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主体”的解构与“女性主体”的重塑

摘 要：露西・伊丽佳蕾批判“男权制”，揭露其自然主义、社会基础和话语逻辑体系的本质，为女性主体重塑排除障碍；直面性别差异，分析其社会历史和制度原因以及女性性别优势，揭示女性主体地位和价值；探求女性文化，论述其自主自觉本质以及政治理念、女性话语等特征，提升女性主体理性。伊丽佳蕾的男权主体解构与女性主体重塑的论述，成为其女性主义理论中最为精彩和最具价值的内容，在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中占有重要位置，我国的女性理论建构也应予以借鉴吸收。

P键词：当代女性主义；“男权主体”；“女性主体”；女性文化

作者简介：孙岩，男，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西方政治哲学研究；李寅月，女，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西方政治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沃尔泽分配正义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2YJA720022

中图分类号：B565.5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4-0024-07

露西・伊丽佳蕾（Luce Irigaray，1932― ）是法国当代女性主义的典型代表，第三波女性主义思想浪潮的领军人物，其四十余年学术生涯跌宕起伏，主要以演讲和著述方式传播学术思想，理论建树颇丰，在法国、西欧乃至全球女性主义中有广泛影响。按她自己后来的总结，其学术活动划分为批判“男权主体”、论述“女性主体”、建构两性和谐和探求性别文化四个时期，而男权主体的解构与女性主体的重塑是贯穿始终的理论主题。1

一、批判“男权主体”：排除“女性主体”重塑的障碍

西方女性主义者自现代以降，即以批判男权制为首要任务，以此表明对性别平等的强烈渴求，伊丽佳蕾也不例外。她在1974年发表的博士论文《他者女人的窥镜》中就指出：“我们可以设想，所有适合于主体的理论总是适合于男性的。”[1]（P16）这部著作使伊丽佳蕾一举成名于女性主义思想界，同时也导致她被开除大学教职，走上了专事演讲和著述之路。

在《他者女人的窥镜》中，伊丽佳蕾以三分之一篇幅来揭露弗洛伊德和拉康是如何以男性生理解剖学性征基准将女性主体身份全面掩盖和剔除的。她指出，弗洛伊德把女性定义为被阉割了的男人，声称女性缺乏阳物所代表的主动、逻各斯、正面的特征，认定女性的气质是无法被清晰描述的、暧昧的、阴暗的黑暗大陆，力图证明女性自小就因缺乏阳具而嫉妒男性。这一认识的结果就是男性心安理得地将自己当作主导社会的唯一主体，并在这一扭曲的现实中确立了男性主体主导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秩序，进一步将女性驱逐出主体的阵营，抹煞了女性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的能力，使女性只能生活在男权话语逻辑体系下成为附属的存在。伊丽佳蕾从根本上质疑弗洛伊德的生理性别决定论基准，指明相较于男性性征的“一”，女性不是缺乏而是优于男性的“多”；以男性的参数标准描述女性过于主观。作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继承者，拉康则从心理学角度定义性别。他认为婴儿在“镜像阶段”就意识到阳具的生理优势和象征能指价值，在发现母亲缺乏阳具后希望自己能够成为阳具填补母亲的缺失。随着婴儿对语言能力的获得，他/她就逐步进入男权主体的规约中而被迫放弃帮助母亲成为主体的希望，并认识到男性本身就拥有阳具，而女性只能作为阳具才具备象征能指。拉康由此断言：“女性并不存在。”[2]（P110）伊丽佳蕾指明拉康用阳具作为能指的诱导意义，在他的象征界中女性不但失去能指权力而且丧失了主体身份，以此划分性别过于主观而缺乏科学依据。

