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知识界的康藏边地治理方案论析

摘要：全国抗战爆发前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康藏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时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国民政府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以《康藏前锋》作者群体为中心的一些知识分子从“康藏边地建省”“佛化教育治边”“康藏边地政教改革”“康藏边民改造”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康藏边疆地区的治理方案，并试图以此唤起康藏边疆民众的抗战意识和国家观念。这些治理方案不仅有助于建立稳固的抗战大后方，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

关键词：全国抗战爆发前后；康藏前锋；知识界；康藏边疆地区；治理方案

东北沦陷后，康藏边疆地区的战略位置显得格外重要，而康藏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又非常紧张。如何治理康藏边疆地区，恢复中央政府与康藏边疆地区之间的正常关系，一时成为国民政府和知识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近些年来，学界在康藏边疆地区治理问题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主要集中于国民政府对康藏边疆地区的治理政策、中央政府与边疆地区的权力博弈等方面，而对于知识界提出的对康藏边疆地区的治理方案，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①本文试图以《康藏前锋》②作者群体为中心，分别从“康藏边地区建省”“佛化教育治边”“康藏边地政教改革”“康藏边民改造”等几个方面，对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知识界的康藏边疆地区治理方案作些梳理、分析和评价，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的康藏危机

“从九一八开始，中国的边疆便闹出不少的岔子来。”“在康藏方面，有藏军与刘文辉军队的交战，藏军的入犯青海省境，达赖喇嘛死后西藏内部的纠纷等。”③全国抗战爆发前后，康藏边疆地区的内部矛盾进一步升级，加上外部势力的干涉和国民政府的无能，使康藏边疆地区的安全面临着严重危机。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西康地区的大金寺与白利土司之间，为争夺庙产发生争执，并很快演变为第三次康藏纠纷。随着事态的不断恶化和中日矛盾的升级，康藏边疆地区的治理问题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国防安全。为迅速解决康藏纠纷，国民政府决定派刘赞廷等人到甘孜进行调解。国民政府的急切举动不但没有平息争端，反而促使西藏方面的态度更加强硬。在康藏纠纷调解失败之后，国民政府将康藏边疆事务交给刘文辉处理。然而，刘文辉无视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在事先没有经过中央政府审查和同意的情况下，就擅自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冈拖条约》《汉藏协议安置大金寺僧民办法》等协议。而国民政府不但没有追究双方的责任，反而默认了这种地方政权之间背着中央政府签订协议的行为。这不仅反映了中央政府对康藏边疆地区的控制能力十分有限，而且体现了康藏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不正常关系。

在处理康藏纠纷的过程中，英国政府不断干涉中国内政，不仅为西藏地方武装提供军火，而且在西藏地方武装处于劣势时，居然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使得康藏危机变得更加严重而复杂。为达到将西藏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英国以充当调停人为幌子，唆使西藏宗教上层势力中的亲英分子制造事端，试图将中国在西藏地区的主权改称为“宗主权”。康藏纠纷的不断升级使康藏边疆地区面临着被分裂的危险局面。东北沦陷后，为避免中英矛盾的激化，国民政府对英国的干涉居然采取沉默的态度。“西藏属于中国，主权自然也是在中央政府手中，但不幸二十余年来，西藏的主权旁落于帝国主义手中，至今尚未能恢复。”④全国抗战爆发前后，英国企图扶持达赖喇嘛建立一个受英国势力控制的傀儡政权――“大西藏国”，使康藏“脱离中国之羁绊，然后可恣所欲为”⑤。由于内地与康藏边疆地区之间长期处于隔绝状态，国民政府和内地人士对康藏边地的情形缺乏明确的认识和了解。正如时人所指出那样：“除数十百年前所遗之几部古书，如《蒙古游牧记》、《圣武记》、《西藏图志》、《卫藏通志》等外，一无所有。至近人著述，类多日记随笔，然亦寥寥三数册，且语焉不详，间有专著，亦不过辗转抄袭已耳。致事事隔阂，反成秦越相视之势，嗟嗟！自弃若此，藏事之败，非无故也。”⑥

