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是连接学院与江湖、大陆与台湾的彩虹桥

时间：2015年1月2日

地点：台北车站

杨宗翰简历：

1976年出生，台湾云林县人，曾任屏东师院讲师，现任台湾中国文艺协会理事。著有《秋收的黄昏》《夜樱――诗画集》《新诗的意象与内涵――当代诗家作品赏析》《艺术与自然的融合――当代诗文评论集》《山楂树》诗集、《回忆的沙漏》中英对照诗集、《涌动着一泓清泉――现代诗文评论》《清雨塘》中英对照诗集、《用诗艺开拓美――林明理谈诗》《海颂――林明理诗文集》《林明理报刊评论1990-2000》《行走中的歌者――林明理谈诗》。

王觅：林明理老师，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的采访。请谈谈您的人生经历，有哪些重要事件影响了您的创作？

林明理：我法学硕士毕业后，在大学教授宪法等课程，有一次一家学术刊物邀请我写文章，开启了我在教书之余的写作生涯。几年间就发表了三百多篇文章，但大部分是有关时事或环保问题的。直到在佛光山认识了星云大师以后，才真正定下心来，改走文学创作之路。

王觅：您最早为什么要从事诗歌创作，而不是小说或散文创作？

林明理：孩子帮我架设网路没有多久，我翻起以前大学读过的席慕容的一本诗集，忽然勾起了想要创作新诗的欲望。我先写诗，后来写诗评，越来越对诗歌理论感兴趣。

王觅：您是法学硕士毕业，您觉得您的法学教育背景，对您的诗歌创作有没有影响？和中文系出身的博士、教授们的诗歌创作相比，有什么不同？

林明理：我是法学硕士，真的是阴差阳错。我前身是商学士，报考的时候，报考到法学这个领域。我的硕士论文是研究《中共金融改革的研究》。如果不是27岁后到省立屏东师范学院教书，严格上讲是不会走上诗歌创作这条路的。我的人生最不可思议的是，时候到了，就自然而然地走到诗歌与文学创作这条道上了。我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文学教育，尤其是文学硕士和文学博士教育，所以我的学习意识强烈，会利用各种学习资源。我比他们更重视文学感悟，更重视诗歌写作和诗歌阅读的自然性和自发性。

王觅：您生活过的地方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林明理：我出生于台湾云林县小乡村，童年在农村贫困中长大，父亲虽然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系，因有肺结核，一生多在乡下教书。父亲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他从小教授我做人处世之道，亲自给我讲文学作品，奠定了我文学创作的基石。家乡的朴素生活与人情味是最让我怀念的。这让我以后与作家文友们交往时特别重视人情味，很多人都喜欢我。我没有诗人常有的偏执性格。人情味让我可以融入团体生活，让我更自然地参加各种文学活动。朴素生活让我能够静下心来写作。所以我因病辞去教职后，选择离开生活近27年的大都会高雄左营热闹之地，毅然搬迁到僻静的台东市。主要是那里的纯净与安静的空间很适合创作，让我能全力投入其中。

王觅：您在台东的创作和高雄的创作在风格上有没有什么不同？

林明理：在台东之前的7年，虽然写了12本书，但写的比较多的是诗评、杂文，还有诗配画。但到台东接触到当地的风俗后，不禁勾起了散文创作的欲望。在台东的半年多，发表了写当地的风俗和当地的旅游的散文，题材与体裁都比以前的创作要丰富得多。

王觅：散文所写的内容，会不会让您的诗歌创作有更大的容量，更大的空间？

林明理：是。台东是一个有好山好水的城市，是能保留原来足迹的地方，如果觉得用诗歌，无法详尽地写出当地的特色时，就会倾向于用散文的方式来表现，利用一些比较有原创性的，或是一些优美的词句来报道当地旅游的观感，希望能感动出读者的思绪。诗歌与散文最大的不同是：诗歌比较需要更多的想象空间，但散文大多是看到当地的一些风俗，你报道它时，会重视让你感动的细节。所以到台东后不知不觉就喜欢写散文。

王觅：请谈谈您接受的诗歌教育的经历？主要受到了哪些诗人和诗论家的影响？

林明理：我写诗并未接受过任何学校正规的教育，几乎在是社会生活，尤其是文学活动中学习的。我先是投稿到台湾各种诗歌刊物，发表后受到重视，被邀请参加各种诗会，获得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尤其是认识了台湾著名诗人绿蒂先生，他提名让我当选了台湾中国文艺协会理事理事职务，他是会长。让我更有机会参加来访台的大陆学者及重要文艺官员的活动。通过他们获得了投稿于大陆大学学报及重要文学刊物并获得发表的契机，更获得大陆新诗教授的厚爱和帮助。如吴开晋教授及古远清教授曾多次帮我的新书写序言，傅天虹、谭五昌教授把我的诗收录他们主编刊物。我还参加了国际诗会，如在世界诗人大会上，曾两次代表台湾上台发表英译诗及诗论，并认识了世界诗人大会的主席，198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卡翰（kahan）教授，他是审核通过给荣誉文学博士的主要评审，也是受到世界诗人尊敬的诗人之一。我获得了世界诗人大会荣誉文学博士，与美国诗人非马等人也常有联系。大陆老诗人我喜欢牛汉和艾青，分别写过他们的诗评，发表于大陆的学术刊物。台湾诗人我特别敬重周梦蝶，在前三年人间卫视节目采访时，我特别提及他的诗《孤独国》，并作了赏析。

