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熙修的叔祖父浦泳先生

《世纪》杂志2014年第1期有姚芳藻女士 《浦熙修罗隆基的爱情与惆怅》一文，这两位民盟的名人令我想起了我的入盟介绍人浦泳先生，顿时，他那一缕银须、一丝微笑，那一根拐杖又浮现在我眼前。

浦泳和浦熙修都是上海嘉定人，且属同一家族，两人相差一岁，但按辈分浦泳是浦熙修的叔祖父，好几篇文章里写成叔父有误，浦泳先生的子女、侄辈为增字排行，均学有所长。

1966年初，我刚从仁济医院下放到嘉定南翔医院不久，就听说南翔中学有位老教师、名书法家浦泳，他原为嘉定启良学校校长，曾任嘉定简易师范学校校长，1958年被划为“右派”后降职到南翔。出于对书法的爱好和对老教师的尊敬，我曾想去拜访他，但不久就卷起了史无前例的大风暴。北风呼啸的某日清晨，在南翔的民主街，一个瘦弱的老人在扫地，他蜷曲着和那把大扫帚差不多高，山羊胡上凝着水珠，两手冻疮溃破，同事告诉我这位老人就是浦泳。那时他只能拿此特号大笔在冰冷的大地上写字了。

“四人帮”倒台后，一个冰雪消融的初春，获得新生的浦泳来医院看病，他患有严重的慢性支气管炎，低热气急，还有疝气，我和几位同事商量后决定让他住院治疗养息。当时他住在南翔中学校园一角不到十平方的破平房里，两张条凳支着三尺宽的竹榻当作床，上面还堆放了不少书，屋角是锄头铁搭和刺鼻的农药，长期住在这种地方年轻人也要生病。浦老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后病情有好转。在这期间，我和他有了较多的接触和了解。

早年他就读于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赵丹以及我舅父刘一飞是同学，他学雕塑，赵丹学国画，我舅父学油画。他们在校内还组织过剧团。抗日战争时期他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学生运动，曾遭日本特务绑架。抗战胜利后，他回嘉定从事教育，主办了从幼儿园贯通中学的启良学校，作为校长他还任教多门课程，他辛勤办学，培养了不少有为才干。现在的启良中学校园里竖有一尊浦泳老校长的汉白玉半身雕像。

浦泳擅书法，享有“江南一枝笔”的美誉。他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浦文球为前清秀才、江南著名书画家，浦泳自幼受乃翁教诲，正、草、隶、篆皆能，尤以行草、隶书著称，还能反书，并常治印，间或作画，抗战期间和胜利后曾在沪单独或和人合作，多次举办金石书画展。在苏州西园的殿柱上，他书写的楹联至今犹存。浦泳先生能诗善文，一生留下了二千余首诗词，惜未出版问世。胡厥文先生也是嘉定人，十分赏识他的才华，曾有诗赞浦泳“诗书随笔斜，金石奏刀神”。胡厥老在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期间，曾邀请浦泳先生到北京编校《胡厥文诗选》，并题写书名，设计封面。其间在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时，年长浦泳14岁的厥老搀扶着他，十分亲热。浦老说，那时我一下子也成了引人注目的大人物了，回忆及此，我看到一丝淡淡的微笑显现在他那深深的皱纹里。作为一个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文化界颇有知名度的文人，浦泳曾署名长发头陀，想象之中当年蓄着长发的他定是风华正茂一表人才，令我想起我的中学语文、美术老师，他们也有闻一多先生那样的仪表，写得一手好字好文章，能在毛边纸上随手涂出一幅齐白石风格的画。1957年后他们一同沉默了，他们的艺术风采只好封藏在近似冷漠的外表里。我认识浦老的时间不算长，和周围的人一样都为他的才华被遏制而感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手中的笔又忙碌起来，请他写字的越来越多，他从不回绝，好像是为了挽回失去的时间，他超负荷地忙碌着。我曾请他为南翔医院的门牌题字，他欣然答允，只见他提起大笔，饱蘸黑漆，在白漆木板上一挥而就，令人赞叹不已。

他告诉我，解放前为富豪写个“寿”字，可以名利双收，然而他宁可两袖清风，也不愿为为富不仁者写一个字。嘉定解放前夜，他被特务拉到校门外处决，其时解放军的枪声已近，慌于逃命的特务边走边朝他乱发了几枪，子弹在其后颈枕部穿皮而过，他倒在血泊里却幸免于难。浦老为何会遭此不测，可能是因为他是民盟嘉定分部的负责人，积极参与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活动，且与罗隆基有联系，浦熙修和他接触又较频繁，加上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是他的堂侄孙女，他就成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大难不死的他因此用上了“苏人”的笔名。然而在那怀疑一切、有理难辩的年代，他颈项的枪疤又成了“潜特”苦肉计的罪证，被扣上“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遭批斗，隔离审查八年。他和所有受磨难的知识分子一样，只有默默忍受，直到1978年才摘掉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1979年“错划右派分子”得以改正，“苏人”才又一次复苏了。他在诗中感叹：“余生幸见阴霾扫，迈步岂辞垂暮年。”

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在嘉定恢复建立民盟组织，他周密考虑，多方联络，积极而稳妥地发展代表性人士参加民盟，我就是在1981年10月由他和民盟市委的毛引先生介绍入民盟的，当时嘉定民盟是只有11个盟员的支部，而现在已是有二百多个盟员的委员会了。当人们谈起嘉定民盟时，就会想起浦老为之付出的心血。那时他担任嘉定博物馆的顾问，为保护文物、征集资料，他不辞辛劳地工作。病假时住到市区南阳路女儿、女婿家，为了民盟的工作或是到嘉定开会，天不亮就要出门赶长途汽车，常因此而感冒发烧，但他毫无怨言。有几个星期天，他拄着拐杖到我家商量工作，从南阳路到南京西路成都路，不算远，但没有直达车，步行要半个多小时，当他走上三楼时已气喘吁吁，但一谈起民盟的工作，他又是精神十足。当时的民盟还没有办公室，没有专职干部，浦老事必躬亲，从工作计划到年度总结，都是他自己动笔。有一次他脚趾感染肿胀，他就搁起病腿办公。记得有一次钱伟长教授在民盟市委作了一次精彩的报告后，浦老专程到民盟市委借到仅有的一份记录，花了不少时间全文抄下后在民盟支部会议上传达，会后还把抄本给缺席者传阅，大家在得益的同时也被浦老认真细致的作风所感动。

浦泳先生去世已29年，忆往事历历在目，人虽逝但他的才学和精神犹在。在构思这篇短文时，我找出了他在1980年3月6日用毛笔写给我的信，其中有这么一段：“十年浩劫，为我种下了病根，但四化前程美好，自应老当益壮也！”

文如其人，字如其人，浦泳先生的才华和骨气令吾辈敬佩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