养老的优势，同时有效规避其不足之处，既能够提供全面、系统、专业的养老服务，又能进行集中养老以降低老年人家庭的支出；既能适应农村空巢化的社会趋势，又能让老年人一定程度上获得“不离家”的心理感受。然而，社区养老设施、服务的设置率与利用率并不高，甚至一些设施并没有配备。同时，农村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的需要程度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而不断增强，这种供需矛盾正是农村社区养老发展的困境所在。

1.农村老年人对养老生活满意度不高

调查问卷采用QOL量表的形式，就健康状况、生活质量、生活乐趣、经济需求、卫生保健与社会福利的满意度进行提问。在被问到“您对自己健康状况满意吗”时，375%的被调查对象表示“一般”，296%表示并不满意。60岁以后老年人进入多种老年病的高发期，在问卷中的15种疾病中，93%的被调查对象患有1种及以上疾病，仅有7%的被调查对象表示没有患病，且多集中在65岁以下的低龄老年人，不排除随着年龄增长而患病概率增加的可能。老年人面临老年病的威胁，农村医疗卫生条件差，新农合报销制度存在缺陷等多种因素影响导致农村老年人身体状况差强人意。61%的被调查对象认为生活质量一般，72%认为生活质量很差，原因主要集中在钱不够花、担心未来养老问题、长期受病痛困扰等方面。28%的被调查对象表示生活无乐趣，仅有8%的被调查对象认为生活有乐趣，其他人对此问题的回答是“一般”。现代社会中家庭规模的缩小，城镇化发展以农村空巢老人为代价，孤独感上升、精神空虚是生活乐趣水平低的主要原因。在被问到“您有足够的钱来满足您的需求吗？”时，有377%的被调查对象回答是“不能满足”，这是因为农村老年人并没有城镇职工高水平的退休金，他们的收入由政府发放的养老金和子女给予的生活费构成，在研究科走访的北京市农村中，养老金为350元/人/月，而河北省仅为55元/人/月。老年人较其他年龄段群体而言，除日常衣食开支外，价格昂贵的医疗支出占较大比重，他们大多不希望给子女增加过多的经济负担，但子女啃老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经济需求不能满足也是情理之中。在卫生保健、社会福利等服务方面，仅有23%的老年人表示满意，资金限制与管理不当导致卫生保健设施缺失、社会福利项目少，已无法满足当前老年人更高层面的需要。 2.社区养老设施的设置率、利用率不高

在7项社区养老设施中，卫生室的配备率最高，为628%，但仅有369%的被调查对象利用过。老人们纷纷表示卫生室的条件简陋，无专人坐班，只能取一些常用药，应付简单的“头疼感冒”这类“小病”。老年人的身体状况特殊，日常检查及常患病症的治愈并不能在卫生室得到解决。居家养

老占主导地位，导致养老院的设置率仅为37%，

而840%和979%的被调查对象分别表示村内并没有

设置老年餐桌和日间照料中心，更不要谈如何利用。虽然老年活动站的设置率是561%，但只有142%的老年人表示利用过，大多处于闲置的状态，例如朝阳区某村的文化大院常年大门紧锁，逐渐变成村委会的仓库和停车场。互助幸福院的设置率为111%，多集中在社区5（河北省邯郸市某村），但值得欣喜的是利用率高达843%。老年大学的设置率最低，接近于0。详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京冀两地农村养老设施的设置率浮动较大，区间为05%至628%，设置率较高的卫生室、老年活动站均未得到充分利用，多与养老设施的服务质量、政府重视程度有关；而老年餐桌、日间照料中心这些能够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服务的，社区养老中最基本的设施设置率低，可见整个农村社区养老体系的不完善。老年大学这种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同样在农村未得到重视。

3农村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的利用率与需要程度不匹配

在26项社区养老服务中，涉及日常生活、康复、护理的基本服务其利用率均小于10%，精神层面的茶话会、健康讲座更无从谈起，唯有户外互动的利用率超过20%（详见表2），集中在社区2（北京市朝阳区某村），访谈中被调查对象对利用率低的原因解释可总结为以下三点：第一，从根源上来说，社区养老服务的提供少之又少，代理购物、日常巡视这类项目，部分老年人表示“听都没听过”。第二，宣传力度不够导致老年人放弃了享受社区养老服务的权利。在入户调研中，一位大爷表示并不知道村委会可提供“介绍保姆”的服务，自己家的保姆是子女在县城请来的。第三，一些服务虽然在村中设立，但却未得到村委会的重视，北京市大兴区某村老年活动站中所设的心理活动室已建成1年多，而大多数老年人表示很少开放，且并无专业医护人员提供“心理疏导”这项服务。

