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心理原型视角看英汉语模糊性差异

摘要：虽说“模糊”是语言的共性之一，但英汉语的模糊性在审美价值和生成机制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看，与英语中“模糊”相对的词是“精确”，而在汉语中与“模糊”相对的词是“直露”。人们在探讨引发英汉语模糊性差异的原因时，往往将视线更多地投向导致这种差异的有形的外部表现如风俗习惯、历史典故等文化壁垒，而对其内在的、无形的表现一民族心理原型差异，则较少关注。这种只注重外在动因的就事论事的研究往往无法反映出一种语言赖以生存的文化母体的民族性，英汉语表达在模糊性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及相关成因只有着眼民族心理原型差异的分析，才能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语言模糊性；英汉语比较；民族心理原型差异

一、引言

人们总希望能利用语言对客观世界和心理活动进行最直接最充分的描述，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一厢情愿。由于语言文字在表情达意方面存在间接性、疏离性和局限性，这样就难免产生言不尽意、言难尽意、不求尽意的艺术传达的模糊性。虽然任何语言中都有模糊性存在，但“内部结构与外部形态的特殊性……造成了汉语模糊性的特殊化和普遍性”。许多中国学者认为思维的最高境界是无法用语言周密表达的，古人早就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的说法。而总体上看西方学者却多持“言能尽意”的观点。“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语言的本质就被认为是理性逻辑的。”虽说模糊性在印欧语系的语言中也有体现，但其与汉语模糊性的差异显而易见。

从某种意义上说，汉语的模糊表达作为一种描述手法，常与艺术品位、语言修养、风格笔调，乃至作品感染力交织在一起，造就了汉语的主流美感。而英语的模糊表达则更多地是一种记述手法，多以辞格的形式出现，衍生出诙谐、委婉等表达效果。英语的模糊表达难以构成语言的主流美感。

二、英汉语模糊性差异成因溯源

民族心理原型和集体无意识被认为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G.Jung）提出的两个重要心理学概念。在此之前，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创立了个人无意识（一般认为是个人经历的沉积）理论，而荣格突破了环境决定论的界限，认为人的心理不仅同自己的往昔联结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与种族的往昔也有密切联系，甚至在那以前，还与有机界进化的漫长过程联结在一起。他相信所有的人不仅有着个人无意识而且也都具有一种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类似于本能，是遗传而保持下来的心理倾向，是以痕迹的形式存在于大脑结构之中的，有着先天倾向和图式的作用。虽然有时它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它的存在却对我们的意识起着制约作用。

荣格将心灵结构分为三个层次：意识、个人无意识、集体无意识。荣格认为个人无意识属于“情结”范畴，它不是人格中的最深层次。他说：“个人无意识的内容主要由名为‘带感情色彩的情结’所组成的，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是所谓的‘原型’。”荣格认为，“原型是人类原始经验的集结，它们（荣格往往把原型作为复数）像命运一样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其影响可以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被感觉到。”原型又被称作“原始意象”，是“附于大脑的组织结构而从原始时代流传下来的潜能”，是一种通过遗传而延续下来的先天倾向。人类从原始时代就开始累计不计其数、种类繁多的经验，无穷无尽的重复已经把这些经验内化在我们的精神构造中。人们无需经验的帮助即可在类似的情况下与其祖先具有相似的行为倾向或思维模式，但不同民族的心理原型有着显著差异。根据民族心理原型理论，世界各民族大体可分为“内倾”和“外倾”两大类型。“外倾”者好把心力用到“外物”上去改变环境；“内倾”者则好把心力倾注在“自我”上作内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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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型批评的基本方法是由艺术形象追溯到它的原型。荣格将这种方法看作是对艺术形象和创作根源的探寻，“在回到分享神秘的状态中，即回到人类的而不是个别作家的生活经验上（个人的吉凶祸福不算在内，这里只有全人类的安危），我们才能发现艺术创作和艺术效果和秘密。”荣格认为，艺术家不是赋有自由意志寻找自身命运的人，而是让艺术经由自己实现其目的的人。作为人类一员的他可以有心境、意志和个人目标，但作为艺术家的他却是更高意义上的“人”――他是“集体人”，他是人类潜意识心理生活的载体和模板。

