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产业关联与动态分工的比较研究
摘要：相比东部沿海地区伴随中国经济进入全球产业分工的过程，东北地区嵌入全球生产分工尚不充分，这种不平衡可能是东北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相对滞后区域的重要原因。文章着眼于此，将关注点放在东北地区目前的产业间分工协作情况以及变动趋势上，基于产业关联和贸易流出视角，运用Antràs提出的行业上游度测算方法，对东北地区产业关联的动态结构进行测算分析。结果表明东北地区区域内产业关联尚未有效形成，制约了东北区域整体市场的深化;分产业来看，东北地区的第一产业没有充分实现在本地区内的价值创造，制造业在全国分工深化程度不足，同时缺乏内生技术创新型新动能新产业。
关键词：东北地区;产业关联;行业上游度;贸易流出;生产分工
基金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司课题“新一轮东北振兴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互动衔接研究”(WH20160012)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18.01.009
引言
建国初期，东北地区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雄厚的工业基础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成为国家工I化发展的重点基地，为中国经济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深入和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中国经济规模也从1985年时不足千亿，到2017年预计超80万亿，占全球经济比重超15%。而东北地区却并没有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实现平均水平的增长，尤其相对东部沿海地区更是显得积重难返。近年来，东北振兴已经成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和市场改革的重点，各项政策密集出台。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东北地区没有有效融入中国开放型经济体系中，没有产生足够带动区域发展的经济新动能、新产业，增长不充分的瓶颈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引发了从公共部门、学术机构到普通民众的热烈讨论，涉及了经济理论中所有的重要因素，侧重点各不相同。主流观点主要包括经济结构与体制矛盾的特殊性，[1]国企改革不彻底、[2]技术创新不足、[3]对外开放程度较低、[4]人口颓势[5]和市场化不足[6]等。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较快的区域经济大多是参与了中国经济在全球分工中的深化，因此本文从产业分工角度着手，对东北地区的产业关联及其动态演进过程进行剖析，并与东部沿海地区进行对比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结构动态变化的内在驱动力是产业分工关系的内在演进，现有研究已经证明了产业分工的深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7](P329―355)库兹涅茨的产业结构理论、罗斯托的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理论分别从劳动力分布结构和主导产业演化的角度阐述了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霍夫曼定理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了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演变规律。[8]经济全球化使得不同地域的产业分工发生变化，这种分工的深化不仅仅发生于地理层面的区域之间，同样渗透到产品的生产环节当中。市场化改革使东部沿海迅速融入全球化体系中，各部门分工深化，产业协作程度提升，经济发展迅速。因此，本文将关注点放在东北地区目前的产业间分工协作情况以及变动趋势，从产业关联的角度对东北问题进行剖析，来观察东北―中国的关联化结构关系。现有关于产业关联、分工协作的研究主要包括区域间产业关联和区域内部产业关联研究、从增加值贸易角度对产业分工地位进行的研究，以及基于行业上游度进行的产业协作研究。
投入产出表揭示了部门之间的依赖关系，是当前研究产业关联的主流方法，比较常用的指标有影响力系数、感应度系数、中间投入率和中间需求率。相关研究主要分为开放经济下区域间产业关联和区域内部产业关联的研究。区域间产业关联的讨论主要建立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之上，普遍使用的数据包括经济体内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和世界投入产出表(World IO Table)，这类投入产出表描述了不同地区之间的产业联系，使区域间产业的外溢效应和反馈效应得以量化。[9]Shi Q等(2015)利用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发现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可以带动西北部地区的经济增长。[10]经济体内部产业关联的研究则基于经济体自身的投入产出表，刘瑞安和姜彩楼(2010)将贸易数据与我国投入产出表相结合，考察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产业关联特征的变动，结果表明第三产业对于我国经济拉动的作用逐年增强。[11]原和李国平(2016)指出产业关联度的提升会提高有效劳动的产出水平，推动地区经济发展。[12]张钟文和叶银丹(2017)指出高技术产业对其他行业的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13]
