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拗:粟裕与陈毅(之五)

“犟将军”头长三根刺

抗日战争结束后，陈毅的动向牵动粟裕等新四军将领的视线。

中共七大闭幕后不久，毛泽东找陈毅谈话：“中央决定你继续回华中工作。”

陈毅很为难：“回华中恐怕没有事做，不起作用。”

“不起作用？”毛泽东知道陈毅担心饶漱石掣肘，提高声调说，“怎么不起作用？只要你坐那里，就起作用。”

陈毅应承下来：“那我就去华中，请中央放心。”

为解除陈毅的顾虑，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致电华中局：“陈毅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陈态度很好，一切问题均谈通。分工：饶为书记及政委，陈为军长及副书记，其余不变。”

毛泽东安排陈毅与饶漱石搭档，前者为军长，后者为政委。

1945年10月，陈毅从延安奉调入鲁，任山东军区司令、新四军军长，与粟裕等老部下重新聚首。

仍然是上下级关系，仍然是惺惺相惜，但格局和定位发生了微妙变化。

解放战争初期，中央设立七大军区，其中山东军区由陈毅任司令员，华中军区由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规定华中军区隶属山东军区;在两解放区未打通前，中央军委同时向山东和华中下达指示，华中军区同时向山东军区和中央军委请示汇报。

既平行又隶属的格局，给予粟裕更大的选择空间。他由单纯的战役执行者跻身战略谋划者、决策者行列。

围绕战略和战役选择，一年之内，粟裕与陈毅发生了三次分歧。

第一次争执缘起抽调华中部队。

当时，为完成向东北运兵、向山东接防的战略任务，华中部队调动频繁。除黄克诚第三师以完整建制调到东北外，新四军军部对其余各师均采取部分抽调的办法。

叶飞、王必成、陶勇各纵队是华中军区主力，经过三次天目山战役，已经形成了一个各有特点、相互协作的整体，并且在各大野战军中率先完成了由分散到集中、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新四军军部先是将叶飞纵队的3个旅调至山东，接着又下令调王必成纵队入鲁，而将已到达山东的第二师第四旅回调华中。

粟裕很不理解。其一，在调走叶飞纵队后，再抽调王必成纵队，危及华中野战军的战斗力和战略任务的完成;其二，将一个纵队北调，后再将相同的兵力南运，徒劳往返，没有意义;其三，无论抽调还是留守，都应该尽可能保全主力建制，不能采取调空主力的办法。

粟裕的观点与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不谋而合。29日，刘少奇致电陈毅，指示：“各师建制应尽可能不分割。请华中局考虑四旅调山东归罗（炳辉）韦（国清）纵队，二旅王必成（即王必成第一纵队）留华中野战军。”

有了中央的尚方宝剑，粟裕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华中野战军的组建工作。华野下辖4个纵队共4.7万人，约为山东野战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

第二次争执是高邮邵伯战役。

高邮位于华中解放区南线，南临扬州，北扼两淮，是京杭大运河上的重镇。当时，高邮为日伪军占据，等待国民党第二十五军接收。国民党军把高邮视为打开华中根据地的钥匙，公开宣称：“运河是道门，高邮是门上的锁，有了这把锁，就可以把共军锁在笼子里。只要开锁进门，国军就可长驱直入，直捣两淮。”

华中军区决心拿下高邮。12月5日，粟裕签发命令，令王必成率第六纵队、姬鹏飞率第七纵队、陶勇率第八纵队向高（邮）邵（伯）地区挺进。

部队开进5天后，中央军委获悉国民党军将沿津浦路大举北上，要求陈毅率山东野战军阻止顽军北上，对高邮战役是否进行，或者调动粟裕主力到津浦路南段行动，“请你们决定，电告粟裕”。

得到中央授权后，陈毅大喜，他一直希望将划归山东军区指挥的华中野战军纳入整个作战体系，以便集中军力。12月11日午时，华中分局（1945年9月19日由华中局改称，归华东局领导）下令中止高邮战役，指示“粟（裕）谭（震林）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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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九纵队迅集津浦路南段，进行大的战略破击，力求一举即能控制百里至二百里的铁路，并相机求得歼灭北上顽一至二个师”。陈毅强调：“

