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上海金融神话
这是一组1930年代中期的统计数据――
作为外贸中心，上海在外国对华进出口贸易和商业总额中占比超过80%;国内贸易进出口方面，上海一个口岸的贸易值，相当于汉口、天津、广州、青岛、汕头和重庆6大口岸贸易值的总和;作为工业中心，上海是民族资本最为集中的城市;作为金融中心，上海拥有外国对华银行业投资份额的80%，是中国绝大多数重要商业银行的总部所在地，全国的金融决策中心、监管中心……
此时的上海，不只是全国金融中心，也是远东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与时下的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相比，“国际金融中心1.0时代”的上海，短暂地感受到了作为金融中心的巅峰体验。
沪宁双城：首都与金融之都
对此，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家H感到满意，因为宋子文曾想把中行改为中央银行，他没有答应。新的央行成立，中行不至于消失，自己则可继续执掌这家“金融老店”。
宋子文也相对满意，虽然没有如愿将中行改为央行，但张家H建议新设央行，北洋政府时期的两大国家银行――中国银行改为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交通银行改为特许的实业银行，央行与之三足鼎立、分工合作。同时，行址按宋子文的意愿设在了金融重镇上海，而不是像立法机构一些人要求的设在首都南京。
当时的金融界对此同样感到满意，央行新设，中、交两行改组，普遍认为是“金融界的新希望”。
中央银行成立，对上海成为更具号召力的全国金融中心至关重要。作为政府的银行、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央行享有经理国库、铸发国币、经理内外债和管理其他银行存放款等权利，不仅可强化上海集散全国资金的能力，而且使上海成为金融决策中心和金融监管中心。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经过审慎考虑，采取了把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金融中心适当分离的方针：政治中心定位于南京，经济金融中心则定位于上海。南京政府通过废两改元、法币政策等金融改革，进一步推动上海现代金融中心的发展，上海迎来了金融业的勃兴时期。
“海”纳百川：金融之水汇上海
有足够影响力的金融机构的存在，是金融中心得以强大的基础。
交行最初谈到迁沪因由时称：“（交行）总管理处原在北京，兹因国都设宁后，内部公务，诸多不便，特将北平总管理处迁入沪行。” 上海汉口路50号，中国银行旧址。
稍后，交行进一步申说：“北京原非商战之地，十数年来，沧桑几变……虽一般金融界渐注意工商事业，究未能尽量发挥。本年中央财政、市面金融，上下交困，殆臻极点。银行业务，直接受其影响，应付困难，不言而喻……上海为我国最大商埠，实南北金融之中心。”
中交两行是当时中国实力最强、业务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银行，两行中枢机构南迁，使中国的金融天平加速倾斜，北方其他多家银行随后也纷纷南迁。
1930年，中孚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自天津移至上海。
1931年，新华商业银行和中国农工银行由北平迁沪。
1933年，东莱银行从天津搬来上海。
1935年和1936年，资力、规模、影响均颇大的盐业银行和金城银行，也分别将总行从北平和天津移迁上海。几年后，大陆银行也将总部从天津迁到上海。
“南三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北四行”中的中南银行，以及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总行原来就在上海，大批外地银行加盟，金融资源进一步向上海集聚，进一步增强了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集聚与扩散能力。
与带领中行快步发展的张家H一样，陈光甫、李铭、钱新之、周作民、胡笔江等一批通晓现代银行经营知识和管理制度的著名银行家，活跃于上海金融界，不断提升着上海金融中心的品质。
远东金融中心：Light，Heat，Power！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悄悄地，向东流去。……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
茅盾小说《子夜》开篇的“Light，Heat，Power”，正是上海这个东方大都会活力四射的写照。上海，不仅是冒险家的乐园，更是一个堆金积银的城市。南京政府成立十年，一个无与伦比的全国金融中心呈现在世人面前。 ――54家银行设总行于上海，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其中，中央银行、中行、交行、中国农民银行4大行存、放款总额分别达26亿元和19亿元，占全国各银行存、放款总额的58%和55%。
――27家外资银行在上海经营，远多于天津（14家）、北平（10家）、汉口（10家）等国内其他重要城市。
――在北京证交所衰落之时，上海证券市场一片繁荣。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华商纱布交易所、金业交易所、机制面粉交易所和杂粮油饼交易所等不同标的物的交易所，交投活跃，规模和影响均居全国之首。
