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昭的小说试验工场

在昭通作家群中，杨昭绝不是高产的小说家。杨昭的小说创作主要以中短篇为主，但截至目前，他尚未出版自己的小说集。在笔者与杨昭的访谈中，他说道：“好的小说就像远处的灯塔，于我，只可能无限靠近，却永远难以企及。”这句话绝不是口头上的自谦，而是杨昭的小说信条。正因为他持有这样的观点，所以他不愿笔者在他的生平方面多说哪怕只言片语，“一切用作品说话，而不是身份，更何况我也不是什么有着特殊身份的名家”。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信条，杨昭的小说每一篇都是不一样的，无论是结构、语言、内容，还是风格都千差万别。对于杨昭来说，小说创作不仅仅是一种审美行为，还是一种试验行为，他力图在总结古今中外不同风格的小说的基础上，寻求小说创作的无限可能。杨昭的职业是昭通学院中文系教授，已在全国各学术期刊公开发表论文若干，他的小说创作与学术研究互为表里，用学术思想带动小说创作，极大地丰富了小说这种文学形式。

一

说起昭通的小说，尤其是至今仍生活在昭通本土的小说家们的小说，很容易让人想起一个共同的主题：苦难。这跟夏天敏荣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不无关系。写苦难，说明作家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无可厚非，但如果一个群体都在写苦难，而且大都集中写农村的苦难，难免让人感到审美疲劳。苦难，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昭通小说创作的一张名片，同时也是一种樊篱。所幸的是，昭通作家群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都在纷纷寻找新的突破口，包括以写苦难著称的夏天敏，而杨昭无疑是转型成功的昭通小说家之一。

跟大多数昭通本土小说家一样，杨昭也写农村的苦难，不同的是他的侧重点不在于农村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也不在于某种政治制度下农民无奈的忍受。杨昭写农村、写乡土，依然直抵人的内心深处，探索人类最为本真的情感区间。发表于《红岩》2011年第1期的《众人都看着你》就是这样一篇小说。《众人都看着你》讲述的是三个农民工广文、书才和刘顺，因为妻子都被煤矿“窑主”郭仁“睡了”，于是三人“同仇敌忾”，合伙酝酿了一场谋杀。当三人终于克服了杀人的恐惧心理，借酒壮胆，同心同德要跟郭仁你死我活时，广文却因为不胜酒力醉倒了，只有书才和刘顺二人顺利完成了谋杀计划。如果小说写到这里收尾的话，那整个文本所展示的不过是一个离奇的故事罢了。故事是构成情节的最基本的元素，但不能等同于整个小说。于是，杨昭将情节继续延伸。广文虽然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其内心深处却比被判刑甚至被枪毙还要难受。没有杀死“郭仁”以前，三人面对的是村里人冷嘲热讽的目光，认为他们是被人戴了绿帽子还能忍气吞声的懦夫;郭仁死后，广文面对的则是更为恶毒的讽刺：“广文，胆小得连炮仗都不敢炸啦？”“广文，还是你好，忍得一时之气，省却一世之忧。”“‘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话不假！”“书才跟刘顺替你报了仇，高兴不哩？”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当冤头债主已经不复存在时，忍辱负重的广文只能将火气撒到老婆珍珍身上，于是，家庭暴力一再上演。然而，人们并不接受他的这种弥补方式，反而变本加厉地嘲笑他。人性中恶的一面昭然若揭。当广文终于想明白，原谅了妻子珍珍时，珍珍却因为难以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而自杀了。在文本中，杨昭还设置了另一个情节：广文在佛山打工时，也曾跟一名“小媳妇”发生过性关系。如此一来，广文杀郭仁、殴打珍珍等一系列行为不仅失去了合法性，还失去了道德上的合理性，无异于州官放火。然而，悲剧就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整个文本无一不在叩击心灵的最深处，没有任何多余的情节。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除了对那些闲言碎语能够发表些许价值评判外，对主人公却说不出到底该同情，还是憎恶。 事实上，杨昭也不是为苦难而写苦难。苦难之于杨昭，不过是一个写作契机，而不是主题。苦难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深刻的命题：生命意识。对生命的尊重，历来都是中国文人所缺少的。且不说《三国演义》第四回中曹孟德杀死吕伯奢一家的残忍，罗贯中为了衬托刘备的仁德竟也毫不留情地在践踏他人的生命。在《三国演义》第十九回中，刘备被吕布撵出徐州，与孙乾一起投奔曹操，途中在猎户刘安家投宿，刘安竟然杀死自己的妻子，用妻子的肉来招待刘备，罗贯中不仅没对刘妻的死表示丝毫的同情，反而以此来衬托刘备如何受人爱戴。《水浒传》中在十字坡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滥杀无辜的李逵、武松，竟然都是好汉，都在地煞、天罡之列。中国传统小说家对生命的漠视可见一斑。然而，杨昭却在文本中间接地表达了对生命的尊重，哪怕此人曾经犯下过错误。在《众人都看着你》中，杨昭通过胡老师之口引用了《圣经》中那个经典的故事，并以此来告诉读者：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但生命只有一次，再大的错误也不能以结束生命的方式来偿还。