六、八两纵不宜用在高邮方向，而应专力应付津浦。”

12日，中央军委同意陈毅的部署，要求“即令王（必成）陶（勇）纵队津浦路作战计划”。

12月15日，粟裕接到由华中分局转来的中央和陈毅的电报，距预定攻击时间只有3天了，部队都已准备就绪：陶勇第八纵队开到宝应以南，王必成第六纵队到达淮阴，张鼎丞、粟裕率第七纵队及前敌指挥所已到邻近高邮的兴化。而此时，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由扬州向高邮疾进，第四十九军也准备从江阴渡江。如果放弃高邮战役，华中解放区南线将处于国民党军的合击之下。

南线之战，一触即发;高邮丢失，全局被制。粟裕心急如焚，不管不顾地起草一封给军部的电报。电报长达千言，辣味十足。

首先，电报请求军部准确判断顽军聚结重兵的真实意图。粟裕认为，顽军“今后第一步行动之最大可能，除加强徐（州）海（州）间铁路之封锁外，将利用淮北平原发挥其优势兵器，以重兵由徐州东南沿睢宁、宿迁向两淮前线”。也就是说，当务之急在华中而不在津浦路。

其次，电报直言抽调华中主力破击津浦路南段不现实。粟裕认为执行此计划，“如达到目的，有调动徐宿蚌沿线顽军对我之可能，对错乱顽方部署及对山东我军之配合均有利，但欲与顽军决战，以确保暂占之铁道线，恐非我华中三个纵队所能胜任”。

最后，电报建议将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联合破击津浦的时间推迟至1946年1月，以便华野完成高邮战役。

陈毅有保留地同意了粟裕的建议，批准第

七、第八纵队攻打高邮，但是将第六纵队留在淮海地区，待机协同山东野战军在津浦路作战。 这是难题，也是试题，考验着华野决策层。指挥部议论纷纷。有人建议：“如果没有十分把握，这一仗是不是缓一缓，等六纵归建后再打。”

粟裕说：“可以打，但是要调整一下方案。”

原定方案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攻打高邮、邵伯，第二阶段吸打第二十五军北上援兵。粟裕改变打法，也分两个阶段：第七纵队首攻邵伯镇，控制第二十五军北援的通道大堤;然后转入第二阶段，由第八纵队向高邮发起总攻。

高邮战役虽然如期进行，但华中方面深感兵力受制、方案受制、指挥受制。作为一个独立的战略单位，他们急切希望摆脱多头指挥格局。这时，军部再次决定抽调王必成第六纵队到山东解放区，华中分局领导集体与陈毅出现了第三次争执。

如果说前两次争执还带有建议性质的话，这次表现为直截了当的批评，批评意见集中到了军长陈毅身上。为此，华中分局五大常委――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粟裕、曾山，联名致电中央并新四军军长陈毅、政委饶漱石、副军长张云逸，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请示中央确定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的建制和指挥系统。如归新四军军部建制，则军委对华中野战军的行动最好通过军部下达，以便华中部队执行命令有所遵循。同时，新四军军部下达命令，是通过陈毅下达，还是通过饶漱石、张云逸下达，也需明确和规范。

第二，确保华中部队的基本数量。华中地区号称拥兵18万，实际能集中使用的最多4个纵队。军部不断要求调部队进山东，华中奉调入鲁的部队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已经够用了，请求军长放弃再调入一个旅（即第六纵队）的命令，以便华中解放区能够坚持。

第三，要求在一定范围内，给予华中方面机动权。

这份复电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又留下问题。

复电明确华中野战军在战略上归陈毅指挥，战略性计划及行动均须报陈毅同意。复电也规定，战略行动同时上报军委。

这样，军委仍然同步透视着华中、山东两个战略区、两支野战军，并在战略意见不一致时持有最后仲裁权。陈、粟的争执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