增加值贸易的提出成为研究相关问题的新方法，被用来解释区域部门之间的生产联系，从产业分工角度对产业间关联进行研究，可以测算不同产业在价值链中的地位。[14]根据贸易来源可以将总出口分解为多个增加值，用来描述一个国家特定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对不同国家的生产分工进行测定。[15][16]程大中(2010)通过跨国投入产出分析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动态变化的研究表明，中国大多数行业倾向于通过与发达经济体进行贸易活动参与全球分工，[17]并且中国企业大多只是参与价值链中的单一环节，被动嵌入到全球生产网络，无法形成完整链条。[18]
从行业上游度的角度入手对产业间关联与产业分工地位进行研究近年来也较为普遍。以跨境产业分工为背景，Antràs在2012年首次提出行业上游度的概念和计算方法，[19]后续产生了很多与其他角度相结合更为深入的研究。鞠建东和余心玎(2014)将行业上游度和海关贸易相结合，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贸易角色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集中在价值链下游。[20]马风涛(2015)将行业上游度与全球价值链长度相结合，分析不同行业的上游度的影响因素。[21]陈晓姗(2017)基于行业上游度视角，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演进分析表明，行业效应是影响价值链中中国所处位置的主要动因。[22] 在此基础上，本文从行业上游度和流出贸易视角出发，利用投入产出表对东北各省行业间关联进行测算。江浙沪地区作为一体化程度较高、参与全球分工比较早的典型区域，所以本文选取东部沿海较为发达的江浙沪三省市与东北三省进行对比，分析不同区域省份产业层面上联系的差异。内容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研究设定与测算方法，第三部分为结果分析，第四部分为简要结论。
二、测算方法与数据来源
1. 测算方法
Pol Antràs(2012)在投入产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测算行业上游度的方法，构建指标表征该行业距离最终产品使用的加权平均距离，具体表达如下：
本文在计算过程中针对上述行业上游度公式进行了开放经济下的模型调整和存货调整。N为经济体中的部门数量，Ui即行业i的上游度指数，Ui≥1。式(1)右侧的每一项都对应着与最终产品消费距离不等的生产阶段，其中1，2，3…表示“距离”，即行业i的产出全部转化为最终产品前所需要的生产阶段数。每一项中乘号后方的部分表示行业i的产出中被用到该距离阶段上的比例，作为计算行业上游度的权重，因此Ui表示行业i的产出与最终产品使用的加权平均距离，即行业i在生产链上的平均位置，以此作为行业上游度的定义。
Ui值越大，表示行业i越是处于生产链的上游，产出的中间产品属性越强，即行业i的产出需要经历更多的生产阶段才能被消费者、政府、投资者等非生产部门最终使用，反映出行业i与其他行业间存在更紧密复杂的前向关联。反之，Ui值越小，行业越是i处于生产链的下游，产出的中间产品属性越弱，意味着在行业i的产出中很大一部分直接作为最终产品被非生产部门使用，行业i与其他行业间的关联效应较弱，融入其他部门的程度较低。
2.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选取2002年、2007年和2012年中国、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的42部门投入产出表对不同省份不同部门的行业上游度进行测算对比，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鉴于这三个年份的投入产出表中个别产业有所调整，本文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17)，通过对个别行业进行合并处理，使得三年的投入产出表部门顺序和分类一致，便于动态比较，最终整合为39部门投入产出表。
三、计算结果与分析
对于测算数据，从区域产业协作、不同产业参与分工和开放经济视域下的贸易流出三个层面分析。可以较为明显地看出，东北地区在2002年到2012年间，并未有效形成区域内产业分工关系，而产业关联结构关系上也呈现出农林牧渔业和采选业比制造业和服务业更强的区域产业主导性，与东部沿海相比，没有形成中高技术产业在全球分工中的竞争优势。
1. 东北地区区域内产业协作程度较低
东北地区各部门普遍居于生产链下游端，攀升力弱。随着年份的递进，不同省份在生产线上的位置都在发生变化，参照Miller和Temurshoev(2015)的方法，[23]采用各部门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对各部门行业上游度进行加权求和，得到各省及全国整体的行业上游度，结果如表1所示。整体来看，东部三省更加贴近上游投入端，与东部三省相比，尽管吉林省的行业上游度存在大幅波动，测算期间内东北三省整体上在生产链中的位置仍旧更加贴近最终产品端。到2012年，东部三省到达最终产品需要经历4―9个阶段，位于生产链的相对上游，各部门参与生产链的程度更高，部门之间的联系更强，而东北三省到达最终产品平均只需要经历3个阶段左右，位于生产链的相对下游，各部门间的协作程度相对较低。
2.东北地区农业、采选业相较制造业、服务业竞争优势明显
(1)第一产业行业上游度分析
第一产业为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从图1中可以看出，东北三省的农林牧渔业上游度在测算期间均保持上升趋势，即参与生产链中的程度不断提升，在生产阶段与其他部门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而江苏作为全国的主要农业区之一，其农业部门上游度一直保持六个省份中最高并且同样呈现上升趋势。相比之下，上海和浙江的农业部门上游度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并且随着年份的递进，到了2012年，东北三省的农业部门上游度已经超越了浙江和上海。
(2)第二产业行业上游度分析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17)，将第二产业分为采选业、制造业、废品废料、生产与供应业和建筑业。参照OECD制造业分类标准，根据技术密集度，将制造业又分为低技术制造业、中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24]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化学产品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多个部门，这些细分部门覆盖了三类技术制造业，本文折中将化学产品算作中技术制造业。
