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进程中的共同富裕研究
摘要：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共同富裕在改革进程中的实现程度和存在问题不尽相同。本文试图厘清共同富裕的概念，以及说明了是否朝共同富裕目标迈进的标准。在此基础上分析改革进程中共同富裕着力点转变的进程及其现状。根据共同富裕的现状，进一步阐述了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路径。
关键词：共同富裕；概念；着力点；路径
近期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指出：“立国之道，惟在富民。要以增进民生福祉为目的，加快发展社会事业，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进步。”[1]这正是对十八大报告提及的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呼应。但改革进程中，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着力点发生了什么变化，又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呢？
一、共同富裕的概念厘清
（一）共同富裕的概念
“共同富裕”概念最早出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文件中，即“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2]共同富裕是指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实现科学发展和社会公正统一的过程。科学发展体现在地区脱贫实现差别富裕，并使人的精神实现富足。为保障社会公平，一方面，差别富裕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富裕带来的劳动收益能得到共享与延续。
共同富裕表现的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内在尺度。这一尺度充分考虑社会与个人的协调发展。具体包涵“富裕”和“共同”两层含义。“富裕”体现了社会财富的丰富程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表现。富裕相对于贫穷而言，是生产力有较大发展下的产物。它不能同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并存，若经济总量很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很少，就无法实现富裕。所以，实现富裕在根本上要求生产力不断从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实现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与自由流通。另一方面，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富裕使得人在物质利益和精神价值中实现统一。生产力发展带来巨大的物质利益已无法单纯满足现阶段的共同富裕理念，社会并非以国民生产总收入作为自己唯一的要求。它将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纳入到对富裕的理解中去。
“共同”对富裕的理解是社会成员对财富的普遍占有，这里的财富是指社会成员通过各种合法途径有效获得劳动成果，体现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富裕的收益成果通过社会运行机制分享给社会成员，人人享受富裕，并通过制度保障人人长期共享成果。人们对于社会教育、社会医疗、公共设施等社会性服务的共同享有是共同富裕重要体现。承认共同富裕并不连带肯定平均主义，共同富裕实现的是社会的合理公平与合理差距。
（二）共同富裕的评判标准
1.社会经济活动过程是否公正的对待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所有者。[3]
如果在生产活动中侧重一些生产要素的发展，把廉价劳动力当成一种资源，就会引起流通中产生的利润对工资的损害与削减。“生产要素的公平占有不是重新分配，而是破除人为的划分，使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要素的使用面前人人平等。”[4]平等权利是否得到保障要看政府政策的制定是否做到一碗水端平，如果不能，利益受损最严重的当属靠劳动力要素致富的人。据调查，温州地区在企业打工的农民工工作时间长达10小时，但日薪140-180元，只是普通管理者的二分之一，并且他们没有企业提供的保底年薪工资。
2.衡量是否向共同富裕目标迈进，还需判定社会对个人应得的分配，是增加还是减少。
3.近年来经济的平稳发展是否给大多数人增加了收入的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人利用房地产批租、炒股投资、新技术投资等机会暴富，并且出现了所谓的马太效用。我国旨在促进经济活力，不能实现机会均等，所以我们只能通过机会有否变多来衡量我们是否向共同富裕迈进。对温州地区的农民访谈和调查数据分析，由于土地面积被征收，劳动力人口外流，种植业收入为主的家庭经营占农民收入结构的35%左右，40%是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剩余20%左右是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比温州地区的更不乐观，60%左右来自家庭经营，31%来自于农民的工资性收入，10%左右是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国家大部分地区农民向非农产业发展受到限制，导致农民工资性收入比例不高，所以农民增收一定要多条渠道和机会，让更多的农民能提高他们的工资性收入，合理规范农民收入结构。
二、改革进程中共同富裕着力点转变的进程及现状
（一）共同富裕的政策转变
（二）收入分配格局的转变
通过计算2000-2013年各等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当年全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并绘制成图表，从图中可以清楚看出城镇居民各收入等级收入与平均收入的比值以及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演进过程。
如图，2000-2005年各收入等级分化加剧。高收入人群的比值越来越高，并且呈上升趋势，而低收入人群的比值却在不断下降。中等收入的人群在比值上比高收入人群的差距也在扩大，而且更接近低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的动态走向基本一致。这一时期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开始下降，降幅超过8%。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也开始下降，从51.4%下降到39.7%。同时这一时期也是我国行业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时期。