为加深对康藏边疆地区的了解，彻底解决康藏危机，知识界纷纷通过创办专门研究康藏边疆地区问题的学术刊物，试图探讨康藏边疆地区治理问题的解决方案。《康藏前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办的众多学术刊物中的典型代表。“边疆问题之于今日中国，是非常严重的，它的问题的严重性，近几年来，是正在与日俱进着，而这种严重性的演进现象，促成了‘八方风雨会中州’的今日国难。”⑦知识界普遍认为，要解决康藏危机，必须首先了解康藏边疆地区的现状，不断消除汉藏民族之间的隔膜，寻找康藏边疆地区的治理方案。

二、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知识界的康藏边地治理方案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知识界清醒地认识到康藏边疆地区作为抗战大后方的极端重要性。他们把“化解康藏危机”“建设康藏边地”“团结康藏边民共同抗日”等视为当务之急，并从“康藏边地行政建制”“政教制度改革”“边民改造”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康藏边疆地区的治理方案。

1.康藏边地建省论

为有效解决康藏危机，建立稳定的抗战后方，知识界从国防安全、国家政权统一、汉藏文化交流等方面，系统论证西康建省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康藏前锋》作者群体普遍认为，作为西南地区的重要门户，西康不仅是联系汉族和藏族这两个民族的天然枢纽，在汉藏文化传播和政治保障上均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加强汉族与回族之间的联系也有很大的关系。⑧“西康存，则中国安，西康亡，而中国危。”⑨《新亚西亚》作者群体认为，中华民族同为一家，沟通汉藏两族之感情，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促成中华民族的团结，实为当务之急。鉴于西康在西南边疆地区的重要地位，必须从速建省，谋求西康行政建制与内地同一，确保“各民族在政治上，一律实行平等，待遇上不得歧异，以收民族团结之效”⑩。藏族人士江安西在《蒙藏周报》上发文指出，西康地处长江上游，进足以控制西藏，退可以为四川、云南、甘肃等省的屏蔽，而由于西藏、四川之间相距遥远，交通不便，一旦西藏发生事变，四川却鞭长莫及，从“内保四川、外应西藏”的策略来说，西康改省“尤不可稍缓者也”。董之学也撰文指出，西康位于四川与西藏之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英国加紧侵略康藏边疆地区之际，唯有在西康设省，加强中央政府对西康地区的直接治理，才能更好地抵御外部势力的入侵，确保西南国防安全。彭丰根在《边事研究》发表的文章中进一步指出，由于西康没有完成省制建制，中央政府对西康地区的治理能力非常有限，以致地方官吏贪污腐败、地方军阀横行等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为此，他建议中央政府应加快西康建省步伐。 以《康藏前锋》作者群体为中心的知识分子，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康藏建省的必要性，而且从“康藏划界”“康汉民族合作”“健全政治”“增加西康省区辖地”等方面，提出了西康建省的具体操作方案。一是康藏划界问题。康藏划界问题是历次康藏纠纷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划界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将来之纠纷，必有随时爆发之可能。”《康藏前锋》作者群体对此提出：依照清朝的《边藏定案》和康藏两方面协商通过的《冈拖条约》规定，凡呼图克图所管辖的地方全部归于西藏管理，凡土司所属的地方全部归西康管理，同时将毗连于西康的云南、四川部分地区划与西康，以补西康的不足，完成其省区。这样的划定办法，虽然与西康原有领域相差较大，但兼顾到了康藏双方的利益，不失为解决康藏问题的折中办法，有一定的可取性。二是康汉民族合作问题。《康藏前锋》作者群体认为，加强西康与内地民众之间的情感交流，是西康建省中的一个重要前提。为此，西康建省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提高西康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使边疆民众与内地民众平等并融为一体。三是健全政治问题。《康藏前锋》作者群体指出，中华民国建立后，西康一直缺乏健全独立的政治，其政治发展走向始终受制于四川政局，以致造成政局的长期混乱。因此，他们建议，通过西康建省刷新西康政治，推进西康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使西康的政治局面不为其他邻近省份所牵制。四是增加西康省区辖地问题。叶秀峰、萧铮、洪陆东、黄季陆等人指出，全国抗战爆发后，随着国家政治中心的西迁，“外控西藏”“内附川滇”“北通青新”的西康，战略地位显得更加重要。然而，西康不仅面积不大，而且人口数量太少，这就严重阻碍了西康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他们提议，将西康邻近的、经济基础较好的部分县划归其管辖，以此扩大西康管辖的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促进西康经济发展，确保中国西南边疆的国防安全。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英国企图采取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方法，在西藏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使中国西南地区逐渐殖民地化。与此同时，少数西藏宗教上层势力也加紧分裂活动，并纷纷要求西藏实行高度自治。中央政府与西藏地区的关系因此变得非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西藏是实行“省制化”还是实行高度自治，这就成为舆论界热议的一个重要话题。

