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想象的美学效果

内容提要：对欧洲殖民主义的持续关注是托马斯・品钦小说中历史叙事和反殖民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品钦在史料的挖掘、辨析、阐释、借用或移植过程中注入了对殖民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其中反映出的历史意识、美学理念和叙事艺术堪称历史小说写作的范例，也为我们切入品钦的写作策略提供了重要线索。本文以《V.》中的史料考据为题，探究品钦的历史想象的美学效果：通过植入式叙述，完成视角的转换，重新想象德意志一西南非的殖民历史，实现了“历史性的关怀”。

关键词：《V.》 历史想象 史料考据 德属-西南非

一

由于品钦的作品大多以历史为题材，小说家与史料的关系一直是品钦甚为关切的。早在《笨鸟集》（Slow Learner）中，品钦就曾谈到对“史料”的“文学借用”（literary theft）问题。品钦认为，“文学借用”包括“从一本正经的剽窃到间接挪用之类的各种手法。但是，即便你认为世间没有任何东西是原创，所有的作家都‘从原始材料’那里‘借用’（borrow），仍然存在着是否对其所借用或挪用的材料予以适当的承认的问题”。在忠于史料（借用）与文学想象（虚构）之间，品钦主张小说家应当赋予史料以优先地位，避免先入为主，将作者的创作意图强加于史料之上：“如果以某种抽象概念先入为主――例如热动力学的某个概念或某个参考书中的数据，用作家的行话来说，无异于本末倒置。缺乏现实基础的写作充其量是一些雕虫小技。”这一史料优先的美学原则体现在他对《V.》第9章的修改过程之中。总体上看，品钦对史料的处理是谨慎的，保留了史料与小说对史料的处理之间的质的区别。虽然在《V.》中历史再现与文学想象之间的界限常常是模糊的，叙述视角的频繁转换也增加了将“事实”与想象区分开来的难度，叙述者的可信性和可靠性因梦幻、推论和“富有诗意的自由发挥”而大打折扣，但从品钦对史料细节的谨慎、细微处理中，我们仍可窥见其小说创作中美学原则和历史哲学的契合。从这个意义上说，第9章不啻是所有历史小说的一种隐喻。

虽然德国人在西南非洲（现今纳米比亚）的殖民经历在史书中少有记载，但品钦认为这段历史对于揭露欧洲殖民主义是不容忽略的。而且，德属西南非的殖民史还具有泛指意义：“发生在西南非洲的事件是有代表性的，因为它象征着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发生的每一场冲突，这样的冲突现在东南亚地区仍在发生。”在这些冲突中，西方殖民者“把一个注重分析和分类的文化价值观强加于一个以正义和谐价值观为基础的社会之上”。品钦指出，面对殖民主义的认知暴力，要做到“倾听非洲人的声音”并非易事，小说家必须重新审视历史，像《V.》的主人公斯坦西尔那样，“用言辞或许也要用行动重新创造20年前的德意志一西南非”。因此，小说家仅仅忠实于史实是不够的，还需重新想象历史。此外，史料本身也有着诸多局限。品钦告诉赫西，“倾听非洲人的声音绝非易事，因为赫雷罗人并不识字（preliterate），从他们那里获取的都是残缺不全的记述片段，而且大多是被欧洲记者和传教士带有西方基督教偏见中介后的文字。”品钦意在挑战历史书写中的压迫性话语的合理性，揭示其潜在的权力逻辑。他说，“赋予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其实只是一瞬之间，只是外在的、可见的一瞬。我们还必须留意那些没有说出的、沉默于我们周围的东西。”小说家责无旁贷的任务就是让被历史淹没的他者的声音重新显现，确立其在历史中的地位。