王觅：您由商学学士、法学硕士成长为诗人和诗评家，有什么经验？

林明理：最大的经验就是要不断学习，充分利用各种学习资源及人际资源。我获得了很多来自大陆学者的诗歌资源。我年轻的时候，偶尔会到图书馆借一些现代诗歌书籍，大部分是像席慕蓉的诗一样的情诗，并没有引发我成为一个诗人的愿望。一次我参加了佛光山举办的翰林学人的研讨会，下山以后，不知不觉写出第一篇散文《听雨・僧庐》。从那以后的8年中，陆陆续续写了12本书。所以觉得我走上文学道路是一个偶然，但是它也是必然。我从小最喜欢的科目是文学。因为是文协理事的缘故，接触到许多的中国诗人和学者，在投稿过程中也受惠于大陆学术刊物的编辑，他们给了我很多论文写作的规范方面的支持，并提供了发表的机会，让我的论文能在大陆学报发表出来。为了写好新诗研究论文，我就大量阅读新诗理论著作，吕进教授等大陆诗论家的诗学著作对我的帮助很大。在台北的书店，很容易买到大陆新诗学者的著作。 王觅：您认为诗人可以由学校培养吗？即“诗可以学”“诗可以教”吗？

林明理：诗人，先天成分占大部分，但后天的勤奋与喜于阅读诗集、诗论集，是可以精进写作的能力的。

王觅：您着有多部新诗评论集，如《新诗的意象与内涵――当代诗家作品赏析》《艺术与自然的融合――当代诗文评论集》《用诗艺开拓美――林明理谈诗》《行走中的歌者――林明理谈诗》。虽然您曾在大学任过讲师，但教的不是文学专业。台湾的大多数从事新诗研究和评论的学者都在大学任教，几乎都有文学博士学位，绝大多数还是文学教授，还有多位留学过美国或法国。您与他们在论文，尤其是学术论文的风格上，也有差异。他们更“学院”些，更符合学术规范。您同意这个观点吗？您是在“业余”从事新诗研究，却出了这么多的成果。您能谈谈原因吗？

林明理：大陆新诗学者古远清教授曾发表了一篇评价我的文章，题目是《她绕过了东方式学院派泥潭――读林明理的诗评》，他的结语是：“林明理一直坚持一种直觉‘投射机制’的写法，不注重有定论的资料汇编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而更注重文本尤其是自己作为一位诗人的阅读体验。她让潜伏的文采在暗中闪烁，由此绕过了东方式的学院派泥潭，而逼近了诗史发生的历史现场，品味出诗作的丰富内涵与艺术气韵。阅读林明理的诗评，使们清晰地看到了台湾前行代诗人生命中的包容与韧劲，触摸到了他们生命的脉搏与悠然的神态，也感受到作者向清远境界飞翔的喜悦之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刊发了我在大陆发表的第一篇诗歌论文。我只写自己懂的部分，至于不懂的部分，所幸，大陆学者汇寄许多学报或书籍给我，我一方面写出书评，一方面认真学习。我觉得写诗学著作的书评是提高诗学理论修养的好方法。我写的书评大多发表在专业的学术刊物上。如我评山东大学吴钧教授著作的书评，发表于上海鲁迅研究刊物。盐城师院郭锡健教授带给我文学院两位教授陈义海的诗集和卢惠余研究闻一多的著作，我也写了书评分别发表于大陆的学报。我也把台湾学者介绍到大陆，如写丁旭辉教授诗学著作的书评发表在大陆的《商丘师院学报》上。我也把大陆学者的著作介绍到台湾，如吴开晋教授和古远清教授赠给我许多书，我写书评后发表在台湾知名的刊物上。我对自己发表的文章负责，无须在乎过多奇异的眼光。我比较喜欢用原创性文字书写书评，而台湾有些学者的论文容易夹带过多的引用和注释。我也许在台湾某些学者眼中是较不合乎学术规范的，但是受到一些大陆学者和编辑的欣赏。源自大陆学界的新诗学者或文学刊物的主编对我的关切，特别让我感动，是我成长的动力。所以我更要谦虚与精进，才不会辜负这么多的人对我的支持与鼓励。

王觅：你是不是觉得诗评的写作并不需要过分遵守一些学术论文写作的样式，诗评写作是否只需要把自己对诗的感受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即可？

林明理：应该说，我没有办法勉强去学习学院派的风格，要用很多引经据典的句字来强化诗评的内容。我诗评的方法是，认真阅读一本诗集，首先找出让我感动之处，从中筛选出优秀诗作，再用散文式的句式加以想象，尽可能地诠释诗歌的背景和意义，让每个人都会为这首诗作的背景和意义而有所触动。我格外强调诗评要能够打动读者的心灵，还强调诗评要有文采，好的诗评应该是美文。我并不太重视诗评的学术性。我的书评一定要有人喜欢读，让专业读者和业余读者都喜欢。我追求的优秀诗评的境界是“外行看热闹（美文）和内行看门道（论文）”。这是我写诗评与其它诗评家，尤其是学院派诗评家不同的地方。他们更强调学术性和专业性，他们更愿意写给专业读者，甚至是专家读。