格桑泽仁、华企云、熊禹治等人赞成西藏建省。西康人士格桑泽仁在其提出的《康藏设省建议书》中主张西藏实行行省制，将西藏改为前藏和后藏两个省，分别由达赖和班禅主持政务。边疆问题研究专家华企云赞同格桑泽仁等人的主张，认为康藏建省有利于巩固西南边防。他指出，因受英帝国主义压迫，达赖与一般藏民都有与内地改善关系的意愿，中央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机会，恢复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正常关系，然后再徐图实现西藏建省。他说：“康藏民众，对于改康藏为行省一节，已若久旱之望云霓！吾国为巩固国防计，为杜绝外人觊觎计，则西康虽已改为行省，而西藏亦实有即刻建省之必要。”熊禹治也指出，为了抵抗外部势力的入侵，必须加快康藏建省步伐，否则康藏边疆地区将和外蒙古一样脱离中央政府的统治。新疆地区的回族势力不亚于外蒙古地区的蒙古族、西藏地区的藏族，但其分裂现象并没有像外蒙古和西藏那样严重，主要原因就是新疆已经实行行省制度，外部势力视其为中国之领土。东北三省如果没有建省的话，早就被日俄瓜分完毕了。他认为：“无论两藏建省，事实上能否于最短期间办到；但名称上，不能不及早定决。”然而，《康藏前锋》作者群体认为，英帝国主义者早已对远处西部边疆地区的西藏虎视眈眈，西藏面临着从祖国分裂出去的巨大危险，因此，中央对于西藏自治宜及早调查研究，确定基本方针。为了笼络西藏上层共同抵御外部势力的入侵，他们建议在西藏实行高度自治。很显然，这种制度安排有可能激化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削弱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康藏前锋》作者群体之所以没有公开提出西藏建省，而是建议中央政府尽快考虑西藏自治的要求，其主要原因是为了团结藏族人民共同抗战，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

2.佛化教育治边论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知识界纷纷建议充分利用边疆地区宗教的力量，采取“宗教的手段，教育的方式”，团结康藏边疆地区的宗教界人士，推动康藏边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万腾蛟在《康藏前锋》发文指出，边疆教育应顺其自然、因势利导，通过发展宗教教育使康藏边疆民众了解边疆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不断提高思想认识。无论是开发边疆经济、发展边疆社会还是巩固边疆国防，都离不开宗教教育。开发边疆的关键是获得康藏人民的大力支持，而要做到这一点又非从宗教教育方面入手不可。他认为：“边疆之开发，徒腾为口说而已，我们对康藏同胞信仰佛教，既是没有法子叫他们不要信仰，只好因势利导，在他们信仰当中想法革除他们的恶习，或渐渐减少他们的信心，吾人认为欲达此目的，由非从教育入手不为功――即是在喇嘛信仰宗教里面，加一种教育的意义，以取得他们的信仰，渐由信仰而改革他们的恶习，诚易举而收效宏。”