二

在历史再现与文学想象之间，《土著居民报告》为品钦修改第9章提供了必要的史料，包括非洲知情者的证词和关于德国殖民者“令人发指的野蛮暴行”的数据。但是，作为历史小说家的品钦面临着双重挑战：既要为非洲人言说公道，同时又不能居高临下。以殖民地人民保护者的身份自居。正如罗伯特・霍顿（Robea Hohon）所言：“品钦的小说并不单单是从殖民主义受害者的角度重新建构历史，而是要消解那种自以为是的权威历史话语本身。”因此，在对史料的处理上，如何“倾听非洲人的声音”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在伦理层面，品钦遇到了一个难题：一方面，要忠实于史料，让事实说话，揭露殖民者的暴行；另一方面，还要赋予非洲人某种历史能动性和人性的潜能。为此，品钦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放弃了他在第9章开头成功地使用过的历史学家的权威立场，而是戏剧化地呈现一种不确定性原则，因为对历史事件的重建依赖于那些我们无法探寻其根源的观念结构和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说，“《V.》既是关于历史的小说，也是呈现历史再现之问题性的小说。”虽然第9章中关于德国殖民者残暴行径的描写都是直接从两份报告中引用过来的，但品钦将这些史料细节巧妙地植入亲历该事件的殖民者的回忆叙述之中，取得了逼真的效果。 我们先来看品钦在柯尼希插曲中对史料的运用。这个插曲是福帕尔对一位赫雷罗妇女被害这一暴力事件的回忆。品钦采取植入式叙述，从殖民者的意识由内及外地呈现事件的经过。这一段的第一部分“一字不差地”从1918年土著人报告中挪用过来，从殖民者的视角来叙述。在《土著居民报告》中，事件的目击者曼纽・蒂布（Manuel Timbu）在法庭现场宣誓作证：“我所讲述的都是我亲眼所见。”蒂布的证词提及了特罗塔的“歼灭令”和德国人暴行的细节：“我被派到奥卡汉德亚（Okahandja），担任冯・特罗塔将军的仆人。特罗塔将军下令：不许他的部队逮捕任何俘虏，‘无论男女老少一律格杀勿论。’”下面一段是《土著人报告》中的陈述记录：在我们回来的路上，我们在哈马卡里停了下来。在一个茅屋旁边，我们看到一名年纪约五六十岁的老妇在地里挖野圆葱。冯・特洛塔和他的部下都在场。一名叫柯尼希的士兵跳下马，用步枪顶着那妇女的脑门开枪杀死了她。在杀死她之前，他说，“我要杀死你。”她只是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说：“我谢谢你。”

下面一段是《V.》的第9章对这一段的处理：他们与冯・特洛塔和他的参谋从瓦特堡回来时，碰到一个老妇在路边挖野洋葱。一个名叫柯尼希的骑兵跳下马开枪把她打死了：但在扣动扳机前他把枪口对着她的前额说：“我要杀死你。”她抬起头看着他说，“我谢谢你。”后来，近黄昏时，有一个十六七岁的赫雷罗姑娘被一整队人奸污；火百合的骑手是最后轮到的。他奸污了她之后，一定犹豫了一会儿是用手枪还是用刺刀。那时候她事实上在微笑：指了指两者，并开始懒洋洋地在地面上扭动着她的臀部。他两样都用上了。

品钦对事件的处理颇值得揣摩玩味。在《土著居民报告》中，证人所提供的德国人与赫雷罗人之间的对话是唯一一次赫雷罗人真正讲话的时刻，如何解释赫雷罗妇女与柯尼西之间的对话是问题的关键。即使不考虑福帕尔作为核心意识、蒙多根作为转述者这些因素，这段叙述至少包含四种可能性：一、柯尼西用那位妇女能够听懂的语言同她讲话；二、柯尼西用一种她根本就不懂的语言与她讲话；三、柯尼西采用那位妇女能够懂的语言同她讲话，但她回答的语言他却听不懂；四、两个人（柯尼西和赫雷罗妇女）都听不懂对方的话。其中，第二种可能性最为接近品钦的理解。从《V.》所采用的叙述视角看，柯尼西可能认为那位妇女的话是对他问话的回答，但这样的假定在上下文缺乏证据。虽然福帕尔作为目击者试图解释柯尼西与赫雷罗妇女的对话，但他根本无法完全听懂两人的对话以证实自己的判断。