伊丽佳蕾痛感男权制社会将女性置于交换价值的位置，对此她作出了痛彻批判。在《此性非一》一书中她指出，男权制社会中女性成为了不具备主体身份的商品，男人们通过交换女性获取价值彰显自身主体性地位，并通过交换女性生产价值筑造起男权社会的资本运作机制。“因为女性自传统以降便代表男人的使用价值，也就是男人之间的交换价值；换句话说，就是商品。为此，她仍停留在物质实体的监管者角色，而其价格只能依据‘各类主体’的工作及需求/欲望的标准而定：工人、商人、消费者。女人被她们的父亲、丈夫、媒人等标上以阳具中心而定的价格。为此，这就决定了她们在性交易之中所具备的价值。女人，只不过是两个男人之间或多或少竞争性交易的焦点所在，连抢占大地之母的竞争也包括在内。”[1]（P37）男权制将女性异化为物质商品的本质，在于使女性只被界定为母亲、处女和妓女的固定角色，以便于男性主体赚取女性生产成果和女性剩余价值。她指出，男权制社会的历史“所涵括的全部社会政体，便是建基于剥削某一‘阶级’的生产者，亦即女人。女人所具有再生产的使用价值（在生产小孩以及劳动力），以及她们作为交换价值的结构，便为象征秩序作了背书，但却没有任何回馈报答她们的‘劳务’”[3]（P224）。她直言：“社会运作建基于男人之间流通女人，至少就男权社会而言的确如此。”[3]（P23）

作为法国女性主义者，伊丽佳蕾深知西方传统哲学是以男权为中心的话语逻辑体系，这一逻辑体系为保障男性特权而对女性主体千般消解。为此，她对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男性哲学家进行了思想解构，揭露了西方传统文化是如何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不平等的社会性别模式，把女性看成是地位低下的、思想愚蠢的、不配有主体身份的。她以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的论述做靶子――“一个生于世上的，而行为懦弱、生活不当的男人有足够理由被设想他将在下一次出生变成女人，变成具有女人特征的人。”[1]（P200）以柏拉图为代表的男性哲学家，就是如此狭隘地将女性定义为在思维方式、性格特征等方面都差于男性的非主体存在，这样就把女性逐出了哲学逻辑体系的话语之外。她认为：“男人为自我激发的目的生产了语言，并且在各种各样的语言形式中，‘主体的’自我激发的各类形式都是可分析的，这些主体的自我激发模式的最理想的一种也许就是哲学话语。”[3]（P303）传统哲学话语服务于男权主体和男性的感知欲求，受此影响的整个西方社会都呈现出以男权中心主义思维模式为统领意识的局面，社会的权力由男性掌控，制度由男性规范，女性成为了男权社会中的“他者”。伊丽佳蕾极力解构男权话语逻辑体系的哲学基础，消解社会政治生活的男权中心话语体制，期待在男权哲学体系中找回女性的声音，使女性进入曾被驱逐的哲学殿堂，实现女性主体的重塑。 二、直面“性别差异”1：揭示女性主体地位和价值

在伊丽佳蕾的女性主义理论中，最具价值的理论开拓就是对“性别差异”的阐释和探索，形成了独特的性别差异观，也成为其女性主义理论的标志性符号。正是在性别差异观基础上，才正确处理了两性主体的关系，摆脱了传统女性主义无视两性差异、追求绝对平等和极端女权的旧有窠臼，使女性主体论述进入新层次。她指出：“人类社会由男性和女性构成，性别上的差异是客观自然的、不可违背的。如果将性别差异看作是种族差异的次要问题，那只能说我们见树不见林。这同样适用于宗教、经济和政治题与性别问题重要性的比较中。正视性别差异才能为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4]（P47）

在伊丽佳蕾看来，确认女性主体地位和价值，就要“首先批判传统，这一传统并不认可两个不同主体的存在，也没有对主体间的伦理关系给予足够的关注”[5]（P117）。她认为，女性主体性在社会历史的传统中受到压制，同时她也相信那些在历史中带给女性的压制和伤害必将通过社会的进步完全修正过来。19世纪下半叶的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之所以意义重大，就在于这一运动使女性赢得了教育、选举和就业的权力，这不但促成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同时也促使男性重新思考自己与女性的关系，推动了女性主体的成长成熟。她期待着社会历史更快更显著的进步，使女性全面找回被历史掩盖的主体身份和价值，真正确立起主体身份。伊丽佳蕾如此展望女性主体重塑前景：“我将作为自己而出生，既不在母亲的被界定过的子宫里，也不在父亲的话语体系中，我拥有自己的生命，生存在自由自在的文化中，对美好世界的认识更加自在、深刻、明确。”[6]（P5）

