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的叙事价值

[摘 要]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得到兴盛发展的官场小说，其存在价值在文学批评界一直评价不一。本文从理论界与作家自身对官场小说的不同评价入手，分析官场小说作家自身的认同感与社会的认同感存在差距的原因，强调官场小说的价值在于它的现实性和启蒙性。

[关键词] 官场小说；现实性；启蒙性

[中图分类号] I24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4）01-0030-06

上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官场题材的小说发展兴盛，但是文学圈内对于这一文学现象专门的研究并不多，似乎造成了一种创作兴旺而评论冷淡的局面。关于这种状况，有媒体认为：“目前的反腐作品是投机作品，八面玲珑，见风使舵，既迎合了老百姓的好奇心，又迎合了主旋律。”[1]然而官场小说作家们却并不如此看待，他们对文坛不太认可他们的作品颇有微辞，对文学圈给与他们的“反腐作家”、“官场小说作家”等称号也都不太认可，他们更乐意承认他们是在描写人性或为人民而写作。陆天明说自己的小说是“表现人民和民族的生命诉求”[2]，是“守望自己的良心”[3]。而张平也说：“我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些最底层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至生至世都为他们而写作。”[4]学术圈对官场小说题材作家的评论与作家的自我认知之间产生了差距，而这种距离在作家看来是有失于公允的。对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官场小说热潮，如果评论界仅是从与意识形态合拍、媚俗等方面来评价，显然有失公允，因此有必要厘清官场小说真正的叙事价值。回归到叙事文本，官场小说的叙事价值主要体现在小说的现实性和启蒙性方面。

一、官场小说的现实性：写实与批判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经过80年代的先锋变异，从追求形式的极致表达回归到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新都市”等创作思潮纷至沓来，变化之快让人目不暇接。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官场题材小说，正是现实主义思潮复归下的产物，与大多数思潮是由个别杂志提倡而形成不同的是，官场小说题材是自然演变的结果。官场小说以当代官场为描写的对象，记录官场里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展示生活在官场里的特定群体的酸甜苦辣，探究人性在权力面前的高傲与溃败。面向现实的姿态自然不容怀疑。然而，面向现实却并不等于具有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官场小说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真正的价值也值得我们去细致分析，分析的目的是为了化解分歧，认清官场题材小说的价值所在以及它自身存在的创作缺陷。

现实主义思潮在小说领域里的发展是个渐进的过程，虽然现实主义的概念一直以来并没有完全绝对的确定，有时比较含混而不清晰，比如有时把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含混起来，有时又把概念定的非常的宽泛，如“无边的现实主义”的概念。然而，不管是把自然主义等同于现实主义，或者把现代主义的一些作品强拉进“无边的现实主义”，真正在文学史上留下足迹的经典现实主义的作品，最真实的品格莫过于这两个方面，写实性和批判性。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内在精神必须是写实的，是足踏大地的。同样的，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是批判性的，不是粉饰太平的，粉饰太平的现实主义是虚伪的现实主义。站在这个立场来判断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官场小说的现实主义品格，就能够得出比较清晰的结论。

首先，我们谈谈官场题材小说的写实性。这种写实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对官场形态的写实。在中国，官场一直是神秘的所在，中国的官场政治一直给人们的感觉是不透明的，普通人很难真正看清楚官场中发生的一切，而权力政治又是特别吸引大家的注意力的，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普通大众就很自然想去了解官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官场小说的写实性很好地满足了普通大众的这一欲求。在官场小说中，作家们描写了各个阶层的官场，从中央到最基层，作家都有一定的表现。在周梅森、陆天明、张平等人的作品当中，省市级的官员是重点表现的对象。他们要么是充满激情的改革领导者，要么是反腐败的英雄。他们笔下的官场充满了朝气和激情，权力在其中运作，官员们大多富有理想和政治远见，不甘心于平庸无为，为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劳心费力。但同时，也表现了官场之中的权力争斗，最终的结局大多是一心一意为公的官员在权力的斗争中打败了一心为私利的官员，其中的政治权谋让人惊心动魄。在王跃文、肖仁福、田东照、晋原平等人笔下的官场，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他们大多是表现市县乡一级的官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大多是平凡的，有着自己的私利，为了能够在官场中出人头地而忍辱负重或互相倾轧，他们表现的官场是原始的、充满着角斗色彩的官场。无论是哪一级别的官场生态，作家们把他们所了解的官场生活都真实地展现出来，更由于有些作家本身就曾经是官场中人，写实性就更加的无可置疑。