或许，仅从《土著人报告》看，当我们把那位赫雷罗妇女的话（“我谢谢你”）作为报告的一部分来解读时，这些话的确令人费解，或许，它的真正含义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如果这句话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任其自然或许更妥当。品钦另一种可能的选择是，按照小说的反殖民语境把这位赫雷罗妇女融入预设的情节当中，让她成为他者的代言。从这个角度看，品钦可能忘记了他所引用的证词的来源，因此他对证词做了局部改动，以使情节更加紧凑。为此，品钦有意识地突破历史写作的成规，采取植入式叙述，即通过小说主人公斯坦西尔所谓“人格的强制错位”，由一位德国军官的视角去戏仿殖民者的幻想，以获取某种美学效果。从第9章结尾看，品钦最后的处理恐怕也是一种妥协：一方面保留原文中的歧义性，另一方面又凸显了那位赫雷罗妇女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尽管这可能是被害者最后一次毫无希望的反抗。无论如何，品钦可能认为那位赫雷罗妇女的话确实代表着“非洲人的声音”，不论这抵抗的声音多么微弱，多么令人毛骨悚然。品钦所拥有的“史料”是残缺不全的，因而留下了很大的阐释空间，品钦显然十分看重这个阐释空间的潜在价值，因此不做任何解释本身也是一种解释。无论如何，对史料所做的审慎而又独特的处理反映出品钦对几乎被遗忘了的历史细节的关注。正如第9章结尾那首无人听得懂的邦德施瓦茨人的歌一样，对原始文献的仔细审读使小说家避免了妄下结论的鲁莽或草率地修正历史的冲动。品钦对这段史料的处理一方面凸显了德国殖民者与西南非人民之间的巨大鸿沟。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听到了“非洲人的声音”，那可能就是殖民者永远也无法理解的被压迫者的反抗之声：“不久，当他们骑着驴快步疾行时，那个邦德尔人唱起歌来，他的歌声很小，还没有传到最近的甘纳灌木丛就已消失。那歌是用霍屯督方言唱的。蒙多根无法听懂。”

三

在《西南非洲的灰姑娘：前德国西南非洲游记》所记载的目击者自述里，一位名叫莱斯利-巴特莱（Leslie Bartlett）的英国女子讲述了被禁闭在围场里的赫雷罗妇女被德国士兵随意强暴的事件。巴特莱写道：“这些年轻女子试图游泳逃出围场，许多人溺水身亡，我曾亲眼见到她们的尸体被冲到河岸上……我记得，其中就有一个骨瘦如柴的年轻女子的尸体，她的乳房被豺狼咬掉了。”在第9章第3节，品钦借用了哈丁格游记中巴特莱的回忆叙事，重写了萨拉的故事。品钦把殖民者的回忆叙述锁定在1904年。当时，德国人残暴地奴役当地居民，赫雷罗妇女不仅成为殖民者寻欢作乐的性奴隶，还是他们的精神保姆。每个德国人可同时拥有数名赫雷罗小妾，此外还有供官员和士兵享用的“共同财产”。蒙多根假借一位不知名的德国骑兵（小说只提供了这位骑兵骑过的马叫火百合），重现了当年的场景，讲述了被德国人强奸而自杀的一位赫雷罗女子萨拉的故事。像其他德国士兵一样，这个骑兵听从特罗塔的忠告，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他找到了一个名叫萨拉的赫雷罗姑娘做小妾，把她锁在自己房里，拒绝与其他德国士兵分享，但其他士兵很快发现了萨拉并强奸了她，萨拉逃跑后溺水而亡。第二天，这个骑兵在海滩上发现了萨拉的尸体。下面一段文字戏剧性地呈现了殖民者怀旧、怅惘、缠绵的情思与殖民话语暴力相互交织的主题，展现了殖民主体与被殖民他者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复杂的内心活动也成为殖民文化心理的一个缩影：

