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割股疗亲”看明清孝道的愚昧化走向
[摘 要]中国古代统治者历来重视“以孝治天下”，在统治者大力提倡与表彰下，历朝历代的孝子孝行层出不穷。唐代开始出现一种极端的尽孝行为――割股疗亲，随着两宋“存天理，灭人欲”观念的深入，这种行为更加普遍。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孝治氛围的浓厚和专制统治的加强，在统治者两相矛盾和反复不定的态度中，割股挖肝救父母的现象愈加盛行，明清时期的孝道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愚昧化。
[关键词]割股疗亲；明清；孝道；愚昧化
割股疗亲，简单地讲，就是把大腿上的肉割下来，和米熬粥，给患病的亲人吃下去治病，这是古人尽孝的一种方式，这种行为在今天看来愚昧至极，但在古代社会却时有发生。虽然历代统治者对割股疗亲之事不加提倡，可为了宣扬孝道却又不得不对这类孝子予以表彰，明清时期，随着孝治氛围的浓厚和专制统治的加强，自发割股疗亲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孝道开始走向愚昧化、极端化。
《新唐书》记载：“唐时陈藏器著《本草拾遗》，谓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间以父母疾，多股肉而进”，据此多认为真正“割股”用以“疗亲”的行为始于唐代。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存天理，灭人欲”观念的深入，这种行为更加普遍，《宋史・孝义传》记载了七十五位孝子的事迹，其中有二十余人是毁伤身体为亲人治病。宋代统治者“以孝取人”，大力旌表孝行，这就直接促使了“勇者割股，怯者庐墓”（1）现象的流行，人们孝行的背后不再是发自内心的对父母长辈的淳朴敬爱，更多地包含了功利色彩，追求的是自身的显达。
《孝经》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显然，江伯儿割股、杀子以疗亲的行为与儒家传统孝道中的这两条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割自己身上的肉去为父母治病，已是愚昧之举。轻则致残，重则丧命，其对父母生养死葬和祭祀的孝行何存？而杀死自己的子女，作为行孝的代价，传宗接代的大孝便不复存在。因此朱元璋深知前者应当制止，后者必须治罪。然而，虽然朝廷在政策层面上对这种愚孝行为不予支持，但由于封建家长制的存在和人们医学常识的极度匮乏，割股疗亲的行为屡禁不止。明朝永乐、嘉靖时期因为政治需求还一度对这种行为再行奖赏，政策的反复性和朝廷的放任态度，间接鼓励了割股疗亲等愚孝行为的发生。
清朝建立后，继承了前代“孝治天下”的治国原则，极力鼓吹孝道，大力表彰孝子孝行，导致割股、挖肝等破坏个人身体的愚孝行为依然非常泛滥。在医学不够发达、人们的医学常识不多的情况下，当父母生病无法治愈时，子女便病急乱投医，用损坏身体的办法求得父母痊愈。他们的孝心固然让人感动，但是这种方式过激且没有实际效果。并不是所有的割股疗亲之举都是出自淳朴的孝心，或是为了获得表彰光耀门楣，或是为了逃避徭役的大有人在。这些愚孝行为，动辄伤人性命，减少了社会劳动力，长此以往，不利于清朝的赋役和稳定。
对于割股疗亲这些愚昧的行为，清朝统治者也意识到其弊端。早在顺治时期就有定例：“割肝或致伤残，卧冰或致冻死，恐民仿效，不准旌表。”雍正时，有人以割肝就亲之事请求旌表。雍正下谕：“仍有不爱躯命，蹈于危之者，朕亦不概加旌表，以成激烈轻生之习也。”（3）但在康熙时，仍有因割肝、割臂、割股等为父母治病而受到旌表的人。这也是朝廷的不得已之举，清朝统治者一直宣扬孝道，想通过儒孝伦理来维护统治，如果对这些已发生的、又被公认为是孝德的行为不管不问的话，无疑会伤了孝子之心，也会使百姓对朝廷的“孝治”政策产生怀疑。而朝廷的物质、精神奖励又会使人们形成攀比之风，割股挖肝救父母的行为大行其道，使得孝行更加极端且畸形，出现更多不可思议的愚孝。
清朝嘉定人周士晋“母病久，医言惟饮人乳可生，士晋子生方九月，谋于妻李，弃道旁，以乳乳母。母病已，问儿，以殇对，后李不复妊，亦无怨。越十二年，有僧为殷氏子推命，年月日与士晋儿同，诘之，则得诸道旁者也，父子得复合。”（4）为了救父母，孝子们不仅能对自己下狠手，就算抛弃自己的子女也在所不惜，在现代社会，这显然是违法犯罪行为，但在封建社会却是被大加赞赏的孝行。故事中的父子最终得以相认，也带有极大的神话色彩，可见清朝的这种愚孝被赋予了神秘的力量，因果循环，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保佑了孝子顺孙们，使得他们最终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如此一来，即使统治者对割股疗亲奉行不提倡政策，但在整个社会推崇“孝治”的大环境下，割股疗亲这样的愚蠢行为还是层出不穷，加上因果报应观念的根深蒂固，这种愚昧化、神学化的孝行被奉为典范，吸引更多的民众纷纷效仿。而明清时期的专制主义又发展到了历史的高峰，自然需要更多的顺民忠臣，即使不提倡，但根据“移孝于忠”的原则，统治者对于这种愚孝行为还是乐见其成的。因此，在统治者两相矛盾和反复不定的态度中，割股挖肝救父母的现象愈加盛行，明清时期的孝道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愚昧化，对当时乃至近世社会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注释：
（1）《宋史》卷155，《选举一》。
（2）《明史》卷296，《孝义传》。
（3）《清史稿》卷497，《孝义传》。
（4）《清史稿》卷497，《孝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