表2仅对京冀两地农村中部分社区养老服务的利用率与需要程度作出展示。在入户服务、康复照料中的多数项目中，80%以上的被调查对象认知为“非常需要”，多发生在身体一般或较差、患有多种疾病、子女不同住、生活自理需要在他人协助下完成的几类人群中。一些老年人表示入户服务这些生活照料由老伴、子女完成，或由亲戚接济，虽然体现了一直以来“家”文化的传承，但始终不希望为家人增加过多负担，而且无专业康复与护理的硬件设施和医护人员，只能达到照料的目的，而距离康复的标准很远。而对于社区活动中的书画、读书读报，79%的被调查对象认知为“不太需要”，与前两项差距较大。符合在生理与精神需要均未得到满足的前提下，一般倾向于优先满足生理需要这一需要层次理论。

四、京冀两地农村社区养老发展困境的影响因素分析

1建立模型

假设社区养老设施（卫生室、养老院、老年餐桌、老年活动站、日护中心/托老所、互助幸福院、老年大学）利用率（y1）和社区养老服务（入户服务、康复照料、社区活动）利用率（y2）主要与社区人群的地区（x1）、性别（x2）、年龄（x3）、文化程度（x4）、全家月平均支出（x5）、生活自理能力（x6）和

对社区生活的评价（x7）有关。基于以上观点，我们建立以下两个方程模型：

y1=α1+β1_1*x1+β1_2*x2+β1_3*x3+…+β1_7*x7

（1）

y2=α2+β2_1*x1+β2_2*x2+β2_3*x3+…+β2_7*x7

（2）

2.主要解释变量

年龄、全家月平均支出、生活自理能力和对社区生活的评价属于连续型变量，用均值和标准差表示，如表3所示。性别、社区、文化程度为分类变量，用频数和频率表示，如表4所示。

3回归结果分析

为体现假设模型中每项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显著性水平，分别对影响社区养老设施利用率的因素、影响社区养老服务利用率的因素作多元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详见表

5、表6。

（1）影响社区养老设施利用率的因素分析。从方程拟合优度的检验结果来看，调整的R2值为05276，说明本文的解释变量可以解释被解释变量方差变异的5276%。从F检验的结果来看，F统计量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该模型的线性关系比较显著，该模型是有效的，使实证研究的结果更具有可靠性。

从多元回归结果来看，相比于社区5来说，社区

1、

2、4的社区养老设施利用率更少。分析结果中的社区5实为河北省邯郸市某村，该村社区养老设施与社区养老服务的利用率远高于其他村，是因为该村较早地引入“农村互助幸福院”模式。农村互助幸福院已成为社区养老设施的集合体，包涵了老年餐桌、老年活动站、日间照料中心、卫生室、心理咨询室等社区养老设施，具有生活照料、医疗康复和精神慰藉的功能。农村互助幸福院在河北省的建设粗具规模，不得不承认，在失能失智老人护理、康复医疗技术水平方面仍有待提升。因此，在这些社区养老设施中，利用率也有一定

差别，老年餐桌、老年活动站的利用率更高，日间照料中心、卫生室、心理咨询室的利用率较低。

与男性相比，女性的养老设施利用度要高。女性较男性而言，更容易接受这种聚会形式、热闹的氛围。在怀柔区某村调研时发现：上午有7位女性老年人来到老年活动站，而男性仅为3人，下午女性老年人为11人，而男性仅为1人。本村的男性老年人比女性少32人，他们当中的行动方便者大多也只会选择在家休息或上山打柴等活动以打发时间，而非老年活动站。这一情况并非偶然，笔者在大兴区某村的老年餐桌负责人处了解到：老年餐桌的服务对象是13位女性老年人和2位男性老年人，其余老年人多选择在自己家或子女家就餐。先行研究中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为女性老年人较男性而言，丧偶率更高且寻找老伴者少，文化水平低导致精神生活简单，更容易感动孤独、寂寞。 全家月平均支出与社区养老设施利用率呈正相关关系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支出越大，利用社区养老设施程度越高。农村老年人本身收入低，与日益上涨的日常开销和高昂的就医费用相比，政府每月提供的350元（京）或55元（冀）养老金显得微乎其微，大部分支出则需要发挥家庭互助的功能，由子女或其他亲属接济。大兴区某村的老年餐桌即使有村内补贴，也都是村内经济条件较好的老年人参与。在访谈中，一些老人表示平时所需粮食、蔬菜都是自家地里生产，无需购买，也就不愿每月支付300元到老年餐桌；还有一些老年人表示自己吃什么无所谓，宁愿把这些钱攒起来，以备今后看病就医，或留给子女。

可见，社区养老设施利用率与年龄、文化程度、生活自理能力、对社区生活的评价等因素并无较大关系，更多的受到地区、性别和全家月平均支出等因素的影响。

（2）影响社区养老服务利用率的因素分析。从方程拟合优度的检验结果来看，调整的R2值为05679，说明本文的解释变量可以解释被解释变量方差变异的5679%。从F检验的结果来看，F统计量在001水平上显著，表明该模型的线性关系比较显著，该模型是有效的，使实证研究的结果更具有可靠性。

