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图云关“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医生们

抗日战争中的“国际援华医疗队”有两个。一个是印度援华医疗队，这个队有五个成员，柯棣华就是其中之一。由于他们是在中共领导下的地区救死扶伤，因此人员、事迹比较清楚。另一个就是这些“西班牙医生”，因为他们没有单独的建制，又是在国统区服务，故知之甚少。本文无疑是一篇有关“西班牙医生”的难得的史料。

――编者

20世纪40年代初，贵阳南明河一带流行霍乱。当时笔者家因避日机轰炸从城区疏散到郊外，住在离南明河不远的倒岩，此地正处疫区。父母听说图云关的中国红十字总队临时在羽高桥设站，给小孩注射针剂以预防此疫，便背着我去那里就诊。据母亲后来说，给我注射疫苗的是位“女洋人”。有此因缘，这些年来笔者对“国际援华医疗队”在图云关的情况格外关注。值此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笔者将近些年来收集的关于“国际援华医疗队”资料加以整理，并结合自己多年来的见闻，将“国际援华医疗队”29位医生在贵阳图云关上救死扶伤的身影再现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曲响彻云天的国际主义壮歌。

浴血马德里

1931年4月西班牙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人民阵线在议会选举中获胜。1936年7月，在“整个西班牙晴空万里”的暗语下，佛朗哥发动政变，民主政权处于危急之中。在共产国际号召下，53个国家的民主志土组成“国际纵队”，支援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其中的中国支队有100多人，谢唯进还是纵队炮队的政委。纵队战士高唱着《保卫马德里》，“用鲜血和生命维护自由的火种”，在历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不可磨灭的一页。在“国际纵队”里，有一支服务于战地的医疗队伍，中国人民熟悉的白求恩就曾经是其中之一（他于1937年就离开了西班牙，带着药品和医疗器材来到中国）。这支战地医疗队让“人道主义的烽火燃遍了整个欧洲”，为保卫西班牙的独立与自由立下了不朽功勋。

1938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封锁西班牙海岸，派飞机、炮队与佛朗哥一起联合镇压了国际纵队。4万多人的国际纵队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把热血洒在西班牙，为神圣的自由献出了他们年轻的生命。其余近两万人包括多名中国人，翻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南部。当时的法国因惧怕德、意法西斯，将这近两万人关进地中海边的古尔德斯拘留营。原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司长龚普生，76年前还去这里看望过被拘留的国际纵队队员，并见到了谢唯进。她在1996年纪念国际纵队成立60周年时说，当年国际纵队那种不避艰险、追求真理，为自由、平等、博爱而英勇奋斗的崇高精神和坚定信仰，至今还难以忘怀。

他们成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

总队”的成员

国际纵队失败之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开始。英国赫德勋爵领导的“援华医药会”，拟组建一支医疗队伍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便到古尔德斯拘留营招募医生。听说到中国支持抗日，这些身上还有西班牙硝烟的医务人员踊跃报名前往。“援华医药会”经过遴选，录取了30多名，组成“国际援华医疗队”。这些医生于1939年、1940年两年内，分三批来到中国。后来又有医生从不同国家自愿来华，并被编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成为救护总队成员。为了融入中国民众，他们分别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下列名单用的就是他们的中国名字：

傅拉都、陶维德、戎格曼、甘理安、甘曼妮、柯理格、马绮迪（上面7人为波兰籍）、贝尔、白乐夫、孟乐克、罗益、顾泰尔、马库斯、孟威廉（上面7人为德国籍）、王道、严斐德、肯德、富华德（上面4人为奥地利籍）、杨固、柯让道、柯芝兰（上面3人为罗马尼亚籍）、唐莉华、高田宜（上面两人为英国籍）、甘扬道（保加利亚籍）、纪瑞德（捷克斯洛伐克籍）、沈恩（匈亚利籍）、何乐经（苏联籍）、贝雅德、杜翰（上面两人国籍不详）。

上述29人，除国籍不明的两人外，没有一个是西班牙人，只因他们曾战斗在西班牙，是国际纵队成员，故当时的人们都把他们称为“西班牙医生”。

关于国际援华医疗队的人数，因时过境迁，说法不一。《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总队队员名录》列入37名，“国际援华医疗队在贵阳”列入26名，中国人民对外协会列入22名。我在《国际援华医疗队在贵阳》（史继忠先生撰文）所列名单基础上，增加3名。一是高田宜医生，英国人，1941年来图云关。二是孟威廉，德国犹太人，由德国避难上海再到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服务。他不是医生，任总队仓库部检验师。三是唐莉华，英国人，主攻历史，也不是医生，中文很好，到了图云关后，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秘书。这三人都不是国际纵队成员，有两位还不是医生，因此一般未将他们列入“国际援华医疗队”名单。但由于他们都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服务，又都来自欧洲，故在此将他们列入。