王觅：大陆也有几位著名的新诗学者没有文学硕士和文学博士学位，甚至没有上过大学。大陆也有出自报刊编辑之手的“江湖批评”与出自大学教授之手的“学院批评”，两者也常常对立。前者被称为“感悟式批评”或“印象式批评”。您是否觉得您这种诗评的方式，可以更好地解读一首诗。而所谓学院派，他们更多的时候只是知识的彰显，甚至是学问的显示。他们可能缺乏文学的感悟能力。

林明理：我不敢以这种方法自居，更不敢自豪。学院派诗评家做学问是非常严谨的，而且他们的方式也是我目前正在学习的。我在大陆的大学学报发表了十多篇诗评文章。我正从台湾大学教授和大陆诗论家的著作里，慢慢汲取营养。最近也开始评论和研究一些外国著名诗人和诗论家，阅读他们的诗集或诗学专着，获得了很大的收益。我下笔蛮快，原因是年轻时在大学教授宪法的时候，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三百多篇的文章，下笔较快是长期磨练的结果。但写诗却不能用下笔快来论定，也不是以发行的量多来取胜。比较纯粹的，很质朴的那种美，让人感动的，或者是引人回荡的，比较持久的，才算是好诗。写诗评也是这样，不能贪多求快，要强调治学的严谨。但一个诗评家要保持自己的学术个性。

王觅：您是诗人又是学者，诗人的感性和学者的理性是否有矛盾，是相互促进还是相互影响？

林明理：真正的诗美，深藏在天地间，至真的关怀之中。写诗，让的青春记忆苏醒且期待生命的重生。写作，让整个人精神都笃定起来了。比起学者这名衔，我更喜欢诗人这头衔。但学者也可以是个感性的诗人，而诗人却绝对不是在理性下写诗的。真正的诗人是可以让后人牵挂与尊重的。大自然的雨露凝成了诗的精华，诗的天空明澈无比，引人遐思，引人探索，引人沉思。所以，无论是当诗人或是学者，都是相对而言的，是有互助的。当写论文想发表于学报时，是学者;当捕捉灵光闪现的刹那感动时，我乐于当个诗人。

王觅：请谈谈您的新诗创作及研究的经历，尤其是您的代表作的问世过程。

林明理：我的新诗在台湾发表的刊物主要有《海星诗刊》《笠》《人间福报》《创世纪》等十种诗报刊物，其中，会刊登的诗配画的，在台湾主要集中于《人间福报》《海星》。也有画当封面的;在大陆也有多次刊登画作于诗书画刊物的，如《超然诗书画》《芳草地》《老年作家》《香港文学》《巫山》等，其它也有在《时代文学》《香港文学》《安徽文学》《天津文学》《诗潮》等多种刊物刊登。我的书迄自2014年12月共出版12本，2015年将出版《山中岁月》中英对照及《现代诗赏析》，共计14本。第一本诗评集是台北文津出版的，以学术书免费出版，曾被台南国立成功大学中文系教授当成其学生的学期报告参考用书读本之一。我的每一本书的封面都是自己设计及插图。我的论文被中国学术期刊网及台湾的国图《全国新书信息月刊》专栏收录数十篇。现在好象还不能确定代表作。 王觅：您喜欢诗画配合，您是用诗和画一起来表达的意象，还是诗里面的一些意象表达不出来，您用画来支撑您的诗？

林明理：古人讲“言不尽义”“辞不达意”。有时候一首诗里诗人想象的东西如果用字词表达，每个人欣赏的角度不一样，读者就无法理解。配上画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诗。唐代不是有一句话是“诗是有声的画，画是无声的诗”吗？我小时候喜欢用涂鸦的方法来画画。一次无意间把一首诗连同画投给《人间福报》副刊刊登出来，发现效果不错。后来创作越来越多，渐渐有了影响。台湾的“国家图书馆”现任曾淑贤馆长还将我捐赠的画作手稿等收存于资料室，她在感谢函中说：“阁下笔耕不缀，或诗作或散文，或诗评或艺评，成章无数，著作等身，又工水彩、粉彩画作，或山水或人物，无不深刻精妙，广为世人所景仰……”这封信令我十分感动，对我鼓励很大。我的画如刊登在诗上的旁白，看过的人大部分会说画中也有诗的意境，不是随便分开的。追求诗画合一是我创作中的最高理想。

王觅：有的诗评家可能因为他的绘画修养不够没有办法理解您诗的意境，而否定您的画配诗，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林明理：还好，到目前为止，评论的大陆学者比较多，台湾的学者比较少。大陆学者吴开晋教授是认同“诗画混合”的，《香港文学》等刊物也刊登过。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画家，但会在诗里插一些画，用画配合诗刊登出来，这样做让自己觉得更满意。

