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鸦片战争中务实思想的萌生
[摘 要]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战争中晚清官员先以“天朝上国”自居，当与英国侵略军正面交锋后，他们的思想却发生了转变，“天朝”思想逐渐趋于没落，转而用务实思想去应战。处在战争前线的浙江巡抚刘韵珂的思想转变极具普遍性和典型性，本文以刘韵珂的思想转变为例，反映当时社会统治阶层中务实思想萌生。从他们思想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出，以务实思想去应对世界潮流才不会被湮没在历史中。
[关键词]鸦片战争；刘韵珂；务实思想
鸦片战争是中国千古未有之变，沿袭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受到了外来民族的强烈冲击。在这场战争中清王朝统治阶级先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去应对“英夷”的入侵，转而又着眼现实，向“化外小邦”求和，签订《南京条约》。这种实思想的萌生于战争中御敌思想的重大转折。作为处在战争前线的浙江巡抚的刘韵珂，一开始对“英夷”持一种血战到底的主“剿”思想，而到了战争后期他又转向主“和”，他的思想转变必定经历了一个过程，而务实思想则萌生于其思想转变过程之中。以刘韵珂思想转变为例，可以反映那个时代的“天朝”御敌思想退却以及后来他们的务实策略。
一、沉醉“天朝迷梦”，积极备战
鸦片战争前期，刘韵珂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主“剿”官员，“1840年底，刘韵珂从四川赶赴浙江新任时，打定主意要与‘逆夷’血战一场”。[1]这是处于那个时代统治阶层的本能反应，是沉醉于“天朝迷梦”中的对于世界的无知。刘韵珂采取了各种应战措施，积极备战。
（一）沿海设防，禁止与“英夷”贸易
刘韵珂认为英军“船坚炮利，若在洋面接仗，是以我所短就彼所长，总以勘择要口，修筑炮台，制造巨炮，严密防守，方为第一要策。”[2]刘韵珂修筑土墙、炮台，安装“巨炮”，以此来应对英国侵略军的攻击。在伊里布被撤职，裕谦主持浙江军务期间，刘韵珂热心参与定海、镇海防御工程建设，“在金鸡山东北修筑土堡，安设大炮；在镇海城北和招宝山威远城背，堆积沙袋；在甬江口塞以大木桩，使英军舰难以直闯。”[3]刘韵珂采取这些措施积极应对英国侵略军进攻，对自己的防御工事充满着信心，这是一种处于闭目塞听的“天朝”下的官员所具有的一种自我优越感。
除了修筑防御工事，加强沿海的应敌能力之外，刘韵珂主张禁止与居于定海的“英夷”贸易。刘韵珂认为“定海为通洋适中之地，英人已筑炮台、开河道，经营一切。彼或饵渔，盗为羽翼，其患非小。浙江为财赋之区，宁波又为浙省菁华所在，宜预杜觊觎。”[4]刘韵珂认为“英夷”在定海修筑炮台，“开河道”，设售卖洋货的商铺，其有久居定海之心，为了沿海的安全，为了保护浙省菁华宁波，刘韵珂指出，禁止与定海的“英夷”通商，以此海疆可以趋于安宁。战争已经持续了数月，作为“天朝”大吏的刘韵珂似乎还没有弄清英国侵略军此次远征目的，“天朝”官员不能够“识时务”，使作战方略的制定缺乏现实可操作性和实际性。
（二）坚定主“剿”信心，斥责主“抚”言论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初八日，接到擢升为浙江巡抚之诏时，打定主意要与“英夷”血战到底的刘韵珂对那些一直倡“抚”的官员则是毫不留情。在刘韵珂到任浙江巡抚职位时，道光帝派主“抚”官员伊里布为钦差大臣赴浙主持攻剿事宜，伊里布家仆张喜曾记录下一些伊里布与“英夷”谈判时所说的话，伊里布道“我们办事，必令你们下的去，亦必令你们回得国，复得命。你们办事须教我们下得去，教我们奏得大皇帝，教我们大皇帝下得去。”[5]他的话表明了他对待“英夷”的态度。而伊里布这种主和的态度，为当时的刘韵珂所不容的，他对他这位顶头上司颇有意见。十一月，刘韵珂上奏道光帝“请饬令浙江大臣伊里布，就近确查夷情，随时密咨广东，以期筹划妥善。”[6]刘韵珂借助道光帝的权威对伊里布施加压力，对伊里布进兵“逆夷”之事进行敦促。由于伊里布一直采取缓进兵的策略，对“英夷”采取“谄媚”，此后刘韵珂“寻诏斥伊里布附和琦善，罢去，以裕谦代之。”[7]刘韵珂弹劾伊里布的“媚外”，是其主“剿”决心的不游移，表现出了他身为“天朝”大吏维护“天朝”体制，维护“天朝圣威”的职责之所在，这是他还没有见识到“逆夷”的军事力量之前有失之于现实的盲目。沉醉于“天朝”的浮华，务实思想则还没有提到议程上来。