目前，在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中，高收入等级占据的份额依然很大，而低收入等级所占份额相对较少，两者差距因为政策变动和体制改革在缓慢缩小。中间收入等级人群所占份额呈现稳中有降的局面，因此实现中等收入人群为主体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
（三）教育资源配置的转变及现状
但不得不提到，温州用全省1/10的经费，承担了全省1/6教育人口的教育问题，教育经费的投入明显不足。教育资源的配置和整合不利于农村居民，受教育机会相对较少，民间资本更多集中在教育资源优越地区，更加加重了受教育机会的不合理。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教育资源配置的现状。
三、进一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路径
（一）创设“先富”带动“后富”的条件
我国的收入差距不是在正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而是在经济转型中产生的，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变化加深了这些差距。因此解决收入差距，尤其是目前比较突出的收入等级差距，从政策上转变是不够的，还要从市场中来创设“先富”带动“后富”的条件。
1.鼓励各个层次和水平的劳动力区域流动。
由于教育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我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劳动力的流动出现了常态化，所以鼓励各个层次和水平的劳动力在区域之间流动成为“先富”带动“后富”效应中最稳固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其核心思想是让那些已经在城市里长期居住和工作，不再想回到农村的农民能够将其在老家宅基地对应的建设用地指标转让给其就业所在城市，作为城市扩张的用地指标，而家乡则相应增加农业用地保有量”。[11]再者，增加“后富”地区人才的劳动报酬和居住条件，使更多的劳动力有意向前往或留在该地区，区域间劳动力的流动将有利于缩小地区间人力资本和生产效率的差距。
2.鼓励“先富”城市和地区省区资本进入“后富”地区相关产业，建立贸易联系。
“后富”地区由于资金缺乏、技术落后，所以产业发展依赖“先富”城市和地区资本向其转移。温州地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镇一品”的特色模式，虽然在“一镇一品“发展过程中出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但”集群效应“也有效解决了一些居民的生计和就业问题，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借鉴模式。为了解决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让先富地区带动后富地区，可以将先富地区的资本和产业进入后富地区，建立起贸易联系。这种联系，既能激活了先富地区因人口密集与空间有限带来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也能解决后富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二）建立以劳动报酬为主要分配标准的橄榄形收入分配格局 同时要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格局，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报酬，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本着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即在保证人们基本生活消费支出不受影响的前提下，高收入者多纳税、中等收入者少纳税、低收入者不纳税，缩小高收入群体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值，相对提高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的可支配比。“促进中产阶级的壮大，可以考虑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比如把月收入一万块钱作为进入中等阶层的起点，而不是作为高收入人群和财政调节的重点对象”。[12]在此基础上还要对个人所得税税制及其配套征管机制进行不断地完善，逐步建立起一个适应我国国情相、能够有效发挥收入调节作用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趋近形成橄榄形收入分配格局。
（三）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促进教育机会平等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的自我觉醒意识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教育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必经之路。当前中国教育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公平问题，农村教育发展的薄弱，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的失衡已成为共同富裕实现过程中的一大障碍。究其原因在于教育资源的成本和区域分摊机制不尽合理。解决问题的根本对策在于进行成本分摊机制的创新以及对农村有效补偿机制的建立。
政府应该优化配置学校教育资源，提高农村学校的教育资源，减轻因人口流动带来的城市资源压力，通过师资轮换调整，提高农村教师工资待遇，保证城市和农村校间的施教水平和办学力量的相对均等化。同时通过市场竞争，扶持民办教育的发展，使其成为公立学校的一种有效补充，如此一来，教育资源成本得到分摊，主体也将多元化。在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下，私立学校为保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积极提高办学教学质量，提高工资水平吸引更多师资力量，与公立学校形成一定程度的竞争。与此同时，中央与地方应加强教育立法，特别是地方教育立法，打破教育体制二元化格局。先行将农村留守儿童、城市农民工子女、边远落后地区儿童作为重点补偿对象。“可以考虑对贫困家庭实施教育补贴政策，教育补贴政策在改革开放以前是成功的，它改变了许多下层尤其是农民家庭出身子女的命运。因此，政府必须采取积极行动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使之成为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