各省份的行业上游度较高的部门主要为采选业，这是由于采选业本身就涉及原材料的开采，用于投入其他部门的生产，因此与其他部门的直接关联和间接关联程度都较高，但是东部三省采选业的行业上游度在整体上明显高于东北三省，即东部三省采选业参与市场产业分工的程度更高。黑龙江省的低技术制造业行业上游度整体不断上升，但高技术制造业的行业上游度整体呈下降趋势，并且2007―2012年下降趋势更为明显，这表明黑龙江省的高技术制造业参与其他行业生产阶段的程度越来越低，并没有发挥高技术产业对其他行业的拉动作用。吉林省的中技术制造业的行业上游度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低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的行业上游度呈现波动。辽宁省的变动趋势和黑龙江省的类似，低技术制造业行业上游度水平不断上升，中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行业上游度水平不断下降，但下降的趋势有所收敛。相比之下，东部三省的高技术制造业行业上游度一直呈上升趋势，其中以江苏省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上海市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行业上游度提升最为明显。
(3)第三产业行业上游度分析
相比于其他产业，第三产业包含的服务业具有非实物性、不可储存性和生产与消费同时性的特征，服务业各部门的产出会比较接近最终产品，因此服务业各部门的行业上游度指数一般较小，其他社会服务、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以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服务业的上游度指数都接近于1。总体来看，东部三省在金融、交通运输及仓储业、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批发和零售部门中的行业上游度显著高于东北地区。
分地区来看，黑龙江省的服务业中批发和零售以及其他社会服务业的行业上游度水平呈上升趋势，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以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呈下降趋势，其他部门的行业上游度水平整体波动不大。吉林省服务业的行业上游度变化趋势的阶段性特征明显，2002―2007年期间服务业行业上游度指数呈下降趋势，2007―2012年多数行业的上游度指数反弹回升，但整个时间阶段内还是有所下降，其中2012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的行业上游度比2002年下降了62%，下降幅度比较大的部门还包括金融、租赁和商务服务。辽宁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文化、体育和娱乐部门的行业上游度指数提升较为明显，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上游度下降幅度最大。 3. 相较东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中低技术产业贸易流出更为集中
一个地区的部门总流出包括出口和国内省外流出两部分，通过分析部门总流出在行业上游度层面的结构差异，可以比较出该地区在对外贸易与部门行业上游度的关系，进而推断该地区在外向型经济中的分工作用。以2012年各省42个部门的行业上游度指数为横轴，部门流出占总流出的比例为纵轴，做出图2，可以看出，东北三省的部门流出结构各异，且与江苏、浙江、上海的部门流出结构差距很大，总体来看，各个省份的总流出中位于生产链上游的行业占比高于下游行业。
分地区来看，黑龙江省的部门流出结构中占比较高的行业有食品和烟草(22.21%)、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产品(18.19%)、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17.06%)、化学产品(5.11%)、石油与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4.59%)，且这些行业都处于黑龙江省的生产链上游，说明黑龙江省的流出是以农产品和原材料为主的初级产品，其自身的深加工能力有待加强。尤其是黑龙江省作为农业大省，其食品制造业处于生产链的上游，生产的产品主要作为中间投入流入其他省份和国家，没有实现农业资源在本地区的充分转化。同时，黑龙江省的流出以其上游度较高的行业为主，且有三个行业的流出占比超过17%，而其他行业流出占比都低于6%，说明黑龙江省的总流出中产业结构单一，行业发展不均衡。
吉林省的部门流出中占比较高的行业分别为交通运输设备(31.59%)、食品和烟草(30.94%)、木材加工品和家具(6.06%)、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4.62%)、非金属矿物制品(4.59%)，除交通运输设备部门外，其他流出比例较高的部门都是行业上游度较低的部门。汽车产业作为吉林省的支柱产业之一，在全国的地位也是举足轻重，因此可以解释吉林省的交通运输设备在部门流出中占比最高，并且与其他省份相比，该部门的行业上游度也更高一些。和黑龙江省类似，从图中可以看出吉林省的总流出结构中同样存在流出集中于个别产业的问题。
辽宁省的部门流出中占比较高的行业为食品和烟草(11.9%)，金属冶和压延加工品(11.4%)，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10.9%)，电气机械和器材(9.98%)，非金属矿物制品(7.99%)，化学产品(6.58%)，其中食品和烟草、电气机械和器材、非金属矿物制品的行业上游度较低，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石油与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以及化学产品的行业上游度较高。整体来看，辽宁省的流出集中于低技术制造业和中技术制造业，但是比黑龙江和吉林的流出结构更为均匀。
