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邪司晨的五德之禽:鸡年说鸡

摘 要：鸡是中国最早驯化饲养的家禽之一，由于其本身的自然属性，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所以后来进入中国的生肖文化中。由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需要，使鸡在中国人的历史长河中，从自然的动物成为文化的动物，负载了许多文化的信息。

关键词：鸡；十二生肖；文化动物

作为十二生肖之一的鸡，既是自然之物，更是一个文化之物。从文献资料看，鸡的别称有：翰音、祝祝、羹本、金禽、巽羽、烛夜、司晨、知时畜、钻篱菜、勃公子、会稽公、长鸣都尉、酉禽、酉日将军等。[1]

在家养动物中，鸡是最早被人类驯化的家禽之一。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河北武安磁山遗址、河南新郑的裴李岗遗址，发现了距今5000多年的家鸡遗骸，这说明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就已经开始了养鸡的历史。商周时期，鸡被列为“六畜”之一。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出现了专门的养鸡场“鸡坡”。由此可见，早在上古时期，鸡在中国人的物质生活中因为有着重要的作用而备受重视。由于鸡在人们物质生活方面的作用，加上鸡的自然本性，必然会进入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所以人们将其纳入十二生肖之中，使之作为一种象征人类生命密码和表达驱凶求吉愿望的文化符号。

司夜啼晨的“知时畜”

因为鸡的啼鸣与自然时间的进程有密切关系，所以自古被人们视为自然时钟。比如，《诗经・郑风・女曰鸡鸣》中说：

女曰：鸡鸣。

士曰：昧旦。

子兴视夜，明星有烂。

将翱将翔，弋凫与雁。

这是一首描述农家生活的作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妻子说：鸡已叫了。丈夫说：天快亮了。一日之计在于晨。丈夫说：要去射雁。妻子说：你射得大雁，我来把野味烹调，佳肴正可佐酒呢！

另外，《诗经・齐风・鸡鸣》中说：

鸡既鸣矣，朝既盈矣。

对此，朱熹在其《诗集传》中如是解释：“言古之贤妃御于君所，至于将旦之时，必告君曰：鸡既鸣矣，会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视朝也。”从《诗经》的这两句诗和朱熹的解释，可以看出，至少是在《诗经》时代，雄鸡的啼鸣不仅是民众社会生活的共同时间标准，而且连最高领导层的活动也以鸡鸣为准，形成了鸡鸣上朝的规矩。

正因为在上古之时人们只能以鸡鸣作为时间指示，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所以就连关隘城门的开启通行也都以鸡鸣为信号。在《史记・孟尝君列传》里记载了这样一段趣闻：战国时期，孟尝君在秦国被强留做人质，后来想法逃出了都城；但到函谷关时，还未到鸡鸣之时，按规矩是不能打开关隘之门的。这时，孟尝君的门客中有会学鸡叫者即学雄鸡打鸣，城门附近众鸡也都跟着啼鸣，于是管理者以为开关隘门的时间到了，就打开了关隘门，孟尝君得以出关。类似的例子，还有《燕丹子》中的记载：燕丹“夜到关，关门未开，丹为鸡鸣，众鸡皆鸣，遂得逃归”。鸡能司夜报晨，所以古代把掌管报时的官吏也称之为“鸡人”。

在各少数民族中也因为鸡能知时而把鸡的力量加以强化甚至神化，创作出独具艺术魅力的文学作品。比如，在彝族的神话史诗《勒俄特依》中说：天上出七个太阳六个月亮，导致地上人间严重干旱，人们无法生活下去之时，英雄支格阿龙站在高山上的松树上，用箭射掉了多余的太阳和月亮，将其压在一个黄色石板下面。余下的一个太阳眼睛受了伤，月亮只剩半边。对于射了太阳和月亮后的景象，《勒俄特依》中有精彩的描述：