马裕恒在《康藏前锋》上发表的文章中也提出要改进西藏地区的宗教教育。他认为，西藏为现代佛教之重心，要想发展西藏地区的国民教育，必须首先解决西藏的宗教教育问题。他指出：“盖西藏教育略似往者西洋希腊罗马之经院派，喇嘛即学生，喇嘛寺即学校，且其教授方式，初级者均采注入式，高级者方始采辩论式，多不合教育原理，且西藏政府又系政教合一，其课自仅佛学一项，又不能应用于政治方面，作者自不敢主张西藏政教分野，但教育制度之应改进，课目之待增添，系事实之必需者也。”同时，马裕恒也就如何发展西康的宗教教育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他认为，除泸定之外，西康各县均在喇嘛势力范围之内，为发展西康地区的教育事业，各县应积极创办宗教学校，经费由就地寺院支付，学生除学习佛经外，还应学习内地文化知识。他建议以康定巴安为试验区，渐次推广各县，并以此项宗教学校为推进地方行政之中心，以便减少施政上之障碍，并进而使一般边疆民众了解宗教上的真义，进而谋宗教上的革新。 此外，《新亚西亚》作者群体也赞成在西藏推行宗教教育。他们指出，西藏没有普通学校，教育完全属于佛教的事务，藏民子弟送入喇嘛寺学佛念经就是受教育，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教育方式。因此，他们建议，要在推进西藏教育发展的同时，不但不应与藏族的宗教信仰发生冲突，而且要在教育内容上紧密结合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现实。

3.康藏边疆地区政教制度改革论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知识界纷纷宣扬“佛化教育治边论”，利用边疆宗教的力量来促进边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团结全民族抗战。同时，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边疆宗教与中华民族复兴之间存在着诸多不和谐之处，因而必须对其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造。格桑泽仁在《康藏前锋》发文指出，西藏的宗教势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民革命的发展进程，但是西藏长期处于外部侵略势力的觊觎之下，仍能维持其独特的民族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缘于宗教的力量。他指出，喇嘛是西藏社会的中心势力，几乎所有政权组织、经济事务和军事力量等无不为他们所操控，用政治力量强制藏族同胞不要信奉佛教不但是不可能的事，而且会惹起他们的极大反感。他认为：“若能为他们解除痛苦，不用激烈的手段去干涉他们对于佛教的信仰，慢慢的领导他们走入国民革命的道路，他们一定会倾心服从的。”严格里在《康藏前锋》发文指出，康藏边疆民众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与内地人士不同，采用过激的手段立即改变其宗教信仰是行不通的。因而，他建议采用渐进的方法改革边疆宗教，内地人士应极力与边疆宗教势力合作，谋求边疆教育的发展，逐步提高边疆民众的文化素质，化边疆宗教改革的阻力为动力。他认为：“康藏同胞素来信仰宗教，我们起初改进教育切不可违反其信仰心理，失得彼等之同情，而起一种坏的印象，致使改进教育发生障碍，吾人知宗教在康藏同胞心理中视为神圣，吾人正宜利用此种心理以为改进教育之媒介，用缓进方法，以取此种迷信之心理，非谓不用革命手段即在斯也！”徐息澜在《边事研究》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西康社会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数千年来过于尊重神权。为促进西康社会的进步，必须对当地的宗教进行改革。同时，他又指出，为了国家的稳定又必须尊重宗教，并在此基础上培养边疆民众的内向心理，逐步改革边疆宗教。他认为：“今后治康形式上仍依组织，精神上实施欧美文教，不然全康社会及人民生活，必致根本动摇，为顺其心理，安其心灵计，尤须尊崇佛教，移其信仰宗教之心，而信仰政府，苟与之心理背驰，或从而摧残蹂躏，欲得康民之心悦爱戴，则忧乎难矣。”

