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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社会地理研究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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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地理学的视角 社会地理学(Social Geography)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人文地理学诸分支学科中,社会地理学的起步较晚。20世纪初,法国近代地理学创始人维达尔·白兰士(Vidal de la Blache, 184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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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曾提出或然论和人对环境的适应与选择观点,认为:“自然为人类的居住规定了界限,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人类对这些条件的反应或适应,则按照他自己的传统的生活方式而不同。”(注:(美)普雷斯顿·詹姆斯(Preston E. James)著:《地理学思想史》第9章《法国和英国的新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7月,第232页。

参见:(英)罗伯特·迪金森(Robert E. Dickinson)著《近代地理学创建人》,葛以德、林尔蔚、陈江、包森铭译,葛以德校,商务印书馆,1980年11月,第237—241页;杨吾扬著:《地理学思想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6月,第58—64页。) 这1观点奠定了社会地理学的理论基础。

(注: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9月,第132页,“法国地理学史”条;第432—433页,“维达尔·白兰士,P”条。) 国外的社会地理学自20世纪60年代初才开始发展起来,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中的1门新兴学科。

中国大陆的社会地理学起步较晚,及至90年代,才随着人文地理学的逐渐恢复而受到关注。沈道齐、张小林指出:“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社会转型加快,社会问题愈加突出地显示出来,人文地理学者在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意识到需要开拓新的领域。

于是发展出社会地理学,建立中国社会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与内容体系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出现了较快的发展势头。”(注:沈道齐、张小林:《中国社会地理学综述》,载马戎、周星主编《田野工作与文化自觉》上册,群言出版社,1998年5月,第359页。

)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社会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与内容体系尚未完全定型。社会地理学有时也被称为社会文化地理学,1般认为,用地理观点来研究社会文化现象的学科,即称为社会文化地理(注:张其昀译:《人生地理学发达史(续)》(《地理杂志》第3卷第4期),将“文化地理”称为“高深的社会地理”。

),这说明社会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注:(英)R. J. 约翰斯顿主编《人文地理学词典》曰:“经历了80年代整个人文科学的‘文化转向’,社会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开始混合为很少有知识连贯性的学科。”(第653页“社会地理学”条))。

社会地理学的出现,为人文地理学增添了活力,扩展了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的1个新兴分支。$False$

2 学界以往对社会地理现象的关注 在西方人文地理学说的影响下(注:晚清时期有3部较有影响的人文地理学译著,即日人牧口常3郎著《人生地理学》(1906年)、世界语言文学研究会编辑部译《最新人生地理学》(1907年)和凌廷辉的《人生地理学》(1909年)。参见:邹振环著《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第210—211页。

另参见:郭双林著《西潮激荡下的晚清地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当时出版的地理学著作,对于人地关系均相当重视。

1928年出版的白眉初之《中国人文地理》(注:北平,建设图书馆,民国107年(1928年)102月。)共分3卷,分别为“民族篇”、“民权篇”和“民生篇”。

该书关注中国各地的物产盛衰、人类繁耗、民生衣食以及国家强弱等,尤其重视礼俗与民生(如实业、商业等),对于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类人群均加留意。作者指出:“风俗由于人为,然亦必因其气候、地势之不同,生活程度之不齐,民族性质之开闭,与夫文物之盛衰,而差等生焉。

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古来设轩輶之采,以觇列国之风,则礼俗足以代表其民族之文野也,久矣。

”除了关注民俗外,该书亦简要概述了汉族的派别(各类人群),对客家、福老、福州乡民(即俗传的3把刀)、堕民、9姓渔户和畲民等,均有涉及。当时,“社会地理学”的概念已在中国得到介绍,如1933年布鲁诺(白吕纳)原著、谌亚达译述的《人文地理学》中,即有两处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地理学”的丰富内涵。

地形与气候,为环境之2大要素。先知1地之地形气候,则于其地之风土人情,思过半矣。

盖水道之缓急,视乎地形而定;水量之大小,视乎气候而定;而农田之肥瘠,又视乎水利而定。草木之生长,与气候有关;矿产之采掘,与地质有关;而职业之分布,又与物产之分布有关。

贸易之盛衰,系乎水陆之交通;人烟之疏密,系乎富源之厚薄;而水陆转输,货物集散之点,又必有都会之兴起焉。凡大都会皆有其经济之基础,交通之孔道,街市之面目,风俗之流衍;而其所以致此者,皆有自然之趋势,可以往复推寻者也。

由此观之,地理事实非偶然者也,非孤立者也,有相互之作用焉,有合理之解释与明晰之系统焉。不特须知其然,而且须求其所以然,且惟能见其所以然,故于当然之事实,亦觉豁然贯通,见之愈为明切。

是以欲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地理,必须认明天然区域,而不当囿于省界。(注:《中国区域志》甲编《导言》,第62页。

) 《中国区域志》1书,非常注意各“天然区域”内的“富源”和“民生”及其“风俗”。所谓富源,主要是指各地的物产,譬如“徽州6县,山多田少,即在丰年,米粮亦仅敷3月之食,幸赖茶叶之所得以为挹注。

徽茶为徽州出产之王,徽州各县几至无家无茶园茶场,1至立夏(5月6日),家家筹备摘茶,总计茶户、茶工、茶商、茶贩,徽州人民之生计,有10分之9与茶业有关。我国绿茶品质以徽州婺源县为最优,红茶以徽州祁门县为最优。

婺源北乡鄣山茶,香味沁人心脾,尤为名贵。上海出口绿茶,箱上大字多标名‘鄣山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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