作为一位清醒冷静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伊丽佳蕾可贵的是能够客观看待作为女性弱点的差异，比如自然生理、逻辑思维等方面的欠缺。她强调，必须正视女性在性别差异中所显露的弱点，努力探寻女性主体的重塑之路。她由此遭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的严厉抨击，被指责为为男权统治开脱，是向男权中心主义逻辑体系投降。而实质上，伊丽佳蕾对女性弱点的正视并不是否定女性的主体身份，恰恰相反，承认女性缺乏男性的素质、条件和特点正是为了启发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她提醒那些一昧追寻性别绝对平等的女性主义者：“首先，人为的对两性之间自然的、客观的、不可辩驳的本质差异的否定本身就具备不道德的特征……其次，如果我们忽略性别差异的事实，继续寻找一种无性别或中性化的表达必将重回男权逻辑体系的控制。”[7]（P51）客观承认女性某些方面处于劣势和长期处于社会历史边缘位置的事实，不会削弱和损害女性主体的地位和价值，而更便于为女性主体的复归找到可行之路。她进一步指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异是最不可通约的区别。”[8]（P3）正如男性的性别弱点并不影响其主体身份一样，女性的性别弱点也不会使其必然成为客体、他者或附属。她认为，那些无视性别差异的绝对平等诉求将造成人类失去性别特征，进而失去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伦理规范的主体特征，长久以往必将使社会文化失去多样性，甚至可能造成社会发展停滞。而社会历史进步的要求，就是“男人和妇女必须发展他们自己作为男性和女性的独立身份，发展为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没有剥削的两性之间的互相作用提供基础的身份”[9]（P427） 。伊丽佳蕾特别提醒女性在诉求主体身份时要正确评价自身能力，找到适合自己的社会位置，从事适合自己的工作，发挥自己的独特价值，这才是走向男女最终平等的正确途径。

当然，伊丽佳蕾更为关注的是女性性别优势，这是女性主体的重要支撑。她指出，“女孩从诞生之时起就担负着实现自身性别以及与另一性别共同实现人类的使命”[10]（P51），女性的生理优势就是她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她认为，母亲身份在自然的意义上代表了生命的起源，在社会发展的意义上则代表了博爱和奉献，“西方文化本身就是奠基在牺牲母亲的基础之上，所有女性都因为母亲身份而作出了牺牲”[11]（P61）。但女性的牺牲能够通过母亲与孩子的亲密关系得到弥补，母子亲密关系决定了母亲是孩子最可依赖和最可信任的保护者。母亲对孩子性格的养成、身份的构成、价值观的形成至关重要，这一点父亲永远无法取代母亲。对伊丽佳蕾来说，身为女性研究女性本身也就是一种优势，这样可以避免一直以来的男性思想家对女性的误读或曲解。而女性博爱、细腻、敏感的性别特征，又决定了女性在心理学、艺术以及青少年教育等领域更容易取得成功。伊丽佳蕾在强调重塑女性主体地位时，“呼吁女性气质的回归，强调不能以牺牲自我性别为代价来寻求所谓的平等，而应重新认识男女两性各有的文化价值，它只有异同，没有高下之分；要恢复对生命和抚育行为的尊重以及在家庭和公共领域中树立女性形象”[12]（P85）。男性和女性作为人类的两半既有着共同创造世界的任务，也有着各自承担的发展社会的责任，两性的分工是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缺一不行、不可替代。她指出，人们要“忠实于自己的性别，这打开了另一条可能的成长道路：成为女人，成为男人，或共同成长。如果说男人和女人的精气具有不同的特点，如果说它们和声音、颜色等事物的关系上有区别，他们就可能互相解释这种多样性，男人和女人就可能互为师徒。忠实于自己的他和她，他们能传递一种特殊的精气，以及各自的修养方法”[10]（P82）。即是说，社会发展需要男性之为男性、女性之为女性所创造的那些价值。伊丽佳蕾特别提醒，“正是为了不让两性都成为社会主导，性征才在作用和功能上作了区分”[13]（P172）。承认男性的社会主导位置不代表女性成为了男性主体的附属和他者，更不意味着女性变成男权逻辑话语中的“非男”。伊丽佳蕾的性别差异观强调男女两性在尊重彼此性别差异的基础上以平等的态度相待，发挥各自的身份价值，参与社会历史的构建发展。