王觅：为什么评论您的学者大陆多而台湾少呢？

林明理：原因可能是我的作品发表在大陆的远远超过在台湾的。重庆师范大学的黄中模教授的一本书中收录了我两篇的评论。他有一次到台南成功大学开会，送给我这本书时，他告诉我说，古往今来中国只有一个李清照会诗画，既会诗画还会写诗评，在今日诗坛真是少见的。他用这一席话来鼓励我。可是我很惭愧，我真不是一个画家，只是向往在的诗歌中搭配一些插画，让阅读的人莞尔一笑，可是没想到会得到很多回响。黄中模教授让我感受到了大陆学者，尤其是老一辈学者的宽容，尤其是对晚辈学人的提携与爱护。

王觅：现在大陆很多新诗教授都不愿意写诗评，不愿意让“评论家”沦落为“广告人”。您在写评论时如何顾及人情？如果作品不完美，您是否会坚持艺术标准和学术标准？

林明理：因为我太重视人情。台湾市场就这么小，不像大陆市场那么大，诗人都是自费出诗集，也没有什么销路。我从小生活在很有人情味的乡村，又是女性，所以我写诗评时自然有些心软。一些长辈认为你是后起之秀，送给你书，希望你写评论，如果不拜读他的书，不评写他，很容易产生误会。所以我也有一些压力，尽量帮他们写一些，一概拒绝很难。但是现在到台东以后，我有大的调整，只评价好的作品，这样才真正对文学有帮助。

王觅：评论您的诗的人很多，您觉得男诗评家与女诗评家的看法有何差异？您是否更认同女诗评家对您的评价？

林明理：评论我的诗的几乎都是大陆学者，如吴开晋、耿建华、古远清、吴钧、黄中模等等，多给予正面鼓励与支持。也有台湾的胡其德教授等，似乎目前没有女诗评家专写的诗评，只有吴钧教授在她写的英语诗集的序中，赞许过我几句。

王觅：美国学者米勒认为：“女性主义是一种建立在两种前提上的政治意识：一是在男女之间的一种结构性不平等基础上存在的性别差异，女性承受了系统性的社会不公正。二是不是由生物需要而是由性别差异产生的文化结构带来的性的不公平。这种意识证明女性主义具有双重议程：弄清建构性别不公正的社会和心理机制，然后改变它们。”您如何评价这段话？您的新诗创作有强烈的性别意识吗？您是女权主义者吗？

林明理：关于米勒的女性主义之说，我不予置评。但我非女权主义者。我认为诗是灵魂的洗涤，不凋的花朵，存在于个人的气质与心性之中。我创作时，没有性别之分。我写抒情诗，也写生态诗、地志诗、山水诗等不同题材，偶尔也会写灾难诗、爱国诗等。

王觅：您现在摸索的方向是什么？很多诗人到一定时候都在寻求突破自己。

林明理：是的，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到台东以后，不再上课，专职写作。我静下来思考自己的研究领域，发现已经评论报道了一百多人，主要是诗评，也有少数几篇书画评论。我现在关注大陆的诗人诗作，但我更关注名家名作。我还研究一些外国诗，尤其是18世纪和19世纪的名家诗作。我正在研究中汲取营养，正在慢慢转型。

王觅：您在2008年写了一首诗，叫《夜之海》，全诗如下：“紫云，衬在海涛上，/凝视，山的背影。/小浪沫，抚拍着摇篮/催眠低唱。//一烟筒，从海里腾起/缓缓地移，/一雪鸥，在海的四周/鸣对长空。//旅人啊！为何不停/辗转，反侧。/续续敲着的雾钟，声声/唤醒清梦。”句子短小、语言简洁。但是您近年的诗作的句子越来越长，甚至一个诗行由几个单句组成。出现了“散文化”现象？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

林明理：《夜之海》是早期作品。现在的诗句子越写越长，与写散文和写散文诗有关，尤其是半年前投稿到大陆中国散文诗学会主办的比赛，写了《写给相湖的歌》，开启了我写散文诗的路。这个作品代表台湾获得荣誉奖后，也在网络流传开来。我认为散文诗比新诗难，原因是没有写作经验。我的新诗已发表了三百多首。散文诗里有许多风土民情部分是需要详写的，更重视细节。新诗更需要想象，情感与语言的跳跃性都很大。

王觅：尽管是第一次写散文诗，您的散文诗《写给相湖的歌》也出手不凡，堪称散文诗的优秀之作，所以获得大奖。

您是先写诗，后写散文诗的。一出手就写出了《写给相湖的歌》这样的获奖作品。请简要谈谈诗和散文诗的文体差异及您的散文诗的写作技巧。

林明理：诗歌比较注重想象，要精致、精炼，要用简朴的文字，慢慢诠释里面的意境。可是散文诗有一些地方涉及到很多画面，你要精简就无法概括全部的风俗或民情，所以散文诗比较重视抒情的画面，要用优美的辞藻的写景。

王觅：您正在写作文体的转型中，您的写作有没有可能慢慢地从诗歌转到散文，成为散文作家？ 林明理：我搬到新的环境里才半年，常去郊游，会触景生情，所以还会写诗。旅游不只是有所思所感，更会有所见所闻，也容易让人写散文。我觉得我更有可能成为职业的新诗研究者，更想当诗评家或者诗论家，多写一些比较专业的新诗论文发表在大学学报上。