这些国际主义战土，政治观点有异，宗教信仰不同，但同仇敌忾，不惧困难，不惜牺牲，为抗击法西斯奋斗不息。其中有几位还是共产党员，对马列主义有坚定信念。中国共产党在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建有特别支部，书记是郭绍兴。他是否与“国际援华医疗队”中的共产党员有联系，尚不清楚。

图云关是他们的家

这些国际主义战士历经两月，不远万里，从西半球来到东半球。他们来华时，日军已占领中国大部分领土，从香港已无法直抵大陆，必须绕道越南、缅甸或印度才能到达。其中的德国籍医生更费周折，因为其时英、法已对德宣战，越南、缅甸和印度，均把德国人视为敌方人士，不予通行。经英国援华医药会多方努力，才得以进入中国大陆。

上述几个医疗救护单位的位置都在图云关半坡。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从羽高桥沿长坡岭上山的公路左旁三岔口上。从总队往冒沙井方向走的小路边是美军27野战医院。总队隔公路的斜对面斜长地上是陆军医院，它的侧面是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其后是材料库、运输科、员工疗养室和宿舍。清一色的茅草房，鳞次栉比，十分罕见。20世纪50年代，路边的茅屋还在，只是主人变成当地的老百姓。有几间成了铺子，卖烟卖酒卖火柴。山沟里的的茅屋宿舍，也零零星星地留下一些。小时候我住甘庄，进城都要从此经过，还能依稀看到当年救护总队的影子。可惜现在已全都消失了。如果这个战时医疗救护中心有幸保留下来，必将成为抗日战争中全国占地面积最大极有特色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人气虽旺，条件却很差。茅草房宿舍有的连土墙都没有，而是用竹子编成墙壁再在其上刷泥，薄得无法御寒。连实验室、医院都是这种房子。病床更简陋，全是用竹子编成的。吃的本地供不应求，要派车到龙里、惠水去采买，有时还会出现断粮的窘境。对习惯了西方生活的“国际援华医疗队”队员们来说，那就更艰难了，没有牛奶、咖啡，没有西餐，没有自来水，没有正规的厕所，加上潮湿阴冷，蚊虫肆虐，老鼠多如牛毛，极不适应。富华德在《起来》中回忆说：“最可怕的就是地上不断穿梭的老鼠，它们有时还咬伤人的耳朵。”面对如此境况，没有崇高的信仰的人，确实难以适应。尤其是语言不通，无法交流，更导至诸多不便。但他们毫无怨言，为抗击日本法西斯，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他们用竹子搭工作台和做医用夹板，发明太阳能淋浴槽，还自制了抵挡蚊虫的竹帘帐。同时，在工作和生活中学汉语，写中文，以极大的毅力使自己尽快中国化。通过努力，他们逐渐融入中国医疗人员之中，并一起跳舞、爬山、打球、骑马、拍照、弹琴，还一起唱抗日歌曲。休息天这些“洋医生”便约在一起，到城里去听京戏、吃肠旺面和豆腐果。有几位还参加了城区举办的“筑光音乐会”。据原民盟贵阳市主委萧酲球先生说，1943年底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图云关举行了一次露天抗战歌曲比赛，9位“洋医生”用汉语高唱《保卫马德里》，荣获优异奖。

冯玉祥将军曾视察医疗总队，询问了他们在中国的生活，表彰他们的工作。1941年初，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采访了他们。就在此时，日军飞机轰炸了图云关。那时图云关是用打锣作空袭警报，打得紧密表示敌机来了，打得稀疏表示解除。劫后的图云关，成片茅屋被烧成灰烬。好在其时防空洞己挖成，大部分人员避入洞中，伤亡不大。事后图云关的百姓说，他们看见一个“洋医生”躲避不及，被炸倒在马路旁。史沫特莱连夜撰稿，发往全世界，控诉日军无视《日内瓦公约》，轰炸红十字会医院。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博士，搜集弹片，派专人送国际红十字会，揭露日军轰炸救护机构的罪行。

献身中国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是一个民间医疗组织，其医药、器械、经费均靠海外爱国华侨募捐。实力很雄厚，单运输用车就有150多辆。救护总队成员包括“国际援华医疗队”队员，并不是长期驻图云关，他们是以此为基地，奔赴在湖南、湖北、广西、云南和四川等战区，抢救伤员，消灭鼠疫，推广公共卫生，宣讲防治常识，应对日本的细茵战。期间，还到镇远的日军战俘营防疫。1943年，又受史迪威之请，支援印度、缅甸。救护总队主要服务于战地医护，同时也为广大百姓服务，周围的人有病，他们均予以治疗。当时救护总队就在贵阳三元宫社会服务处开有为民众服务的诊所，在羽高桥又设有临时医疗站。

