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老师的成长基因
一位值得孩子终生怀念的老师就是好老师
在讲述“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时，苏霍姆林斯基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英语教师来到一所农村学校。她心里有点忐忑不安：“我们没学多少教学法，我可怎么工作呀？”可是没过多久，她的外语课就成了学生们最喜爱的科目。过去，学校里总有不少孩子讨厌外语，而现在，孩子们在课堂上被点燃的求知火花燃烧到了课外，孩子们不需要完成指令性作业，而是成群结队去找这位老师：“您看看，我写的这篇英语短文有没有错误，我准备把它登在墙报上。”“这本英文书我已读完，再给我一本好吗？”精力充沛的女教师总会满足孩子们的要求，还和孩子一道组织英语晚会，排演英语戏剧，创办英文新闻报，准备“英国人民文化艺术晚会”，甚至还找来许多复制品办起了“英国艺术博物馆”！
两年后女教师因事离校，一位有18年教龄的知名教师代她上课。不料没过几天学生们的态度就发生了逆转，甚至看都不愿看一下外语课本……
每年收看中央电视台《寻找最美乡村教师》节目，我都会被感动。那些在深山、密林、荒原、海岛坚守讲台的优秀教师，不计名利，风雨不动，引领一批批孩子走出蒙昧，摆脱封闭，走向崭新的天地。他们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因为他们的心和孩子们一起跳动，他们的生命与孩子们联系在一起。
这两件事常让我思考，对于“好老师”有没有一种既准确又简单的判断方法呢？应该是有的，那就是孩子们那一根根易感的心弦。苏霍姆林斯基在谈及办学理想时，并未提出“领先”“一流”等宏大目标，他只想办一所值得孩子们留恋的学校。他以孩子们的情感归依为办学的最高取向，这其实也可以迁移到好老师身上：一位值得孩子终生怀念的老师就是好老师。
苏联教育家加里宁说过：教师应该感觉到他的一举一动都处在最严格的监督之下，世界上任何人也没有受着这样的严格的监督，孩子们几十双眼睛盯着，须知天地间再也没什么东西能比孩子的眼睛更精细，更敏捷，对于人心理上各种细微变化更富于敏感的了；再没有任何人像孩子那样能捉摸一切最细微的事物。
事实上，孩子的敏感性远远超出了成人的想象。著名的罗森塔尔效应就是一例。孩子不仅能理解老师的言说，而且能领会其言外之意。为孩子们衷心接纳并留驻于记忆深处的老师，该是多么值得骄傲啊！当老师记着学生、学生也记着老师的时候，当孩子们忘掉了在学校所学的一切，心中仍然活跃着一位老师的音容笑貌的时候，便是老师最幸福的时候。最幸福的老师当然也就是最好的老师。世界上有什么荣誉，能比这种幸福体验更难得、更珍贵呢？
好老师的成长依赖于对学生的了解
当我们将“好老师”与“受到学生爱戴和久远铭记”紧密结合起来时，“好老师的成长”便自然包含着以下要义。
它意味着教师与学生在情感上日益接近、贴近，且能经受住种种考验。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特级教师斯霞，曾被任命为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组织上想给她一个意外惊喜，事先并未征求她的意见。谁知任命书下达后，她没有感到惊喜，只是感到意外。她谢绝了这一好意，甚至从未跨入已为她准备好的局长办公室。斯霞坚持与孩子不离不弃，长相厮守，她作为教师角色的发展也因此得到继续。还有南京师范学院的老院长、著名幼儿教育专家陈鹤琴先生，在他病重弥留之际，老友高觉敷去看望他。他口不能言，遂以颤抖的手写下9个字：“我爱孩子，孩子也爱我。”这是他一生的信念、追求和体验。
它也意味着能一天比一天更细致、更准确地了解每一个孩子。苏霍姆林斯基几乎一辈子都在致力于人的研究与教育。他越深入研究，便越发现人性的深邃与复杂。他多次感叹：人的精神世界是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难理解的。除了难以穷尽的共性之外，人的个性更是无限的。他说：“对学生身上的人性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不能说：认识就此告终，你身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是我所不知的了。”他感叹道：要做到了解学生这一点，一辈子也不够啊！