――中央、四行、四明、万国、邮储5家跨地区的储蓄会（局），总部均设在上海;12家信托公司中，中央、中国、生大等10家信托公司总部设于上海;中国、太平、宝丰等国内最著名的保险公司总部也多半设于上海。
――上海是全国最重要的现银集散地，最大的现银调剂中心。法币政策实施后，上海同样是全国最大的通货调剂中心。
此时的上海，金融机构云集，金融功能齐全，金融市场活跃，金融的辐射作用和枢纽地位突出，逐步形成了同业拆借市场、贴票市场、内汇市场、外汇市场、标金市场、白银市场、票据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着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
此时的上海，不只是全国金融中心，也是远东首屈一指的国际金融中心。上海金融市场的脉搏，与伦敦、纽约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的脉搏同跳动。证券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和白银市场的活跃度和交易量，东京、香港、新加坡等当今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均难望其项背。
6年前，中国首次提出“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中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与时下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相比，80年前呈现的，正是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1.0时代”。
京派与海派之争的背后
北洋时期，中央金融政策的制定在北京，国家银行的总部在北京，中行和交行遍及全国的金融网络，使北京比上海具有更大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无怪乎有学者称当时的全国金融中心就是京津，上海影响全国的能力并不足够，严格说来只是区域性的金融中心。
如今，北平与上海的金融对比，已经判若云泥。发达的金融工商业，改变着上海的城市气质。文化古城北平与现代都市上海，在城市性格上显示出更大差异。三十年代的京派与海派之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两个城市性格的投影。
一个多月后的12月1日，上海的苏汶（即杜衡）在《现代》杂志上发表《文人在上海》一文予以反驳。苏汶讥讽北平的教授兼作家是肚饱者不知肚饿者的恐慌：“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得不影响到文人，于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种人一样，要钱。再一层，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再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在上海的文人更迫的要钱。这结果自然是多产，迅速的著书，一完稿便急于送出，没有闲暇在抽斗里横一遍竖一遍的修改。这种不幸的情形诚然是有，但我不觉得这是可耻的事情。”
活跃在京津一带的“京派”作家与主要体现都市文化和商业色彩的“海派”作家，由此展开了京派与海派之争。
上海与北平的文化人之各不相同，正如上海学者许纪霖所说：民国时期，北京知识分子的核心是学者专家、大学教授，而上海文化精英的主流是出版商、报业大王、记者、编辑、民间教育家以及自由撰稿人。上海知识分子与城市的关系，由于都是在都市的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之中生存和发展，与这个城市有着无法割舍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血脉的关联，都深刻地镶嵌到城市社会之中。
短暂辉煌：战争魔鬼的摧毁
就在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心、乃至远东金融中心而蒸蒸日上之时，战争的魔鬼开始改变中国、改变上海的命运。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让上海的金融业变得面目全非。
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国民政府实施《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全国金融步入战时统制体系。为加强国家行局联系和协调、集聚金融力量应付危局而成立的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四联总处），因战事一路西迁，1938年初迁至重庆。经改组，四联总处成为战时中枢决策机构，西南地区成为其业务中心。
1937年8月日军侵入上海之后，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停业。战时，一些总部位于上海的中资保险公司转移到重庆，重庆成为保险业中心。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成为战时中国金融机构的主要集中地。虽然战后银行和保险业中心重新回到上海，上海依然是证券交易市场的中心，但尚未重建金融辉煌，国共两党之间的战火又蔓延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