第二个方面，官场小说的写实性还表现在小说家们对官场中存在的潜规则的大胆写实上。官场中的潜规则自古有之，在当代官场也是大量存在的，而作家们在官场小说中对潜规则都有很细致的揭露。第一是对权钱交易的叙述。在官场小说中，贿赂是权力交换中经常出现的行为。《国画》中朱怀镜的升迁，除了其对官场之道的娴熟把握和对官场心理的谙熟之外，其对皮市长及柳秘书长的贿赂是最直接的助因。而《抉择》中反腐英雄李高成的市长职务，竟也得之于郭中姚等人向省委副书记严阵的贿赂。史生荣的《空缺》、田东照的官场系列小说《跑官》、《买官》和《卖官》，则更是以此为主要的叙事内容。第二是对权色交易的叙述。有权利的地方总会伴随另一种现象即权色交易，权色交易大体上有主动和被动两个方面。主动者为以权易色、以权揽色，被动者则为接受贿赂，或者说是被“色贿”、“肉弹”、“性贿赂”打倒。当然，也有一些贪官是主动被动兼而有之，分不出谁先谁后。如晋原平的小说《大欲壑》、《权力场》、张运东的《商海情缘：我、女市长、情人》、高和的《不能自拔的职位：接待处处长》对这种权色交易的潜规则都有揭露。官场中的潜规则除了上面列举的两处以外，还有裙带关系，如王跃文小说《西州月》中的陶凡和关隐达，既是领导与秘书关系，又是翁婿关系。还有一种更难以言说的规则：和光同尘者易升，耿直狷介者淹留。如阎真的《沧浪之水》中主人公池大为的遭遇就是这种规则的体现。以上列举的只是官场潜规则最常见的部分，大大小小的潜规则遍布于官场当中，作家们对这些潜规则进行了非常写实的揭露，这甚至使得部分读者把官场小说看成是官场做官的指南，实在是颇具有反讽的味道。 要之，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官场小说的写实性无疑做得相当好，但是批判性却欠佳，大多数作家缺乏超越时代的批判勇气，这是这些作家的悲哀，或许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过于犬儒的精神悲哀。

二、官场小说的启蒙性

当代中国还需不需要启蒙，引起了学术界颇多的争论，但也足以看出启蒙思想的影响力。从“五四”一路走来的中国学人，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启蒙的思考，在他们看来，启蒙所表达的科学与民主、传统与变革的主题，仍然是当今中国社会瞩目的焦点。有关于启蒙，康德是这样论述的：“所谓启蒙，是人从自在的蒙昧中得到解放。如果没有其它人的引导，这种蒙昧的人就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理解力。倘若这种蒙昧不是缺乏理解力，而是缺乏勇气，即缺乏在没有别人的引导下敢于理解的勇气造成的，那么这种蒙昧就应该归咎于自己。Sapere aude！勇敢地去认识吧！坚信自己的理解！这便是启蒙的真谛。”[8]康德所阐释的启蒙概念既强调了个体主体的觉醒，又明确了要让人从蒙昧中走出来，需要有先觉者的引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启蒙是一个启蒙别人和自我启蒙的过程。

“启蒙的纲领是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9]。当代中国仍然需要个体的主体性的觉醒。科学理性、自由人权、公平正义、法治等西方经典启蒙话语不仅是以往中国而且仍然是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需要汲取的精神养料，“五四”以来，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都在阐述着这样一个母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官场小说延续着“五四”的精神传统，具有的启蒙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国情怀的延续；二是个体自由的觉醒。十九世纪末期的中国在内忧外患中风雨飘摇，国家的积贫积弱的现状使得有识之士希望通过唤醒民众达到重建国家的目的。文学作品成了对民众启蒙的最好利器之一。救亡图存是新中国建国之前的主旋律，而新中国建国后，如何走上富强的道路是新的课题。即使在极左思想严重泛滥的时期，我们仍然不能否认那一时代的作家希望通过文学来改变国家面貌的真诚和努力，即使我们现在看来，个体的真诚受了愚弄，但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为国家民族的富强而所作的努力还是值得让人满怀敬意的。

上世纪90年代的官场小说里所具有的启蒙价值就在于这种家国情怀的延续，特别是在陆天明、张平、周梅森等作家的作品中，有着最直接的体现。他们用他们的小说展现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正在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变得更加开放。他们笔下的官员们为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所作的努力，其实本身就寄予着作家们希望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梦想。所以，对于在改革开放中一心一意发展经济、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作为的官员，作家们都是不吝惜赞美之辞的。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小说所展示的官场的腐败现象，是因为腐败侵蚀着官场肌体，而官场中的那些官员们又是掌握着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群体。腐败很有可能葬送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中断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的伟大梦想。因此，小说家对作品中所展示的腐败现象的痛恨就很容易让人理解了。在周梅森等作家身上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贯梦想，希望中国能更加的繁荣富强，重新找回五千年文明的骄傲与荣光。