东部三省贸易流出占比较高的行业主要为高技术制造业，包括仪器仪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通用设备、电气机械和器材、交通运输设备等，而东北三省的流出以食品和烟草、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以及矿产资源类行业为主，反映出东北与发达省份在产业结构和区域分工中的差异。而高技术产业对其他行业的生产拉动作用恰恰更强，这表明东北地区的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相对不足。此外，东北三省的总流出结构中，过于集中于某几个部门，而东部三省的贸易流出中，产业分布则相对均匀，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单一的问题。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行业上游度和贸易流出的测算，可以发现，东部沿海地区逐步融入到我国参与全球经济分工的体系当中，进而形成了区域内产业关联结构化和制造业竞争优势。东北地区的区域内产业协作程度和贸易流出结构明显不同，结论与政策建议如下。
1. 东北地区区域内产业关联未有效形成，制约了东北整体区域市场的深化。东北地区的行业上游度指数整体低于东部三省，表明东北地区产业的前向关联效应低于发达省份，产业间的协作关联程度低。产业关联的结构化与协作是区域性整体市场形成的体现，东北地区区域性市场缺乏关联与融合，影响了东北地区市场组织深化与分工效率提高，是制约东北地区经济参与更大范围全国市场分工与全球分工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东北地区要强化产业关联对产业成长的促进作用，重视技术融合和市场融合协调发展，积极培育产业渗透、产业交叉和产业重组，形成新型产业形态，进而推动东北整体区域市场的深化。
2. 从各地区的流出结构来看，东北在区域分工中的职能还集中在农业、矿产资源的供给以及金属冶炼、石油加工等重化工领域，产品附加值低，对其他产业发展的拉动作用小。这一方面受限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定位和本地区资源禀赋，但同时也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和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结果。东北地区不仅要重视新兴产业的培育，也应该促进各种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在传统产业中的转化和发展，激发传统产业创新活力，发挥本地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推动传统产业向专业化、品质化、多样化、精细化发展，满足日益增长的多样化、高标准的生产生活需求。
3. 相对制造业和服务业，东北地区农业与采选业参与全国产业分工更深入，而制造业是中国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主导产业体系，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东北地区增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原因之一是制造业在全国分工深化程度不足。东北地区第一产业的行业上游度水平高于全国整体和部分发达省份，并且还在持续上升，表明第一产业作为基础资料生产部门，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到其他行业的生产之中。同时农林牧渔业在东北总流出中的占比很高，意味着虽然东北地区的第一产业具有比较优势，但并没有在本地区培育起与其紧密关联的下游产业。东北地区作为农业大区，应充分发挥其第一产业的比较优势，将原料生产与加工需求整合成连续的产业链条，大力培育关联程度紧密的下游产业，实现产业链条的延伸，提升产业链条运行的效率。此外，还要通过生产环节的整合和产业链的延伸，推动农业与工业和服务业的融合，促进现代农业在新常态背景下的积极健康发展。
4. 尽管东北地区科技资源富集人力资本雄厚，但并未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形成中高技术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也是东北地区缺乏内生技术创新型新动能、新产业的主要原因之一。东北地区低技术制造业的行业上游度水平整体不断上升，但高技术制造业的行业上游度整体呈下降趋势，而高技术制造业对于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恰恰是更强的。东北地区的产业发展不仅没有向发展高技术制造业贴近，反而更加依赖于低技术制造业，这一点也是东北地区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从地区间的产业结构看，东北地区的高技术制造业份额相对较小，也缺乏产业分工优势，对其他产业的拉动作用低。需要将中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作为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核心战略，提高东北地区高技术产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引导传统产业与高技术产业之间的互动。技术创新是产业协作的内在驱动力，应充分支持企业创新驱动发展，鼓励科技成果转化，推动产学研合作，提升东北地区制造业的技术含量。 5.东北地区的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水平明显低于江浙沪区域，服务业与生产链其他环节的协作效应弱。服务业作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东北地区应高度重视服务业的振兴，根据不同类型服务业的发展规律推行配套的政策措施，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与互动发展。同时还要优化生产性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优先发展辐射能力强的现代服务业，包括金融业、交通运输及仓储业、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等。
参考文献
[1] 丁晓燕：《怎样改变“新东北现象”》，载《中国经济报告》2016年第6期.