粟裕和陈毅完全不同的战争构思

粟裕与陈毅分歧的核心，在于对自卫战争走势的预判和应对。

一是战略区的协同形式。陈毅致力于将华中野战军纳入山东野战军的整体作战中，主张由战略协同推进到战役协同，打大仗，开创大局面。粟裕则认为，各个战略区之间，应在战略上相互配合，不宜过早地做战役性配合，更不宜过早地举行大会战。

二是作战方向和兵力投入。陈毅根据中央指示，把重心放在津浦路和徐州方向，希望华中野战军兵力向西集结;而粟裕和华中分局主张利用苏中根据地的天时、地利、人和，兵力向东，充分消耗南线之敌，而后转兵。

兵力调配则成为触发舌战的导火索。粟裕认为华野手上掌握的第

六、第

七、第八纵队只能打一个战役，欲连打两三个战役，必须将位于淮南的第

四、第五旅调回，组成第二梯队。陈毅认为华中威胁不仅来自东南的苏中方向，还有西边徐州方向，提出将华野布置在两个作战方向，一路由第

六、第

七、第八纵队应付苏中，另一路由第五旅与第九纵队对付淮南。

症结出在对主战方向的选择上。粟裕和华中分局偏重于东，陈毅和华东局偏重于西。陈毅甚至断言：“如淮南无适当部署，即令苏中突击有效，亦得不偿失。”

6月16日，华中野战军前敌指挥所到达海安县王家园子，随即召开纵队首长会议，权衡在苏中或在淮南作战的利弊得失。粟裕对着地图，用数字和推演说明苏中优于淮南：

第一，淮南地区人口仅130余万，长期处于相对安定的环境中，转入战争需要一个过程。华野主力如在淮南作战，不仅粮草需要苏中供给，就连支前民工也需要从苏中补给。主力开到，加上民工、干部，每天需要粮食至少10万斤，两三个月的粮食总量将达到数百万斤，其他军需物资供给也相当繁重，将给初期作战带来很大困难。

第二，苏中当面有敌军9个旅，如华野主力西进，留守部队难以担任钳制任务，该区极有可能被敌迅速占领。苏中地富民稠，人口900万，占华中总人口的五分之二，粮食产量占华中总产量的五分之二，税收占华中总收入的50%以上，这些都是支撑战争的巨大资源，一旦沦入敌手，就会为敌所用。

第三，淮南之敌有第五军，整编第七十四师一个旅也在淮南，另两个旅在南京，战事一开势必北渡淮南。这两支部队均为蒋介石部队主力。开战即与强敌对决，没有胜算。相形之下，苏中之敌较为弱小。

陈毅与粟裕都极具煽动力，两人手段不同。前者用火一样的激情、诗一样的语言鼓舞人、激励人，而后者最拿手的手段是数字对比和战事推演，用严密的逻辑争取人、说服人。

6月18日，粟裕向陈毅报告华野作战部署，坚持要求将第五旅调至高邮。同日，张鼎丞以华中军区名义致电山东军区，判断华中之敌突击方向首先在运河沿岸（即苏中方向），进一步请求将第四旅南调。

陈毅认为不妥，当日复电，判断敌人“目前先攻天长可能性大”，指示第五旅调往淮南，告知第四旅无法南调。

粟裕接到复电后，认为军长的设想有问题，“我们目前又不便以主力转向淮南，如单以五旅去淮南，似亦难解决问题，而有兵力分散之弊”。他提出妥协方案：“五旅仍南调”，“俟苏中战局告一段落，再将

一、六师和五旅全部及七纵或十纵一部，转入淮南，解决淮南问题”。

陈毅一眼就看穿了“先苏中后淮南”仍然是苏中方案的翻版。第二天，他要求华野“不要按预定图式去使用和部署兵力”，强调蒋介石梦寐以求的目标是“夺取整个苏北、淮南、淮北”。 这时，毛泽东加入了论战。

南线计划的精髓在于向蒋管区进军。毛泽东指出，“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计划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分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如能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

