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科技价值观

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科技价值观 所谓科技价值观，是指人们对于科学技术有什么功能和作用的认识，即人们对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种种社会价值，比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作用的社会性认知。简言之，即人们对科技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价值判断。中国共产党早在延安时期就对科学技术的功能作用有了深刻而系统的认识，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科技价值观，并在此价值观的指导和推动下，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科技事业，为抗战建国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这一价值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科技价值学说的基本立场，同时汲取了党在革命战争及根据地建设中利用和发展科学技术这些伟大实践的新鲜经验。其内容十分丰富，涉及科学技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广泛领域的价值与意义，其核心观点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

1940年2月5日，毛泽东、陈云等人参加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毛泽东在演讲中指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他提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这一著名论断，认为人类要想在社会上获得自由，就应该用社会科学去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同样地，人类要在自然界里获得自由，就必须运用自然科学去了解自然、征服自然以至改造自然，从自然界中赢得主动。他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1]p269-270这段讲话是从很宏观的根本立场上来论述的，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于科学技术重大价值的理解和认识。朱德等人也有类似观点，他在为庆祝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召开而写的文章中指出：不论是要取得抗战胜利，或者建国的成功，都有赖于科学。自然科学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力量啊！谁要忽略这个力量，那是极其错误的[2]p1-2。

1941年8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写道：自然科学一般地是我们劳动人民从事物質生产并与自然界的力量进行斗争，借以驾驭与支配自然力的必要与有力的武器，是人类历史发展中一个革命的因素。[2]p391945年初，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一份文件更系统性地指出：历史的向上发展愈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也愈发达，同时个人生活以及社会事业的种种方面所须依赖于科学技术的愈多，而反过来科学技术知识所能影响于社会进步的方向、速度和方式也愈大。总之，随着历史的前进，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逐渐由配角变为主角，正在演变为对人类前途命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力量。人类如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到自己的手中来，一个必须经由的而也是主要的途径就是科学和技术。[3]p164这些文字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高度一致，他们曾指出，自然科学是历史进步的有力杠杆，是最终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徐特立在这一篇文章中发出充满激情的礼赞：科学！你是国力的灵魂；同时又是社会发展的标志。所以前进的政党必然把握着前进的科学。[4]p254在那个时代，他如此深刻地将科技价值提升到与综合国力相联系的高度，相当了不起。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进一步指出：科学和技术是国力主要因素之一。它具体表现在国防上、经济建设上，同时对于政权能否集中也以科学技术发展的程度为指示器。[5]p240正是出于对科学技术巨大作用的笃信，徐特立一生关注科学，重视科技事业和科技教育的发展。在延安时期，他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将全部精力倾注于边区科技事业的创建和科技人才的培养上。

二、技术科学是边区经济建设的一个决定因素

延安时期，共产党人对科技价值的认识既有高屋建瓴的抽象，又有面向实际的具体。他们一方面从宏观上分析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很具体地肯定科学技术在根据地社会经济建设中的促进、支撑作用。朱德在《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的讲演中指出：自然科学的发展，工农业生产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矿产资源的开发与正确利用，经济生活的正确管理，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充实我们的力量、充实人民军队的战斗力，才能使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提高根据地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来取得抗战的胜利，建国的成功[6]p76。朱德对科技的社会经济功能的阐述具体而全面，而且相当深刻，由此他进一步发出这样的号召：我们更热诚地欢迎边区以外的工程师和各种专家以及熟练工人及学徒大批到边区工作。[7]p123

陈云、李富春、徐特立等许多共产党人都论述过科技在边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陈云曾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对自然科学是重视的，对于科学技术是尊重的，因为自然科学的进步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创新可以大大改善人民的生活[7]p123。李富春则在一封信中指出：诸凡农业、畜牧、工业、运输、盐业及改善生活等等，其中有几百件几千件的事业，无不需要自然科学的指导，无不需要技术来恰当的解决生产建设中的实际问题。[8]1941年6月10日，《解放日报》发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的社论，文章明确写道：在边区的经济建设上，技术科学，尤其是一个决定的因素。无论是改良农牧，造林，修水利，开矿，工厂管理，商业合作，都必须有专门的知识技能，必须受科学的指导。[9]p60数天后，该报又发表《提倡自然科学》的社论，进一步提出自然科学是人类说明自然与征服自然的武器的论断，并且指出：我们要发展抗日的经济建设，进一步巩固边区，保护长期抗战的物质供应，相当提高人民物质生活的水平，就必须提倡自然科学。[9]p63这些论述清楚地表明，当时的共产党人虽然还没有直接说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语言，但在他们的意识里，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是密切相连的。他们已经普遍将科技视为现代物质文明的基础，看做是发展边区经济、保障供给的必要手段。

三、科学技术是抗战建国的战斗力量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科学技术的军事价值自然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1938年4月，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科学与抗战》一文，作者董纯才指出：二十世纪，是个科学的世界。现代的战争，是科学的战争。什么飞机，什么毒气，什么枪，什么炮，什么炸弹，哪样不是应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这类科学的道理制造的？现代的新式武器，样样都是现代科学发明的产物。现代科学化的兵器，比旧式的兵器，也不知要厉害多少倍。抗战中，我们的武器不如敌人，确实是我们的一个弱点。日本法西斯进攻中国，依仗的正是飞机、大炮、坦克这类新式武器的威力，依仗机械化部队的威力。我们并不是唯武器论者，但八路军如果能普遍采用新式科学化的武器，建设机械化的部队，那八路军的威力，又不知要增加多少倍了。所以他呼吁：我们要尽可能的拿现代科学的成果，应用在国防工业上，应用在军事上。以战争消灭战争，我们要以科学战争来消灭科学战争。[10]

徐特立也认为：日寇把握着现代的科学与技术，士兵的文化程度比较高，教育又已普及，因此在各种斗争技术掌握上，常占着某些优势。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从现在起，一切都需要自力更生，一切关于科学技术问题都要一件一件从头做起[4]p274。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宣言为此发出号召：我们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战线，来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打击敌人的文化政策[7]p125。晋察冀边区的施政纲领也明确规定：一切科学研究，都应该服务于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祉。1944年5月22日，毛泽东在边区职工代表大会上指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需要工业化；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保障，就必须工业化。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7]p126

四、自然科学在本质上与迷信愚昧对立

科学技术既是一种物质力量，又是一种精神力量。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阐释了自然科学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重要意义，将它视为反对宗教迷信、愚昧落后的有力武器。抗战时期，共产党人坚定地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与迷信根本对立的，提倡科学就得反对宗教迷信。毛泽东指出：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它在本质上不同于迷信。他将迷信、不识字、不讲卫生列为边区的三大害，认为群众没有旁的方法战胜疾病，只有相信神仙，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11]p120。毛泽东将现代医疗卫生科学知识的普及，视为边区破除迷信愚昧现象的重要手段，这是非常明智的。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也同样指出：我们现在提倡自然科学，是为了扫除边区人民迷信的、愚昧的、落后的思想，和不卫生的习惯，普遍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9]p63

实际上，抗战时期的中共已将科学明确列入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之中，作为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目标。为此，毛泽东作出过专门解释：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并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迷信的统一战线[12]p707。张闻天也指出，所谓科学的文化，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作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13]p252。由此可见，共产党人对于科学技术的文化功能是有深刻认识的。他们一再强调，现在我们要发展抗日的文化建设，发展新文化运动，提高人民文化生活的水平，就必须提倡自然科学，把基础的科技知识普及到人民中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