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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晚小品“跪文化”批判

小编:

2015年春晚有个小品《一定找到你》,由郭冬临、刘涛、郭丰周、富俊淇、吴江、于健联合出演,郭冬临表现的依然是一个好心人,刘涛依然是一个贤惠媳妇。小品讲述郭冬临三年前指认出来的某小偷被释放出狱,表示“一定要找到你”,被郭冬临和刘涛误认为是要前来复仇,实际上则是他的一次报恩行为的故事。故事本身无可厚非,甚至不无感人之处,但作为小品主角的郭冬临,一再重复既往的风格,动不动就给老婆下跪,此次只是稍加改动,改为给前来报恩的出狱小偷下跪。春晚小品中的这种习惯性的夸张表演,这种已然成为“现象”的景观,似乎可以称之为春晚小品中的“跪文化”,它勾起了笔者的诸多联想,乃至于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有网友看了春晚“下跪小品”后直言:“看到这样的镜头我就气愤,现在怕老婆,‘妻管严’都成了人们推崇的事儿了。不要想着小两口谁怕谁,谁说了算;相互沟通,合理解决家庭矛盾,孝敬双方父母,才是当今年轻人应该崇尚的美德。”甚至有网友这样吐槽说,“我总是尽量以平常心来看春晚――不就是一台在电视里播出的晚会吗?可是,看过央视的春晚之后,实在无法让自己的心‘平常’下来。这竟然是一个‘下跪的春晚’:五个小品,三个下跪,而且都是大男人下跪!是否现在中国的年轻男人,都缺少了阳刚之气,都成了阉鸡了呢?”

网友的话并非虚妄和矫情,从赵本山上央视春晚的小品《心病》《同桌的你》《不差钱》等,我们都曾见过下跪的细节。著名杂文家鄢烈山毫不客气地说:赵本山此类小品,可用“扯蛋”二字形容。2010年春晚小品里,同样也出现三个下跪的镜头。其中赵本山的小品《捐助》里,不仅那位受捐助的女人下跪,赵本山自个儿也跪下与之“对拜”。可以说,下跪已成春晚小品的癖好和绝活儿,仿佛没有“跪文化”,小品就不搞笑了似的;仿佛没有下跪镜头,小品就没有笑果可以示人了。赵本山小品,最“扯蛋”的细节之一就是男人们动辄“下跪”,不是男人向女人下跪,就是女人向男人跪,要么就是男人之间的跪拜。赵本山不仅他本人跪,还让他的徒弟们诸如范伟、小沈阳、宋小宝等人下跪。

还有,在黄海波、海清表演的小品《美好时代》,演丈夫“余味”的黄海波向演怀孕妻子“毛豆豆”的海清下跪。彼时,黄海波尚未发生丑闻,这个所谓“经济适用男”“新好男人”,居然在地上跪了很长的时间。此外,黄宏领衔主演的小品《“聪明”丈夫》里头,也有下跪的镜头。或问,央视春晚里究竟出现过多少下跪镜头?有人做了一个粗略的扫瞄:2003年,赵本山小品《心病》中,赵本山给范伟下跪,范伟给赵本山下跪。2004年,相声小品《让一让生活真美好》中,朱军给冯巩下跪;小品《好人不打折》中郭冬临给杨蕾下跪。2005年,赵本山、范伟主演的春晚小品《功夫》,让两个配角徒弟下跪磕头。2009年,赵本山带着小沈阳出演小品《不差钱》,丫蛋给毕福剑下跪磕头,是为了上《星光大道》而“跪求”――以至2015年郭冬临、刘涛等人联合主演的小品《一定找到你》,郭冬临还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他一直以来久演不衰的下跪演技。

央视春晚小品的下跪癖好,让人们产生一个幻觉:当今的中国,莫非进入了“跪时代”?难怪有人批评说:与其说赵本山是“小品王”,还不如说是“跪品王”。有报道说,现实生活中的赵本山,就是个喜欢被跪拜的人,他非常推崇下跪磕头。自从2009年他带着小沈阳上春晚,便有了下台后休息室徒弟们集体下跪给“师傅”拜年的景观。这一景观也成为每年春晚台前幕后的一道挥之不去的风景线。2010年,王小利、小沈阳等走下舞台后立即给赵本山磕头拜年,老赵笑得合不拢嘴。王小利透露,这个仪式并没有让徒弟们觉得不妥,相反大家都是真心地想要感谢“师傅”:“师傅对我们很好,年年都会给我发红包,今年的也已经发了,是个很大的红包哦。”