从多元回归结果来看，相比于社区5来说，社区

1、

2、

3、4的人群社区养老服务利用率更少。农村互助幸福院、社区为老服务站是各项社区养老服务的载体，可提供做饭做菜、送医送药、理发洗澡、日常巡视、介绍保姆、陪同就医、住院陪床、康复期间护理、书画、读书读报、户外活动、心理疏导、紧急情况援助等多项服务，通过这些服务，可及时地解决老年人生活上的各类现实问题，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在提高晚年生活质量的同时减轻子女负担。

文化程度越高，社区养老服务利用率也越高。一般认为，文化程度会影响人的意识观念，文化程度高的人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而文化程度低的人往往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这一规律在京冀两地农村社区养老服务利用率问题上同样适用，被调查对象多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文化程度多为小学、初中，个别为高中，大学以上学历几乎可忽略不计。文化程度越高，选择社会养老的可能性越大，反之选择家庭养老的可能性大。“养儿防老”是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尤其在农村更是根深蒂固，这种观念认为在家养老是理所当然也是唯一的养老方式，但随着新兴养老方式――社区养老的出现，文化程度高的农村老年人逐渐体验到养老服务，想法也随之改变。

全家月平均支出与社区养老服务利用率在5%水平上呈正相关关系，说明支出越大，利用社区养老服务程度越高。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低层次需要满足后，高层次需要才会出现。也就是说，假如一个人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通常对食物的需要是最强烈的，其他需要则显得不那么重要。农村老年人本身经济条件有限，除去衣食住行和医疗费用这些生理需要后，仅有的一点收入所剩无几，这种情况下，他们无法满足对社区养老服务的需要。以河北省邯郸市为例，一对不能务农的老年夫妇，买菜、粮食的开销为600元/月，人情往来为300元/月，看病、就医的费用为400元/月，基本不买衣服，每月共支出1300元，三个儿子每人每月接济300元，余下的400元则从老人的积蓄中扣除，所以他们并没有过多的钱支付社区养老服务，尽管表示“非常需要”，也不得不放弃。还有一些低龄老人需要负担自己父母的生活费用，他们享受社区养老服务的可能性更低。

对社区生活的评价与社区养老服务利用率在5%水平上呈负相关关系，说明对社区生活评价越不满意，利用社区养老服务程度越低。农村社区处于初建阶段，大的框架设计已完成，但细节之处仍有待完善。一些地区农村的老年餐桌并无专业厨师，甚至没有健康证，只是一些简单饭菜，并非针对老年人消化特征、营养需求而制定；在康复期间护理服务中，并没有专业的护工，而是类似于保姆性质的照顾行动不便者的日常起居。因此，尽管京冀两地在农村社区养老事业中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也能够看到一些成效，但只有社区养老设施和服务的专业化、科学化水平得到提升，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使本村老年人受益。

可见，社区养老服务利用率与性别、年龄、生活自理能力等个人生理特征因素并无较大关系，而更多的受到地区、文化程度、全家月平均支出、对社区生活评价等个人意识与经济、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五、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京冀两地农村的社区养老发展正处于供小于求的困境之中，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难以得到高质量的保证。通过访谈资料究其原因，第一，农村老龄化和空巢化的加剧，老年人对社区养老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需要；第二，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缺失，导致社区养老建设在农村进展缓慢，并没有提供普适性而又多元化，符合农村老年人生活习惯与消费水平的产品及服务。

总结前面分析结果，无论是社区养老设施还是社区养老服务，都受地区因素、全家月平均支出的影响较深，除此之外，社区养老设施利用率受到性别因素的影响，社区养老服务利用率还受到文化程度、对社区生活评价的影响。基于此，可以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北京市可仿效河北省，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建立农村互助幸福院等农村社区养老载体，既符合农村老年人不愿远离家乡的心理诉求，又可以解决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的问题。第二，农村老年人支出同样成为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原本不多，甚至连基本生活需要都不能满足，更不能享受社区养老服务。农村社区养老初建时期，由政府提供一次性建设投资，但服务的购买终究还是需要个人支付一部分。这说明提升农村老年人的收入才能使社区养老服务成为可能。第三，加强宣传是转变农村老年人传统观念的途径之一，社区工作人员可经常与村内老年人及其家人沟通思想，或通过老年人之间口口相传，使社区养老的覆盖面不断扩大。第四，提升农村社区养老的服务水平与服务质量是改善农村老年人对社区生活评价的根本办法。这样一来，政府、个人、社区三方合力，才能使京冀两地农村社区养老摆脱发展困境，改善供需失衡的状况，为农村老年人享受优质的老年生活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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