自从射了日月后，独日躲在阴山下，独月跟随独日逃。白天没有太阳，夜晚没有月亮，天地一片黑。大妈坐屋檐下，昏昏沉沉地坐着；阉鸡放在屋檐下，昏昏沉沉地走着；耕牛犁地时，角上插起松枝照明。巴克阿扎啊，头上束红髻，红髻红彤彤；腰间束黄髻，黄髻黄亮亮；脚上束白髻，白髻白晃晃。从在云、星、月之后，飘游白云黑云间。差遣白公鸡，去喊日月出。日月不肯出，鸡冠刻九刻，九刻九保证，鸡冠当契约。拿了一撮针，赐给病眼日，补作太阳眼。三天喊到晚，喊出狗日来，太阳白天出，分出昼夜来。公鸡应承叫：早上公鸡叫，迎接太阳出；中午公鸡叫，观看太阳升；下午公鸡叫，陪送太阳落。三夜喊到亮，喊出独月来。月亮缺半边，重新给补上，分出朔望来。白狗应承叫，此后万象才正常。[2]

反映公鸡啼鸣与日月出没有关系的神话，还见诸其他民族神话传说，在此不赘述。

避邪求吉的灵禽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由于精神和心理的需要，鸡的功能在司夜啼晨基础上加以拓展，使之作为一种文化动物的特征更加突出。鸡的文化功能的强化和升华，使鸡升格为太阳神鸟，并能避凶邪，预示祥瑞。在古人的相似联想中，鸟类有日出鸣啼在空中飞翔、日落投林的习性，太阳在空中运行，因此便以为二者之间具有一种神秘的联系，从而产生了日载于鸟和日中有鸟的认识及其神话传说。这日中的鸟在古代一是指乌鸦，二是指雄鸡。因为雄鸡啼鸣与太阳升降相应，其司夜啼晨报晓的特性遂获得它居日中的广泛认同，使之成为“太阳神鸟”。民间的一般雄鸡的啼鸣，受居于太阳的神鸟影响，太阳鸟啼鸣则天下普通雄鸡啼鸣。而且在先民那里，把雄鸡的啼鸣作为鬼妖活动的时间界限。晋代郭璞在其《玄中记》里说：

东南有桃都山，上有大树，名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一天鸡。日初出，光照此木，天鸡即鸣，群鸡皆随之鸣。下有二神，左名隆，右名突，并执苇索，伺不祥之鬼，得而煞之。今人正朝作两桃人立门旁，以雄鸡毛置索中，盖遗像也。

在中国的阴阳观里，凡是凸的、阳光的、上面的、硬的属于阳，反之为阴。在先民的世界观里，人生活的世界为阳界，鬼妖生活的世界为阴界。在古人看来，因为雄鸡啼鸣，会导致太阳的升落，所以雄鸡是能避鬼妖的“阳物”。在传统社会里，人们相信世上有鬼妖存在；人之所以会得各种疾病，会遇到灾祸都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因为有鬼妖作祟。所以为了平安，除鬼逐妖、驱凶求吉就是古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由于太阳为阳，鬼妖为阴，而雄鸡与太阳有关系，因之被视为是除鬼逐妖的灵禽，故而雄鸡在人们施行除鬼逐妖、驱凶辟邪的活动中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民间的这种俗信及其相关民俗行为，为文献所采录。比如，早在汉代，应劭就在《风俗通义・礼典》里说：“鸡主以御死避恶”。晋王嘉《拾遗记》说鸡“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一部讲医药的书，但受传统文化影响，亦不乏迷信色彩，如称鸡能“治蛊、禳恶、避瘟”。

在中国古代俗信里，正月初一为鸡日，这一天禁杀鸡食用，而且这一天还是人们以鸡驱凶求吉的重要日子。《晋书・礼志上》记述说：“岁旦，常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之门，以禳恶气。”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在述及当时的南京风俗时则说：“岁除岁旦，秣陵人家门人插柏枝、芝麻秸、冬青叶，大门换新桃符，贵家房门左右，贴画雄鸡。”

雄鸡驱鬼除妖的功能是以雄鸡的太阳鸟神格为观念基础的。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以为“日者阳精”，是“众阳之宗”。按照传统的阴阳观念，阴畏阳，阳克阴，而鬼妖属于阴，所以在古代俗信中就自然会产生鬼妖畏日的观念。在中国丰富的鬼怪民间故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情节要素就是鬼妖最怕见到阳光，总是在黑夜里活动。太阳一出，鬼妖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的观念还渗透到中国的一些自然风物传说中。比如凉山雷波县的祛里密乡，从锅落坝到乡政府之间平地直立着一座小山头，传说是当年一个妖怪要去堵金河[3]而形成大海来害百姓。当这妖怪来到锅落坝与祛里密乡政府之间的一个台地时，被雄鸡发现。后者就在本来还未到啼鸣时啼鸣了。妖怪以为天亮太阳快出来了，于是就停步不前，变成一座小山。

