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域下的华北乡村社会研究

小农经济，即自然经济，以美国和日本的学者研究为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其中，黄宗智教授所著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是杰出的代表，1985年荣获东亚历史最佳费正清奖，奠定了其在汉学界的地位。此书基于冀鲁西北平原33个自然村的满铁调查资料、清代刑部的命案档案以及宝坻县户房有关基层税收人员的一些档案，加上作者实地的田野调查，深入分析了三百多年间小农的特点、小农经济的结构变化及其演变，分析了国家、村庄、士绅三方面之间的三角结构，旨在探究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

黄宗智教授引入了内卷化这个概念，内卷化原意是转或卷起来。较早出现在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的《农业内卷化》一书中，此书借用内卷化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即一个既有的形态，由于内部细节过分的精细而使得形态本身获得了刚性，以刻画印度尼西亚爪哇地区由于农业无法向外延扩展，致使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的过程。黄宗智教授把内卷化用于华北小农经济乃至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变迁的领域，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应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经济的内卷化。

同样，美国学者杜赞奇教授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提出了政治内卷化这个概念，他认为在其著作中，内卷化这个概念不完全符合吉尔茨的定义，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是指国家机构不是靠提高旧有或新增（此处指人际或其他行政资源）机构的效益，而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如中国旧有的营利型经纪体制来扩大其行政职能，政权内卷化在财政方面最充分的表现是，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

基于黄宗智教授与杜赞奇教授同作为西方知名的汉学者，研究的对象都为清末民初的华北冀鲁西北地区，都利用了1935-1942年调查搜集的满铁资料，再加上都引入了内卷化这一概念，我将这两本书作一个简单的对比。作为两本研究中国华北农村的巨著，都总结了自韦伯以来对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成果与现状，并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与观点（尤其对施坚雅的城市理论提出了质疑），认为此前的研究往往以西方的价值观念为标准评价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没有深刻认识到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与独特性，认为西方的研究中都把帝国政权看的过分强大，自然村完全被深入基层的国家政权和士绅精英阶层所控制，而通过调查资料与实地访问，发现这与事实是不符合的。

他们对清末民初农村的描述上，主要的差异在于对农村封闭性的认识上。黄宗智教授认为华北农村的自然经济应是具有内在权力结构、宗教组织、信仰合一的单位。村内政治、经济、社会的闭塞性较强，其表现为村内许多人的财产和全部工作都在村内，生产活动不会使他与外村人接触。黄宗智教授认为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除了最高度商品化的村庄之外，华北平原上的村庄比较闭塞，村民很少与外人往来。国家政权没有完全渗入自然村，它直接的权力，限于这个双层的社会政治结构的上层。在下层之下，它一般只能透过士绅间接行使权力，并靠吸引下层结构中的上移分子进入上层来控制自然村。其中，最上、最下阶层，占全村的比例较大，而他们正是与外界联系较多的阶层。

而杜赞奇教授从文化网络的角度出发认为，每个人在生活的不同方面处于不同的关系圈，如宗教、宗族、婚姻等等，这些关系圈与自然村的界线或重合或交叉，因此杜赞奇教授并不同意用封闭或紧密这类词语来概括华北农村：这方面主要体现在对村庄的分类上，黄宗智教授把村庄分为主要以自耕农为主的未开发分化的村庄和土地多卖给外村人的分化严重的村庄，村民半无产化、村内开始解体、分化的村庄介于两者之间。而杜赞奇教授则把村庄分为宗教型与宗族性两类，宗教和宗族意识在不同程度上均发挥作用，使所有村庄与上层社会组织发生关系。在宗族型村庄中，宗族推举代表，从而决定了村公会的构成，但是，村公会的活动也是由物质因素决定的。在通常情况下，村公会从适当的宗族中挑选与己类似的乡绅充任自己的接替者。可见，富有和个人威望亦是影响权力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它表明血缘和经济状况在中国社会中互相混合，共同作用。

两人都认为20世纪以后，国家权力的延伸使国家政权与农村政权的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但对此分析的角度有所不同，所运用的理论亦有差异：黄宗智从经济史角度入手，开篇便介绍了当前农民学研究的三种经济学理论传统，并试图在自己的研究中融合这三种理论。黄书的重点放在对小农经济生产状况的分析上，认为一个村庄本身的社会结构会影响它的权利组织及对外压力的反应。他发现以自耕农为主、未发生分化的村庄，在国家政权伸入、加强财赋摊派的外来压力下，能够维持起相当紧密的村庄组织，而村中大部分小农已半无产化的村庄，在外界压力下更容易崩溃，村中内生权力结构解体，乡村精英从村庄政治中纷纷退出，直接导致了土豪劣绅的产生。

黄宗智、杜赞奇两位美国学者以不同的方法角度研究了清末民初的华北农村，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国家政权渗入过程中华北农村的变化，从而得出相近或基本一致的结论，可谓殊途同归。这两部著作都以国家与农村关系为视角，弥补了制度史研究多集中于中央制度，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和国家与社会基层组织关系的研究更为重视。此外，二者都很注重在国家赋税要求重压之下，乡村中精英退位摆脱公职等现象。从研究方法上看，他们都是以世界史的眼光研究中国史，注重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充分体现其研究价值。

国民政府假如具有真正完全现代化的行政机关系统，或者国民党确实擁有现代政党的机器，那么地方政治变化，就会是一个简单的现代官僚制度化的过程。国家机器的官员和权力，会渗透到地方社会和自然村之中。反之，如果民国政府只是清政权同样的国家机器，那么地方政治的变化，只不过是官方对地方和村中的原有领导份子加以形式上的委任罢了。而实际情况，则是介乎两者之间，民国时期的国家机器，不能将正式的官员和权力直接伸入到县以下的各级行政组织。因此，他们要通过地方上和村庄里的显要人物来控制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