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谈判：用科学数据捍卫国家发展权

2009年底，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本次会议将是一次对各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会议，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家将以气候变化为话题，继《京都议定书》之后通过谈判对温室气体的减排作出新的安排。

CO2减排的方案，实际上是对各国经济发展结构或格局进行的一次调整。在这次谈判中，中国将面临巨大压力，需要应对来自发达国家越来越高涨的要求减排的压力。

而中国正值经济发展高峰时期，目前的发展阶段决定了不可能创造一夜之间减排的神话，若承诺减排，势必影响经济发展速度乃至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因此，在本轮谈判中，中国在减排问题上作何姿态？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应对来自多方的减排谈判围剿？又该怎样争取排放权，赢得国家的发展权？最近，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带领课题组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撰写了《2050年大气CO2浓度控制：各国排放权计算》一文（发表在《中国科学D辑：地球科学》2009年第39卷第8期1009～1027页），不仅找到了发达国家CO2排放各历史阶段的详尽数据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而且为本次谈判争取我国的发展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排放权即发展权 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无一不是通过工业的高速发展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而工业的高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CO2的大量排放。 丁仲礼课题组查证发现，有史以来，发达国家都出现过人均CO2排放的高峰期。

美国在1973年、英国在1971年、德国和法国在1979年分别达到人均排放高峰。其后，开始略有下降或基本保持不变。

在高速发展过程中，美国在1901～1910年的人均CO2年排放增长率平均为5.04%，德国在1947～1957年为9.89%，日本在1960～1970年高达11.98%。也就是说，任何国家从不发达进入发达这一发展过程中，无一例外地出现了一个人均CO2排放高峰期的现象。

因此，要发展就难免不排放，排放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问题，排放权即发展权。 然而，如今正值发展中国家努力发展经济的时代，发达国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便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由提出了CO2总量减排的方案，其背后有着深厚的政治经济背景。

人们或许不知道，IPCC关于CO2浓度的升高将导致全球气温升高2.5℃的预估，只是一部分气象学家通过多个模式模拟计算结果的平均值。这种可能性在科学界尚存在诸多争议与质疑，并非一个公认的绝对肯定发生的事件。

如有地质学家认为，地球温度的变化与太阳活动有关，与地球经历的冰期和间冰期也有直接关联等等，并非完全由人类活动所引起，即人类活动不是地球温度升高的唯一起因。截至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位科学家真正弄清楚了地球温度升高所有因素之间的权重关系。

但“人类活动导致地球温度升高”得到了广泛宣传，并为全社会所接受，从而成为各国之间的政治外交议题。 丁仲礼说：“将温度升高与大气中的CO2浓度严格对应起来，在科学上缺少坚实依据。

” 发达国家何以将气候变化需要减排CO2作为谈判话题？何以将一个在科学上存在争议的问题推上谈判桌？“醉翁之意不在地球温度的升高，而在控制他国经济形态”。其真实意图为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固化全球各国现有贫富格局，从而为本国谋求更多利益。

国人有必要在更深层次了解情况，只有在谈判中争取更多的排放权，才能捍卫国家的发展权。人均累计排放最体现公平、正义原则 地球空间无疑是人类的一个公共系统，大气则是人人享有的公共资源，其中任何物质的使用或分配亦属天赋人权，包括向其中输入的成分，也应体现人人均等，方可体现世界的公平与正义。

因此，大气中CO2的含量，有必要算一算历史账，看一看各个国家人均累计排放的数量，才能确定各国未来应怎样控制排放量。 丁仲礼课题组统计研究显示，各国人均累计CO2的排放量随经济的增长而增长。

发达国家在1960年，人均累计排放量已很高。其中，美国为234.48tC（吨碳），英国为177.17tC，加拿大为149.49tC，法国为73.56tC。

而中国从1900年到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