4.康藏边疆民众改造论

从总体上看，康藏边疆地区的文化相对比较落后，康藏边疆地区民众的国民素质相对比较低。这不仅不利于其国家观念的养成，而且成为严重阻碍全民族抗战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鉴于此，以《康藏前锋》作者群体为中心的知识界，系统地提出了改造康藏边疆民众的一系列主张。

其一，增强康藏边疆民众的国民素质，提高他们的参政议政能力。有署名“幼愚”的论者在《康藏前锋》发文指出，康藏边疆民众因居住于落后山区，民性较狭，“又因文化落伍关系，不知政治为何物，更谈不到政治活动”，缺乏参政议政能力，不实行边疆民众的国民性改造，灌输政治知识，消除其狭隘思想，无法引领其走向参政议政的轨道。他认为，康藏边疆地区是国家主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康藏边疆民众理应享受作为国家公民的一切权利，然其文化水平较低，缺乏参政议政能力，必须经过对“政治知能”的扶持、训导等程序，诸如振兴边疆地区的教育事业、改善边疆民众生活等，才能提高边疆民众参政议政能力，为边疆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其二，淡化康藏边疆民众的族群意识，增强他们的国家民族观念。刘景温在《康藏前锋》发文指出，一个没有前驱意识的民族必定落后于世界潮流，无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康藏边疆地区处于国家的西部边陲，康藏边疆民众浓厚的族群意识不利于康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他认为，康藏边疆地区和内地从一开始就存在一定差异：“非但有地域上之隔阂，而于生活、语言、风俗、习惯各方面，既悬然有所不同。后此倘能开前进之途，使达于行径光明之道，若非培养而育成民族思想。”黄举安在《康藏前锋》发文指出，康藏边疆地区经济社会相对比较落后，康藏边疆民众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相对比较淡薄，而要想促进康藏边疆民主政治发展，实现康藏边疆社会的繁荣稳定，必须努力普及边疆教育，提高康藏边疆民众的文化水平，启发康藏边疆民众的爱国思想。他认为，只有加强康藏边疆民众训练，康藏边疆民众的生活欲望才能提高，康藏边疆社会才能进步，“且国家观念亦赖以养成，而民族意识亦可滋生发展”。凌纯声在《西南边疆》发文指出，康藏边疆民众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比较缺乏，容易受外部势力的诱惑，“今日为中国人，明日为外国人，朝秦暮楚，不知国家为何物，对国防上及安定后方生活危险殊甚”，严重威胁到国家安全。他认为，中央政府应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思想教育工作，凝聚各族人民的民族意志，以增强全民族抗战的力量。胡嗣春在《边疆半月刊》发文指出，内地人口向边疆地区迁移固属必要，而各民族之间的情感交流尤为重要，鉴于各民族之间宗教信仰的不同，很容易引发民族冲突，因此，开发边疆，实现边疆政治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是通过“加强边民训练”以“启发他们的国家观念”。

其三，加强康藏边疆民众训练，提高他们的自治能力，防止外部势力干涉。有署名“文斗”的论者在《康藏前锋》发文指出，西方侵略势力多年来对我国康藏边疆地区处心积虑，鼓吹自决自治，其目的在于奴化康藏边疆民众。而康藏边疆同胞受其麻醉者，“心目中几不知与内地有若何联系”，倘若我们不加强对康藏边疆民众的教育，提高康藏边疆民众的素质，训练其自治能力，就不可能唤起康藏边疆民众抵制西方列强的侵略。马鹤天在《边事研究》发文指出，为了促进边疆民主政治的发展，提高边疆民众自治能力，谋求边疆民众的实际利益，改善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必须“防止外人之煽惑，揭破侵略者之黑幕”。

