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剧《园丁之歌》引发的一场政治风波
一、江青发难指责湘剧《园丁之歌》
是坏戏
湘剧《园丁之歌》的剧情并不复杂，主要是围绕着两个青年教师如何正确对待落后学生的思想态度和教育方法展开的一场矛盾冲突斗争。主人公――俞英，一位青年女教师，采取的是满腔热情，关心爱护的态度和采取耐心细致、正确引导的方法，而另一个青年男教师――方觉，开始对待落后学生态度冷漠消极和方法粗暴简单，但是在俞英的启发帮助下，后来也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转变了态度和方法。
华国锋得知湖南摄制地方戏曲片缺乏彩色胶片和拍彩色电影经验一事，就立刻与国务院负责文化组工作的吴德联系，请他帮助解决存在的实际困难。在吴德的热情关心下，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派出摄制组来湖南，用彩色胶片来摄制地方戏曲片。参加摄制的演员们，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日以继夜地紧张辛苦排练，使得湘剧《园丁之歌》等3部戏曲，顺利地拍成了彩色影片。在这3部戏曲片中担任主角的都是由湖南省戏曲界最有名气的演员扮饰，反映了湖南戏曲界最高水平。例如：省湘剧团著名女演员左大玢扮演《园丁之歌》中的青年女教师――俞英。
省文化局的负责人从北京回来以后，立即向湖南省委常委会作了详细的汇报。省委领导在听取了江青对湘剧《园丁之歌》的指责意见后，不以为然，认为《园丁之歌》虽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主流本质是好的，还不至于像江青所指责的那样一无是处、漆黑一团。所以，省委领导听了传达江青的指责意见以后，并没有对《园丁之歌》采取什么批判的举措，消极应付。
1974年6月，国务院文化组决定在北京举行一部分省、市、自治区参加的文艺节目调演，湖南省也被通知参加调演。江青看到湖南省委先前对她指责湘剧《园丁之歌》的意见竟然态度消极，甚至有所抵触，感到大为恼火。在这一次文艺调演中，她趁机将《园丁之歌》作为一块“政治石头”，向湖南省委发难，兴师问罪，公开扬言说：“1965年湖南不登姚文元的文章――《评海瑞罢官》，欠了我一笔老账，现在老娘要新账老账一起算！”于是，她在14日给国务院文化组下了一道指示说：“戏曲片湘剧《园丁之歌》可以继续放映，但在放映时要写文章进行批判。”消息传到湖南，使湖南省委感到压力倍增，认识到不批判一下《园丁之歌》看来是不行了，就要湖南日报社组织一批人马写一篇批判文章在《湖南日报》上发表应付了事。
7月2日，国务院文化组文艺创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给湖南省文化局来电：“湖南省选派出一至二名撰写批判《园丁之歌》文章的作者，于7月15日到国务院文化组文艺创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到。”江青企图通过这步步紧逼的动作，制造紧张空气，使湖南省委在她的压力下转变态度，行动起来，达到开展对《园丁之歌》的批判目的。7月19日，国务院文化组还向北京、天津、上海和湖南等四省市的革命委员会正式发出《关于批判〈园丁之歌〉的通知》。《通知》严厉斥责说，彩色戏曲片湘剧《园丁之歌》，是一个有着非常严重思想路线错误的坏戏。它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企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二是企图为过去十七年来在教育战线执行的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三是猖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企图复辟资本主义。《通知》要求北京、天津、上海、湖南四省市发动组织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和各个阶层的广大革命群众对大毒草《园丁之歌》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批判。在全国文艺节目调演期间，湘剧《园丁之歌》作为反面教材也参加了演出。国务院文化组调演办公室专门组织安排各省市自治区文艺代表团观看和批判《园丁之歌》。湖南省湘剧团的著名演员、《园丁之歌》主人公、青年女教师俞英的扮演者――左大玢，还被迫在有几千人参加的批判《园丁之歌》大会上作了一个所谓深刻的“检讨”发言。
二、毛泽东热情称赞湘剧《园丁之歌》是好戏