然而他能拥有她多久？在白天他把她与床锁在一起，晚上他继续选用那些公用的女人以免引起怀疑。萨拉有可能像个妻子一样为他做饭、打扫和安慰他，而他从未有过妻子。但是在那多雾、让人流汗、贫瘠的海边不存在拥有者和被拥有的东西。面对那样一种强硬的无生命状态，共有共享也许是惟一可行的方法。很快他那鸡奸者邻居发现了她，并被她迷住了。他要求把萨拉给予他；对于这一要求的答复是谎称它来自于共用的妇女群，而那鸡奸者可以按次序等候。但这只能给他们暂时的缓解。那邻居在白天访问他房子的时候，发现她被无助地锁着。于是就用自己的方式占用了他，然后像一个体贴部下的中士一样决定与他的队员分享这一好运。在中午与晚餐时间之间，随着雾的强光在天空中的变化，他们奇怪地分配他们在她身上的性发泄的优先权。可怜的萨拉，仅仅是那恶毒的海岸永远不可能赞成的某种意义上的“他的”萨拉。

……

第二天她的尸体被冲到海滩上。她死在一个他们可能永远无法使它的任何一部分平息下来的大海里……在那儿人类最终被迫沦落了，由于他在疯狂的时刻几乎相信只有德属西南非才有的一种必然性（事实上他知道的更清楚些），由于他同时代的青年――上帝保佑他们――必须去面对的冲突，人被缩减为一条紧张不安的、永远无法胜任但又永远不会解体的大众阵线去面对貌似非政治性的、表面上看来次要的、但将伴随他走向坟墓的敌人：一个没有形状的太阳，一片如月亮的南极一般的海滩，铁丝网里的焦躁不安的小妾，成味的雾，碱化的土地，永不止息地携来沙石填高港口海底的本格拉海流，缺乏生气的岩石，脆弱的肌体，结构上不可靠的荆棘树；一个垂死妇女的无声的抽泣；雾中褐鬣狗的令人惊骇的、无可逃避的吠叫声。

