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观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影响

[摘 要]中国传统华夷观使清王朝统治者及其大臣在同西方的交往中持一种高高在上的俯视态度，并形成一种自我为中心、愚昧骄傲、夜郎自大的民族优越意识，这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产生了三方面的重要影响。

[关键词]华夷观；鸦片战争

近读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等著《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一书，颇感东西方视角差异之巨，鸦片战争虽为西方侵略之战，但背后雾裹之诸多事实仍让人生发感慨，遂写一随笔，聊阐中国传统华夷观对鸦片战争之影响。

一、“华夷”观的演变

“华夷”观念（也叫夏夷观）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早在上古时代，“夏”与“夷”只是两个表示地域和民族的概念。《说文解字》载：“夏，中国之人也”；“夷，东方之人也”。约至春秋时期，“华夷’概念的使用开始突破地域和民族的范围，被赋予文化的意义，主要用于区别尊卑上下、文明野蛮。并以传统儒家文化为其评价标准，贬低周边民族，抬高中原华夏文化，“华夏”代表正宗、高贵、文明，“夷”则代表文化落后、蒙昧野蛮。华夏族普遍认为天圆地方，我为中心，四围皆为夷狄――文化落后、蒙昧野蛮，于是奉行周礼的诸侯国自觉到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边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皆当臣属于我中华。

但在我国历史上“华夷”所指称的对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其内涵随着中国疆域的变化而变化，当以前所认为的夷狄归属到统一的中原王朝后就不再是夷狄了，因为他已成为“化”民。如山东，在早期完全为东夷之地（如舜为东夷之人），后来却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中心，又如西戎、荆楚、猃狁所生活的陇右、湖北、山西等地，都曾被视为蛮夷之地，但后来成为华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华夏文化的重要代表。自唐宋以来，更多曾经的蛮夷、羌戎之族被纳入华夏之中，“华夏”和夷狄的内涵也在不断改变。

“华夷”观最大的变化出现在明清之际，尤其以清代为最。满人入主中原后，他们作为边疆少数民族的“夷狄”身份成为反对者攻击的目标，很多人以此为号召进行“反清复明”、“反清复汉”、“光复华夏”活动，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雍正六年发生的曾静投书案，它震惊了雍正皇帝，他感到有必要为自己的统治进行辩护，于是撰写了《大义觉迷录》，并在民间广为散发。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通过宣德、正名、示警三个方面的宣传，使整个社会在思想上对满清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并使满清统治的正统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认可，人们渐渐接受了华夷一体的观点。当民间对满族统治者作为“夷”的排斥心理刚刚得到缓解，清统治者就不失时机的把这顶贴有“夷”字标签的帽子戴在了急于同中国进行商业往来的外国人头上，并对外国“夷”表现出更强的敌意。由此形成的新的“华夷”观念，逐渐成为从中国统治者一直到普通百姓的思维定势。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华夷观念与儒家思想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总结其基本观念，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在文化上，华夏文明有礼，而各“夷”野蛮不知信义、奸滑没有道德，华夏是“天下”的文明中心，无须向蛮夷学习；第二，在政治上，中华是居于天下之中心的“天朝”，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逻辑，中国的皇帝是“天下”的主宰，蛮夷则要依附于中华，定期朝贡；第三、经济上，华夏天子“富有四海”。天朝物产丰富，从不需要与蛮夷互通有无，而外夷离开中国则难以活命。中国与外夷通商，不是互通有无的交换，而是天朝对外夷的抚恤和怜悯。

二、清政府在同英国早期交往中充分体现了“华夷”观

清政府在同英国人的早期交往中体现了强烈的“华夷”观念，完全将英国视为自己的一个藩属。在19世纪以前，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没有邦交，西方没有派遣驻华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公使到西方去，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是东西方相隔甚远、交通不便；其二是中国经济自给自足，对西洋商品没有太多需求；其三是中国不承认西方国家的平等地位。

在鸦片战争前，清朝实行一口通商制度，西方人的商业活动都被限制在广州一处，而且在广州，外国人的自由也是受到限制的。他们在广州只能与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商铺进行买卖，夏秋买卖季节才可以来十三行所在地居住，冬春季节必须回到澳门，而且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不能随便出游，也不能带“夷妇”入内；甚至禁止外国人买中国书、学习中文。

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很低，平均不超过4%，并且规定税则要公开，但地方官员隐匿政府规定，随意收税，关税一般要达到货价的20%以上，外国人每次纳税都要讨价还价。最初，外国人对清政府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但由于商业规模不是很大，所以还可以容忍。到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开始，传统手工业逐渐被机械制造取代，大量商品需要销售市场，海外市场对英国的国计民生日益重要，而且这时英国在印度战胜了法国，使印度成为它的殖民地，由此，中国成为他们面对的最大的市场。在他们看来，中国对通商的限制，是其商业发展的最不利因素。