救护总队本着“救死扶伤，博爱恤兵”的宗旨，克勤克俭，创造了不朽的战绩。据陈泽渊先生统计，八年q战中，救护总队在全国非敌占区，给20万人做了手术，给35万人骨折复位，给900万人敷伤，给200万百姓治疗，给460万人预防接种疫苗……这彪炳史册的业绩中，就有“国际援华医疗队”队员们的一份贡献。更值一说的是，他们中还有3位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事业，永远长眠在中国大西南。

“国际援华医疗队”队员们大多20多到30岁，正值青春岁月。他们在救护总队既经受战火的洗礼，又有难忘的爱情。其中的患难夫妻和异国情缘，给图云关披上一层浪漫彩衣。

外籍患难夫妻有三对。一对是波兰籍的甘理安和甘曼妮。另一对是罗马尼亚的柯让道和柯芝兰。这两队夫妻都共同参加了西班牙国际纵队，纵队失败后又一起被关进集中营（一说柯芝兰未去西班牙），之后又一道来中国支持抗日。甘理安和甘曼妮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双双回国。柯让道和柯芝兰则因柯芝兰牺牲于云南建水，折翼中国。再一对是德国医生白乐夫和英国女士唐莉华。白乐夫原在汉堡医院当医生，随援华医疗队到香港后结识在此工作的英国姑娘唐莉华，并于1940年在图云关结婚。

中外夫妻有一对，即保加利亚的甘扬道与中国姑娘张荪芬。张荪芬是北京人，燕京大学护理系学生，绕道上海、香港、越南到达图云关。她领着歌队唱歌时，发觉甘扬道的声音极不和谐，便对他说：“我还是先教你说好中文吧，中文说好了，歌就唱好了。”在教、学中国话的交流中，有一天甘扬道给张荪芬唱了《再见吧，妈妈》，然后问：“你有妈妈吗？”张荪芬答：“有，在日本铁蹄下的北平。”她反问道：“你有妈妈吗？”甘扬道答：“有，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欧洲。”沉默之后，两人差不多同时说出：“打败法西斯，我们才能回到妈妈的怀抱。”两颗心在相似命运中，接近了，相爱了。不久甘扬道问：“你愿意跟我去国外吗？”张荪芬明白对方的意思，娇羞地回答：“愿意！”这对异国男女，喜结良缘。1943年大儿子出生，取名保中。之后二儿子出生，取名保华。抗日战争胜利后，定居保加利亚。

还有两对夫妇，男的是“国际援华医疗队”队员，女的不是。一对是外籍夫妇，男的是德国籍，中文名叫顾泰尔，女的是乌克兰人，名罗沙。顾泰尔来华时，罗沙因分娩留在汉堡。1941年罗沙来华寻夫，途中遭德机轰炸，未能如愿，留驻英国。抗战胜利后两人才在德国重逢。另一对男的是上述罗马尼亚的柯让道，其妻柯芝兰牺牲之后，1946年在开封红十字医院结识中国姑娘赵婧璞，并于当年结婚。之后定居罗马尼亚。这两对夫妇的女方，虽然未到过图云关，但她们是援华医疗队医生的妻子，与抗击日本法西斯有关，是庄严的红十字架下的浪漫情缘。

战斗友谊，万古长青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贵阳图云关沸腾了。人们一下冲到户外，奔走相告，欢喜若狂，热泪盈眶。没有锣鼓他们就以脸盆代替，没有高音喇叭就用嗓子高呼，有人还把洋铁桶搬到空地上猛敲。“国际援华医疗队”队员们更“不顾礼仪”，见人就拥抱。蹦跳之余，他们摄影留念，签名赠言，以纪念这难忘的一刻。那天晚上适值总队秘书江晦明结婚，双喜临门。整个图云关上，处处是篝火，人们又唱又跳，直到天亮。在人们狂喜的同时，也有人想起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亲友，默默地流下眼泪……

几十年来，他们没有忘记中国，没有忘记用生命和热血战斗过的图云关。1947年富华德医生撰写了“国际援华医疗队”在华事迹的回忆录《起来》，1950年严斐德医生又写了《中国胜利了》一书，表达了他对图云关的深情怀念。改革开放后，张荪芬女士的弟弟张至善先生，将上述两书译出，合为一册，以《起来，中国胜利了》为题付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