8月初，由“四人帮”控制的国务院文化组写作组在《人民日报》头版的醒目位置上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题目是《为哪个教育路线唱赞歌？DD评湘剧〈园丁之歌〉》，接着《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湖南省委安排批判组撰写的一篇表态性文章，题目是《评湘剧〈园丁之歌〉》。8月3日晚上，湖南省委召开电话会议，向全省各级党组织布置开展批判湘剧《园丁之歌》的工作。湖南省委原来还决定要向全省下发一个批判《园丁之歌》的通知，但是会议后省委领导又指示说，既然已经召开了电话会议，原来决定下发批判《园丁之歌》的通知就不发了，原来决定在《湖南日报》上发表批判《园丁之歌》的社论，也改为署名文章发表。在《湖南日报》刊登的批判《园丁之歌》的文章，除了一些是原文转载《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的外，大都是省内一些相关的部门单位和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文章，其内容也基本上是照抄照搬中央报刊批判文章里的观点，敷衍应付了事。后来，湖南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本汇集省内外报刊上批判文章的小册子，大约有十几篇，5万多字，署名为《彻底批判湘剧〈园丁之歌〉》。
1974年10月13日凌晨，毛泽东乘专列从武汉来到长沙。这是他新中国成立以后第50次回湖南，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回湖南。这次他呆了114天，是在湖南呆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毛泽东住在湖南省委九所宾馆6号楼。他每天除了处理一些国家大事之外，业余的时间喜欢去游泳，或者是通过华国锋特地从北京调来的一部电视频道转播车，利用电视频道观看湖南创作演出的富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文艺节目。11月的一天，毛泽东从湖南省委提供的一份文艺节目单上，画圈选定看湘剧《园丁之歌》。省委把《园丁之歌》列入节目表中，是有所考虑的。由于“四人帮”步步紧逼，掀起一股批判《园丁之歌》的恶浪来势凶猛，给省委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省委想请毛泽东审看一下，听听他的反应如何，有什么指示没有。晚上，当电视屏幕上播出《园丁之歌》时，毛泽东目不转睛、聚精会神地注视着银屏。随着剧情跌宕起伏的发展，他的心灵被深深地打动了。每当看到精彩的地方，他还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连连点头称好。而陪着毛泽东看电视的一位女服务员看到他竟然喜欢这部戏曲片，赶忙告诉他《园丁之歌》正受到大批判。毛泽东听了十分惊讶地说：“遭受批判？为什么要批判？《园丁之歌》犯了什么错误？”
服务员摇摇头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园丁之歌》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要批判？反正报纸上说《园丁之歌》是大毒草！”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用充满肯定的语气说：“不管别人是怎么看的，反正我认为《园丁之歌》不是什么坏戏，而是一出好戏！”
当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得知毛泽东看了《园丁之歌》后明确表态肯定它是一出好戏时，如释重负，心中的忧虑一扫而空，精神也为之振奋起来，立刻把这一消息传达给其他省委常委。虽然毛泽东的话语并不多，但却像给大旱的地里降下了一场及时雨，给正在承受着巨大压力的省委领导以极大的鼓舞。张平化马上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准备为正在遭到批判的《园丁之歌》平反。
于明涛明确回答说：“在省专业文艺团体创作节目会演总结会议上，我代表省委讲话，表扬了十二个优秀节目，其中就包括了《园丁之歌》。”
王震情绪激动地说：“那些写文章批判《园丁之歌》的人上纲上线，给这出戏扣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冲着湖南省委来的。虽然他们大肆攻击污蔑戏里的两个老师，但是公理自在人心，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纷纷为《园丁之歌》拍手叫好，毛主席也认为《园丁之歌》不是什么坏戏，而是一出好戏。新华社已经通过内参的形式把这些情况汇报给了国务院。我认为对于湖南省委领导的意见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要尊重。”他语气尖锐地继续说：“社会上现在盛行‘读书无用论’，很多做父母的都在担忧自己的子女不好好读书，学不到文化知识。这样发展下去怎么得了，会误人子弟的啊！毛主席反对提什么‘四个伟大’（即：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但他也表示可以保留一个‘伟大的导师’。导师就是老师嘛！现在批判所谓师道尊严，认为师道尊严是封建的东西，搞得老师斯文扫地，一点尊严都没有了，甚至搞得社会混乱，人心不安、秩序不好，青少年犯罪的那么多，我们应当从中认真吸取经验教训，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搞一点正面的好的东西来教育青少年才行啊！那个写大批判文章的署名叫初澜的究竟是什么人？”