与陆天明等作家不同的是，阎真、王跃文等人的官场小说少了宏大叙事，更加关注个体的启蒙。在陆天明等人的作品中，官场中的那些为民族富强努力、一心发展经济的官员们是无需启蒙的，恰恰相反，他们是站在时代前沿的一批人，对中国的发展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是用他们的工作来启蒙别人、团结大众一起奋斗的精英。但是，在阎真、王跃文等作家的作品中，官员同样是需要启蒙的对象。他们笔下的官员形象跟普通大众没什么两样，谈不上有多先知先觉的认识。相反，由于权力的异化，他们甚至不如普通人那样具有自由的天性，他们需要隐藏或者压抑自己的一些天然的欲求，才能在官场上最大限度地得到利益。他们并不崇高，他们才是最需要被启蒙的群体。在官场小说中，这些官员们都沉浸在个体世界里面，处处可以看到人性的压抑。启蒙精神所提倡的科学、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在他们身上是鲜见的，理性、主体意识在权力面前受到了强大的压抑。中国官场机制的不透明导致官员处在一种极端的情绪当中，处处小心谨慎，生怕因言得祸。不是在公平体系里被提拔的官员，指望在他们身上表现出公平正义只可能是幻想。面对官场的种种潜规则，这些官员为了能得到提拔或保住权位，迷信思想盛行，在晋原平的小说中多处见到官员拜佛的情景。为了能够得到提拔，可以不要自尊，贿赂盛行，何谈民主正义？又哪里能看到主体理性精神？完全是被权力欲望异化的景象。对于这种人性的异化、丧失了理想和自由的精神，官场小说作家们进行了清醒的批判和揭露，比如王跃文对没有实权的前任地委书记陶凡的描写，就表现了权力在手和一朝权力离开后的人性微妙之处；比如阎真对于池大为形象的塑造，就表现了知识分子在权力欲望面前精神丰碑的崩塌；又如王大进笔下的邓一群，不择手段地利用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往上爬，作家虽然同情底层出身的邓一群，但是对于他的言行还是颇有微辞的。官场小说作家正是通过表现官场中这些底层官员的人性裂变与压抑来提示启蒙的价值所在。启蒙是人性自我的复归，是个体主体性最大限度的自我张扬，因为启蒙，才确认了人作为个体的价值所在。现代启蒙精神昭示我们，人人生而平等，因此为人要去掉奴隶意识，要独立自主有尊严；要相信科学，告别迷信和愚昧；要公平正义，杜绝权为私用。凡此种种，都需要人自身的觉醒。官场小说作家笔下的这些官员们让我们看到了不觉醒的典型，启蒙就是要让他们走出蒙昧状态，恢复理性精神，建立起健全的自我个性。

把官场小说放在启蒙语境下思考，显然可以看出两种类型的官场小说所持有的不同的启蒙思维，这种不同的思维自然造就了不一样的官员形象，也形象地把当代中国官场的官员身上所具有的复杂性显现出来。作家所秉持的启蒙认知不同，笔下所展示出来的官场人物的形象就截然相反。在陆天明等作家的小说中，官员们是启蒙者，他们启蒙民众，试图唤醒民众重新走上民族复兴之路的热情。而在王跃文等人的小说里，官员又成了不觉醒者，是需要启蒙的对象，两种思维恰恰表现了启蒙思潮在当下中国的现状。要辨别启蒙思潮在当下中国的处境，应该联系到启蒙思想进入中国后的现实意义。启蒙思潮的兴起为西方世界塑造了一个全新的价值体系，诸如自由、平等、人权等等，而在二十世纪初启蒙思潮进入中国的时候，结合当时中国的现实，启蒙却被赋予了新的核心内涵，正如杜维明所说的：“我有这样的看法，如果把启蒙和制度建构联系起来，在中国的语境中，这后面有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富强’。”[10]而这种启蒙的意义一直持续到当代，成了鼓舞激励知识分子的利器。所以不难理解，周梅森等作家对官场为什么抱有如此的激情，因为他们把带领中国走向富强、经济发展、人民富裕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些官员的身上。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王跃文等作家所持的启蒙立场恰恰是西方的启蒙思想的精髓，对普世价值如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宽容的尊重，对个体健全人性的呼唤。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所以他们在小说中对官场中官员的行为就能有如此深刻的洞悉，就能如此敏锐地发现官员作为个体在现实当中面临的人性异化，也就能如此同情于个体在现实压迫下的无奈。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官场小说就是如此富有戏剧性地把国人对于启蒙的不同心态反映在其中，或许也正因为如此，才丰富地展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过渡性和多元性。

三、官场小说的创作展望及结语

综上所述，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官场小说的价值就在于其鲜明的写实性、批判性以及启蒙的复杂性。展望未来官场题材小说的发展前景，无疑是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各个层面都在高速发展，既保留了旧的体制，又有新的创新，与官场相关的政治文明也是处在变革当中。假使未来有一天，中国的政治官僚体制变得文明而又充满自信，人民“公仆”名符其实，官本位的流毒被肃清，政治民主清明，那么，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官场小说将成为记录转型时期中国的丰富复杂性的独特历史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