在这一计划中，华中野战军承担协同任务，要求“以苏中兵团吸引并牵制（南）通扬（州）线上之敌，粟谭率主力占领蚌（埠）浦（口）间铁路线，策应北面之敌”。

集结山东、太行、华中三路大军，向南线出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这是毛泽东“三军经略中原”的最初版本。

在形势分析、战争构想和用兵方向，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与雄心勃勃的陈毅惊人的一致。

6月26日，中央向华中分局发出电报，命令粟裕、谭震林率主力向西，主力“不少于十五个团”，限期15天内到达指定地点，强调“你们一切听陈（毅）舒（同）指挥”。

陈毅信心更足了，电示华中野战军主力西进淮南，命令“集中陶（勇）王（必成）两纵、五旅及谢（祥军）纵在六合、天长之间整训”。

接到中央和陈毅的电令后，华中分局感到了压力。27日，邓子恢、张鼎丞发电报给位于苏中前线的粟裕、谭震林，表示同意中央26日计划，提出分兵两路，以第

七、第

八、第十3个纵队在苏中作战，以第

六、第九纵队和第五旅以及淮南5个团共16个团担任淮南作战任务。

为尊重前方指挥员的意见，电报特地说明“是否妥当，望粟、谭考虑决定”。

电报同时送达陈毅和粟裕，两人异口同声地说“不”。

陈毅反对平分兵力，指示：“苏中地区可留一个纵队担任坚持和钳制，你们应集中陶王两纵、五旅及谢纵在六合、天长之间整训”。

粟裕反对将兵力西移。他找来华野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参谋长刘先胜商量。

“仗是非打不可的，南边走得脱，北边也走不脱。”粟裕态度坚定，“苏中是我们的老根据地，地形复杂，特产丰富，群众基础好，有苏皖、鲁南、豫皖、中原各方面策应，条件是好的，要打就在这里打！”

钟期光、刘先胜和各纵队主要首长一边倒，都主张先在苏中打。

粟裕综合前方指挥员的意见，复电华中分局同时上报山东野战军、中央军委，认为在三分区（淮南――笔者注）集中大兵团作战，粮食及民夫和交通运输均极困难。随后，他列举了苏中作战的诸多有利因素。结论是：“如不在苏中打仗即西移，不仅对群众很难说服，即对部队亦难说服……是否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

接到陈毅、粟裕观点截然相反的电报后，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心中的天平向粟裕倾斜，复电陈毅并报中央，建议华中部队留苏中作战，同时还请叶飞纵队和第

四、第九旅南下。这是他们态度的第一次逆转。

陈毅立即提议华东局和华中分局领导碰头，会商当前战略。28日，陈毅与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在新安镇会晤。结果是陈毅说服了华中分局领导，出现第二次态度上的逆转。双方“研究结果，华中主力西移，鲁南部队南下”，在7月15日之前赶到淮南南北铁路沿线指定位置。谭震林当天返回淮安。

粟裕也看到危险的信号。他清楚军长的雄辩之才和感召能力，意识到华中分局领导集体保持意见一致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从前线返回后方，当面陈述意见。从海安到淮安，共计300余里，粟裕带着警卫员跑了一天一夜，在29日赶到淮安，说服大家，促成华中分局观点第二次大逆转。

29日，邓子恢、张鼎丞、粟裕、谭震林4人联名发出向中央和华东局的请示电：

苏中当面之敌共有顽军九个师（旅），我军主力亦集中于苏中，如即向淮南转移，不仅七月十日难以到达（须迟至七月二十日），且将使苏中有迅速被顽攻占之极大可能……如苏中失陷，淮南战局万一不能速胜，则我将处于进退两难（苏中大部为水网，如被顽占领不易夺回），如是不仅对苏中本身不好，即对华中整个作战部队之供应更有极大影响。为此，我们建议：在作战第一阶段中，王陶两纵仍位于苏中解决当地之敌，改善苏中形势与钳制敌人，使顽无法西调;至山东及刘邓主力完成第一阶段进行第二阶段时，我们再以王陶两纵加入（八月中旬）蚌浦段作战。