赵本山小品的编剧之一尹琪认为,下跪是中国人最大的礼数:“受到帮助的人经常用这种礼数表达感激,出现这种情景真的和尊严无关。”在这样的观点影响下,为了能出“笑果”,在历年央视春晚小品节目中,往往都会上演有下跪行为的小品。有评论者直指:从编剧,到主演,到导演,到央视,再到主管央视小品节目审查的个别部门的官员们,构成了“下跪小品”一条龙生产线。他们为什么喜欢跪戏?原因无它,盖因为他们自己主要是被跪拜的对象。这些下跪小品制造者们,偶尔要向上头“下跪”,但更多的是接受别人的下跪。他们大约骨子里喜欢这样罢。但我从未见过已故的德艺双馨表演艺术家赵丽蓉老师的小品里有下跪的细节。用小品演员范伟的话讲:同是小品演员,人与人之间怎么就相差那么大呢?

在收视率无比巨大的央视春晚里,无数次展示“男跪女”“弱跪强”的“跪镜头”“跪文化”,想来它对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不可谓不巨大。它从小品这个文艺形式的角度,不仅一次次证明了我们这个民族缺钙的膝盖太软,而且直至今天还在以频繁上演的“下跪小品”进一步印证着这个可悲的事实。

央视春晚为了博取亿万观众的笑声而一再重复地推出“下跪小品”,让女性在舞台上过度强势,让男性在小品中扮演小丑、弱者、窝囊废、可怜虫,任由女演员们耻笑、蹂躏、施虐,最为典型的莫过于近几年蔡明不断拿人身高进行“毒舌”攻击的小品,她的做派实在并不好笑。而郭冬临作为“下跪男人”的典型代表,不惜年年重复他向老婆、向“小偷”下跪的奴性十足的动作。这让我也联想到,如今我们的电视荧屏上那些看不尽的宫廷剧、跪拜戏。小品本来就是夸张的艺术,“情急之中”,何以表现情感的至虔至诚呢?对于貌似刚强有骨气的男人来说,你突然间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一反唐代大诗人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之逻辑,只消做一个双膝打折、双手沾土、头颅点地的动作――下跪就成。老实说,此举并非不可以,但万不可随意,否则,一个大男人,大过年的,就这样在老婆面前频频下跪,在权贵面前频频下跪,在强人面前频频下跪,此举给人们带去的,该是怎样的一种文化暗示?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仪式是用来确定身份、抒发情感、表达诉求的,比如“下跪”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下跪,表征着下跪者承认自己的从属地位,昭示着跪拜者的服从心理,代表着领受跪拜者的优先权。因此下跪是不平等的行为。在动物界也是如此。比如,在狼和狗当中,只有拥有强权的狼或狗的尾巴才具有翘起来的权力,而作为甘拜下风的弱者的其它狼或狗只能夹着尾巴“做狼”或者“做狗”。也只有翘着尾巴的公狼或公狗才有权和它所中意的母狼或母狗交配,其余的公狼或公狗是不可能得享交配的“性趣”的(鸡群也是如此)。此话也许听来有些糙了些,但话糙理不糙。换言之,人类的下跪和狼与狗的夹尾巴有异曲同工之用――确定某些个体的特权。这么说来,在一个下跪盛行的社会里,人的独立和平等是难以实现的。一个现成的反例是:疯狂英语教主李阳,曾经很不恰当地让学生集体给老师下跪磕头,按照他的说法“我想让他们哭他们就哭,想让他们笑他们就笑”。在此,下跪成了一个洗脑的手段,它让学生们从小就丧失了独立与平等的权利。 细数下来,春晚小品中的下跪行为已然不止一二,说它已然形成了“现象”决非妄言:前几年的春晚小品《幸福时代》中,就有丈夫给老婆下跪的镜头,。小品中的那位年轻丈夫,对一个怀孕的老婆下跪,做出一副可怜样。往往就在此刻,作为观众的我们这些男人,也会情不自禁地发出笑声,甚至会感到很好玩。但笑过和玩过之后,我会突然想到:中国男人怎么啦?怎么就那么怕女人?他们怕女人什么?怕她们会施与他们冷暴力吗?怕她们会不喜欢他们了吗?怕她们会撂挑子不买菜不做饭不洗衣服了吗(现在男人买菜做饭洗衣服早已稀松平常)?或者恕我直言,是怕她们以性事来要挟男人吗?要知道,“男人膝下有黄金”,“大丈夫宁折不弯”,男人,怎能说跪就跪呢?