但当时，英国人将乾隆皇帝看作一位开明的君主，认为他们在华通商中所遇到的麻烦都是广州地方官吏做出来的，如果乾隆知道实情，必定愿意改革。所以在1793年乾隆八十大寿时，英国派全权特使马嘎尔尼（Macartney）前来祝寿。他给乾隆带来了丰厚的礼品，都是代表英国当时最先进科技的东西，如望远镜、镀铜榴弹炮、地球仪、自鸣钟、热气球等，，英政府给马嘎尔尼的训令中还要求他尽力迁就中国的礼俗，但必须保持中英的平等。而乾隆不愿将英国看作一个平等的国家，只把马噶尔尼当作藩属国的一个贡使，所以没有在皇宫而是在热河皇家狩猎场的帐篷中接待了英国的特使，并且要他行磕头跪拜礼，马噶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地答应，即他愿意向中国皇帝磕头，但清政府的大臣们也要向他带来的英王乔治三世的画像磕头，而且将来中国派特使到英国，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对他的要求，清政府完全拒绝，甚至还把他的礼物堆到厕所里，乾隆在给英王的一封信中说：“你们的公使没有能力掌握我们优秀的礼节，并将这些礼节带到你们的蛮荒之地，那些奇异而且昂贵的礼物并不能打动我，我们应有尽有，你们国家的产品对我来说毫无用处。”[1] 1816年，英国又派使节安赫斯特（Amherst）第二次来华，目的也是为了两国建立邦交、中国加开通商口岸、固定公开关税、提供一个小岛作为居所和存货之处。他同样也遭遇了磕头问题，最后清政府的官员们想了一个妥协的办法，让安赫斯特向皇帝的空椅子磕头，安赫斯特同意向空椅子鞠躬、下跪，但拒绝磕头；为了让他磕头，他们在半夜叫醒大使，陪他来到皇帝的空椅子前，希望大使会因为睡得昏头昏脑而不再拒绝。在大使半睡着弯下一条腿时，中国一位大臣按住他的头，希望能迅速放到地面上去。大使还很困，眼看就要磕头，可是一位随从及时将他扶住，头最终没磕成。结果安赫斯特不但没有完成交涉任务，连嘉庆皇帝的面都没有见到。

即便是鸦片战争期间号称“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他的“华夷”观和“天朝上国”思想也非常强烈，这在他写给英女王的《致英国女王书》中得到集中体现。他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告诉英国女王：“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谅贵国王向心，定能谕令众夷，兢兢奉法，但必晓以利害，乃知天朝法度断不可以不懔遵也。”[2]信中的用词和语气生动反映出林则徐强烈的传统华夷观念。

三、“华夷”观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影响

清王朝统治者及其大臣思想观念中强烈的华夷观，不仅使他们在同西方的交往中持一种高高在上的俯视态度，同时也形成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盲目、自大的外交特点，这对第一次鸦片战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华夷”观淡化了中国人的危机意识

长期以来凝固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华夷”观念使中国人形成了一种自我为中心、愚昧骄傲、夜郎自大的民族优越意识，人们坚信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国力强盛，周边的蛮夷是不可能超越中国的，也是不可能给天朝上国造成任何威胁的。即便部分有识之士萌生了一些危机感，但在“华夷”观念的洪流中只能被淡化或被绞杀。

鸦片战争前夕，由于英国加紧了侵华步伐，唤起了中国少数有识之士的危机感。如萧令裕、何大庚、包士臣等人都已认识到英国“国俗急功尚利，以海贾为生，凡海口埔头有利之地咸欲争之。”敲响了夷患的警钟。但这种危机感仅在少数人中间散布，非但没有形成一股广泛的社会心理意识，反而被浓厚的华夷观念所化解。如在《孙玉庭年谱》中记载了一则细节，嘉庆皇帝问大臣孙玉庭：“英国是否富强？”孙玉庭答：“该国在西洋诸国中是大国，因此是强国；至于富嘛，是由于中国富彼才富，富不如中国。”嘉庆：“何以见得？”孙玉庭：“英国从中国买进茶叶，然后转手卖给其他小国，如果我禁止茶叶出洋，英国人就会穷得没法活命。”从他们的对话可以看出，他们本来已经知道人家的强大，但又非把人家强大的原因归于自己，在这种华尊夷卑的虚骄心态下，危机意识难以萌发。

所以当英国侵略军逼近中国时，统治阶层还感觉不到这次危机的严重性，从而战争一开始就失去先机，处处被动。

第二，“华夷”观使清政府制定了错误的对敌战略。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将英国人等外国人视为蛮夷，从生理、智力对其加以贬低和鄙视，认为洋人没有膝盖；他们的先进科技产品不过是奇技淫巧；认为他们在生活上完全依赖于中国，认为这些外夷对天朝是恭顺、畏惧的等等。这些对外部世界的错误认知导致他们在鸦片战争中不可能有正确的对敌战略。

