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奥运时代”张艺谋电影的新艺术特质
如果说奥运会之前的张艺谋的几部大片都是在为奥运“练兵”，那么今年的《三枪拍案惊奇》(以下简称《三枪》)就是张艺谋在松了一口气之后的小憩之作了。然而正是这部张艺谋自称“扪一部轻松小剧给大家贺岁”的作品，却在上映初始，就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说《三枪》是中国电影的悲哀，有人则说《三枪》开辟了中国电影的新形式，各方意见褒贬不一，一时间《三枪拍案惊奇》成了评论界和坊间最热议的话题。
一、从“后张艺谋时代”到“后奥运时代”
首先让我们来解读两个以张艺谋为核心的概念：“后张艺谋时代”与“后奥运时代”。
想要了解何为“后张艺谋时代”首先要了解何为“前张艺谋时代”，所谓“前张艺谋时代”是指是指张艺谋早期的作品。以《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等作品为代表，张艺谋从一个无名小卒，到成为在全球影坛都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导演，张艺谋着眼中国最底层的社会，用自己深沉的情感，和充满张力色彩浓烈的画面，独具一格的叙事模式，给中国电影界画上了第一抹绚丽的色彩，此后，张艺谋不仅成为了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大导演，更成为了中国电影人的骄傲，成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先驱。而当人们的脑海中已对张艺谋电影形成了一系列既定印象的时候，张艺谋突然笔锋一转，将一直着眼于中国广大农村的镜头伸向了武侠领域，从《英雄》、《十面埋伏》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张艺谋一改朴实之风，用极尽奢华的画面和豪气的明星阵容开启了自己的“后张艺谋时代”。
“后张艺谋时代”的几部作品，几乎每一部的问世都引来巨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张艺谋成为大导演后，放弃了自己以往所秉承的朴实深沉的情感，虽然新片画面绚丽、制作精良、但却少了张艺谋的“人情味儿”，一味追求“视觉奇观”的心态和“人海战术”的老招数以及对当红明星的依赖更是让诸如《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样的作品在一时间成为广大观众的笑柄，被恶搞成各种段子流传于坊间。直至2008年奥运会开幕的那一天，由张艺谋做为总导演的开幕式，在那一天征服了全世界，从2008名乐手组成的巨大“缶”阵开始，到气势恢弘的中华文化长卷徐徐的铺开，再到孔子周游、活字印刷、丝绸之路、大漠风情的依次上演，一时间所有人都从开幕式震人心魄的场面中认出了张艺谋电影巾的元素，于是从那一天开始，所有的争议声都戛然而止，大家仿佛不约而同的领会了这样的精神“原来《英雄》等几部后张艺谋时代影片是在为奥运的开幕式练兵。与此同时，评论界的电影专家们也将前瞻性的眼光聚焦到张艺谋的身上，“奥运”结束后，张艺谋又会将自己的镜头伸向哪个方向呢?直到《三枪拍案惊奇》的大跌眼镜，张艺谋电影又诞生出了新的分期名词――“后奥运时代”。
二、“后奥运时代”的新张艺谋美学――草根艺术的狂欢
《三枪》的诞生据说源2009年春晚上最火热的小品《不差钱》。张艺谋被东北二人转这种最平民化的幽默逗趣深深感染，由此萌生了拍摄《三枪拍案惊奇》的想法。一年后，《三枪拍案惊奇》抢先登陆2009-2010年的贺岁档，以赵本山率领的“二人转”队伍和当红的“专业老板娘”闫妮为主要演员。加之一个由张艺谋最喜爱的导演科恩兄弟执导的《血迷宫》的故事构架，辅以甘肃绮丽的丹霞地貌为大背景，打造出了另全国观众大跌眼镜，更被评论界抨击为没思想、没品位、没关怀、没悬念的新式张艺谋贺岁大片，也使得张艺谋再次遭遇继2002年涉足大片以来叫座不叫好的艺术怪圈。
