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批评理论渊源探究
摘 要：创伤批评理论的来源是记忆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具体来讲，“古典记忆术”、“集体记忆”理论和“文化记忆”理论为创伤批评的产生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研究思路与范式。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界定了创伤批评的三大特征：虚拟性、滞后性和反复性。研究创伤批评的缘起将进一步推动创伤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关键词：创伤批评；记忆理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
中图分类号：I109.9
On the origin of the critic theory of trauma
NING Bao-jian
Abstract：The critical theory of trauma is derived from the theory of memory and Freud's psychoanalysis. Specifically， the “classical memory”， the “collective memory” theory and the “cultural memory” theory have provided a lot of useful research ideas and paradigms for the birth of trauma criticism. Freud's theory of psychoanalysis defines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trauma criticism： virtuality， hysteresis and repeatability. The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trauma criticism will further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uma criticism in China.
Key words：traumatic criticism； memory theory； Freud’s psychoanalysis
创伤批评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是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苏珊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前者的代表作品是《创伤：记忆研究》和《无法言说的经历：创伤、叙事和历史》；后者的代表作品是《证词：文学、心理分析与历史中的见证危机》和《司法无意识：20世纪的审判和创伤》。经过她们的理论倡导和研究实践的阐发，创伤批评研究引起了文学研究领域学者的浓厚兴趣，最终获得西方文学研究界的认可，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创伤是创伤批评最为关键的概念。一般而言，创伤是后创伤压力紊乱（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简称。“创伤通常被描述为对没有预料的或强烈的暴力事件的回应，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并没有被完全理解，但事后它们又以反复再现（flashbacks）、噩梦和其它的重复现象的形式回归。”[1]根据上述关于创伤的定义，我们不难看出创伤批评与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和神经生理学密切相关。除此之外，因为创伤是过去的记忆统治了现在，所以它也与西方传统的记忆理论具有某种联系。
一、创伤与记忆理论
创伤批评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是记忆理论。记忆理论的研究源远流长。根据它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西方“古典记忆”理论、“集体记忆”理论和“文化记忆”理论三个发展阶段。创伤批评对这三种记忆理论都有所继承和发展。
“古典记忆”理论认为情感在记忆过程中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创伤批评亦反复强调过去的创伤事件带给受害者的出乎意料却又令其震惊的情感体验，这是创伤批评对“古典记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记忆理论的传统最早可追溯至西塞罗对记忆术的研究和阐发。在《论演说家》中，他曾讲到诗人西摩尼得斯（Simonides）希望向特弥斯托克勒斯（Themistocles）传授记忆技能，后者认为如果前者“能教他如何忘记而不是记忆的话，那他会更加感激他。”[2]453对此，西塞罗评论道：“任何东西一旦注进这个人的心灵里，便永远不可能流出来，虽然他更希望宁可忘记他不希望记住的东西，而不是记住他一旦听见或看见的东西。”[2]453在此，西塞罗强调了记忆具有不可磨灭性，某些事情人们宁愿选择忘记，它却偏偏像幽灵一样潜藏在人们的记忆深处，随时可能控制人类的精神世界。除此之外，“古典记忆理论”另一个主要特征是它“以地点和视觉意象为原则运作的：人们在想象中将图片粘在一系列真实和虚拟的空间中，最好是给人们留下强烈印象的图片，它们能提醒人们回想起事物。”[3]211人们之所以能够记忆起另一个时空的事物秩序，主要是因为它们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这些印象是消极的情感信息，并且它们超过了人们正常能够承受的心理极限，人就可能出现创伤症候。与古典记忆理论一样，创伤批评高度重视情感在记忆中的作用。同时，它也发展了古典记忆理论，主张发现能够刺激受害者的情感因素，然后合理地疏导这些负面情感。因为“记忆和讲述恐怖事件的真相是恢复社会秩序和医治个体受害者的伤害的必要条件”[4]。