传统社会中对雄鸡啼鸣与太阳升降的现象往往以神话思维理解之，从而产生了鸡鸣阳出的神话。《神异经・东荒经》说：“扶桑山有玉鸡，玉鸡鸣则金鸡鸣，金鸡鸣则石鸡鸣，石鸡鸣则天下之鸡悉鸣。”在中国古代“日中有鸡”的观念很普及，对此宋陆佃的《埤雅》、明杨慎的《艺林伐山》、明周婴的《卮林》等都有“日中有鸡”或“日中有金鸡”的记述。《神异经・东荒经》说：“扶桑山有玉鸡”，虽然开始把鸡神格化，但还没给请进“日宫”。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则直接把雄鸡搬进了“日宫”，成为太阳化身：“日宫一树而有鸡王栖其上，彼鸣则天下鸡皆鸣。天鸡者，日中之鸡也。”在民间则有《金鸡和太阳的故事》等关于太阳为金鸡所变的故事流传。[4]因为雄鸡啼鸣与太阳升降的关系，雄鸡被神格化为太阳神鸟，“日者阳精”的观念也发展成了“鸡为积阳”或“鸡为阳精”。李时珍《本草纲目》说：“鸡乃阳精，雄者阳之体，头者阳之会。”有了这种观念的出现，鬼妖畏日自然也就会发展到鬼妖畏鸡，产生鬼妖畏鸡鸣、鬼妖怕鸡血、鬼妖怕鸡眼等说法。

当鸡成为鬼妖畏惧的太阳神鸟后，其满足人们精神家园需求的功能进一步扩大化，融进求吉祈子的追求。这样，鸡不仅只是避邪，而且也纳吉，成为驱凶求吉的文化动物，遂产生了相应的民俗文化习俗。清代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二月》说：“初一日为中和节，传自唐始。李泌清以二月朔为中和节，赐民间以囊盛百果谷瓜李种相问遗，号献生子，令百官献农书。京师于是日以江米为糕，上印金乌圆光，用以祀日，绕街遍巷，叫而卖之，曰太阳鸡糕。其祭神云马，题曰太阳星君。焚帛时，将新正各门户张贴之五色挂钱，摘而焚之，曰太阳钱粮。”《燕京岁时记》载：“二月初一日，市人以米面团成小饼，五枚一层，上贯以寸余小鸡，谓之太阳糕。都人祭日者，买而供之，三五具不等。”把江米糕称为太阳糕，在上面印圆光表示太阳，印金乌象征雄鸡，说明古人认为太阳中有乌或鸡，而人们之所以吃太阳糕、祭太阳，其目的是“生子”。由此可知，太阳鸡糕的文化内涵，在于祈福生子，表达人们对生命的祈盼。

当鸡具备了太阳神鸟的神格后，鸡本身的习性如啄食毒虫和食泥沙等特性也被神力化，拓展到人们驱凶求吉的领域，并表现于神话传说等文学文本之中。因而在相关文学文本里，出现了雄鸡为神灵之物，能帮助人们驱除毒妖蝎子精、蜈蚣精、蜘蛛精等情节的描写。在《西游记》中，作者就塑造了一个由昴日星官变成的一只双冠子大公鸡，帮助孙悟空降伏蝎子精的情节。《本草纲目》说雄鸡能“治蜈蚣、蜘蛛诸毒者，鸡食百虫，制之以所畏也”。在日常生活中，鸡食包括了蜈蚣、蝎子等毒虫在内的昆虫。这种自然现象在人们的精神信仰里，逐渐形成鸡能降伏毒虫，变成“神灵”的观念。正因为如此，鸡成了家宅平安的镇邪神物。过去每年的谷雨前后，不少地区流行帖鸡王镇宅图的风俗。具体做法是于谷雨这天早起收集露水研墨汁，在纸上画一只红冠公鸡，其嘴叼一只毒蝎，蝎身上涂红色表示血迹，象征毒蝎已经被杀死。江苏传统年画中也有类似的“鸡王镇宅”图。陕西凤翔一带过去流行禁蝎咒符。该咒符的画面为中央一雄鸡昂首衔虫，爪下还有大毒蝎。咒符上的咒语为：“谷雨三月中，蝎子逞威风。神鸡一嘴，毒虫化为水……”“雄鸡镇宅”图主题的形式表现多样，比如在甘肃天水一带，画面为两只站立对称的硕大公鸡各衔一只毒蝎，两童子分别骑于公鸡背上，手持写有“天官赐福”和“满门喜庆”的条幅。