民族心理原型差异对语言文化的差异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以洪堡特为代表的人文精神主义者认为语言是表达民族精神的形式，语言的个性是民族精神的特征所决定的，不同的语言彼此是没有共约性的。诚然，洪堡特的观点不免失之偏颇，但我们也应该承认，独特的民族精神对民族思维方式和审美意识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对语言构型有重大影响。

朱光潜先生在对中西诗歌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就成功地运用了民族心理原型理论来解读两种诗体在长短情境上的差异。英汉表达在模糊美感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而其成因也只有着眼于民族心理原型的分析，才能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2.1汉语民族性格的内倾性

中国人对模糊美的追求，与汉民族偏于内向的性格特征和审美心理有密切关联。一般认为，背靠喜马拉雅山、面朝大海这种相对适宜的自然地理条件在这种文化涵养的形成方面起着比较关键的作用。中国人做事向来讲究天时、地利与人和，形成了“天人合一”的观点，不认为人与自然有明显的对立，并用这种观点去解释一切事物和现象。就求知态度而言，国人早就感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追无涯，殆也”。中国先哲认为人生的痛苦主要源自各种欲望，人如果没有欲望就不会引发痛苦。于是，他们大都主张清心寡欲，自然无为，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有那么多的居士和隐士。同时，中国盛行许久的科举选拔制度也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对讲究精密逻辑的自然科学的热情和追从。

造成汉语民族性格内倾的另一原因在于，与西方传统哲学中的理性思维不同，对中国人思维方式影响极大的三种哲学――儒家、道家与中国佛教皆重视悟性。这些思想对中国人重“领悟”，重“言外之意”、“象外之旨”以及重“含蓄”的思维方法都有很大影响。因此，中国文化具有较强的内倾性。 2.2英语民族性格的外倾性

英语民族的祖先生活在一个气候条件相对恶劣的海洋环境中，他们早早地就选择了一种“天人相分”的认知态度。在他们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和谐与融通，而是分离与对立的。在处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时，他们常常把客体作为自己的对立面，研究它们的性质与特征，并寻求改良客体的方法和途径。因此，英语民族的文化具有较强的外倾性。

现代心理学研究有助于从另一个侧面解释这一问题。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大脑分为左右两半球，左半球主要承担抽象思维，偏重逻辑分析能力；右半球主要负责形象思维，侧重直觉感悟能力。从民族的心理特征看，西方人偏重用大脑左半球思维，倾向于理性解析；而中国人则偏重于用右脑思维，思维方式以形象思维和整体综合为主。与此相适应，西方人性格一般外露、外向、激进、张扬属于外倾性，而汉民族从总体上看与此相反。

2.3民族心理原型对思维的影响

传统思维方式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形成，被普遍接受之后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有时甚至会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心理原型差异对英汉两个民族思维方式的影响具体体现为：

2.3.1汉语民族重整体思维

“中国人倾向于用模糊笼统的全局性的整体思维和直观把握，去追求和获得某种非逻辑、非纯思辨、非形式分析所能得到的真理和领悟，而缺乏严格的推理形式和抽象的理论探索。”一个典型的个案是，甚至连讲究“渐悟”的印度佛教传到中国后，都被依靠直觉、体悟和整体感知的中国人剔除了其中的逻辑推理成分和过程，而讲究顿悟。从总体上看，汉语民族擅于形象思维，而形象思维常常具有模糊性。

2.3.2英语民族重解析思维

西方传统思维方式注重推理和分析，因为西方哲学经历了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经验论和唯理论之间的论争，再加上自然科学在西方发展较早，这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思维科学的发展。英语民族的思维方式主要是解析思维和理性思维。“理性主义将主体作为旁观者，对客体尤其是本质世界进行探究”。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注重形式逻辑论证的理性思维定势。在英语民族的思维中，理性因素常常居于主导地位，而形象则处于从属地位。

2.4民族心理原型与审美意识

洪堡特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指出：“每个民族都不可避免地会把某种独特的主观意识带人自己的语言，从而在语言中形成一种特殊的‘世界观’，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副外倾的西方人总是追求一种对客体的客观描述，而内倾的中国人总是注重“自我”与外物的交融，因而偏重主观。关于这些我们也可以从绘画艺术中得到一些启示，中国的绘画艺术注重白描、写意和泼墨。齐白石笔下的虾，只只跃然纸上，徐悲鸿笔下的马，匹匹形如，“赤兔”。但是，近距离的端详，你会感叹，国画大师的运笔如此“粗陋”，着墨如此“粗犷”，寥寥数笔，神似压倒形似；简单勾勒，远胜浓墨重彩。借助模糊手法，形象更加逼真，在朦胧之际，形象被赋予了鲜活生气。