对生命的尊重，是杨昭在小说主题方面较为成功的试验。

从关注生命上升到探索普遍的人性，这是杨昭在小说主题上一次跨越式试验，而且取得了成功。杨昭几乎从来不写面对大是大非时，人们所做出的抉择，他总是试图从人自身入手，从最细微的情感世界出发，探讨人性。

发表于《滇池》2007年第6期的《翘首踮足》是杨昭为数不多的官场小说。但他并没有描绘那些赤裸裸、血淋淋的官场斗争，而是通过乡党委书记李宏伟被误传嫖娼被抓后，乡上其他干部的言行，将官场的冷酷和人性的复杂全面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尤其是“我”这个乡长的一举一动。“我”既承认跟李宏伟是好哥们儿，甚至还对曾经跟李宏伟的妻子有染而感到愧疚，然而，在利益面前，人性中善良与忠诚的一面终将难以抵挡升迁的诱惑，于是，我口蜜腹剑，既要将李宏伟置于死地，又让李宏伟的妻子小许对“我”感恩戴德。当真相水落石出后，王副书记、高副乡长等用少林拳的方式硬碰硬的人被认定为“小人”，而“我”与李宏伟的关系则更近了。就题材本身而言，几乎没有值得夸耀的地方。然而在其间穿插了一段“我”的回忆，回忆起童年的艰难岁月。小时候，“我”“翘首踮足”盯着的是挂在高处的一篮子鸡蛋，现在，“我”“翘首踮足”虎视眈眈的是乡镇一把手的位置。就像孟子所说：“人性之无分於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於东西也”，欲望的膨胀往往建立在上一个欲望达成的基础之上。

以人物为中心，以揭示人的本性为主题几乎用于评判杨昭的大多数小说，如《杀狗的过程》《一张照片》《日蚀》等等，此处不再赘言。至于性善说和性恶说到底谁对谁错，这本身就不是小说应该解答的问题，杨昭的小说试验，目的是要撕开皮肤，直达心灵深处，探索人性的复杂，并像解剖手术一样，一个器官一个器官地，甚至一个细胞一个细胞地将人性的方方面面都呈示出来。

二

作为一名学者型的小说家，杨昭要探索的固然不会局限于小说的主题层面，在技术层面上，他将古今中外的小说进行融会贯通，然后寻求创新。在杨昭的小说中，读者既能够找到拉美文学的影子，又能看到“桐城派”、“青城派”和“公安派”等中国传统小说的蛛丝马迹，但又不是将这些已有的创作经验进行简单、生硬的移植和嫁接，而是各取其长，最后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杨昭式的小说文体。

自“五四”以来，中国的小说从传统小说中脱胎换骨，西方小说的各种技巧如潮水般涌向国内，人们学习、效仿，趋之若鹜，而传统的小说手法则被弃之如敝履。然而，在杨昭看来，中国的传统小说绝不是一无是处，采中西小说之长，西为中用，古为今用不仅可行，而且行之有效。