在中国民间传统中，雄鸡既能在陆地上避邪驱凶求吉，也必然能镇伏水中怪魔。过去在苏北运河入江口附近的壁虎坝旁，塑有一只汉白玉雕成的雄鸡。现洪泽湖畔的洪泽县内，仍有一只高高站立着的石雕雄鸡，昂首张口，面对东方。

呈祥与预兆的德禽

鸡能司夜啼晨和避邪驱凶，从吉祥文化的角度看，鸡也就是能呈祥预兆吉凶的吉祥物。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不仅把雄鸡用于避邪驱凶的民俗活动，还通过雄鸡直接表达多方面的诉求，其中包括迎祥纳吉的喜庆追求。人们据雄鸡的啼鸣与日出日落有关而把雄鸡视为堪与三足乌比肩的太阳神鸟，又据鸡啄食毒虫泥沙的本性而把它视为能够避邪驱凶的神物。除此之外，人们还把鸡所具有的一些行为人格化德性化，把鸡视为“德禽”，赋予其文、武、勇、仁、信五种美德。提出此说者为汉代人韩婴。《韩诗外传》说：鸡“头戴冠者，文也；足搏距，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中国古代有礼、义、廉、耻、孝、悌、忠、信八字准则，并派生出“忘八”谐音“王八”[5]骂人。不过，影响广泛的还是仁、义、礼、智、信五德。社会中的德行很多，但归纳为五种，是受传统五行观影响所致。在中国，五行观产生极早。《尚书・洪范》记述说，周武王兴义军灭商纣之后，向箕子咨询治国方略，箕子的献策就包含了五行。箕子说：“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古人认为，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构成了精彩的宇宙世界，相生相克而使得天地间新陈代谢，生生不息。随着五行观的成熟和系统化，将世间万物都纳入五行思维模式之中，在人伦方面则用仁义礼智信来配五行金木水火土，称为五德。所以检阅文献，以五德思维模式描述飞禽的，不仅限于鸡。比如，早在《山海经・南山经》中记述“其状如鸡”的凤凰时说：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名著《水浒传》的第一百一十回的《燕青秋林渡射雁》中，宋江也曾以五德描述大雁的品行。相比较而言，古人以五德描述良禽的品行，各有侧重，反映了人们的不同诉求：《山海经・南山经》中对“其状如鸡”的凤凰的五德记述，以羽毛美色为切入点，并无直接的实际指向。《韩诗外传》所描写的鸡的五德，以鸡的习性为切入点，涉及人们社会生活的诉求。而《水浒传》中宋江对雁五德的描述中有“一失雌雄，死而不配，此为义也；依次而飞，不越前后，此为礼也”等句，折射了封建社会从一而终和等级秩序的伦理观。所以，对鸡的五德的归纳，体现了人们的道德理想；赞赏鸡有五德，其实是说人应当具备文、武、勇、仁、信五种道德品行。

因为鸡具有五德，凤凰“其状如鸡”，更有“舜父夜卧，梦见一凤凰，自名为鸡”的传说，所以使得鸡和凤凰相融，它们不仅成了中国文化中的灵禽祥鸟，而且也是王权国祚的象征。传为曹丕所作《列异传》和干宝所作《搜神记》载，对于掘自土里的鸡“媪”，“得雄者王，得雌者伯”。《拾遗记》记载了一种“沉鸣鸡”，“若天下太平，翔飞颉颃，以为嘉瑞。”有的地方志则记载说有一种如家鸡而五彩的“客鸡”，如果某地见之则当年一定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年份。[6]