伊丽佳蕾并不局限于女性主义的纯理论探索，而把眼光投向社会制度及其变革。几千年来的父权统治造成经济、政治、法律的制度都是男权制的，在这样的制度下女性主体思维被压制、主体身份被无视，造成了男强女弱的所谓性别差异。社会制度扭曲的性别差异是最不合理的差异，应通过持续而彻底的社会变革来改变，不合理制度强加于女性的种种束缚和压迫应予彻底破除。而这一变革“不仅意味着重组（至少）两种性别间的社会经济关系，还需要整体重组象征秩序及社会机制”[14]（P207）。伊丽佳蕾特别重视变革那些有损于女性主体价值的政治法律制度，曾提议将性别权利上升至公民权范畴，通过设立法律、制定规章等方式，保障女性群体同男性群体一样享受作为公民的主体权利。她强调：“成长于社会中的女性自然应该获得公民身份，那些对生理决定性别还是社会影响性别的争论都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女性作为公民应同男性公民一样以公民主体身份享有决定自我生活方式、掌控自己身体欲望和思维方式的权利。”[15]（P17）出于对性别差异的深刻的哲学理解，伊丽佳蕾对社会制度变革和女性主体权利诉求也作出了区别于以往的界定：“女性主义未来目标将不再是争取与男性趋同，不再是获得与男性相同的权力，也不再是争取运用男性概念框架及价值体系的权力”[14]（P219），而是要变革社会制度中性别歧视的内容，在尊重性别差异的基础上保障女性的合理权利，促进女性独立自主的自我意识的进一步觉醒。这样有限定目标的变革和对女性主体意识的充分关注，契合了二战后西方社会实际和女性解放新潮流，对于激进主义者是保守，而对于保守主义者又是激进。 三、探求“女性文化”1：致力女性主体理性提升

伊丽佳蕾在20世纪90年代就颇有见地地指出：“衡量不同性属的人们的重要方式即他们各自对文化的建构。”[16]（P21）她认为，女性文化是重塑女性主体不可忽视、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女性文化的成熟度表征着女性主体意识的成熟度。伊丽佳蕾在晚年更多地致力女性文化的探求，展开有关女性文化深层价值、政治文化和话语体系的阐发论述，以提升女性主体地位。

伊丽佳蕾所理解的女性主w是与男性主体共生共存的同等“此者”，而非作为男性附属的“他者”，她的女性文化的深层价值就是女性主体的自觉自主本质，这也是女性文化建构的核心追求。在伊丽佳蕾看来，以往女性之所以处于附庸地位，归根结底是因为女性自主自觉本质在社会主流文化中的长期缺失，为此她致力于建构一种相对独立于男性文化的女性文化，关键是确立女性的自主自觉本质和价值。她指出：“必需的条件是，女人成为主体，母亲和女儿可以成为女人，成为她们自己现实生活中的主体和领导者，而不是父亲戏剧中的客体和对抗者。”[17]（P161）她为此又把母系谱系和母亲主体放到重要位置，认为母女关系也许是复兴真正的女性想象、复兴革命的女性思想意识的源泉，母女关系也将影响互为姐妹的全体女性，母亲主体的引领作用将帮助姐妹们从社会边缘人位置回归自我主体中心。伊丽佳蕾在分析母女纽带撕裂过程中，发现男权宗教文化对女性自觉自主本质的束缚和压制，反思“宗教的范畴、创始、法规，理想国是关键的，几个世纪以来，所有这一切都是男性的”[9]（P428），连上帝都是由男性创造的男性形象。她由此又倡导重构女性宗教文化，要像男性创造上帝那样来创造自己的女神，且“不能被动地等待她的来临，我们要通过自己的语言和道德，使她出现在我们之中，作为我们血和肉的复活的变容”[9]（P429）。这里的女神就是伊丽佳蕾理想的女性主体形象，她要以这一神圣符号来引领和激励女性，从现实社会文化环境中找回属于自己的身份价值，成为自己意识的主宰，成为自主自觉的真实主体。毫无疑问，这一女神符号带有浓厚西方文化特征。