陈毅说不服粟裕，劝不动华中，要求中央施压。

这时，毛泽东的态度开始松动。他在30日18时同时发出两份电报。一份给陈毅：“华中二十九日酉时电，主力留苏中确保财源，而将淮南作为钳制方向，以九个团担任破路阻敌，此意见似有理由，你们觉得如何，盼告？”另一份给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部队暂缓调动，待与陈军长商酌后，即可决定通知你们。”

陈毅见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有了倾向，不好再说什么，即复电“同意王陶纵留苏中待机”。

7月4日，中央电令华野“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7月13日再次指示“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

毛泽东话说得非常明白，他同意先在内线打，条件是“先打几个胜仗”，目标是“看出敌人弱点”。

他是在用苏中战役做战略侦察和战略试战。

粟裕成功地改变了毛泽东与陈毅制定的作战方案，也给自己立下了必须连打几个胜仗的军令状。

毛泽东惊询：打的是八十三师吗？”

与粟裕对阵的国民党将领是第一绥靖区司令长官李默庵。

李默庵与中共将领颇有渊源。他是黄埔一期生，与徐向前、陈赓、左权为同学;早年参加共产党，与叶剑英相交甚密;山西抗战时担任第十四军军长，率部与八路军并肩作战，死战不退，赢得朱德、彭德怀等的尊敬。 江苏常州。李默庵召开作战会议，讨论进攻方案。

具体方案是以12万人兵分四路进攻苏中，首先占领如皋、海安。其中，第四十九师由南通、白蒲进攻如皋，第八十三师和第六十九师第九十九旅由泰兴、靖江先扑黄桥，再北犯如皋，第二十五师先占姜堰，再攻海安。四路的兵力配置，基本上是以一个旅独当一面，这点引起争论。

第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认为问题不大：“苏中共军满打满算，也就3万人，我们总兵力为12万，兵力相较，达到4比1，稳操胜券。”

第二十五师师长黄百韬持慎重态度：“论两军战力，灭苏北之敌当然毫无问题。问题是苏北赤化甚深，敌人情报灵通，行动自如，我军则有盲目作战之感，常予敌以集中兵力击我一点之机会，不得不慎。”

看到有分歧，李默庵征求各位师长、旅长意见。第四十九师师长王铁汉、第六十九师师长戴之奇、第六十五师师长李振态度骑墙，认为一个旅独当一面可能有点吃亏，但也不是绝对不行。

“干吧，老拖着干吗！”李天霞不耐烦了，露出了骄狂的本色，“我那里没有问题，如果再拖下去，也许会拖出问题来。”

第八十三师是此次进攻的主力，也是战斗力最强的部队。李默庵虽然有所顾虑，但也不能不照顾主将的情绪，于是点点头，说：“那就干吧！15日发起总攻。”

李天霞拍着胸脯担保第八十三师没有问题。李默庵也坚信即使有问题，也不会出在这一路，他担忧的是实力稍弱的其他三路。

他俩万万没有想到，“犟司令”粟裕初战目标就瞄着第八十三师。

几乎在同时，华中野战军在海安举行军事会议。

粟裕开宗明义：“敌人分四路而来，拉开架子要和我们拼消耗。我们恕不奉陪，专打他一路。问题是打中间，还是打两翼？两翼嘛，是南通和泰州，坚固筑城，于我军不利。中路敌人虽然占据泰兴、宣家堡，但我们的群众条件好，作战有利。”

他制订的作战方案是：以第七纵队3个团监视东路之敌，以第十纵队3个团监视邵伯方向之敌，集中王必成第六纵队和陶勇第八纵队共12个团歼灭来自中路的第八十三师两个团。

这个方案的最大特色是“悖于常理”。时任新四军作战科长的叶超认为有三反常：一是不采用我军传统的诱敌深入战法，而把战场选在苏中解放区的前沿地区;二是不采取后发制人手段，而是大胆歼敌于其进攻出发地;三是不采用首选弱敌的普遍原则，而是把矛头指向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最骄傲的敌嫡系整编第八十三师。