王觅：我这次来台湾，了解到台湾诗人，尤其是“创世纪”等各大诗社的掌门人大多快乐长寿，而在大陆许多人是因为郁闷才写诗，您能不能谈谈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林明理：要从诗歌中找到很深奥的哲理是不太容易的。诗确实能够让人有所感动、有所奋进，甚至有重生之感，即诗可以让人更有生命力。这是那些老诗人年轻的重要原因。我也比较喜欢明朗激进的诗，诗人不要老是无病呻吟，让情绪不好的人看了以后，没有办法激起他转为比较阳光的人。我有时候阅读戏剧，有时候喜欢看风土诗，就看我的心情怎么样，会从书橱中选。但总的来说，比较喜欢看明朗的作品，不喜欢些晦涩的、刻意雕琢的作品。诗歌最精髓的部分就像清澈的水一样，让人去吸收，去感动她心灵最深处的东西，这才是诗歌让人感动的内涵。写这样的诗和读这样的诗会让人去除负面情绪，当然可以长寿。

王觅：你最喜欢的外国女诗人是谁？您认为中国女诗人与外国女诗人的创作有何差异？

林明理：我喜欢的女诗人有中国的冰心、美国的埃米莉・狄金森和台湾的席慕蓉。我两次写过埃米莉・狄金森的诗评。她是美国十九世纪最有富传奇色彩的天才诗人，又是最孤独、最羞涩的，最深居简出的女诗人。我在《真朴的睿智――狄金森诗歌研究述评》一文中这样评价她：“她的诗句渗透了狄金森自己个性的倾向，情感色彩与主观的想望，每一句都从心底涌出，且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作者孤寂的情绪。”

王觅：您认为诗人的内心都是孤独的，这个观点也是被很多诗人认可的。在时代的大转变中，为什么诗人仍然是孤独的？

林明理：孤独是一个人自己心里面一个没有人能够理解的很深沉的意识，很想用言语跟别人表达，却不知道如何表达。写诗好像是唯一的宣泄自己压抑情感的一个出口，而且是劝慰自己心灵的一个力量。它可以宣泄一时的孤独，获得一时的快乐。但是很多诗人太敏感，又自负，甚至多情，所以在整体上容易处在孤独状态。另外，孤独对诗人也不是一件坏事，他可以静心思考人生社会，静心写作。

王觅：现代诗人的公众形象普遍不佳，被认为是精神病人甚至坏人。一些诗人很自恋，甚至很偏执。您理想中的诗人形象是什么？

林明理：孤独，是诗人之本性，无可厚非。但是人的生命是一首未完成的乐曲，时而低沉、时而激昂，人更需要快乐地生活。所以写诗让人的生命趋于圆融。诗人不宜妄自菲薄或傲慢偏执。诗人应更珍爱自己羽毛，期待展翅飞翔。自古以来，伟大的诗人都是谦逊悲悯且孤独的。现代诗人更需要自爱爱人。

王觅：您认为写诗有“治疗心理精神疾病”的作用吗？您写诗是在难受还是高兴的时候？如何理解诗的情感宣泄功能？

林明理：据科学说法，写日记、书画或写作应会改善情绪障碍等疾病吧。我不会在高兴时写诗，大多是有感而发或触景伤情或一种抒怀之作。诗不只是用来宣泄情感的，应有抚慰人心或感动、启迪或教育等功能。盲目地宣泄自己的情感的诗，绝非好诗。

王觅：近年大陆多位诗人自杀，如海子、顾城等。台湾有诗人自杀吗？您如何看待诗人自杀？遇到那种写诗写得疯狂的诗人，您是否会劝阻他不要写诗？

林明理：世事多变，我无法改变自杀者的心态，更无力制止自杀。但我想说：“永远别放弃自己的幻想与梦想！”

王觅：您写过爱情诗，您认为现代社会，尤其是199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需要爱情诗吗？

林明理：每个年代都有伟大的爱情诗，你们这代年轻人更需要爱情诗，要勇于表达爱情，勇写成情诗，总会成很美的一段记忆。

王觅：您认为一首好诗的标准是什么？您作为诗人或诗歌评论家，您的好诗的标准相同吗？

林明理：简朴是真实的美。诗美意识是形而上的艺术直觉，是以人的心灵去体验到的一种本原。一首好诗源自于作者心灵深处的震动。当意境升华为情景交融的画面时，是诗美的极致。

王觅：您认为新诗创作需要灵感吗？您如何巧用灵感？

林明理：我的诗多半是有感而发，或者是触景生情的产物。我常常在夜深人静写作，会更有灵感。在构思中饱含感情的想象里，美感总会伴随着诗性慢慢显现的。越贴近自然，灵感越容易出现。