“集体记忆”理论对个体创伤记忆和集体创伤记忆的辩证思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莫里斯・哈布瓦赫是“集体记忆”的代表人物。根据“文化记忆”理论代表人物阿莱达・阿斯曼和扬・阿斯曼的总结，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不具有社会性的记忆是不存在的。”[5]23在《论集体记忆》中，哈布瓦赫确实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强化这一观点：“没有记忆能够在生活于社会中的人们用来确定和恢复其记忆的框架之外存在。”[6]根据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可以推断出它具有如下两个重要结论：首先，它产生于集体又缔造了集体。其次，个人记忆属于群体记忆；人们不是单纯地活着的，人们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进行回忆的；个人记忆正是各种不同社会记忆的交叉点[5]23。这对创伤批评研究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在犹太大屠杀中，个体受害者的记忆与历史学家讲述的集体记忆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那么如何理解受害者的创伤记忆和还原历史真实记忆之间的不一致呢？集体记忆理论也许能够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和启发。多里・劳伯（Dori Laub）曾举例分析过一个将近70岁的犹太妇女在大屠杀中的创伤证词。当年奥斯维辛集中营发生了一次爆炸，她的回忆是有四个烟筒爆炸，但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其实只有一个烟筒爆炸。历史学家认为受害者的证词与历史的事实相违背，因此她的证词是值得质疑的。但是心理学家劳伯认为：“这个妇女正在见证的不是爆炸烟筒的数量，而是一些其它更为根本、更加关键的事情：无法想象的一起真实事件。”[7]但无论如何偏差，犹太人个体的种族创伤记忆都是犹太种族集体创伤记忆的一部分。尽管犹太人的个体创伤记忆具有多样性，然而它们都指向一个共同的集体记忆：大屠杀。大屠杀的历史真实性不是历史研究者的主观呓语和胡编乱造，而是历史的真相本身就是如此。那么，为何大屠杀发生之后，犹太人的悲惨遭遇没有得到世人的关注呢？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也许能够对此提供答案。我们并没有给犹太人的大屠杀创伤记忆提供可以传播的土壤。犹太大屠杀是人类无法忘记的苦难，人类应该杜绝这类现象的再次出现。为此，社会需要为犹太人提供言说大屠杀证词的空间，兴建博物馆和影像记录展览馆，广泛收集受害者的证词，为我们重新校正已有的大屠杀集体记忆，提供可供参考的资源。 根据阿莱达・阿斯曼和扬・阿斯曼的归纳，哈布瓦赫“集体记忆”记忆理论的第二个重要结论是社会记忆具有重建性[5]23。重建性是指被保存下来的记忆都是根据当前的记忆框架过滤的产物。“集体记忆的本质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8]受害者的证词和历史真相之间存在差异，这是因为受害者每次讲述的证词都会受到现实语境的影响，而现实的语境又总是发展和变化的，这就导致受害者会根据现实语境的需要去选择或过滤。受害者讲述的证词和历史真相之间存在的断层和裂缝就是这样产生的。
创伤批评和文学记忆的研究方法虽然不同，但二者在运用领域和批评实践等方面有不少重合之处，也能够彼此吸收对方的长处，弥补自身的缺陷。
二、创伤批评与精神分析学
创伤批评产生的理论基础主要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詹姆斯・伯杰（James Berger）曾简明扼要地梳理了创伤理论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体系中的发展和演变。简而言之，创伤概念在《歇斯底里研究》（Studies in Hysteria）一书中提出，在《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一书中发展，在《摩西与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一书得以深化[9]。中国学者也有不少类似的表述，例如苏枕在《再现创伤的历史：格林厄姆・斯威夫特小说研究》中曾讲道：“当代创伤批评研究起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10]15根据凯西・卡鲁斯的总结，弗洛伊德的两部重要著作《超越快乐原则》和《摩西和一神教》为创伤批评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学理基础。结合卡鲁斯的分析与弗洛伊德关于创伤的论述，可以看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创伤批评的最大贡献在于界定了创伤的三大特征：虚拟性、滞后性和反复性。
滞后性指创伤具有潜伏期，一般都在一段时间之后才伤害人们的心灵和精神。如果说虚拟性界定了伤害的属性，那么滞后性则概括了创伤批评的时空表现形式。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教》一书中曾经专门强调过这一点。“某人遭受了一场令人震惊的交通事故，例如火车相撞。他明显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离开了案发现场。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患上了一系列严重的精神和运动神经症。这些症状只能被归因于他的震惊或者在意外事故中发生的任何其他的事情。他已经形成了‘创伤神经症’。”[13]109这起交通事件受害者的创伤经历了一段潜伏期才开始显现。弗洛伊德曾经明确界定潜伏期：“意外事故和最初的症状表征跨越的时间段被称为‘潜伏期’，它是对传染疾病病理学的明显暗示。”[13]109创伤“事件并不是在它发生之时被体验到，而是只有联系着另一个地点和在另一个时间才能充分显现”[14]13。强调创伤的滞后性为创伤批评的研究路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关注战争场面、暴力的残忍、强暴的过程同时，作家和学者同样应该、或者更应该关注他们受到伤害后的心理和灵魂的状态。
创伤批评的产生和发展体现了西方文论发展的一个比较显著的特色：消化、吸收结构主义、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等经典文学理论资源，结合时代具体情境，强调这些理论中被忽视的某些概念和原理，并加以推演和阐发，形成新的理论。创伤批评既立足于弗洛伊德的创伤概念，又融入了记忆理论的一些研究理念和方法，同时针对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问题，提出了新的研究理念和范式。尤为可贵的是，创伤批评坚持不懈地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发展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研究模式，例如“证词研究”和“代际创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