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是一种制度红利释放

“社会和谐红利，就是社会一定要建成一个和谐的社会，让每人都有积极性，每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积累才有和谐。”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方面，主要是两个重大的突破。一个突破就是，市场调节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因为过去只提到，市场调节是基础性调节，现在提决定性的作用，一切按市场规律、市场规则、市场竞争、市场价格来定。这就能够促使效率的最大化。再者，减少了政府的直接干预，就减少了贪污腐败的根源。这都是有好处的，效率也提高了。

另一个重要的，就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我们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国有企业应该门户开放，领域准入，允许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并且改为混合所有制。要鼓励民营企业去参股国有企业，甚至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这也是一种变革。

第三个方式就是，有条件的地方陆续要建立，或者是发展成为职工持股制度，走向混合所有制经济。所有这些都是创造制度红利的地方，改革的红利、制度的红利，将通过混合所有制的建立，包括国企、民企，都走向混合所有制，也包括职工的持股制度，只有职工持股了，企业才能变革。这个跟中国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是一致的。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是两个层次的改革。作为高层次的，是资本配置体制的改革，因为重要问题在资源的配置。在这方面有个重要的问题是，在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让每种资本能充分发挥它的效率。长期以来，人们惯用的是生产效率，投入产出关系，多投入就有产出，少投入效益提高了，有同样产出，这是生产效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经济界逐渐重视资源配置效率。资源配置效率什么意思？假定投入是既定的，A方是配置资源有N的效率，B方是配置资源有N+1效率，这样的话资源能够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于是，资本市场的地位就重要了，产权交易平台就重要了，兼并重组就重要了，这是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有启发的。国资委管资本不要去管企业！遇到国有企业的改革，怎么改？人家已经是股份制企业了，都已经是上市公司了，国有企业有自己的法人治理结构，有完善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聘任总经理，这些起作用，你管它干什么？你不是把法人治理结构置于一边了吗？不摆脱行政干预，行政管企业不如法人治理结构治理企业。它（国资委）管什么呢？就管资本的进进出出。短期的部门、新兴的产业，需要加强投资，国有资本可以进入。如果产能过剩了，如果是效益不好，国有资本可以撤出来，国有资本就用活了。把国有资本用到最有用的地方去，企业都是独立经营主体。

《水浒传》中写道，林冲发配到沧州，路上经过柴进的庄上，柴进就留他住下了。庄上有一个教头姓洪，洪教头趾高气扬、瞧不起人。人家说这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他说，现在混饭吃的教头太多了，他有本事敢跟我比吗？林冲不愿意比。林冲越不愿意比，洪教头就越趾高气扬。这种情况之下，柴进都看不过去了，就说这位洪教头最近才到庄上来，意思是他跟我没什么深交情，你就跟他比。跟他比，林冲打了一两个回合就不打了，跳出来我认输了。还没施展武艺怎么认输了？他说，我还戴着枷呢。犯人戴枷怎么施展武艺？于是请两个公人给把他枷解开了。一解开，几棍子就把洪教头打翻在地，洪教头满面羞惭、离庄而去。我们国有企业为什么不能搞好？它戴枷的。到现在枷没解掉，你怎么施展武艺呢？所以说，一定要改。要让国有企业按法人治理结构来治理，走独立市场主体的道路。这就释放了更多的制度红利。

这两个例子就说明了，我们的制度红利是很多的。而发展方式的转变，同样是释放制度红利的。而且很多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不断地调整发展方式，建立新的发展方式。这个制度红利其它国家也有，但有一个制度红利，应该是像我们正在做的，不是城镇化的红利，不是建立混合所有制的红利，也不是发展方式转变的红利，这个红利别的国家都会有，但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制度红利，是社会和谐红利。社会和谐红利，就是社会一定要建成一个和谐的社会，让大家在这样一个气氛下，每人都有积极性，每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这个是不一样的。积累才有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