如有清朝官员坚持认为夷人在陆地上将不堪一击，因为“他们的腿上都穿着衣服，而且缠裹得紧紧的，因此笔直僵硬而不能弯曲，一旦上岸，他们摔倒后很难爬起来。”，所以只须以“长梃俯击其足，便可应手即倒”。耆英称英兵在夜间“目光昏暗”；骆秉章则称英兵“以象皮铜皮包护上身，刀刃不能伤”，把外夷看成是怪物。

还有一些清朝官员看不懂当时西洋军队的队列训练，英国炮舰上的士兵上岸操练，走队列，两腿绷得笔直。清朝官员看了以后认为“洋人没有膝盖，腿不能弯，很好对付！”但一交手，便一败涂地。于是立刻惊呼，洋人有妖术！居然想出“绝招”，从民间广收马桶，置于木排之上对付洋人，“以邪驱邪”。

甚至有“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之称的林则徐也有类似的观念。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为了加强了广州的战备，重修了虎门炮台，同时禁止茶叶、大黄等货物的出口，认为只要停止英夷必需的茶叶、大黄的供应，他们就没法活命，就能置其于死地。

在战争初期，在朝廷，主战派占据上风，在他们的认识中，英军不可能在陆地和内河接战，对英军的战斗力作了错误的估计。如林则徐认为英国兵船笨重，吃水深至数丈，只能取胜于外洋。到内河就万难转动，直是鱼游釜底，立可就擒。若至岸上，更无能力；当时出任两江总督的裕谦同样认为，英夷大炮不能登山施放，夷刀不能远刺，夷人腰硬腿直，一击即倒。类似这样的错误信息比比皆是，所以道光说：“众口一辞，信然”。道光就是根据这一认识来确定对付英军的战略方针的，在这种错误战略的指导下，清政府的失败是注定的。

第三，“华夷”观使清政府盲目自信、过于轻敌。

1840年战争爆发前夕，美国一个副领事向林则徐透露情报，说“五月前后，英吉利欲行封港，不许各国之船来粤贸易。”本来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军事情报，可是这并没有引起林则徐的注意；相反，他对美国这种说法非常反感，认为“实属妄言，悖谬已极。”在他看来，天朝的港口，英国人怎么可能封锁？他自信区区“岛夷”之邦是不可能、也不敢冒犯“天朝上国”的。

林则徐在道光十九年（1839）的禁烟中，断绝广州出海交通，派兵将十三行围起来，将包括英国商业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在内的三百五十名外国人围困在十三行，义律不能抵抗，最后只得向林则徐屈服。而此后广东水师在同英国的两只小兵船的冲突中都占据一些优势，因此林则徐对战胜这些英夷极有把握和信心，认为他们软弱而没有战斗力。

英国政府的全权代表懿律（George Elliot）率领海陆军队来华，到达广东洋面后并未展开大规模进攻，而在封锁出海口后，北上占领了定海，并率主力舰队到达大沽口。清朝士大夫们对此解释是林则徐百战百胜，英国人怕林则徐，所以才贿赂琦善将他驱逐，林则徐一离开英人就敢在广东开战了。

林则徐在奏章中称杀英夷“将如鸡狗”，表现出他把西方夷人视为“蛮狄”、未开化、毫无能力的强烈的华夷观念。林则徐在接触西方人的过程中，把他们的一些礼节视为“恭顺”、“畏怯”的表现。

近代史研究学者茅海建在分析鸦片战争中中英兵力状况后指出，和英军相比，清军在军力上占有绝对的优势，英军兵力最多时不过两万人，而清军在作为主要战区的沿海四省的军力就要达到二十五万以上；每次战役，英军都会投入其绝大部分兵力，但清政府多出于盲目自信和轻敌，仅投入其总兵力的很小一部分，所以在武器装备远落后于英军的情况下，每次战役都不可避免的处于劣势。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主张议和的琦善、耆英等人通过观察已经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得很清楚了，而且公开加以宣扬，告诉国人现在面对的不是历史上的匈奴、契丹等边陲少数民族，更不是未开化的夷狄，而是实力远胜于天朝的西夷，但在清政府的士大夫阶层中很少有人相信他们，反而认为他们是卖国（今天学术界对这些人已经有了比较公允的评价），这也同样反映了“华夷”观影响下清政府的盲目自信和轻敌。

鸦片战争以清政府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探讨的，传统“华夷”观念对这次失败也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参考文献：

[2]林则徐：《拟颁发檄英国国王稿》，载《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85年版

[3]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