这里,请允许我引用一个春晚“下跪小品”中的精彩对话。宋丹丹:你要搞明白我的号令,我伸左手,你就上水,我伸右手,你就闭嘴,我伸左腿,你就给我揉腿,我伸右腿,你就亲一嘴。/赵本山:云啊,这么多人,不太好吧。/宋丹丹:你想啥呢,你看清楚,我这是哪只腿。/赵本山:啊,左腿。云啊,我跟你商量点事,一会那么多记者,你别让我揉腿,给我点面子。/宋丹丹:记住没,死鬼!赵本山:这辈子,你不欺负我,我简直都没法活……听听,女尊男卑到了何等程度,男人在女人面前简直成了受虐狂!一句话,这种打着搞笑旗号的“下跪小品”其实既不真也不善更不美,是假恶丑文化的变种。

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下跪是一个表示尊敬和臣服的行为,是一个(群)人向另一个(群)人施行的至高无上的大礼。所以,向某人下跪,就表示了最大程度的屈服和退让。差不多就相当于说,我是你脚底下的一粒微尘。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下跪是一种自认为比对方柔弱、卑贱、可怜的屈辱行为,是下跪者放弃了个人最后一点尊严的举动。而在诸多中外影视里,那些恣意践踏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尊严的法西斯魔鬼,也往往会逼迫后者向他们下跪,以彰显强权的威风与优越。所以,在我看来,一个人也好,一群人也好,在艺术舞台上也好,在生活现实中也好,下跪不是不可以,但要看对谁,要看值不值得,至少不能为了取悦金钱、权力而下跪,为了讨好女人、观众而下跪。殊不知,当那些习惯成自然的小品中的“跪”――人们不假思索、厚颜无耻地噗通一声向人跪下的时候,看似赢得了观众的笑声,取得了令人捧腹的“笑果”,但在这“笑果”之中,不知潜藏着何等不堪的三聚氰胺呢。

现实往往联系着历史。追溯历史,距今约1600年的东晋时代,有个叫王导的宰相,在朝廷威风得意,一天,他正跟客人侃侃而谈时,忽听下人禀报:“夫人来了!”王导顿时吓得脸色发青,赶紧坐上牛车逃跑。与他差不多的,还有唐初享有盛名的贤相房玄龄,为唐朝的鼎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也是惧内的典范(旧时老婆又称为“内子”,怕老婆雅称“惧内”)。更绝的是明朝的抗日大英雄戚继光。有个怕老婆的经典笑话,说的就是他的光辉事迹。且说有一天,有人取笑他怕老婆,他愤然道:“我怕她做甚?”为了显示威风,当即传下将令,点集大小三军,令人喊他夫人出来。夫人出来厉声喝道:“喊我何事?”他惶恐伏地道:“请夫人出来阅操。”这样流芳百世的怕老婆故事,与其看做是个别女性的胜利,还不如说是极权专制的帝国时代的副产品。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的现实也都是历史的延伸:在2008年春节晚会上,有三个小品,分别是郭冬临、周涛表演的《新闻人物》;黄宏、巩汉林、林永健、董卿表演的《开锁》;赵本山、宋丹丹表演的《火炬手》。这三个小品,人物不同,内容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特征:丈夫见了妻子,一律都像老鼠见了猫。在女人面前,这些男人全都唯命是从唯唯诺诺。小品《新闻人物》,夫妻二人为一件事发生争论。饰丈夫的郭冬临在外面救人英勇无比,回家见了妻子吓成缩头乌龟,饰妻子的周涛只要脸一变,郭冬临马上双腿跪地。小品《开锁》,饰丈夫的黄宏有急事要开家里箱子,可钥匙在妻子手上,黄宏与锁匠正纠缠得无计可施之时,饰妻子的董卿回来,从董卿回来那一刻起,黄宏就极尽迎奉,说话小心翼翼,比随从伺候主子还要谨小慎微。赵本山和宋丹丹的小品《火炬手》,演的一对老夫妻。赵本山饰演的丈夫虽然头发全白,却跪在地上给妻子揉搓关节,嘘寒问暖,坐椅子时,也是小心地坐半边,宋丹丹只要一声喝斥,他就吓得从椅子上滚落到地上。看此类小品男女双方的言谈举止,活脱是推翻千年封建制度男尊女卑大山之后的180度大翻转、天翻地覆式的大逆袭――整个中国社会又变成女尊男卑。此类小品中,女的颐指气使,对男的不是指派,就是指责。而男的只能是低眉顺眼,处处看女的的眼色行事,紧急关头,往往是男的噗通一声响亮地下跪磕头,向女的摇尾乞怜、缴枪不杀。如此这般的“下跪小品”,我看还是少一点的好。