无论是正视还是侧视，政治追求总是文化建构中不可回避的内容。伊丽佳蕾认为，政治及法律状况是衡量女性主体地位的依据，也是女性成为自主自觉主体的保障，因而她十分关切女性的政治地位，注重女性政治文化的建构。伊丽佳蕾指出：“我们所知的社会，亦即我们自己的文化，实则奠基于交易女人。假使没有交易女人，据说，我们将会回归自然世界的无政府状态，亦即动物王国的随机状况。”[3]（P221）她赞成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视之为资本主义财富的基本形式，亦可被理解为对女人在所谓男权社会之中所处地位的诠释”[3]（P224）。她继而把眼光投向历史，推崇“在母系社会，曾经存在女性律法。在女性律法统治下，人类社会一直处于和平状态”[11]（P90）。她认为，女性律法充分体现了女性阴柔和谐的特质，也就是女性博爱、包容的性别优势，当代社会十分需要，它可以引导社会尊重生命、尊重自然、尊重差异，各种矛盾也可以和平解决。而当前的法律不但没有立足尊重两性差异，甚至没有对国家、民族和种族间的矛盾作出合理规范，不可能实现在尊重性别差异基础上的民主政治，这也正是她要努力变革和重构的。她还把女性阴柔和谐特质与东方文化联系起来，表明“我自己在东方文化中的经历教会我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世界……东方文化同自然的联系更为紧密，母性的价值一直受到很好地保护和尊重”[18]，这样就沟通了女性政治文化的东西方资源，超越了西方中心论的窠臼。在深入阐释女性政治文化特质的同时，她力求把思想付诸行动，极力推动和协助欧盟议员起草了《公民行为准则草案》。该法案既强调保障女性权利又提倡尊重不同性别、种族、民族间利益，彰显了女性文化在政治中的多元包容特性，虽未最终通过，但却是一次有意义尝试。伊丽佳蕾始终相信，通过女性政治文化的建构可以保障和推动女性政治参与，进一步提升女性主体理性。

建构成熟的女性话语体系，始终是伊丽佳蕾的关注点，尤其在她的晚年。她始终认为，“话语是有性别的”[11]（P79），话语的主体就是社会文化的主体。而在以往的历史中，“在法律、道德、政治等几乎所有领域内，话语的主体都只是男性”[11]（P93），女性的话语依附身份决定了女性只能作为社会文化中的非主体。要重塑女性主体，必须变革男权特质浓郁的话语表达方式。那么如何才能变革和重塑呢？她提出了三点：呼吸、沉默和倾听。“女性在呼吸中生产”[5]（P104），生命的基本体征就代表女性主体意识的表达，女性在分享和奉献中呼吸，通过呼吸孕育生命和参与社会建设。沉默是交流的前提，是差异主体间不可无视的交往方式之一，也是女性展现自身文化的独特方式和保持自我清醒意识的重要手段。作为女性，“保持沉默可以彰显我们有能力不再仅仅根据行为准则和规范来确定意义，它证明我们愿意迎接尚未发生的一切，证明我们有能力、有愿望开放自己给未知世界，获得那些我们尚不熟悉的一切”[5]（P104）。正是沉默帮助女性从自怨自艾的文化自卑感中脱离，意识到自身文化的丰富多元价值，迎接各种陌生的异质思想。倾听就是在对等、尊重和静候中接受他者的信息，“倾听尚未揭示的真理，倾听关于他者及其世界的真理……倾听我们栖居其中的语言，也要倾听他者对我们的诉说”[5]（P109），倾听的交汇点即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倾听凸显了“两个主体相互信任基础上发现的意义”[5]（P109），使女性面对两性世界敞开心扉，完善和彰显自我，以自主自觉状态确证和提升女性主体意识。在此基础上，伊丽佳蕾极力倡导回归女人腔的言说和书写方式。她认为，女人腔并不是要发明一种女性自己的语言，而是要解构男性言说表达和书写逻辑，打破不变的思维框架，重新排列起适用于女性表达的自由、随意、感性的话语形态，让女性不受拘束地表达和聆听。在她看来，诗性语言就是女性言说的最好方式，诗歌作品就是女性书写的集中反映，而她在许多演讲和著述中身体力行地尝试和践行自己的主张，努力以自己认为的女人腔来言说和书写。伊丽佳蕾还关注到，营造一种适应女人腔表达的话语环境非常必要，这样便于去除父权制设定的“阳性”女性身份，女性才能恢复独立主体意识，进而消解并改造父权制构造基础，真正参与到社会文化建设中来。 伊佳蕾对男权主体的解构与女性主体的重塑及其相关理论论述，构成其女性主义理论基调或主题，由此也奠定了她作为法国女性主义三驾马车之一的历史地位。她对男权主体的解构是彻底的、全面的和实质性的，虽不免西方女性的激进或偏颇，但其深刻性达到了当代认识前沿，成为“波伏娃真正继承人”[12]（P20）。她在客观阐释性别差异基础上对女性主体鞭辟入里的透彻论述，其强劲的解释力、说服力、影响力持续改变着人们的认知，自此之后性别差异不再是否证女性主体的依据，而成为确证女性主体身份和价值的正面理念，从而启发女性主义者摒弃以往不切实际的绝对平等的诉求，走出切实可行、尊重差异、两性协同的发展之路，性别差异也由此成为伊丽佳蕾理论的标志性符号。她对女性文化的大胆探求，拓展和丰富了研究领域和方式，尤其是有关女性主体的自主自觉本质、阴性和谐特质、女性话语体系的独特创见，带给人们诸多启发和思考，展示了女性文化建构的新视界。伊丽佳蕾上述探索及其成果，对于我国女性研究和实践不无借鉴意义。当然，伊丽佳蕾的理论也有其不可避免的倾向、缺失和片面性，比如她对女性经济地位的过分轻视，对女性政治平等的浪漫追求，对女性话语体系的越界夸大，对“女神宗教”的虚幻重构，等等，都应立足中国实际予以具体分析、鉴别和剔除。伊丽佳蕾曾说过，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着气质上的本质区别，这就更提醒我们必须有分析地借鉴她的女性主义理论。