在中国的民俗文化系统中，鸡具有五德与人们把鸡作为吉祥物有密切关系；但普通民众之所以把鸡作为吉祥物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则是出于所谓“谐音民俗”。生活于中国吉祥文化里的民众，往往通过谐音取意来表达特定的民俗文化心理，寄托祈福纳吉的愿望。“公鸡”的“公”谐音“功”，而“功”有功名、功勋等意，又谐音古代爵位“三公”的“公”。“公鸡”的鸡谐音吉祥如意、平安大吉的“吉”。伴随着语言上的谐音，出现了一系列的谐音民俗。比如，陕西、山东等地在传统社会里，孩子的母亲会在立春日前后给孩子缝制小巧的布公鸡，或戴在胳膊上，或缝在帽子顶端，称为春鸡、迎春鸡，以祝“春吉”。在中国的相关宴会中，鸡鱼是必有的两道菜，其用意就是取“吉祥”和“有余”之意。过去民间在门上涂鸡血粘鸡毛，或贴鸡画，其意在于避邪。其实避邪就是追求吉祥平安。从吉祥文化的视角看，它反映了人们祈求平安，追求生活吉祥的一种热望。在旧时中国的民俗生活中，利用鸡吉谐音而表达理想愿望的吉祥图极多。比如，画大公鸡于大石头上，称为“室上大吉”。在一个画面上画一雄鸡与鸡冠花相配，以“冠上加冠”谐音“官上加官”，用以表达升迁、腾达的愿望。在一个画面上画一只雄鸡和牡丹花，因牡丹在中国是富贵的象征符号，公鸡的公则谐音“功”，所以这幅图称为“功名富贵”。如果在一个画面上画四个柿子，三只公鸡，则以四个柿子谐音“四世”，以三只公鸡谐音古代爵位“三公”。诸如此类例子极多，在此不赘述。

因为鸡是避邪和有德的灵物、吉祥的象征符号，当然也就有预兆的功能。先兆观念是人类早期社会的普遍文化现象，甚至成为人们认识事物的一种方式，其基础是天人感应的神秘信仰。在这种认识方式里，人们试图通过认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前期现象，以预知事物发展的可能结果，达到避凶求吉的目的。在古人的先兆观系统中，动物的行为迹象是其重要内容。在动物的行迹先兆中，鸡的行迹又是其重要内容。《本草纲目》说：“鸡……若黄昏独啼者，主有天恩，谓之盗啼。”元明之际娄元礼所著《田家杂占》说：“黄昏鸡啼，主有天恩好事或有减税粮之喜。”宋佚名《客退纪谈》则有“定婚鸡啼，福禄日跻”之说。宋罗愿《尔雅翼》亦载：“鸡或乙丙夜辄鸣者，俗谓之盗啼，云行且有赦。盖海中星占云：天鸡星动为有赦。故后魏北齐赦日皆设金鸡揭于竿，至今犹然。”

在传统社会里，人们对于命运的关注，相比较之下更注重今后有什么灾难，以便提早预防之。所以在关于德禽鸡的先兆功能中，人们最为重视的实质上是“凶兆”。从文献记载和民间习俗生活看，有关鸡在不该啼鸣的时间啼鸣所预兆的不吉内容很多。《本草纲目》关于鸡的神秘文化内容极多，除上述鸡鸣兆吉外，还有兆凶的内容：“凡人家无故群鸡夜鸣者，谓之荒鸡，主不祥。”《客退纪谈》则认为此乃凶兆：“黄昏鸡鸣必杀之，以为不祥，俗忌也。”这样的俗信，直到现在还在一些地方存在。在鸡鸣为祸的民俗信仰中，母鸡打鸣是民间知晓面最广泛的凶兆。这种凶兆，主要象征主人家会从此或者贫穷，或者祸象不断，或者出现“乱妖”。更有甚者，把母鸡打鸣与男尊女卑观念相联系。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俗语“牝鸡司晨，比妇人之主事；河东狮吼，讥男子之畏妻”即是。