《三枪》的招恶首先源于张艺谋在这部作品中颠覆了很多人对电影的惯性理解，《三枪》呈现出一种内涵“空洞化”的样貌，被广大观众称为是赵本山小品在大屏幕上的延伸，是不折不扣的“大小品”。该片的故事情节源自美国科恩兄弟的黑色剧《血迷宫》，原片以曲折离奇的叙事、精心设置的悬念这些“纯艺术”层面的技巧取胜，影片整体氛围冷峻、犀利，是电影艺术的经典之作。然而被张艺谋演绎为《三枪》之后，原片深刻严肃的内涵被二人转的恶搞大大稀释，影片在服装、造型和人物语言上的混搭，使其不再有明朗的故事时代背景，而故事发生的地点被放置在一个群山环绕的孤立客栈里，与鲜活的社会没有很大的联系，人物关系也并没有故弄玄虚，而是从开篇便让观众一目了然，剥离了以上种种悬念化的设置之后，电影便只剩下了最单纯的表演和语言，这样的背景让观众丧失了很多在观影中可以产生的审美乐趣，让怀着紧张心情走进电影院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思考来得到审美乐趣的观众们大众所望，而单单依靠几个二人转出身的演员的肢体和语言逗乐便显得无法撑起“电影”这样一个在人们心中神圣而庞大的概念，尽管有诸多张氏风格鲜明的炫目画面和蒙太奇语言来撑场子，却仍旧无法满足观众的审美心理，从这一角度来说，张艺谋此次的作品确实大大悖逆了很大一部分观众期待视野。
然而我们不妨从更理性的角度来审视，《三枪》其实是一部在力求在内涵上实现极简主义的电影，它试图用最纯粹的没有任何复杂内容，没有任何社会关系，甚至除了主要演员也没有任何“闲杂人等”的形式，用“清空”内涵的方法来带给实现一种纯粹依靠演员演技和画面、视角、镜头语言带给观众最本真最无拘束的快乐。这样的拍摄理念是与张艺谋之前的从影经历密不可分的。在奥运盛事过后，张艺谋的艺术成就已经登峰造极的时刻，我们可以看到，张艺谋本人无论在客观条件还是主观心境上都达到了一种高度自由的状态。而长期以来背负着的各种盛名，也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压力使得张艺谋希望自己能够以往电影给人的印象。我们必须注意到的一点是，《三枪》讲述故事简单直白毫无悬念的叙事方式，并不是因为张艺谋不会讲故事，而是因为张艺谋想要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讲故事。回顾张艺谋从前的作品：《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等所表现出的是一个沉重的隐忍的坚持的中华民族，它背负中华民族坚忍不拔、朴实勇敢的美德，背负着对破除封建文化枷锁的决心，却也因此给中国人塑造了一张苦大仇深的面孔，而《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武侠大片，人物形象则极为超脱，内容又多是以压抑郁闷的亡国、复仇心境为主，以至于，在广大观众心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民族的性格的主调就是――沉重、严肃。而《三枪》则完全颠覆了这种基调，同样是一个关于杀戮、贪婪、压抑、偷情的沉重主题，张艺谋此次却在东北二人转风骚泼辣的表演中、在西北腰鼓舞癫狂恣意的跃动中，用最草根的民俗文化方式，表现了中华民族文人文化之外藏污纳垢又生机勃勃的民间狂欢，无须承载、没有禁忌，无拘无束中，享受大俗的快乐。在张艺谋身上，显然民间文化的熏陶大于知识分子文化的塑形，所以《三枪》极尽大俗大雅之能事。不仅在人物造型、服装色彩上直接拷贝东北二人转的浮浪艳俗做派，在演员骚情表演、台词的挑逗暗示上也尺度颓宽，不仅挑逗着广大观众的笑觉神经，同时也挑战着批评者的文化经验。面对评论界对“《三枪》是恶搞电影艺术”的恶评，张艺谋曾站出来表 示，“谁说艺术就要苦大仇深?”，而著名演员孙红雷也曾经说过：“十年前的张导满脸阶级斗争很严肃，现在的他整天乐呵呵。”因此张艺谋在经历了荣辱的巅峰之后，秉承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拍一部轻松快乐，简单花哨的小片来挑战贺岁档的行为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而就中国艺术、中国艺术家尤其是艺术管理者的普遍状态来说，这种放松的心态是十分可贵的，从这一角度说《三枪》如同当年《红高粱》引导中国影片攀上艺术高峰、《英雄》引导中国电影打破市场坚冰一样，具有举足轻重的电影史意义。