它还意味着教师能准确地找到对每个孩子心灵深处施加教育影响的小径，特别是能找到开启那些“难教儿童”心扉的钥匙，成功地将这些儿童引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在艺术界，许多艺术家都曾因心有余而力不足，无力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境界而感到痛苦。艺术哲学家阿恩海姆由此得出结论：“一个人真正成为艺术家的那个时刻，也就是他能够为他亲身体验到的无形体的结构找到形式的时候。”以此观照，一位真正的好老师，能为自己的教育教学思想找到通向学生的最佳渠道，能为自己的教育教学理念找到最具效能和美感的实践形式，能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新观点、新方法、新举措，体现自己独具一格的艺术匠心。他是一位真正的教育艺术家。
要学会选择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
好老师成长的道路千差万别，不胜枚举。若论其“基因”或日“基本因素”，不知能否归纳为天性与自觉性两个方面？
许多好老师都曾表示自己从小就爱孩子，爱当教师。著名特级教师魏书生，1971年至1978年在盘锦电机厂工作的6年多时间里，先后150多次提出当教师的申请。这一点很难以其他因素解释。这多出于他的天性、他与教育的缘分。
与此相反，一些老师的悲剧也就在于他的天性不适合做教师。有位好不容易等到退休的女教师在告别时满怀伤感：我不喜爱学校工作。它没有给我任何乐趣。我每天都盼望着课快些结束，喧哗声快些消失，可以一人独处……这位女教师的悲剧不在干“师德”的缺失，在于她以喜爱独处的性格从事了需要合群的教师工作。有鉴于此，苏霍姆林斯基对新教师提出建议：如果你的本性孤僻、不爱交际、沉默寡言，更多地愿意独处或与少数朋友交往；如果儿童的每一次淘气都引起你的苦恼和心悸；如果你热情不足，理智有余，对发生的一切都进行非常仔细的斟酌，那么建议你不要选择教师职业。
天性的作用固然不可忽视，但它并非成为好老师的唯一因素。事实上，有些本来不太适合做教师的人，在从事教育一段时间后可能会渐渐爱上孩子们，爱上教育事业。这些兴趣、爱好和情感的变化，就是他的发展、他的成长。这里，成为一名好老师的决定因素是他的自觉性、他的主观努力。
现代教育家朱自清的某些天赋条件本来不怎么适合做教师，他的学生、著名作家魏金枝回忆：朱先生讲课，“总是结结巴巴地讲。然而由于他的略微口吃，那些预备了的话，便不免在喉咙里挤住。于是他就更加着急，每每弄得满头大汗”。“一到学生发问，他就不免慌张起来，一面红脸，一面急巴巴地作答……倒弄得同学们再也不敢发问”。朱自清似乎自己也觉得不适合做教师，打算辞职，学生却因为他严肃认真而挽留了他。“他的为人的态度，为学的精神，为学的功夫，教书的精神，都是认真而严肃的。他的热忱，仿佛深藏不露。朱先生思想很新，与同学们谈论，总是平易而虚心的。他常与同学们一起讨论哲学上的问题，讨论人生的意义，提倡用白话写作，策励青年进步，很快就得到学生的信仰。”
后来，朱自清到台州师范等学校任教时，与学生的关系更亲密了。学生们称他为“爱师”，争着要他上课，朱自清也决心“把自己的生命全献给教育青年的工作”。此后在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的20余年中，朱自清每次上课前仍然坚持作极认真的准备。他以严肃认真的态度赢得了一届届学子的衷心爱戴。特别是他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救济粮”的骨气，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的人格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