绘画如此，语言艺术也不例外，如《三国演义》中用“卧蚕眉”这个模糊用语，简洁生动地描绘了关云长的形象，透视出他的大丈夫气概，而且这一形象常留在读者心中；西方艺术则强调形貌的酷似与逼肖，这在很大程度上使西方的语言恪守客观理性，追求精确。

2.5思维差异对英汉语模糊性的总体影响

西方人很早就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起，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门独立学科，而中国对语言生成和应用规范的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19世纪末马建忠写就《马氏文通》以后，中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语法研究。因此，汉语的精神，从本质上说，不是西方语言那种执著于知性、理性的精神，而是充满感受和体验的精神。这在语言的词汇、句法和语篇层面都有很明显的体现。

在词汇上汉语倾向于使用高度概念化的语词，与英语相比，汉语词语关系中的上义词使用更为普遍，而对于具体事物的区分在汉语的发展演变中变得没那么重要了。比如，在古代时很多事物还有专名，对某些事物分类很是精细，如牛，古时有犊（小牛），（两岁牛），（三岁牛），牺（四岁牛），（纯色牛），（白黑杂毛牛），（黄白牛），等等。然而在汉字汉语发展过程中，思维越来越概括、抽象，演变到现代我们都可以通称它们为“牛”。可以说，概括词的增加和普遍使用使汉民族在语言表达上的模糊程度更大了。

另外，汉语中叠词的频繁使用虽说增添了语言的音韵美感，但同时也造成了语义的模糊性。如：

（1）大中桥外，顿然空阔，和桥内两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大异了。’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衬着蓝蔚的天，颇像荒江野渡光景；那边呢，郁丛丛的，阴森森的，又似乎藏着无边的黑暗：令人几乎不信那是繁华的秦淮河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Beyond the Dazhong Bridge the field of vision opened up greatly，and the sight was quite different，with houses lining both sides of the river.As onelooked into the distance，the sparse trees and pale moon et off by the blue sky offered a view like that at a deserted ferry on a desolate river.Further yonder，the gloom seemed to hide a boundless darkness，which one could hardly believe was still part of the busy Qinhuai River.（戴乃迭译） “密密的”，“疏疏的”，“淡淡的”，“郁丛丛的”，“阴森森的”这些在汉语中增加语言生动性和形象性的妍美虚华词汇在译文中分别被译做houses，sparse，pale，boundless，darkness，“疏疏的”，“淡淡的”，“郁丛丛的”的音韵美感不复存在，而“密密的”，“阴森森的”甚至连词性都发生了变化，原文中叠词的表意效果荡然无存。总体来看，译文都是化“朦胧”为清晰，这并非译者笔力不济，而是英汉差异使然。

我们还可通过英译汉的例证来返观这一现象，如：

（2）It was a day as fresh as grass growing up and clouds going over and butterflies coming down can make it.

译文：

绿草萋萋，白云冉冉，彩蝶翩翩，这日子是如此清新可爱，蜜蜂无言。

原文基本都是写实类的描述，译文则充分运用汉语叠词的优势增添文采，其中的“萋萋”、“冉冉”和“翩翩”尽管构筑了语言的音韵美，但其含义却偏于模糊，有点说不清、道不明，任由读者自品。

汉语句子的句法构造和语义信息往往都是隐性的，我们可从以下原文与两种译文的比较中明显感到这一点：

（3）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己。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朱自清：背影）

译文一：

To think that he should now be so downcast in oldage！The discouraging state of affairs filled him with anuncontrollable feeling of deep sorrow.and his pent-up emotion had to find a vent.That is why even meredomestic trivialities would often make him angry.（张培基译）

译文已是上品，但苛求之下还是不难发现，译笔略显拘谨，基本按照原文语序译出，意合转化为形合的意识在译文中没有得到足够显现，语篇衔接不是非常到位，同时译文也稍嫌拖沓。

译文二：

No one could have foreseen such a comedown inhis old age！The thought of this naturally depressedhim，and as he had to vent his irritation somehow，heoften lost his temper over trifles.（杨宪益译）