在传统社会的俗信中有公鸡在不该啼鸣时啼鸣或母鸡打鸣为凶兆之说，其实这是基于对鸡的本性的一般认识。在正常的自然节律状态下，公鸡的啼鸣本来是与太阳的升降联系在一起的，表征时间的刻度。而司夜啼晨是公鸡的事，母鸡是不可能像公鸡一样“引颈高歌”的。所以，一旦出现因为生存条件发生变化，特别是地磁场发生变化而出现上述所谓凶兆时，人们即认为主人家的生活节律和生活状态会出现重大变故，从而引起极度恐慌或恐惧。

作为具备五德的德禽鸡，又能呈祥且具有先兆功能，所以很早就进入了先民的仪礼生活之中。从反映先民生活的文化遗址中，在属于仰韶文化后期的陕县庙底沟遗址（距今大约四五千年），发现了家禽鸡的骨头。河北武安县磁山村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八千多年）在上世纪70年代发掘时，出土了许多鸡骨。从出土的鸡骨看，以公鸡之骨最多，学者研究这是先民用公鸡进行祭祀的原因。正因为鸡曾作为先民祭祀礼仪的祭品，才会在《礼记・曲礼下》中留下这样的记述：“凡祭宗庙之礼，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刚鬣，豚曰]肥，羊曰柔毛，鸡曰翰音，犬曰羹献，雉曰疏趾，兔曰明视。”在先民社会的信仰文化仪式系统里，鸡是不可或缺的角色，比如歃血为盟仪式中，鸡是必须要有的媒介。除此之外，还有所谓“鸡坛”“金鸡赦”等。

鸡在仪礼生活中的作用，最为普及也最为受重视的则表现于人生仪礼之中。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婚礼中，过去在女儿出嫁时，母亲要剪喜花陪送。喜花的图案，其主角为公鸡，用鸡中套鸡，鸡中套钱的构图，隐喻阴阳结合，男女婚配。据学者引方志资料，旧时有的地方“亲迎礼用雁，或以苍鹅代之，俗多用鸡，曰‘长命鸡’，义取匹配不乱群也。”[7]有的地方过去还有以公鸡代婿的习俗，称之为“公鸡拜年”。在长江三角洲一带，新郎迎娶时要用一只大公鸡做礼。新娘前往新郎家完婚时，需将这公鸡带回男家，俗称为“合啼鸡”。鸡在婚礼中的作用，吴裕成在其《酉鸡有吉》一书中，列举的元杂剧《桃花女》，对鸡在婚礼中的作用阐述很生动，在此不赘述。在传统社会的祈子仪式中，鸡也是重要的角色。在河南浚县，正月十五和七月十五的庙会上，人们卖泥塑鸡，当地流传的儿歌说：“给个咕咕鸡，生子又生孙。”布依族如果久婚无子，要举行求子仪式。在求子仪式上，道公在求子者的背上放一只大红公鸡，求子者背回家后喂养，象征得子。

语言文学中的鸡

鸡作为中国先民最早饲养的家禽之一，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一个自然物皆社会物的人文动物。所以除了以上所述与信仰相关的内容外，在文学作品中，亦留下关于鸡的不少佳作。在这些佳作中，除了文人墨客的创作外，流传于民间的歌谣、传说、俗语等也极为丰富，充分反映出鸡与人们社会生活的密切性。

在中国，很多地名往往都有一个关乎来历的传说。《列异传》和《搜神记》就记载了“宝鸡”和“雉县”的来历，说秦穆公时，有人在陈仓掘地时挖了一个似羊非羊、似猪非猪的怪形动物。掘地者准备献给秦穆公，路上碰到两个童子。他俩告诉掘地人：这个似羊非羊、似猪非猪的怪物叫“媪”，常在地下吃死人脑，用柏木击打其头就可以杀死它。这时被称为“媪”的怪物也说话了，讲这两个童子都叫鸡宝，得到雄的可以称王，得到雌的可以称霸。于是这个掘地人便舍弃了“媪”而追逐两个童子，结果童子化为野鸡飞进了树林。秦穆公知道此事后派人围捕两个鸡宝，但雌鸡宝已经化为石头。雌鸡宝被追逐化石的地方，后来就叫做“宝鸡”，而秦穆公以后果然成为春秋五霸之一。那只雄鸡宝，则飞到了河南南阳一带，据说后来汉代所置的雉县，就是这只雄鸡宝停留的地方。有关鸡的传说还很多，如鸡感恩、鸡为主人复仇、火鸡破敌等，但其不如成语和俗语那么简洁、那么易记易传。