首先，杨昭的创作方法有别于现实主义，他的小说绝不是生活的再现，绝不可能忠于生活本身。选材时，杨昭似乎就在刻意与生活本身保持距离，他更多地青睐于那些小概率事件――如同样发表于《滇池》2007年第6期《一张照片》中，于彬在北京度假竟然意外将自己朝思暮想的初恋情人的倩影拍进了照片――而不是生活中具有普遍性的事件，或者说他倾向于写那些不可能发生但可信的事，而且将由这些不可能发生但可信的小概率事件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冲突进行严重的扭曲变形，将生活本身解构得面目全非，大有将故事变得既不可能发生也不可信的趋势。又如发表于《大家》2005年第5期的《日蚀》。小说从三百六十年难得一见的日全食着手，通过不懂科学的永康镇人民对日蚀的曲解，演绎出一幕幕血淋淋的人间悲喜剧，充分展示出了土皇帝罗大爹的虚伪和草菅人命，小人物们的麻木与蝇营狗苟，人性的善恶纠缠。文中让读者产生阅读快感的文字，都不是生活的再现，尤其是永康镇人民将日蚀误解为太阳爆炸后的种种荒诞行为，但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就像孙悟空上天入地一样。又如《众人都看着你》中，广文、书才和刘顺三人密谋杀死郭仁，从而去妓女那里购买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简直荒诞至极，让人忍俊不禁。由此可见，现实主义是难以用来阐释杨昭的小说创作方法的。

然而，说杨昭的创作方法属于浪漫主义也会失之偏颇。尽管杨昭并不按照生活本身的面目来进行创作，而是将生活进行了夸大、变形，但是，他又没有从主观内心世界出发，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也没用热情奔放的语言。他只是在文本中将有价值和无价值的东西都撕碎给人看，进而将复杂的人性像解剖手术一样，一一陈列在读者面前。当然，谁也不能否定，杨昭的小说创作的确有浪漫主义的元素，但不是全部。如《一张照片》，整个文本分为《负片》和《正片》两部分，其中《正片》就接近于浪漫主义，这一部分是对《正片》的追忆，讲述的是爱情失意的主人公于彬对似有若无的初恋的追忆，其中就饱含对纯真年代的怀念和对美好爱情的向往。然而，将《负片》与《正片》结合起来读，就会发现，整个文本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方法的巧妙结合，而且二者平分秋色，也就彻底分不清到底是什么主义了。《正片》与《负片》的结合，其实就是为了更全面地展示于彬的内心。面对妻子的出轨，他能够理智清醒地面对，用卖命地工作来分散精力，迫使自己不去想不愉快的事情。对于家庭的破裂，于彬显然是难以装作若无其事的，他的内心是痛苦的。当同事们纷纷向他介绍新的对象时，他一改拒绝，似乎还沉浸在离婚的苦闷之中。然而，《正片》的出现，彻底否定了之前的说法，在失败的婚姻面前，于彬的坦承其实并不能说明他的大度，妻子在肉体上背叛他之前，他早已在心灵上背叛了妻子。“一张照片”并不仅仅指实实在在的照片，同时还是主人公于彬内心的画像，将照片的两面分别呈示出来，就好比将人心剖成两半，进行综合考量。

至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在杨昭的小说中也能显而易见地找到其影子，但都显得零散。更何况，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开放的概念，根本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此处就不再多谈了。

总而言之，杨昭的小说在技术层面上的探索与试验更多地是将已有的技巧与方法进行综合与杂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形成了一种“四不像”式的独立风格。这是他对小说这种文体本身的贡献，让小说在文体上变得更为丰富多彩。

三

小说，乃至整个文学，说到底是语言的艺术。一直致力于对小说进行探索与试验的杨昭，不可能不在小说的语言上下功夫。

写一个好故事，哪怕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人来说，也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然而将一个很平常的素材写好、写精彩，除了要掌握谋篇布局上的技巧外，更多的是要靠作者的语言能力。常年生活在校园里教书育人做研究的杨昭，显然没有太多时间去搜寻那些能让人眼前一亮的奇异的文学素材。因此，对小说语言进行探索与试验在杨昭的小说创作中显得至关重要。

