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话语分析下的社科类文本翻译研究
摘 要：英国批判语言学家Norman Fairclough指出，批判性话语研究的语言观是将语言看作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他称之为“话语”。他致力于探究话语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辨证关系，以及话语机制对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作用，从而促使话语与权力、意识形态之间的“隐形”关系明朗化。本文将CDA运用到翻译研究中，选取了社科类翻译文本《变革中国》（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从翻译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和评价。
关键词：批判话语分析;社科翻译;权力;意识形态
一. 社科翻译研究
社会科学文本区别于自然科学文本和技术性文本的翻译，另一方面也区别于文学文本的翻译。一般来说，自然科学理论需要有高度的概括性，而社会科学理论中常常拘泥于社会和文化的语境。社会科学文本独特之处还在于它是通过概念交流，这些概念为一个特定的学术圈子或群体所分享或论争。概念在形式上类似技术术语，而且常常为一个文化所持有。概念的独特性与概念出现的某一个时期或种族、意识形态有关。直截了当地查词典翻译此类语词可能无法传送意义上的细微之处，从而误导译文读者。由此产生的内在互文性要求译者不仅要谙熟文本的主题，而且要了解文本搬演的更广阔的语义场。文本形成的学术语境在翻译运作中扮演了一个隐性然而关键的角色。因此，社会科学的翻译者必须深入了解他们着手翻译的学科或组织的“语言”的行话、已知的情况、历史背景等。社科类译本无论是对于普通译文读者还是专业的学者，都起着贯通中西的桥梁作用。近年来我国在翻译和出版社会科学论著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学术界和翻译界也应对翻译质量问题给予进一步的关注。
二.翻译中的话语与意识形态、权力及社会
1.翻译中的话语与意识形态
批评话语分析（CDA）首先考察的是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这里的“意识形态”，是一中性的概念，指人们安排和证明自己生活的方式。每一个“语言社区”都有其各自的话语规范和意识形态规范。Fairclough将语言社区中的成员称为主体，社会制度通过强加意识形态和话语限制而构建意识形态和话语的双重主体。
翻译的意识形态研究，首先将翻译定义为话语转换的社会实践活动。话语不仅仅是语言，它本身就是社会事件的一种形式，具有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维度。那么译者就应该置身于社会实践之中去解读文本。译者所面对的文本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他又要在特定的社会实践中去解读去转换它。因此译者不仅要关注原文本作为产品中所凝结的意识形态，还应关注解读与转换过程中的意识形态。翻译的对象和媒介都是语言，语言在现实的社会构建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一方面，特定的话语体现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话语也可以构建意识形态。
2. 翻译中的话语与权力
CDA认为，语言 “不仅是交际的工具，而且是控制的工具”。语言结构被用来“调节人的思想和行为，把人物、事件和物体分成类和等级，以便证明某一制度和个人的地位”。因此，所有的语篇都无一幸免地受到语言和社会的制约，无论是非文学语篇还是文学语篇，甚至是翻译语篇。CDA不仅仅是通过描述揭示意义，而且要揭示意义是如何形成的，如何隐蔽地给某一特定的意识形态以特权，从而控制人们对社会和政治的评论。然而，语言使用者控制话语的能力却不尽相同，这是因为他们往往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批评话语分析认为，权力对维持一个语言社区的主导地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翻译话语做批评性分析应特别重视揭示权力的作用。
3. 翻译中的话语与社会
三.社科类文本翻译的批判话语分析研究
首先，关于书名的翻译。翻译中的批判话语分析有助于解读隐含在话语中的意识形态，更好地理解原文和译文。
原文：How China become capitalist
（Ronald H. Coase } Ning Wang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译文：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徐尧 李哲民译《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capitalist”意为“资本主义”，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此处不可直接译作“中国是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的”，此处应做改译。“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其主要特点是鼓励自由的市场经济。许多西方人将资本主义作为市场经济的同义词。如何为“市场经济”定性？根据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市场经济不是属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范畴，不是区分姓社姓资的分界线，而是经济手段和社会经济运行的方式。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所以此处的“capitalist”应指“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加以润色便有了本书的标题“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其次，批判话语分析下的翻译可以揭示文字背后隐藏的意义、权力，从而控制和引导人们的评论。
原文：Most tragically， the Chinese leader’s blind commitment to a foreign doctrine turned it into a fossilized dogma， which they accepted without criticism as a panacea. Even a statesman as defiant and independent as Mao fell into this trap…Brought light to the Party， which had jettisoned all Chinese traditions with contempt in its eager conversion to Marxism.
（Ronald H. Coase } Ning Wang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译文没有翻译这一段，而是将其整个删去。这段主要交代早期中国照搬苏联模式而并没有取得预期成效的一段历史。虽然作者尽量客观地进行表述，但原文作者科斯代表的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不可避免地存在排他意识，这都暗含于文字中;而本书译者代表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能地察觉出这种排他，转而选择采取删译的策略，没有让其扰乱读者对本书整体意义的理解。
再次，批判话语分析下的翻译可以与社会背景紧密联系，帮助译文读者理解。
原文：Mao returned in triumph， probably without realizing that in exchange for this Treaty， China would tie itself to Stalinism; the painful efforts to break away from its influence would preoccupy Mao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Ronald H. Coase } Ning Wang 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
译文：踌躇满志的毛泽东立即凯旋归国。他不可能想到，这个来之不易的条约却会把中国捆绑在斯大林主义的樊篱之上。在斯大林主义的阴影下，毛泽东的建国之路一波三折。为了摆脱斯大林主义的困境，中国却一步步深陷计划经济和激进意识的泥沼而不能自拔。这些不可言喻的苦楚和无助的挣扎将伴随毛泽东的余生。
（徐尧 李哲民译《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原文只用了五个单词“break away from its influence”，而译文中却将其译成一段话，这样就联系到当时的社会背景，译者把中国正处于何种困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困境，对中国的影响等都更加清晰地传达给译文读者。
从批判话语分析的角度看《变革中国》的翻译，译者对原文进行了大量的改译、删译和增译，译文本身就体现着一定的译者意识形态，而译者这样的选择又是考虑到译入语受众的意识形态，所以最终的译文是源语意识形态、译者意识形态和译入语读者意识形态三者之间权力角逐的结果。这样的译文更乐于被读者接受，所以该书能在中国如此受欢迎。
四.结语
CDA的主要目的就是使语言使用方式背后体现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明朗化。在CDA中，通常研究的是一种语言文化中的话语，而在翻译研究中，不仅是源语文本，目的语文本的相关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也要纳入研究。互文性、话语秩序、语境重构等CDA中的重要概念同样适用于翻译，因为两者的目标都是揭示不同文本特点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也研究社会、政治、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翻译文本能够加强、颠覆或者改变社会秩序，文本间的关系以及社会背景是通过翻译中不同的文本结合方式，不同的话语、体裁、风格表达的。CDA下的翻译研究，其重要性在于揭示了译文与社会权力关系之间的隐含关系。
参考文献：
[2] Fairclough，N.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2nd ed.）[M].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2010.
[3]罗纳德・哈利・科斯，王宁（Coarse， Ronald. Wang， Ning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Z].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5] 周洁（Zhou， Jie）. 社科类文本翻译的特点――以〈你好 社会学――社会学是文化学习〉的日汉翻译为例[J].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07，
（3）：9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