王觅：新诗文体及诗体主要有三大资源：古代汉诗、外国诗歌和中国民间诗歌，哪一种对您的影响最大？

林明理：早年读书时喜欢唐诗宋词等古诗的，较少接触中国民间诗歌。近年因参加世界诗人大会接触到很多外国现代诗歌，很喜欢。目前外国诗歌影响要大些。

王觅：小诗是新诗史上重要的诗体，在新诗草创期流行过。近年又在东南亚和台湾流行，大陆也有很多人写小诗。您如何评价小诗及近年的小诗创作热？

林明理：我也写过小诗发表，最短的一首诗《流星雨》，只有三行，被台湾《创世纪》诗杂志刊登于第162期2010春季刊：“你是一把散满霜风的/北望的弓，飕飕的箭/射下 帘外泣零的雪。”我只写诗，没刻意去写成长诗或短诗。最近台湾流行收录短诗，张默编辑的小诗选收用了此首。我也支持台湾的小诗创作，我为张默编辑的小诗选写了书评并发表于《海星诗刊》2015年夏季号。

王觅：您如何评价长诗？

林明理：我喜欢阅读艾青的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它清新隽永，令人感动，并珍藏在广大人民的心田。它细腻地描摩出大堰河――艾青的乳母的勤劳善良，把其乳母的慈爱与中国千千万万村妇传统的勤劳美德与牺牲精神相融合。全诗浸透出诗人对大堰河的满腔的爱怜与同情。我很少看过比此诗更好的现代诗长诗作品。我不擅长写长诗。我平常写诗大概会控制在20行左右。短诗比长诗难写。长诗有时候为了它的比赛规则一定要50行或者多少行，为了写足行数必须攫取很多的背景、资料以及画面。尽量把它分段，把它叙述得比较长。我比较不喜欢阅读长诗，它也不好背诵。 王觅：现在很多学院派的学者认为长诗更能奠定一个诗人的地位，您怎么看待写长诗的人少，写得好的人更少，却要以长诗来评价诗人的成绩？

林明理：建议那些学者最好也写写诗，就会发现不管长诗短诗，只要写得好的诗，能够流传的诗，应该没有长短诗之分。像《离骚》当然是千古之颂，但是现代诗比较注重精简，所以我认为长诗不会在21世纪广泛流传。

王觅：我感觉您比较喜欢明朗的诗歌，并且是和画配合在一起，并且要考虑到背诵。很多诗人写诗时只考虑自己的感受。您是不是考虑到了广大读者的感受？

林明理：是的，我写作会考虑读者。不一定每一首发表的诗作都是好诗。但我要求自己一步一步地精进，写出可以发表的好诗。

王觅：闻一多曾说：“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您写过闻一多、徐志摩主张的新格律诗吗？如何评价这种诗体？

林明理：我没有写过新格律诗，但我写过研究闻一多的诗评，发觉闻一多不仅是学者诗人，也是批判家。其诗歌语言应是“深沉苍劲、音律动感和谐”，表现出对大时代生存环境的悲悯及五四时期追求光明与新生的时代精神，且富有表现力。台湾的诗刊很蓬勃且各有各的写作族群及特色。台湾诗人基本上都用自由诗体抒写，少用现代格律诗。但大陆有些诗刊崇尚这种诗体。

王觅：您写诗时，如何处理诗的排列，尤其是分行和分诗节，有一定标准和规律吗？尤其是诗节有“固定行数”吗？如四行分节和五行分节。

林明理：我写诗不讲究规范于某一诗体，没有固定行数。苏东坡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举凡“妙照自然”的诗，都是好诗。我崇尚自由诗体。

王觅：您写诗时，如何处理诗的韵律节奏？您认为新诗的内在节奏比外在节奏更重要吗？

林明理：诗的不同分行，节奏就不同了。适度的节奏或用短促的语言会使意象加速;好诗应该注重节奏与意象的统一。

王觅：建筑美及排列美和音乐美及节奏美，即诗的视觉形式和听觉形式是新诗重要的两大形式，也是新诗诗体建设的重点。您认为新诗的视觉形式比听觉形式更重要吗？

林明理：意象的视觉刺激如极强，当然会使人过目难忘，而听觉形式使人如闻其声，甚至如见其形。这都得是高超的艺术才能才能营造出的美感，应该说，人的听、味、视、触等感觉是相隔绝的，但他们也可以互相沟通与影响。所以，没有谁比谁重要的问题。

王觅：有人认为散文诗是散文，有人认为是诗，有人认为是独立的文体。您赞成哪种观点？

林明理：我认为散文诗是新诗中独立的文体。散文诗是不分行的诗体，形式上有如散文，却重视诗的美感，起源于法国，流行于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初期。散文诗在台湾也称为“分段诗”。

王觅：大陆的散文诗和台湾的散文诗在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您认为这种风格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林明理：台湾写散文诗的人非常少，我也是最近才揣摩怎样写散文诗。大陆已经成立了一些散文诗协会，也涌入了大批的散文诗作者，这种文体正在蓬勃发展中。台湾写散文诗的人毕竟少一些。这是风格差异的重要原因。台湾多是著名诗人在写散文诗，如商禽、苏绍连，写得不错。