在作战会议结束时，粟裕对主攻部队的两位爱将王必成、陶勇交代：“敌人12万人马进攻我们3万多人，是四打一。我们这么一来，还他一个六打一，一定要集中兵力，形成战场优势。”

粟裕所以敢于剑走偏锋，觑住的是国民党军队和将领的两个致命软肋――丧失人心和骄傲狂妄。

7月13日拂晓，华野主力从如皋出发。王必成纵队奔泰兴，陶勇纵队奔宣家堡。

陶勇纵队善于进攻，素以“打得、跑得、饿得”著称。陶纵先头部队第八团首先攻至宣家堡外围，进攻受阻。

下午3时，李天霞在泰州师部接到报告，不太在意。他打电话给李默庵，说泰宣方向发现小规模共军活动。

李默庵问：“多少部队？番号是谁？什么意图？”

李天霞漫不经心地说：“最多一个团，没有重武器。估计也就是‘敌驻我扰’，游击战的老一套。”

李默庵提醒他加强防守，如有情况，及时增援。

第八十三师由原第一○○军改编而成，抗战时期参加过第二次长沙会战以及长衡会战、桂柳会战、湘西会战，还曾随中美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全副的美式装备，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甲等师。

用兵谨慎的李默庵生出另外一种担心，怀疑粟裕示形于泰宣，实取南通，于是命令第四十九师师长王铁汉缩回南通。15日，摸清华野主力确在泰宣后，又令第四十九师紧急出援。这一缩一出，送给粟裕两天宝贵时间，便于华野从容调整进攻。

驻守宣家堡的部队为第八十三师第十九旅第五十六团，打退陶纵第八团攻击后，松了口气，吹起牛来：“国军一个团足以打退共军一个旅。”话音未落，入夜即遭到6个团的围攻，很快失守，全团覆灭。

驻守泰兴的部队为第八十三师第十九旅第五十七团，团长钟雄飞挂少将衔。13日夜，泰州外围据点被王必成纵队扫除干净;14日晚18时，全城遭到攻击，激战一夜，到天亮时全团基本被歼，钟雄飞率残部退守城内制高点庆云寺。

王必成亲临一线，催促钟雄飞投降。

钟雄飞不服气，高声喊叫：“打仗应该是一个团对一个团，人海战术算什么本事？！”

王必成气得牙痒，恨不得马上发起总攻，荡平这股残敌。这时，他接到粟裕电话，要求只对庆云寺佯攻。

15日拂晓，宣泰战役结束，共歼灭国民党整编第八十三师两个团另两个营共3000余人，在解放战争战史上首创成建制歼灭美械装备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的纪录。

当时，以小米加**的装备战胜机械化装备的蒋军，还是一个未经实战证明的巨大问号，因而宣泰战役引起中央的极大关注。毛泽东电询：“我在泰兴及宣家堡所打者是否即八十三师？该师消灭多少？尚存多少？”

打连环，设伏招，留后手，是粟裕的作战习惯。与他对阵，只要一落下手，就会被牵着鼻子，坠入一个接一个陷阱。

宣泰战役只是李默庵噩梦的开始。战役之初，他错估粟裕的用兵方向，满以为共军进攻宣泰是声东击西，没曾想竟然是“声东击东”，接着，他又被粟裕的一个小花招骗到。

粟裕指示对庆云寺围而不攻，让钟雄飞日夜呼救，给李默庵和其他三路进攻部队留一个错觉：华野主力仍在宣泰地区。

出于这样的估计，李默庵做出兵力调整，决心兵分三路，攻占如皋，断其后路，将华野合歼于如皋、黄桥之间。

担任主攻的第四十九师师长王铁汉向李默庵保证：“三天拿下如皋城。” 李默庵的进攻计划被华野侦悉。粟裕将计就计，除以少量兵力继续攻打庆云寺、打扫战场、伪装主力部队外，率主力星夜转兵。