杨昭的小说读起来总能让人产生一种轻松感和愉悦感，而他的主题往往又是很沉重的。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在于，读者总是游离在文本之外，每到会意处，我们会拍手叫绝，称赞“这家伙写得好”，但情绪不会随着小说人物命运的沉浮而兴起波澜，在接受过程中，读者总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读小说，小说情节的起伏跟自己没有半点关系。这种效果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杨昭的小说语言特色。

杨昭似乎在刻意避免将读者的情绪带入到文本之中，于是他总是用一种近乎黑色幽默的语言来叙述那些严肃的、沉重的主题。而这种黑色幽默效果的达成，往往是由于作者故意将某种特定语境下的话语“不合时宜”地用于另一语境，或者熟词新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语言的既定所指，从而造成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前一种情况如《众人都看着你》中广文三人为杀死郭仁寻找合理性的场景，事实上，按照这三人对生命的认识，郭仁“睡”了他们的妻子，已经具备充分的报复理由。然而，他们却在此时上纲上线，三人义愤填膺地声讨郭仁的为富不仁：

啥叫为富不仁？杀千刀的窑主郭仁就叫为富不仁！前年，5・12汶川大地震死了那么多同胞，学生娃儿小个小个地在操场上直挺挺地躺了一长排，那副惨象，使人顿时想起自己也是有儿有女的，要么就想起自己也是有爹有妈的儿女……不仅房子塌了，连山都塌得挤出了堰塞湖，电视都不敢再看了。菩萨心肠的温总理头发都急白了嗓子都喊哑了，听说他老人家天天净吃盒饭跟方便面，还在废墟上重重地摔了一大跤，那么大年纪的一个老人啊！子弟兵一个个眼睛红肿嘴巴子上起了泡，双手都刨出了血，只盼着能再多刨出个把活人来。有个小战士，别个硬要把他拉开不准他再刨了，他咚地一下就跪到了地上放声大哭，求首长让他回去再刨出几个来;平时那么欺主那么势利那么高高在上的白衣天使，一到了灾区照样个个都在高举着输液瓶跟着担架疾奔，累得花容月貌都失了色，让人爱得怜得不行;那成龙大哥，平时总是在死亡线上摸爬滚打，从高楼上摔下来，被小车拖着跑，被黑社会打得鼻青脸肿……人家那钱是好挣的么？可人家连眼皮子都不眨一下就甩出了整整一千万块钱;就连狗吧，不也都在日夜搜索着那些被困在废墟底下的幸存者？视死如归得让人想哭！有的英雄狗活活累死了，有的在余震中被压成了薄饼……广文当时在佛山郊区的厂子里，淌着大汗淌着眼泪排了很长时间的队捐了一百元的款，然后又折回来，插空子又捐了一百。夜里睡不着觉啊，第二天又跟厂子里请了假去城里的街上排长队向灾区献了400CC血。可是向家里一打听，那牛日马下毛驴驴养大的窑主郭仁天天日嫖夜赌越战越勇，却硬是一分钱也不肯捐出来！他还能算是个人么？退休的县一中老校长杨昭他们那一茬人当年跟着毛主席闹革命，要杀的不就是狗日窑主郭仁这号人渣渣？ 毫无疑问，“为富不仁”绝不是广文三人杀郭仁的理由，这种看似不合时宜的叙述，恰恰是为了掩盖三人面对杀人时的恐惧心理，于是，他们要寻找足够多的关于郭仁死有余辜的论证来为自己壮胆。但这样的心里描写，却能让读者捧腹大笑。幽默而又不失真实，这正是杨昭的高超之处。同样，三人行动前的共同纲领“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齐抓共管，以期达成共识”，纯属政治术语，似乎有语言与人物身份不相符的嫌疑――三位农民工在面对奇耻大辱面前，是不大可能说出这种话来的，但这样的幽默无疑是一种绝妙的反讽。作者杨昭站在文本之外高屋建瓴，读者读到此处，其情绪也自然而然脱离了文本，意识到自己正在阅读小说，而不是参与小说情节。