王觅：您在2014年10月6日写了一首诗，题目是《流浪汉》，您在诗后的《注》中说：“今年九月，巧遇了一位因工作九年的牧场突然关闭而失业的原住民流浪到台东求职未成，遂而折回花莲继续谋职的坎坷故事，有感而作。前四个句子是：“他，来自花莲……一个流浪汉――孤单的晃影挡住了。/疲惫的、无助的步伐，一把雨伞、简易的背包。哎――怎么说呢？――/掩翳的伤口，自惭形秽的脚丫，透出情怯的神色……/呵，不必多说，这个不幸的人，还有跋涉的荆棘路，让我费神许久。/摸索自己的口袋……只掏出钱包里的一张大钞、一罐饮料，/加上一包粮食，甚至不好意思握住那只厚实的手。”您认为这是一首诗，还是一首散文诗？

林明理：我写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用的是散文诗写法，以诗配画形式刊登于《台湾时报》，以唤醒大众注重弱势族群的困顿问题。

王觅：您2014年6月17日于台东写的《竹子湖之恋》没有采用常规的诗的分行方式，一节诗如同一段话。却采用了诗的三行分节方式。您觉得这个作品应该归入诗还是散文诗？您为何要采用这种表现形式？

林明理：这首也是散文诗，诗配画发表于《人间福报》，因最近才刚接触到散文诗，也喜欢这样表现的手法，还在尝试学习中。

王觅：你感觉绘画的过程还是写诗的过程更快乐？

林明理：写诗的过程要构思，有时候要构思很久，有时候又要涂涂改改，可是画画都是一笔成型，没有办法再修正，所以我的画风跟别人不一样，下笔还蛮快的，几笔就可以构成一幅画。不拘泥于任何一种形式。可是诗一定要有意境。

王觅：您写过图像诗吗？您对台湾的图像诗热有何评价？

林明理：台湾的图象诗研究以丁旭辉的博士论文研究最有深度。但是要写出很好的图像诗是不太容易的。我没写过图像诗，但评论过一些诗作，如2012年9月评介了林亨泰的《进香团》。我认为这首诗恰恰表现了林亨泰的符号诗、图象诗的风格：诗情澎湃，且形象性强，给人一种清新悦目的审美感受。

我对这首诗的评价如下：“从诗的全意看，诗人把对于信仰活动和祭仪的形象组成了雄浑的诗音，使人从视觉上的感受转化为听觉的意象。彷佛看到了绕境进香的一支支令旗的黄色方形旗帜，还有各种旗帜于长长的队伍中，街道两旁夹杂的当地民众也摆设香案，恭迎神明的热闹。哨角锣鼓阵的壮容，充沛淋漓地再现了宗教信仰的威力，然而这威力或是诗人对于两岸政治对峙、文化交流热络的反思;不仅象征意味浓厚，画面的艺术魅力，使景象的流动也叫人感动。”

王觅：在新诗创作中，除语言思维外，您用过图像思维吗？您认为图像思维会在新诗创作中越来越重要吗？ 林明理：我写诗不拘于诗体，追求诗句优美与韵味，注重诗画一体、情景相融。但图像存于脑隙，诉请于画中，图像诗如表现得好，也是诗趣无穷的。图像诗在台湾只有局部诗人会参与其中，还不能说是主流。

王觅：您写过多位台湾诗人的评论，如您2013年出版的《行走中的歌者：林明理谈诗》就评了多位台湾诗人，说明您对台湾诗坛较了解。请您简单描述台湾新诗现在的生态？是不是很小众的艺术？

林明理：这本书收录了中外诗人，如俄国诗人普希金、印度总统诗人卡蓝、法国杰克・斐外等40家评论。其中台湾诗人余光中、周梦蝶、纪弦、林泠、蓉子、白灵、尹玲、萧萧、绿蒂、及美国诗人非马等。尽管诗在台湾是小众的艺术，但是仍有很多人在坚持。台湾诗刊几乎是季刊，因经费关系，发行量有限，每期几乎介于一千本之内发行，市场也有限。但仍有许多热忱的发行人或主编结合编辑，十分积极地发行刊物，且新秀掘起。我今天上午刚参加了台北市长官邸的诗书艺文活动，就看到了台湾诗坛的主编们的努力和热情。相信会有好的回响和未来。两岸诗界常交流会改变这种生态，台湾诗坛也慢慢地具有国际视野。

王觅：您如何理解意象在新诗中的作用？

林明理：意象的产生，有时是因受某一具体物象的启示和触动，引起诗意的涌动的。有的是因意生象，或以意取象。总之，当诗人主观情志的内在感情表现时，诗的意象就出来了。

王觅：您在新诗写作中用“口语”甚至“方言”吗？

林明理：没有用过方言写诗。

王觅：近年“方言”入诗成为潮流，台湾甚至出现了“台语诗”，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林明理：《笠诗刊》近七年来发表了很多“台语诗”。如莫渝用罗马字或方言写诗，只要是会说台语的诗人，大多看得懂其内容，但大陆来台的学者大多看不懂台语诗。“台语诗”大部分都发表于台湾南部的诗刊物，有自己的诗圈的。其中，也有几位是写得还不错的。只是用罗马音或台语发音，有时会让人难懂其原意。