据资料，在苏州流传过一首十二生肖童谣，其中涉及鸡生肖的内容有“十月芙蓉小春天，家家养只过年鸡。雌鸡生蛋有出息，雄鸡天明喔喔啼”[8]等，生动有趣，不一而足。

在关于鸡的成语和俗语中，歇后语短小、风趣形象，充分表现出我国民众幽默诙谐的语言艺术特色。有关鸡的歇后语很丰富，多达几百条，在此略录十几条以飨读者：

鸡不撒尿――另有门道

鸡毛打钟――不响（谐音想）

鸡毛过大秤――没分量

鸡毛掉井里――不声不响

鸡长牙齿蛋生毛――天下奇闻

鸡鸭共笼――语言不通

鸡啄米――乱点头

鸡窝里的凤凰――至高无上

鸡戴凤冠狗穿衣――衣冠禽兽

公鸡飞到屋顶上――唱高调

公鸡头上一块肉――大小是个冠（谐音官）

公鸡戴帽子――冠上加冠（谐音官）

野鸡司晨――鸣声不好（谐音名）

鸭吃田螺鸡吃谷――各自修来的福

喜马拉雅山上鸡叫――高鸣（谐音明）[9]

歇后语，又叫方语、市语、隐语、藏语、谜语、俏皮话、缩脚语等，和成语、谚语等属于熟语大类。歇后语因“歇”去语句中的部分成份，使听者或读者的欣赏或阅读近乎猜谜、解谜，具有一种特别的美感，表现出中国语言艺术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在有关鸡的歇后语中，人们紧紧抓住其自然本性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利用谐音民俗，使鸡成为人们表达思想感情的有力媒介和象征符号。

十二生肖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早在《诗经・小雅》里就有“吉日庚午，即差我马”之说。史上对十二生肖有多种异称，如十二禽、十二兽、十二神、十二属、十二物、十二虫等。其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目前所见对十二生肖述说较全的最早文献为东汉的《论衡》。在《论衡》卷三《物势篇》说：“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胜土，故犬与牛羊为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马也……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水胜火，鼠何不逐马？金胜木，鸡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胜水，牛羊何不杀豕？巳蛇也，申猴也。火胜金，蛇何不食猕猴？”在这里没有提到龙，但同书卷二十三《言毒篇》说：“辰为龙，巳为蛇，辰巳之位在东南。龙有毒，蛇有蜇，故蝮有利牙，龙有逆鳞。木生火，火为毒，故苍龙之兽含火星。”可见至少在东汉十二生肖文化已经正式进入了文献记载。一种民间习俗文化进入文人书写的文献，一般会有一个时间差，古代尤其是这样。所以，酉鸡作为十二生肖之一，其历史和其他十一生肖一样，出现的时间当早于汉代。比如《国语・晋语四》中所说的黄帝的二十五个儿子，得姓者有十四人，为十二姓，其中有一姓即为“酉”。这里的酉是否与生肖酉有关，学界多有探讨，但后来出土的秦简中明确表明酉鸡生肖是一个历史事实。正因为酉鸡作为生肖文化历史悠久，作为一种载体才会负载上述丰厚的文化。

注释：

[1][8]吴裕成：《酉鸡有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214页。

[2]冯元蔚译《勒俄特依》，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63-65页。

[3]在笔者家乡四川雷波县，以及与雷波隔河相望的云南永善县，都一直把金沙江称为“金河”。

[4][6][7]参见姚立江、潘春兰：《人文动物：动物符号与中国文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69页，69页。

[5]王八，最初是鳖的俗称，后来是龟和鳖的统称。文学作品中以“忘八”谐音王八，成为旧时嘲笑或骂人的话。

[9]有关十二生肖的成语、俗语、歇后语、诗词等，可参见吴震世编著的《生肖文化》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