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学角度分析中英语用差异
从语言学角度分析中英语用差异
不同于http://WwW.LWlM.cOm西方，东方人更加注重血缘，家族和姓氏。中国古老的宗法制和分封制奠定了中国人注重亲缘血亲关系的基础。这一点，通过中国复杂庞大的称谓系统就可以看得出来。从成书于战国前后的《尔雅》中就专门有《释亲》章，详细的介绍了繁杂的亲属家族之间的关系和称谓。［1］
中国的亲属称谓，除了有性别，辈分的区分，还有年龄，父系母系，以及血亲姻亲。父系中爷爷奶奶下，比父亲大的兄弟称为伯伯，比父亲小的兄弟称之为叔叔，父亲的姐妹为姑姑，是血亲。他们的妻子丈夫分别为伯母，婶婶，姑父，是姻亲。父亲兄弟的孩子称为堂兄弟堂姐妹。姑姑家的孩子则是表兄弟姐妹。堂表兄弟的儿女称为侄子侄女。堂表姐妹的孩子称为外甥外甥女。根据年龄排行可用大、二等。从以上关系可以看出，中国人把血缘远近分的极为清晰。相同姓氏的兄弟姐妹为堂，不同姓氏的兄弟姐妹为表。母系亲属中，母亲的兄弟是舅舅，姐妹则称为姨。舅舅和姨的孩子因姓氏不同称为表兄弟姐妹。他们的下一代则是外甥外甥女。 而英语的亲属称谓，远没有这个复杂，没有父母系的区分，也没有年龄的区分，更没有族的区分，有的甚至连性别的区分都没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统称为grandfather/grandmother，伯伯叔叔舅舅则称为uncle，伯母婶婶姑姑舅妈姨妈称为aunt，堂哥、弟、姐、妹，表哥、弟、姐、妹称为cousin，亲哥弟为brother，亲姐妹为sister，侄子，外甥nephew;侄女，外甥女niece。 这种差别与中外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民族特征有关。古老的宗法制度奠定了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关系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推崇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长幼有序”等严格的等级秩序。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方社会以商品经济为基础，家庭结构比较松散，较少出现中国式四世五世同堂的现象，因此家族血亲亲属称谓的观念没有中国人那么重。甚至在历史上很长的一段时间，英美等西方国家都是只有名、没有姓。直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单名引发了严重的重名现象，人们在交谈中不得不在原有名字后再加上一组说明加以区别。 命名方式与艺术的研究与不同民族的语言与文化也都有关系，是语言学文化学等学科的共同研究对象。对于中外命名艺术的种种技巧规律，及其与相应文化与语言的关系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语言学现象。［2］ 可以说，汉语的人名是取的，从汉字里选字来作为孩子的名字。而英语的人名是选出来的，一般是从《圣经》、古代神话传说、文学名著中选用其中的圣徒、英雄、伟人的名字人名来作教名，但是却未必有效法他们的意思。由于可以供选用的教名不多，而且最开始还没有姓氏，因此英语民族重名之多儿乎成了普遍现象。有意思的是，英语民族还喜欢把祖先或长辈的名字用作自己的名字，这与16、17世纪西方殖民者在全世界进行殖民扩张时，用大量本国的人名、地名为新征服的地方命名，都只是表示一种纪念意义。 ［3］ 汉族人的以人名为名就不同了。直接地以他人名为名是忌讳的和不尊重的，直接地用伟人名作为自己的名字更被看作是一种亵渎。汉族人的以人名为名，一定要表达一定的意义，通常必须用上表达向往、仰慕之类的意思。文化大革命中取名“望东、忠青、卫彪”等即是这一方法的遗风。祖、父等家属上辈的名字在取名时是忌讳的，而要通过“耀祖、光祖、承宗、耀宗、奉先”等方式来含蓄地表示。［3］以上命名方式体现了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但从语言学上，我们也可看到两者采取不同取向的渊源。汉英在人名命名过程中的这两种根本不同是两种语言本质上差异的反映，是两种语言基本构造不同造成的。有两个因素造成了这两种命名方式的差异。 一是汉字表义的多样性读音、意义都比较固定，语素的意义尤其比较单纯，但汉字除了固定为一个音节之外，其他方面都比较灵活。二是汉字搭配的灵活性。［3］现代英语的形态比起古英语、古拉丁语以及许多现代欧洲语言是大大地简化了，但它基本上仍没有脱离形态语言的范畴。它残存的一些形态，如名词的数，代词的性、数、格，动词的时态等特别是对主谓一致关系的顽强要求，使它在语词的搭配上受到很大限制。 从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英汉两种语言中动物名称的词汇的文化内涵也是一种有趣的现象。在人类历 史发展的漫长进程中，动物一直与人类保持着密切联系并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人们也常常借动物来寄托和表达人的感情。由于受历史、习俗、价值观、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文化因素的影响，中英两种语言赋予动物词汇各自特定的文化内涵。［4］ 许多动物词汇在中英文化中具有相同的文化内涵。如狐狸在英汉两种语言中都会引起“精明，狡猾，诡谲”的联想。再如羊在中西方文化中均被视为一种性情极为驯服、温顺的动物，都用来比喻性格温和、恭顺。然而，许多动物词汇在中英文化中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传统文化差异使一些动物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其典型代表就是龙。在中国文化中，“龙”是有鳞有须能兴云降雨的神异动物。从距今7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国的先民们就对龙进行图腾崇拜，到今天人们仍然多以带有“龙”字的成语或典故象征权力的至高无上、威严，吉祥和美好的事物，龙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龙的子孙”、“龙的传人”等都常常是中华民族的自诩。然而在西方 “龙”却是可怕的、凶恶的象征，与龙有关的一切成语都带有不祥的意韵，是守候在地狱之门的有翼能喷火或毒液的巨大怪物，象征魔鬼与邪恶。在古希腊神话中，许多龙都是以反面形象出现在英雄的前进路上。如伊阿宋的故事中，他要取的金羊毛就是被一条毒龙所看守的。［5］ 在西方，，狗在大多场合都是http://WwW.LWlM.cOm褒义，如a lucky dog (幸运儿)，Love me， love my dog (爱屋及乌)。可是在汉文化中，狗却带有明显具有贬义色彩，如狼心狗肺、狗腿子等。西方人对蝙蝠没有好感，英语中有as blind as bat (瞎得跟蝙蝠一样，有眼无珠)的说法。而对中国人来说，蝙蝠是吉祥、健康、幸福的象征。形容胆小，英语习语有as timid as a rabbit (胆小如兔)，汉语则说“胆小如鼠”，因为鼠在汉民族文化里是胆小的象征，兔却是敏捷、迅速的象征，因而又有“动如脱兔”之说。有意思的是，胆小的鼠在英语民族文化中却成了安静的喻体。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蕴。由于深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历史背景、生产活动等民族文化的影响，和各民族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制约［6］。在中英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都有差异，只有透过比喻性词义的文化内涵，在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特性同时，深入研究和领悟其他才能真正地将文化信息正确地传递，更好的交流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