另一方面，从艺术特色上看，《三枪》仍旧保留了张艺谋所一贯秉承的极致美学风格，夺目激烈的的色彩、别具～格的造型和东北二人转演员夸张的表演所带来的肢体语言，无一不继承了张艺谋独特的审美眼光，那种对色彩、对声光、对镜头语言的理解，几乎是中国第五代电影人的一个标致，而此次启用二人转演员以及西北群山环抱中的拍摄坏境，也无不体现了这位建立在西北人的“轴劲”基础上的美学风格。这些风格的影子曾经在《红高粱》、《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中出现过，也曾在《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影片的色彩运用和团阵造型上屡屡使用。这些极致的美学风格曾经让张艺谋成为中国第一的导演，也曾经成为众矢之的让张艺谋背上“为求视觉效果奢华无度”的骂名，然而此次在《三枪》中对这种极致美学的运用却由于与中国民间的狂欢品格十分吻合，从而具备了浓郁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一个人能将一个纯粹美式的故事讲得如此赋有声色，不得不说是体现了张艺谋导演极高的艺术造诣的。
三、“后奥运时代”的张艺谋电影所折射出的中国电影界存在的巨大问题
为了更好的了解观众对《三枪》的观影体验，笔者特意在《三枪》热映期间走访了北京市的多家影院。相比起同期上映的其它几部贺岁大片《花木兰》、《刺陵》、《风云Ⅱ》、《十月围城》，《三枪》虽然口碑极差，却显然有着锐不可当的号召力。姑且不说《三枪》究竟拍的好与不好，但单就观众观影结束后的反应上来看，100%的观众认为《三枪》无论从内容、视觉效果、还是笑料上来说都要远远好于《花木兰》、《刺陵》、《风云Ⅱ》，虽在影片故事情节和悬念设置上略逊于《十月围城》，但《十月围城》固然很热。却丝毫没有打消掉《三枪》的火爆，甚至在《十月围城》上映两周后，《三枪》场次依然不减，笑声依旧密集，观众似乎并没有受到舆论挞伐和恶评的影响，依旧我型我素，本着自己内心深处最原始的追求休息和放松的原则选择了《三枪》，虽然也有将近50%的观众看后表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笑”，但也大多为影片打出了70以上的分数。
由此，在我们对《三枪》进行着种种指点之时，是否有必要反思一下自己的惯性思维是否狭窄，期待视野是否粗暴。我们都知道电影有很多种类型，不同类型的电影给观众带来的是不同的审美体验。比如《变形金刚》、《阿凡达》之类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感官刺激，而诸如《三峡好人》、《团圆》等艺术影片，则是要进行意识形态的宣传，给人带来深思和警醒，同样《十月围城》的感情基调是为了感动他人激发热血、《风声》的基调是悬疑和刺激引人遐想、而情人节才上映的《全城热恋》则是为了让人们在节日里感受到爱情的甜蜜和幸福。因此，观众在观看影片时务必需要先弄清电影的类型定位，然后按照这一类型恰当的标准去要求它，而同样，广大的影评人们在对一部电影发出评论的时候也需要理智客观的审视影片本身后再对它的艺术表现力做出论断，不能因为张艺谋是拍艺术片出身的大导演，就将《三枪》的问世视作其追求市场自甘堕落的表现，事实上越是艺术上有追求的导演，越谋求超越自我，拍出一部在电影史或个人创作历程中全新的电影。《三枪拍案惊奇》则不仅对张艺谋，即便对全部中国电影史也是创新之作。
回溯电影诞生之初，1895年的卢米埃尔兄弟不过是弄了些短片杂耍来逗乐观众，而喜剧之王卓别林，也是靠夸张的肢体动作，无意义的滑稽恶搞给观众带去笑声。杂耍手段、娱乐功能，是电影的重要传统，也是电影诞生之初最基本的功能，更是经久不衰的“疯癫喜剧”类型片所秉承的最基本的理念，而《三枪》不过是回归了这一传统。1910年代中期格里菲斯之后，世界电影叙事手发越来越趋向复杂，故事性越来越强，出现了很多电影类型，也被附加了越来越多的功能，人们开始希望在电影中通过挑战智力，理解力，以及谋求内心深处的心理认同来满足自己的观影需求，这无疑带来了电影叙事结构的大飞跃，但我们并不能因为复杂电影的大行其道就剥夺简单电影的出现权，不能因为一部分人想看深度电影，就不让另一部分人单纯寻个乐子。
张颐武先生曾经说过：“张艺谋是我国电影文化的宿命”而当有一天，我们在经历了“后张艺谋时代”开始走进所谓的“后奥运时代”之时，我们真的应该开始认真的思考，无论是第五代导演对奥斯卡的疯狂渴求，还是第六代导演对小众电影的坚贞不渝，能够协调好产业经济利益，和社会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让人民群各种在越来越多的走进电影院的同时，能够看到更丰富的人性特点，更深刻的生命内涵，才能真的使我们的民族电影以自己的特色走向世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