译文二相较译文一要明快爽洁，其成功也许可追溯到译文中的as。一个as，看似轻巧，实则不然。as折射了原文中隐性的“因果”逻辑关系，令行文脉络清晰，逻辑彰显，表达也就自然明澈。一个as就轻易替代了译文一中的That is why等众多累赘字眼。不难看出，汉语的许多隐性逻辑关系在英译时往往应该使其显性化，只有这样，才能散发出英语味。

除了句法，英汉在篇章布局上也有显著差异。英美人铺写段落爱用主题句，据毛荣贵对载Reader’s Digest和Times上的100文章所做的统计，68篇文章主题句出现在段首。主题句位置显要，往往概括段意或总领全段，用外部形式表现语篇功能。例如：

（4）According to these specialists，there are three stages of culture shock.IIl the first stage，the newcomers like their environment.Then，when the ne.wness wears off，they begin to hate the city，the coun.try，the people，the apartment，and everything else in the new culture.In the final stage of culture shock.the newcomers begin to adjust to their surroundings and，as a result，enjoy their life more.

上文中的According to these specialists.there are three stages of culture shock.就是典型的主题句，使段落大意一目了然，并在形式上规定了段落的剩余部分将分别围绕文化冲击的三个阶段展开。主题句是英语“以形摄神”在语篇组织上的反映，即以“主题句之形”统摄“全篇之神”。

中国人并没有在段首用主题句的习惯，如：

客寓柳州，住舍离柳侯祠仅一箭之遥。夜半失眠，迷迷顿顿，听风声雨声，床边似长出齐膝荒草，柳宗元跨过千年飘然孑立，青山灰黯，神色孤伤。第二天一早，我便向祠中走去。（余秋雨：《柳侯祠》）

首句仅交代了住宿地点，接下来抒写夜间感闻，杂以幻觉，最后才引出游祠的正题。不仅首句未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语段中的句子组合也无规律可循。但作者对柳宗元的追念之意和对柳宅的仰慕之情贯穿全段，是这段文字的“神”。汉语著文“以神驭形”，有没有主题句并不重要。

2.5.1汉语重模糊

中国文论（尤其是古典文论）对文本的解读往往不是侧重理性的阐释，而是偏爱直觉妙悟、情感体验、整体观照。如中国文论倡导“赏诗不可以知者求之”、“读书百遍，其义自见”，都表明接受者欣赏作品并不需要逻辑分析，也用不着知性解说，而是借一种特有的艺术感悟力，以一种生命的投入直接领悟和把握作品的情趣韵味和深层隐奥。这种文艺理论对中国人著文立说甚至生活话语的用词都有很大影响，正如韩少功在其小说《马桥词典》中所说：“人们似乎不习惯于非此即彼的规则……如果万不得已要把话说明白些，是没有办法的事，是很吃力的苦差，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不得已的迁就。较之对事物的简单、客观的叙述、判断，人们更愿意把事物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中进行考察。这显然是那种更为历史的思维方式所致。”

2.5.2英语喜确切

汉学家高本汉在比较中西语言的特点时非常形象地指出：“中国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可以说，中国人一直非常重视在语言能指方面的锤炼，而西方语言在运用过程中则注重对语言的逻辑功能、认识功能的充分发掘，这种语言看上去虽然比较繁琐甚至略嫌刻板，但它在表情达意方面缜密细致，适宜于细致精确地描述事物。

三、结语

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推崇“中庸之道”，提倡“求大同存小异”，思维上表现为具有模糊的整体性。中国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像西方人那样习惯于缜密的逻辑推演，而是偏重于对客体的整体把握，喜欢通过心灵的“悟”去感受大千世界的精深奥妙。在感受过程中，汉语民族习惯于依据自己的价值取向在经验的范围内做出综合性的、感悟性的、跳跃性的、直观性的判断，从而片刻间达到意境的升华，完成主客体之间的彼此认同，使语言表达往往“只可意会，难以言传”，而印欧语系的语言因为具有一种理性、外向的进取精神。因此，它舍弃了在精致和美感方面的追求，宁愿背上繁琐与刻板的重负，极力追求严密、精确与逻辑性。了解英汉语模糊性的差异，洞悉孕育这种差异的民族心理原型，有助于解读两种语言赖以生存的文化母体的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