三、全国抗战爆发前后康藏边疆治理方案之评价 全国抗战爆发前后，分裂主义势力内外勾结，加上中央政府与康藏地方政府之间关系紧张，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统一和安定。以《康藏前锋》作者群为中心的知识界提出的一系列有关康藏边疆地区的治理方案，不仅有助于加强边疆治理，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而且有助于构建抗战大后方，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抗战胜利。

知识界提出的西康行政建制主张，为完成西康建省提供了理论和智力支持，打破了外部势力企图将西康划入“大西藏国”的阴谋，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虽然知识界的西藏建省论因种种原因没有能够付诸实践，但毕竟强化了西藏与内地的一体化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广大康藏人民的国家认同程度，提升了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威，维护了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知识界提出的“佛化教育治边论”，对康藏边疆宗教势力既借重又改造，试图采取分阶段的循序渐进方式来稳步推进康藏边疆宗教改革。他们主张加强对边疆宗教上层的笼络，利用其影响，将全民抗战观念逐渐渗透到康藏社会。国民政府基本上接受了知识界的主张，对康藏上层政教领袖施以怀柔政策，对康藏宗教寺院、僧侣进行布施，对班禅等宗教领袖进行优待。知识界提出的“佛化教育治边论”，既坚持了最终禁止宗教干预政治与教育的原则，又充满了灵活性和可行性，在今天仍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知识界的边疆宗教改革舆论，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主权，推动了边疆宗教的近代化进程，具有正面意义。国民政府也在某种程度上吸收了他们的建议，注重加强对康藏边疆宗教事务的管理，注重优崇康藏边疆宗教领袖，力图借宗教本身的力量来促进康藏边疆地区的宗教改革，而不是采取立即废除宗教的办法。国民政府对康藏边疆地区的进步僧侣采取的一些优待政策，受到了康藏地区上层政教势力的欢迎与认可。这对于挽回中央政府在康藏边疆地区的政治权威，消除历史积怨，凝聚康藏边疆民众的向心力，增强他们的国家认同感，等等，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而国民政府的边疆宗教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源于知识界的舆论和主张。

知识界提出的改造康藏边疆民众国民性的主张，一方面是对五四启蒙思想家国民性改造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启发康藏边疆民众“民智”，另一方面是出于对民族危机的思考。这对于提升康藏边疆民众的国家观念、全民族抗战意识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知识界提出的康藏边疆地区治理方案，既有传统因素，也有近代因素。从整体上来说，这是集传统因素和近代色彩于一体的综合体。有些方案继承了传统社会的边疆治理政策，譬如主张采取“佛化教育”治边，注重对康藏上层政教领袖施以怀柔政策，通过延续清朝旧制来维系和加强对康藏边疆地区的治理，等等。这些主张显然是因袭了传统因素。然而，更多的方案则体现了近代的民主共和理念，具有明显的进步性。知识界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加强对康藏边疆地区的政制改造，实现与内地社会治理的一体化，才能巩固康藏边疆地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正是在这种认识下，知识界希望在康藏边疆地区逐步消除特殊治理形式。为实现这种理想，知识界纷纷建议在康藏边疆地区建省，推行与内地同一的省制，加强对边疆民众的教育与改造，逐渐提高其参政议政能力和自治能力，并逐步改造边疆政教制度。当然，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后，知识界基本上倾向于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实现康藏边疆地区治理的现代化。无论是在康藏建省、康藏政教制度改造，还是对康藏边疆民众的改造上，都不主张采取过激的手段，以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总之，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后，康藏边疆地区逐渐成为民族复兴的根据地。知识界提出的康藏边疆地区治理方案，将“国家观念”的内容以“抗战意识”呈现出来，通过各种带有“抗战”色彩的思想主张，向康藏边疆民众输入国家观念，有利于增强康藏边疆民众的民族国家意识，动员康藏边疆民众支持抗战。这些治理方案不仅为日后化解中央政府与康藏边疆地区之间的矛盾，实现康藏边疆社会的和谐稳定、维护国家统一营造了舆论氛围，而且为构建稳固的抗战大后方、争取抗战胜利具有一定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