参 考 文 献

[1] 露西・伊利格瑞：《他者女人的窥镜》，屈雅君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2] 伊丽莎白・赖特：《拉康与后女性主义》，王文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 露西・伊瑞葛来：《此性非一》，李金梅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5.

[4] Luce Irigaray. I Love to You： Sketch for a Felicity Within History， trans， Alison Martin， The Routledge Press，1996.

[5] 露西・伊丽佳蕾：《建设同他者交互关系的未来》，刘岩译，载《世界哲学》2012年第3期.

[6] Luce Irigaray. Between East and West： From Singularity to Community， trans， S. PluháCe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

[7] Serene J. Khader. “When Equality Justifies Women’s Subjection： Luce Irigaray’s Critique of Equality and the Fathers’ Rights”， in Public MovementHypatia，2008（4）：51.

[8] Luce Irigaray. Toward A Divine in the Feminine，Women and The Divine： Touching Transcendence， Gillian Howie， J.annine， Jobling（Eds.），Palgrave Macmillan Press，2009.

[9] 加里・古廷：《20世纪法国哲学》，辛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0] 吕西・依利加雷：《二人行》，朱晓洁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11] 刘岩：《差异之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2] 张广利等：《后现代女权理论与女性发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13] Luce Irigaray. Sexes and Genealogies， trans， Gillian C. Gill，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14] 伊丽莎白・格勒兹：《时间的旅行》，胡继华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

[15] Luce Irigaray. Democracy Begins Between Two， trans， Kirsteen Anderson，The Athlone Press，2000.

[16] Alice Schlegel.“Gender Meanings： General and Specific”， in Beyond the Second Sex， Peggy Reeves Sanday， Ruth Gallagher Goodenough（eds.）， University of Pennsy Ivania Press，1990.

[17] 约瑟芬・多诺万：《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赵育春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8] 刘岩： 《性别主体与差异伦理――露西・伊里加蕾访谈录》，载《文艺研究》2013年第6期.

Abstract： The theme of Luce Irigaray’s feminist theory is the deconstruction of male subjectivity and the reshaping of female subjectivity. She removes obstacles for reshaping the female subjectivity by criticizing patriarchy， exposing its naturalism， social basis and the essence of discourse logic system； she explains the gender differences objectively， analyzes the social history and institutional reasons as well as women's gender advantage， which could establish the status and value of female subjectivity； She devotes herself to the exploration of female culture， and discusses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nature of its consciousness autonomy， political factors and female discourse， which could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female subjectivity. Luce Irigaray’s thought about the deconstruction of male subjectivity and the reshaping of female subjectivity has become the most exciting and the most valuable content in her feminist theory， and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feminism， and also has a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for construction of feminist theory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 contemporary feminism， Male Subjectivity； Female Subjectivity； Female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