法国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第一个说出那句被许多思想家征引的名言:“在任何社会中,妇女的解放,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尺度。”而马克思于1868年致友人路・库格曼的信中,也有过相似的判断:“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列宁也曾进一步指出:“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妇女参加解放运动的程度。”宋庆龄谈到妇女问题时再次强调:“占中国人口一半的群众一天得不到解放,不但国家的机构,就是一般的人民生活和思想,也就一天不会发生真正革命性质的变化。”

与许多年以前伟大经典作家的观点相呼应的是,在刚刚结束的奥斯卡颁奖礼上,好莱坞女演员帕特丽夏重新演绎了女性解放、女性立场和女性精神。这位在《少年时代》中饰演母亲一角的演员获得最佳女配角,在依惯例念完感谢名单后,出人意料地提出了好莱坞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感谢每一位纳税人和每一位公民的母亲,我们曾经为了别人的平等权益而战斗,现在让我们为男女同工同酬战斗,为美国所有女性的平等权益战斗。”因为诚恳、尖锐、切中,她得到整个颁奖礼的热烈掌声,事后美国媒体也都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发表了她的获奖感言。好莱坞那已被习惯的、明显不平等的女性歧视因此能够再次成为焦点话题,也昭示着妇女解放的历史使命远未完成。 但有意思的是,这个任务在具有深厚封建主义根基的中国,似乎已经大功告成――岂止是大功告成,甚至是过之甚远。此者,从春晚多年来的“下跪小品”中,似可觅得佐证。君不见,从前在男人面前毫无尊严的中国女性,现在拥有的尊严不仅可与中国男性划上等号,且已升级到“女权”或“霸权“的层面。换句话说,春晚“下跪小品”的不绝如缕前赴后继,似乎在向全世界发射出了一个信号弹:曾经深受封建主义熏染的中国男女之间、夫妻之间,已经抛弃了“互敬互爱”、彼此平等的愿景,并且滑向了一方必须向另一方顶礼膜拜、磕头下跪、女人昂首挺胸趾高气扬、男人俯首帖耳可怜如虫的“幸福渊薮”。我们不禁要问了,这就是号称可以代表国家级水准的小品幽默?如果鲁迅先生地下有知,我想,他一定会拍案而起,奋笔疾书,痛下针砭的吧?

春晚小品中所一再弘扬的“跪文化”,让我想到已故小品演员赵丽蓉老师,她的春晚小品《打工奇遇》、《如此包装》、《英雄母亲的一天》等,熔讽刺、幽默、质疑、不满、率真和对生活接地气的认识于一炉。现实中存在的一切浮夸、浮华、虚幻都禁不起她的讽刺,艺术中那一摞摞诱人的人民币也不能收买她的意志。赵丽蓉在她参演的所有小品中并不掺假,也不售丑,更不搞恶,她传播的绝对是正能量,是站在民族、正义的立场上表达个体的质疑,但这些并不影响她的小品艺术的幽默、搞笑功能,观众对她的表演报以的笑声和掌声并不亚于甚至强于其他同台上演的小品。她使观众重新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幽默,高雅的讽刺,智慧的搞笑。

也许有人会说,不就是下个跪嘛,何必大惊小怪、小题大做,只要能把观众逗乐了,又有何不可?不错,春晚小品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要把广大观众逗乐,逗得开心。但逗乐和开心的办法很多,我们为何非要选择以践踏男性尊严以取悦女性的桥段去制造所谓的“笑果”呢?“没有张屠户,不吃连毛猪。”回顾春晚小品的展演历史,有多少优秀的小品毅然挺立从不下跪,不是照样把观众逗得开怀大笑,而且笑过之后还能发人思考吗?《吃鸡》(王景愚)、《产房门前》(郭达、杨蕾等)、《换大米》(郭达、杨蕾、吴刚)、《吃面条》(陈佩斯、朱时茂)《张三其人》(严顺开、赵玲琪、杨新鸣) 、《打“扑克”》(黄宏、侯耀文)、《警察和小偷》(陈佩斯、朱时茂)、《鞋钉》(黄宏、巩汉林) 、《红娘》(郭达、蔡明)、《军嫂上岛》 (孙涛、黄晓娟、金玉婷、尹北琛)……对比之下,那些漫延至今的“下跪小品”,其实和如今已经黯然失色、风光不再的以坑蒙拐骗、病残群体当笑料的冷血小品无异,当属一枚硬币的两面。笔者之所以将“下跪小品”冠以“匮乏现代性的低俗演艺”,盖因为它们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提倡的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友善等现代性概念格格不入。就此意义上,我想诚心诚意地对热衷于乃至沉迷于“下跪小品”的创作者和表演者们道一声――醒醒吧,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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