从泰兴到如皋，相距100余里，华野主力一个晚上就赶到指定地点，神不知鬼不觉地插到第四十九师侧后。

敌第四十九师分两路挺进。18日上午，粟裕命令陶勇第八纵队向右路、王必成第六纵队向左路同时发起攻击。

右路攻击非常顺利，战斗过程如同“黄鼠狼吃蛇――一段段吞”。到21日，陶纵全歼敌右路部队――第四十九师师部及第二十六旅。

如果说宣泰战役损兵三千，无关痛痒，只是一记棒喝，那么如皋一仗，打得李默庵撕心裂肺。当他听到王铁汉报告全师陷入重围时，第一感觉是惊愕：“华野主力不是在泰兴吗，怎么会出现在如皋？粟裕究竟是什么人，怎么打仗这么滑？”

粟裕变卦创造“七战七捷”

“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这是粟裕和华中局的集体承诺。

陈毅听信了这句话。7月16日，在宣泰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他致电中央并告华中军区，提醒华中主力适时西移。

他没有想到，粟裕脱不开身，接着组织了如皋战斗。战斗结束后的第三天（7月25日），他接到粟裕的电报：

苏中当面之敌有10师之众，华中野战军仅能集中3.5万人于一个突击方向，短期内难以打开大的局面，建议将在淮南的第五旅调至苏中参战。

陈毅傻眼了：粟裕不仅不西移，反而要求将西面的第五旅往东调！

对于陈毅来说，这不光是毁诺食言的问题，还关系他的作战理念和兵力部署。

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赋予陈毅统帅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的指挥职权后，他以此为基点，制定一整套战略战术，其要点是集中山东、华中两支野战军主力，以津浦路和淮南为重点，以大打阻止蒋军的进攻。

现在华野不能按约西移，使他的作战计划失去一根支柱，而且还要求调走已在淮南的第五旅，更将削弱津浦路作战力量。

陈毅认为粟裕执著地将兵力东调，是过高地估量了苏中的战略地位。7月27日，陈毅电告中央，“粟二十五日请示调五旅赴苏中事，值得全面考虑”，“我认为淮南五旅不改东调，仍留淮南。粟裕亦宜逐步向西转移”。电报“请军委决定，通知实施”。同时，他将自己的决定通知华野：津浦线是主要战线，五旅不宜东调。

这时，毛泽东的思考重点由将战火引向蒋管区改为集中兵力在内线各个歼灭敌人。他对华野秉持的作战思想十分欣赏，以军委的名义，电告太行、山东、华中战略区军政首长：“蒋军经过整编，其战斗力一般加强，我军对其作战时，必须取集中优势分割歼灭方针，其比例为三对一或四对一，否则不易解决战斗。”7月30日，军委在致张鼎丞、邓子恢、粟裕的电报中指出：“此次粟裕歼敌二万，打得很好，今后作战亦不要过于性急，总以打胜仗为原则。”

“总以打胜仗为原则”等于给了粟裕一颗定心丸。8月1日，粟裕向华中分局和中央发出淮南主力立即东移的请求。与第一次调兵相比，粟裕口开得更大了，调兵对象不再满足于第五旅，而是淮南主力。在这个电报中，他直接触及了与军长争执的焦点，即在解放战争初期，不应要求各战略区进行战役配合，只应自守一路，依靠自己的力量，击破当面之敌。

华中军区支持粟裕的观点，向陈毅报告，认为淮南不利于作战，拟留一个团配合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争，而将第五旅全部及第六旅第十八团和刚从大别山转移来的皮定均旅东移。

对于粟裕的观点和华中军区的计划，陈毅毫不客气地予以拒绝。他向中央发电，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建议粟部迅速西调，仍以切断津浦、陇海，开展淮上新区，夺取徐州为目标。”电报坦言：“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粟（裕）舍不得苏中，以主力在原地打转，实际淮南在全局比苏中更重要。此道理以前讲过多次，讲不通。现在粟在海安、东台再打几个胜仗，恐仍不能退敌，值得考虑一下。”

对于两个战略区主要首长的尖锐分歧，毛泽东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用电报询问粟裕：“主力休整及补充情形如何？一个月内在苏中再歼敌两个旅有可能否？如你们在八月内歼敌两个旅，南线情况即将改观，那时粟可率主力转至淮南作战。”