[2] 金凤君、陈明星：《“东北振兴”以来东北地区区域政策评价研究》，载《经济地理》2010年第8期.
[3] 王晓玲、方杏村：《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振兴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载《商业研究》2017年第1期.
[4] 廉晓梅：《东北振兴过程中的对外开放：总体思路与对策》，载《东北亚论坛》2007年第5期.
[5] 段成荣、吕利丹、秦敏：《东北振兴与破解人口困局》，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年第7期.
[6] 李世鹏、刘增凡、杜会永：《新一轮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金融支持对策研究》，载《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7] Combes P P. “Economic Structure and Local Growth：France，1984―1993”， in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0， 47(3).
[8] 芮明杰：《产业经济学》(第2版)，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
[9] 郑正喜：《开放经济下的产业关联效应测度――基于非竞争型和区域间产业关联理论的改进认识》，载《统计研究》2015年第8期.
[10] Shi Q， Deng X， Shi C， et al. “Exploration of the Intersectoral Relations Based on Input-Output Tables in the Inland River Basin of China”， in Sustainability， 2015， 7(4).
[11] 刘瑞翔、姜彩楼：《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产业关联特征分析――基于1997―2007可比价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的研究》，载《产业经济研究》2012年第5期.
[12] 原、李国平：《产业关联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基于欧盟投入产出数据的分析》，载《经济地理》2016年11期.
[13] 张钟文、叶银丹、许宪春：《高技术a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的作用研究》，载《统计研究》2017年第7期.
[14] Daudin G， Rifflart C， Schweisguth D. “Who Produces for Whom in the World Economy?”， in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44(4).
[15] Koopman R， Powers W， Wang Z.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 i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2011.
[16] Johnson R C， Noguera G. “Accounting for intermediates： Production sharing and trade in value added”， 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2， 86(2).
[17] 程大中：《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演变趋势――基于跨国投入产出分析》，载《经济研究》2015年第9期.
[18] 杨杰：《中国35个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与增值能力关系研究――兼与美日韩的对比》，载《国际经贸探索》2016年第9期.
[19] Antràs P， Chor D， Fally T， et al. “Measuring the Upstreamness of Production and Trade Flows”，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102(3).
[20] 鞠建东、余心玎：《全球价值链上的中国角色――基于中国行业上游度和海关数据的研究》，载《南开经济研究》2014年第3期.
[21] 马风涛：《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长度和上游度的测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的研究》，载《世界经济研究》2015年第8期.
[22] 陈晓姗：《中日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分工地位的演进特征及差异比较――基于行业上游度测算的视角》，载《当代财经》2017年第7期.
[23] Miller R E， Temurshoev U. “Output Upstreamness and Input Downstreamness of Industries/Countries in World Production”， in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5， 40(5).
[24] 马名杰、杨超：《我国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的进展和前景》，载《经济纵横》2012年第12期.
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process of eastern coastal region involved in global industrial division with Chinese economy， it is not suitable for northeast region to be inserted in it， and the imbalance is the key reason for the relative lagging behind of the economy in our country.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oordination of industrial division and the changing tendency and adopts Antras’s upstream measuring method in industry to measure and analyze dynamic structure in industrial connection of northeast region based on view of industrial connection and trade outflow.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connection is not efficiently formed which restricts the deepening of the whole market; in view of each industry， the first industry does not fully realize the creation of value， the level of divis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not enough and there is a lack of inna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ve and new energy industry.
Key words： northeast region， industrial connection， industrial upstream level， trade outflow， division of prod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