在这段描写中，品钦保留了哈丁格游记中关于这位赫雷罗女子的故事轮廓，但从殖民者的心理层面对史料重新做了艺术处理，将史料植入殖民者的回忆叙述，取得了多重效果：既保留了史料中残酷的事实，赋予原本不知名的受害者以名字，寄予了作者的深切同情，同时，通过对殖民者内心活动入木三分的刻画，无情地撕去了殖民者虚伪的面纱。整段采用有限第三人称叙述，戏剧性地呈现人物内心的道德矛盾。读者既可以进入叙述人的内心，同时又与其保持一定距离，感受殖民主义话语场域对叙事结构所产生的张力。在叙述中，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在文本中浮现出来。繁复的句式、绚丽的辞藻和凝重迂回的文字显现出叙述者复杂的心理和多层意识相互交织的空间：“一颗自在任性的心变得冷漠”，“灵魂的画廊”，烘托人物内心缠绵、怅惘、惋惜之情以及对“那种个人的、任意的流浪汉冒险行为”的往昔岁月的怀恋。萨拉成为叙述人百般无奈甚至堕落颓废的缘由，“她使他的不满集中了起来；或许甚至成为他为什么放弃了一切、走向内地去重新获取一些（他担心）随着冯・特罗塔一起消失的奢侈享受和富足的一个理由”，因为只有在遥远的殖民地，他才可以肆无忌惮地“感受到作出一个他可以无视其后果――哪怕是最糟糕的后果――的选择的快乐”，而这个永远不会发出声音的被殖民他者萨拉则成为帝国书写和殖民主体建构的对象。萨拉不仅是殖民主义身体暴力的受害者，还是帝国主义认知暴力的牺牲品。这段文字所采用的有限第三人称叙述视角由内及外地呈现了殖民者的复杂心理，“一个垂死妇女的无声的抽泣”演示着一个“令人惊骇的、无可逃避”的主题。在这里，萨拉成了殖民者感伤、惆怅和思恋的对象，他的灵魂也因此得到抚慰乃至升华，而殖民地的旧时光唤起永远的无奈和乡愁：“一个没有形状的太阳，一片如月亮的南极一般的海滩，铁丝网里的焦躁不安的小妾，咸味的雾，碱化的土地，永不止息地携来沙石填高港口海底的本格拉海流，缺乏生气的岩石，脆弱的肌体，结构上不可靠的荆棘树；一个垂死妇女的无声的抽泣；雾中褐鬣狗的令人惊骇的、无可逃避的吠叫声。”在这段文字中，我们看到帝国主义书写怎样延续着殖民暴力对他者的控制；同时，我们也看到品钦以巨大的当代热情跟踪着帝国主义新型控制方式在历史中延续，以冷峻的叙事语言质疑文本如何生产着意义。萨拉的沉默一方面昭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认知暴力，另一方面也暗示这种暴力的局限和无法抵达的空间，“可怜的萨拉，仅仅是那恶毒的海岸永远不可能赞成的某种意义上的‘他的’萨拉”。这种植入式叙述（人格的强制错位）使斯坦西尔得以将自己投射到遥远的过去，满足了他探究历史的愿望：透过“大量有着珍珠般光泽的推论、富有诗意的自由发挥和将他带到过去的人格的强制错位”（mass of inference，poetic license.forcible dislocation ofpersonality），进入那个“他除了有权给与富于想象力的焦虑和历史性的关怀之外既无记忆也无权进入”的西南非的历史。正是借助于这种“人格的强制错位”，斯坦西尔才得以完成叙述视角的转换，重新想象了德意志一西南非的殖民历史，实现了“历史性的关怀”。

在对史料的处理中，品钦将历史哲学与小说美学融合得恰到好处。如果把福帕尔的回忆放在第九章框架下，福帕尔的叙述应该包含四个时间维度：（品钦）的写作时间、蒙多根的讲述时间、福帕尔的回忆时间以及福帕尔回忆中的过去时间。其中，各叙述时间相互重叠，导致叙述本身的分裂、叙述的多层化和叙述的模糊性。福帕尔的回忆开始于他与蒙多根之间的对话，逐渐过渡为“有限的第三人称叙述”。两种叙述视角相互渗透：一方面，叙述声音侵入了福帕尔的故事；另一方面，福帕尔也侵入了叙述者，因此读者读到的故事其实是经过四层中介之后的结果：品钦饰演（impersonating）斯坦西尔，斯坦西尔饰演蒙多根，蒙多根饰演福帕尔，福帕尔又饰演了年轻时代的自己。品钦假借福帕尔的回忆，进入殖民者的潜意识，揭示德国殖民者的殖民地情结。

第9章“蒙多根的故事”在《V.》中的位置是独特的。作为一个康拉德式的寓言，品钦并非要提供一个关于西南非洲历史的权威版本，而是要把读者带进斯坦西尔探寻V.的精神苦旅之中，从而强化历史寻根主题。虽然蒙多根在第9章讲述的历史事件源自福帕尔和戈尔多芬对赫雷罗战争的回忆片段，但整个叙述渗透着凝重深邃的历史意识和重新阐释历史的愿望，与小说的追寻主题相呼应，成为小说反殖民话语的一部分。毫无疑问，这种反殖民话语源于作者对20世纪历史的深刻体察，它不仅为小说情节的发展提供了宽阔的历史背景，也使主人公斯坦西尔追寻的神秘符号“V.”的象征意义渐次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