至于“熟词新用”，杨昭则是这方面的高手，几乎在他的每一篇小说中都有所涉及。如《日蚀》中：“罗大爹定了定神，松开裤头，掏出那话儿，一泡黄尿朝彭老屁家那边冲去，煞煞邪。灌下去的茶水，大都早从汗毛里逃走;忠心耿耿潴留在膀胱里的，不够罗大爹他老人家冲个尽兴，正响动得大时，猛然就煞断了。” “逃走”、“忠心耿耿”用于茶水而不是人，无疑能博得读者的会心一笑。又如发表于《大家》2010年第5期的《杀狗的过程》中：“细细想来，那大黄狗在周围团转这几个生产队的狗里面还算是很模范的：它从来就不摆架子，不龇牙咧嘴，不仗势欺人，不忘恩负义，不挑肥拣瘦，不秋后算账，不挑动群众斗群众，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搞修正主义，要搞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团结不要分裂，见人就猛摇尾巴，被人踢了一脚也不记仇，被嫩娃儿们揪来当马骑也不生气……个别人，有些人，很多人，真的连条狗都不如啊！”“摆架子”、“仗势欺人”、“忘恩负义”、“秋后算账”、“挑动群众斗群众”、“走资本主义道路”、“搞修正主义”等等一系列用于人的词汇，却用于了一条狗，达到了黑色幽默的效果，而与这条狗相对照的人，杨昭则用了“个别人”、“有些人”、“很多人”，形成了递进的关系。事实上，这种熟词生用所造成的带有陌生感的幽默在《杀狗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存在：“反正，站在奶头山上，一片天阴险地压下来，风起云涌间，但见鸡公山朝这边望了过来，四川在它后面鬼鬼祟祟，探头探脑”。用“鬼鬼祟祟”、“探头探脑”来形容海拔比鸡公山低得多的四川，读者难免会掩卷而笑，拍手叫绝。

杨昭在小说创作中对语言的探索还表现在大量昭通方言的运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方言的运用不是随意的，而是有意为之，目的是为了体现文本世界中的文化氛围。如《日蚀》中，诸如“仿”、“人些”、“妇女些”、“不得”、“幺儿”、“水”等大量方言跟天文工作者安斗5人的普通话形成鲜明的对照，显示出永康镇处于一个封闭的文化圈，与外界往来不多。生活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的人不知日全食在情理之中，因而就有了这一出荒诞的悲喜剧。语言要以人物为中心，并服务于整个文本，这一点，杨昭认识得极为深刻。所以，他在不同的题材、不同的艺术方法的文本中采用不同的语言。

结 语

杨昭认为，好的小说只能无限接近，而不能抵达。于是，他从小说的主题、技巧、语言等角度展开试验，尝试小说创作的各种可能性。因此，他的小说不拘一格，变化万千。虽然杨昭小说的主题是写人，写人性，然而，人性又绝不是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所以，即便是人性，在杨昭不同小说中所表现的也是人性的不同方面，介于善与恶之间的广袤的中间地带。

当然，对于任何一名成熟的小说家来说，其文本都具有区别于其他小说家的某种独一无二的辨识性。杨昭小说的辨识性更多在于他的语言，尽管他一直致力于用不同的语言来创作不同的文本，但语言的机智、幽默及陌生化效果则在他的小说中具有普遍性。

如果一定要在杨昭的小说中找出缺陷的话，那么，其最大的缺陷就在于试验性太强。为了探求小说的无尽可能性，往往会忽视生活本身，于是就形成了主题与技巧先行的情况：先确认了主题，找准了与主题配套的艺术方法，然后再去从生活中觅取印证主题的创作素材，如《杀狗的过程》，就是受雷平阳的同名诗歌《杀狗的过程》启发来构架整个文本的，所幸的是，在表现人性的复杂性方面，杨昭的小说较之雷平阳的诗歌更全面。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试验也不能全都视为缺点。小说这种文体本身是需要发展的，而不是一成不变。如果每位小说家在创作过程中，掌握了一种风格后不再思变，先铸好一个模型，然后将不同的材料装进去，规模化生产，浇筑出大量文本，他（她）无疑是高产的，但同时也是停滞不前的。由此可见，杨昭的试验对小说这种文体本身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而且，他注重小说的试验性的同时，并没有降低文本的审美性和可读性，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只要不停止试验和探索，我相信，永不知足的杨昭必将小说的外沿拓展得更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