他的潜台词就是：敢立军令状吗？

整整三天，粟裕没有回答。

这期间，陈毅第三次提出反对意见。他与宋时轮联名致电张鼎丞、邓子恢，认为“我全军战役仍应向西向南，而不宜在东面贪恋”。

8月5日午时，粟裕向中央军委、陈（毅）宋（时轮）、华中分局交上了军令状：“在五旅增到苏中条件下，于8月内再歼敌人两个旅是有把握的！”

毛泽东心里有数了。他给陈毅做工作：“似以同意粟裕意见，在苏中再打一仗后主力西调为有利。因粟部西调早，一则苏中人心不顺，二则敌军亦将早日西调。如西面仗打不好，怨言必多，故不如让粟部在苏中再打一仗（不论胜负）然后西调，各方皆无话说。”

随后，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拍发电报，提出两个方案，征询陈毅和粟裕意见：“由你（粟裕）率主力与陈军长会合集中力量打开淮北局面，或出淮南切断津浦线，直接配合陈宋、刘邓之作战，这是一个方案。照你微午（5日午时）电办法，八月内再在苏中打一仗然后西移，这是又一个方案。你对以上两个方案意见如何，盼告。”

这两个方案，前者是陈毅的主张，后者是粟裕的建议。毛泽东虽然平等地提出了两个方案供选择，其实内心偏向不言自明。

陈毅再一次有保留地表示同意第二个方案。他在给中央的复电中说：“现山东太行均倾全力向南向西会师，华中主力留滞苏中与敌人分路纠缠，必不能获得彻底胜利。如同意，粟裕于取捷后开淮南，或到淮北亦可。”

几乎是同一时间，粟裕致电陈毅和中央：“歼敌良机已到。”

毛泽东不再犹豫，指出：“歼敌良机已到，甚好甚慰”，“预备部队或钳制部队如有可调者，望张邓谭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力方向”。 陈毅也不再阻拦，下令：“同意以

一、六师，七纵及五旅集中于东（台）海（安）间待机歼敌，充分准备勿浪战，战后再行西进。”

毛泽东虽然给粟裕下达了一个月内歼敌两个旅的指标，但心中并没有太大把握，在给粟裕的电报中不断减压。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李堡战斗中，粟裕仅用20个小时就歼灭了国民党军一个半旅，毙伤3000余人，俘虏5000余人，而自身伤亡仅900余人。

事实证明，苏中大有可为。这时，不需要粟裕发声，毛泽东于8月12日直接给陈毅、宋时轮发电报，对苏中与淮南之争给出最终结论：

粟裕军前日在苏中第二个胜仗，不但使苏中蒋军陷入极大的困难，亦将使淮南第五军无法北调。粟部在苏中民情熟悉，补给容易，地形便利，苏中敌军装备亦比第五军差，较易取胜。马上调淮南，因敌硬，地势险，不一定能完成切断津浦路任务。不如令粟部再在苏中作战一时期，再打一两个胜仗，使苏中蒋军完全转入守势，保全苏中解放区，对全局有极大利益。

尘埃已定，陈毅致电粟裕、谭震林，指示：“你部继续胜利，宜就地开展局面，而不必忙于西调，军委亦有此指示，望照办。部队宜争取数日休息，再求新的机动，反较西调为更有力配合各方。”

这样，华中与华东、陈毅与粟裕之间持续三个月的争论画上休止符。

苏中战役，标志着粟裕跻身中共一流军事家的行列。

刘少奇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仍然分管华中工作，听到捷报后，邀请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彭德怀到居所庆祝。他反复感叹：“粟裕，人才呀！”

毛泽东亲自拟定电报稿，向全军推广粟裕指挥作战的经验：

我粟谭军……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破一部，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依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查阅解放战争初期的党内文件，还没有一个战区得到毛泽东如此毫无保留的褒奖。

这次战役极大地提高了粟裕的知名度。随着苏中一首民谣的流传，“华东战神”横空出世：毛主席当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