王觅：您认为新诗的叙事与散文或小说的叙事有何差异？是否诗的叙事在语言上更简洁和更有弹性，在手法上更重视情感性、戏剧化和意象性。

林明理：诗，重意象，失去想象力就难成好诗。散文，重修辞优美、新颖及叙事性。小说，重情节及张力。唯一共同点是没有感情融入，难以成佳作或作品。诗，更是语言艺术的极致表现，不应如小说的浮夸或虚构，也不应如散文般润饰文字，而是应呈现如水般纯净的气质，追求臻于宁静致美。

王觅：您经常与大陆与诗人交流。您能总结一下您与大陆诗人交流的历史吗？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和有意义的事情？

林明理：我曾以文协理事身份参加过两次“两岸同根的文明书画展”，我在高雄，结识了数十位来自大陆各地的艺术家和诗人。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长的沈鹏大师还亲手惠赠我书法“自强不息”，他还赠书给我。我后来写了他的书评。我还应邀到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学术会议并宣讲论文。还多次参加大陆学者来访台的诗会和诗歌研讨会。如在台北认识了吴思敬、傅天虹、古远清、王珂等新诗理论界的知名教授，听到他们的学术报告，并与他们私下交流，受益良多。也曾与重庆的黄中模教授开会于台湾成功大学。我还与谢冕教授通过电话。这些交流让最感动的，是“两岸一家亲”，不分距离。他们给予我大量的肯定与支持，尤其是吴开晋教授对我的爱护如亲师。

王觅：近年您多次参加大陆的新诗创作大赛，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如参加中国河南省开封市文学艺术联合会“全国咏菊诗歌创作大赛”，荣获银奖证书。台湾诗人很少参加大陆的诗歌比赛，您为何要参加？有何感想？您认为大陆的诗歌评奖与台湾的有何差异？

林明理：参加大陆诗界的比赛，有时是自己浏览网络比赛信息，有时是接受邀稿或诗友请提供作品参赛的，也多次获奖。我比较喜欢到大陆参赛，因为大陆的诗歌评奖是分阶层、分题材的，对我的写作是一个挑战。我也是想通过投稿参赛，与大陆诗界有联系，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以诗会友，使自己成为受大陆诗人尊重的台湾诗人。

王觅：台湾诗评家一般不在大陆的学术刊物发表文章，您却发表了多篇，并在大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大陆有一个民间的诗歌奖“中国当代诗歌奖”，您曾是2011-2102年该奖的“中国当代批评奖”中的19位候选人之一，是唯一的台湾诗评家。您为何要在大陆发表文章或诗作？有何感想？

林明理：我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文学教育，所以很想学会写正规的文学论文。但台湾大学学报数量极少，我也不太会写台湾教授写的那种旁征博引、证论严谨的“学院派”论文。大陆省份多，大学学报就上百种。我先后在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安徽师范大学、青岛师院、商丘师院等办的学术刊物发表了十多篇学术论文;在《天津文学》《安徽文学》《诗潮》《绿风》等多种文学刊物发表诗作诗评。我还三次登上《时代文学》封面推荐作品人物，这些是支持我写作的动力和成长的原因之一。其实大陆的学术规范也是很严格的，文章写得不好，也不能在大学学报发表。我也是在这些学报的要求下学会写规范的学术论文的。

王觅：我这次采访了近40位台湾诗人和诗评家，发现很多人，尤其是中青年，大都获得过很多奖，您也获得过很多奖。如您2012年获得了台湾的“中国文艺奖章”的“新诗奖”。请您谈谈诗歌奖对台湾诗人的成长有何利弊？

林明理：台湾一直有文学奖传统，一些报刊和一些协会都设了各种奖。如新诗学会每一年都会颁一个新人奖。它是鼓励青年，大概是40岁以下的，勇于去参赛。每一年都会推选一个新人，几乎都是在学的大学生或者研究生获奖。台湾很多校园里有诗刊，都十分蓬勃。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获奖，这对他们的成长很有好处。这种评奖机制非常有利于年轻人的成长。

王觅：台湾诗人很少有人在大陆的门户网站建立博客，您却在新浪有博客，也受到了大陆诗人的关注，点击率较高，到2014年12月31日，已有4万多次阅读。请您谈谈建立这个博客的经历，它给您带来了什么？

林明理：成立新浪博客是因原“无名小站”博客已移转无法再贴文。我在新浪建立博客后，与大陆的新诗界的交流方便了很多，也常获得约稿的机会。我贴简体及繁体字文于博客，这样更方便交流。

王觅：请结合您建立新诗博客的经历，谈谈网络诗歌会给新诗带来怎样的影响？您能展望一下新诗的前景和自己的前景吗？

林明理：网络并没有给我的新诗写作带来太多的影响。我在博客上只贴博文或艺文活动或旅游日记，只当记录而已，跟博友间只有浅谈。但如约稿，会视情况给予协助或写其书评。我更我注重安静写作的空间，所以自建一小别墅于台东。希望新诗的前景更光明、两岸交流更繁荣，希望新诗有更多的国际化交流。我推出中英文译诗集是希望在国际诗会中能互惠，交换心得。也希望自己在学习和写作中能保持平常心、积极向上，迈向文学殿堂。

*本文系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重点项目“中国台湾新诗生态调查及文体研究”（项目编号：CYS1408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