二、由身居“天朝”转而求知于现实
在浙江战事节节溃败之时，刘韵珂见识到了“英夷”的强大作战能力，他的主“剿”思想开始发生转变，直至到上奏“十可虑”奏折，其主“剿”思想完全转变为主“抚”，务实思想在现实面前萌生。
（一）战事节节败退，主“剿”开始游移
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二日，道光帝授裕谦为钦差大臣替代伊里布到浙江主持攻剿事宜。裕谦是主“剿”官员的代表，裕谦到任之后，与刘韵珂配合默契。刘韵珂对浙江防务充满信心，他认为“就海口，定、镇布防严密，自可无虞；就陆路，非英军所长，正利我兵进击”[8]，他的这种思想是其不能够“识时务”所致。在刘韵珂认为最为坚固的定海、镇海防御工事面前，英国侵略军显示出了超乎想象的强大攻击力，他在奏折中写到“伏查自古制驭外夷之法，惟战、守、抚三端，今战、守不利，抚又不可，臣昧庸才，实属束手无策”[9]，这份奏折流露出了他的思想逐渐向“抚”游移。此时，“天朝圣威”在刘韵珂眼中已开始趋于次要地位，如何能制驭外夷成了首要目的，为了求得和平，他开始寻求现实的制敌策略，务实思想在他头脑中萌生。
（二）无心应战与奏用伊里布
战争已经持续了一年多，浙江的定海、镇海、宁波、奉化、慈溪相继失陷，战争对于清军来说毫无优势，战争愈进行下去，“天朝”的损失就愈大。刘韵珂面对形势，他的思想已经彻底的转变了，他甘冒“天下之大不违”，在当时沉默的清王朝中提出了“抚”议。刘韵珂疏言“浙事有十可虑，皆必然之患，无可解之忧，若不早为筹划，国家大事岂容屡误？”[14]刘韵珂的思想开始脱离了“天朝”的固有的优越，转而着眼于现实，“早为筹划”。
刘韵珂提出“十可虑”着眼于现实，分析了当前形势对于继续作战的不利，刘韵珂根据这十项可虑的现实，提出了对“逆夷”的“抚”议，他的思想从战争初期要与“逆夷”血战到底转变成了在“逆夷”面前的屈服。刘韵珂先前的主“剿”是失之于“天朝”的自傲以及对“逆夷”的盲目，而后的倡“抚”却是着眼于现实。对于一个“天朝”大吏，在“逆夷”面前屈服，他的心理上必定经受了一番痛苦的挣扎，但这种挣扎是一种思想的进步，他开始从“天朝”迷梦中苏醒，转而求知于现实，务实思想在他的头脑中已经占据了首要的位置。
三、由刘韵珂到“天朝”的普遍性
刘韵珂的思想转变反映了那个时代官员的一种普遍性思想。他们无不是先沉醉于“天朝”而后求知于现实，务实际之势。列举几位“天朝”大吏的思想转变，他们与刘韵珂的思想转变竟然惊人的相似。
颜伯焘，在鸦片战争时期为闽浙总督，在赴任途中经过浙江时，与浙抚刘韵珂谈论收复定海之事。到任之后，他在厦门他修筑了自认为坚不可摧的石壁，他“主战甚力，欲一当敌[15]，当厦门失守，石壁被炮火击毁之时，他思想转变了由“欲一当敌”转而对“逆夷”主“抚”了，务实思想在其头脑中萌生，“天朝迷梦“已经被击碎。
伊里布，在鸦片战争中“命为钦差大臣，赴浙江查办。”[16]在这之前曾署云南总督，他在处理夷务时得心应手，然而当他处理这个来自西方的“逆夷”时却没有那么得心应手了，这位钦差大臣缓进兵。
诸如颜伯焘、伊里布、琦善等边疆大吏他们无不是先对这浮海东来的“逆夷”施以“天朝”对待“化外蛮夷”的“圣威”，当双方交战后他们慑于这“逆夷”的强大军事战斗力，“思想”从“天朝”的高度开始缓慢下降，从“天朝”的迷梦中苏醒，虽然还是睡眼惺忪，但已开始睁开眼睛，去观察周围的世界。务实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萌生，“天朝”思想开始趋于没落。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开端，“天朝”在这场战争中开始觉醒，这场燃及东南沿海的战火，使统治阶层开始由拘泥于“天朝”观念到统治阶级中开始萌生务实思想，以现实的眼光去认识周围的世界。务实思想的萌生是清王朝官员在某种程度上的进步，他们不再沉醉于“天朝上国”，开始实事求是的去认知世界，这是一个时代的进步。“识时务者为俊杰”，着眼于现实，以务实思想去面对周围的变化，才能不被湮没于历史之中，焕发出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