省文化局负责人回答说：“它是国务院文化组写作组经常使用的一个笔名。” 王震无所顾忌地大声说：“我才不管它是这个组那个组什么组的，我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批判《园丁之歌》，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愿意，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搞得老师不敢管、不敢正面教育孩子了，这怎么行呢！我认为还是要发扬民主作风，多听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和意见，要以人民群众同意不同意、拥护不拥护为标准。”
座谈会结束时，省委第二书记张平化代表省委明确表态说：“我们一定把王副总理关于《园丁之歌》的讲话精神向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进行传达。尽快为《园丁之歌》平反，把它解放出来。《园丁之歌》毛主席看了都说是一出好戏。我们省委也认为《园丁之歌》没有什么问题，是符合毛泽东思想和路线的！”
按照湖南省委的部署，8月24日，省委宣传部召开了部务会议，与会者讨论后一致认为，应该尽快地为《园丁之歌》平反，把它解放出来。会后，省文化局写了一个关于给《园丁之歌》平反的请示报告于8月29日送到国务院文化组。《请示报告》强调说，湘剧《园丁之歌》的内容没有什么错误，是基本符合毛泽东思想和路线的一出好戏，所以要求国务院文化组让《园丁之歌》能够在全国继续上演、放映、出版和发行。《请示报告》落到了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四人帮”的骨干成员之一――刘庆棠的手中。他接到这个报告后一看内容就暴跳如雷，气势汹汹地指责说：“这是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是赤裸裸的企图为《园丁之歌》翻案，是气焰十分嚣张的最后通牒！”。于是，他把《请示报告》霸道强行扣下，坚决不同意为《园丁之歌》平反。这样，由于“四人帮”的重重阻扰破坏，为湘剧《园丁之歌》平反一事也只得不了了之。
三、中共湖南省委为湘剧《园丁之歌》平反昭雪
张平化、李振军自然不肯低头，据理力争反驳说：“毛主席看了《园丁之歌》，认为是一出好戏。我们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研究也认为《园丁之歌》是一出好戏，不是坏戏，剧本可以继续演出，电影片子可以继续放映。”
看到湖南省委根本不买她的账，江青气急败坏、恶恨恨地说：“你们不仅不承认错误，竟然还敢强词夺理！真是岂有此理，必须继续组织大批判，狠狠地批判《园丁之歌》。”
江青擅自召开有十二个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一事被毛泽东获知后，强烈不满。为此，他严肃地批评江青说：“你干涉太多了，竟然单独召集十二省负责人会议。”他还专门委托人给华国锋传话，表达了自己的鲜明态度：“江青这个讲话是不对的。”这次会议后，“四人帮”在湖南的帮派骨干分子，省总工会主任唐忠富、副主任胡勇、长沙市委书记张厚等人四处串联，煽风点火，大肆活动，私下召集一伙造反派头头开会传达江青擅自召开有十二个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的内容和斥责湖南省委的情况。3月11日，在唐忠富、胡勇、张厚等人的煽动下，二十多个省直属单位的几千人造反派，高喊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的口号，冲击省委大院。他们采取造谣污蔑的手段，通过写大字标语、在群众中散发传单等方式，大肆攻击诽谤省委为《园丁之歌》翻案。唐忠富、胡勇、张厚等人还大肆攻击污蔑省委“是清一色的翻案派、算账派、还乡团、不肯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企图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运动，浑水摸鱼，从中捞取政治稻草，把省委彻底搞垮，达到夺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