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的生命之源

摘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主要包括理论体系创新、学术观点创新和研究方法创新，它们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根本前提和内在动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它能够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各种重要的思想资源；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实际状态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变量，要形成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从而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也必须大力推进和不断进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繁荣；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都是人类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贵在创新。只有不断创新，哲学社会科学自身才能繁荣和发展；只有不断创新，哲学社会科学才能为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思想资源：也只有不断创新，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在现时代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可以说，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生命之源。离开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就没有前进和发展的动力，就不可能担负起其在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发展中的重任。甚至根本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

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内容广泛的庞大的学科群。它所内含的众多学科可区分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两大部类。虽然哲学、史学、语言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科在研究对象、理论旨趣、致思方向和思维方式等多个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无不以创新作为其发展的内在动力。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是通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来实现的，或者说，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总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精神生产活动，它的产品主要包括两类。即知识和价值观念。其中，社会科学研究的旨趣在于探索社会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获取关于社会事物“是什么”、“怎么样”和“为什么”的知识；人文学科研究的旨趣则在于探寻人的生存意义和人的价值、形成关于客观事物相对于人而言以及人面对客观事物而“应如何”的价值观念。当然，除了知识和价值观念以外，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还有非常重要的附产品，即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但它们是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产品即知识和价值观念的生产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并且是为这些主产品的生产服务的，只不过它们往往具有更广泛、更普遍的社会意义。与物质产品可以批量制造不同，知识和价值观念等精神产品的生产都是独一无二的。其中，知识的生产只能是一次性的，重复已有的科学研究、生产已有的知识毫无意义；价值观念的生产则必须是个性化的，即只有表达了某种独特的价值观念才会受到人们的重视。正如李凯尔特所说，“人文研究是‘具体的’，它关心个别和独特的价值观”。知识和价值观念等精神产品生产的独一无二性，决定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不断创新：只有不断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才能取得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只有不断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才能生产出越来越丰富的精神产品。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就其结果而言，它们不外乎三种基本类型：一是理论体系创新，即在某一学科领域中创立了新的理论；二是学术观点创新，即针对某一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或主张；三是研究方法创新，即提出或运用了新的研究方法。这三种类型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本身的意义并不完全一样，但它们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理论体系创新是最为重要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它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的意义最为重大。从历史上看，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整体上的发展主要是通过理论体系创新来实现的。当然，理论体系创新不是凭空实现的。马克思曾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而一旦人们在某一学科领域中真切地把握了时代的需要、创造了新的理论体系，就能把该学科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例如，哲学的历史发展就是这样实现的。亚里士多德指出：“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古代人类对外部世界充满了惊诧和恐惧，渴望找到那种存在于一切现象背后并作为一切现象之原因和根据的绝对的本体或本原，以便对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自然万物作出统一的理解。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西方古代哲学家们创造了各式各样的本体论哲学体系。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产生了西方近代哲学。为了适应资产阶级发展自然科学以推进工业生产的迫切需要，西方近代哲学家们着重探讨了各种认识论问题，包括认识的来源问题、认识的可靠性问题、认识的真理性问题、认识的内在矛盾问题、认识的基础和根据问题，等等。其中，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们分别创立了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体系，18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们创立了一系列机械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则创立了代表着旧哲学在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思想方面最高成就的各种不同的哲学体系，它们使西方近代哲学不断发展到新的阶段。而为了适应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实现了人类哲学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在努力反映和把握时代需要的过程中创立了各种科学主义或人本主义的哲学体系，并由此使现代西方哲学不断演进和发展。可以说，如果没有理论体系创新，就不会有源远流长、色彩斑斓的哲学史，也不会有其他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

相对于理论体系创新而言。学术观点创新是更为常见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如果说理论体系创新属于质变，那么，学术观点创新则属于量变。科学哲学家库恩通过对自然科学发展史的研究发现，各门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是进化的连续性与革命的间断性的统一，就是说，它们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进化阶段，而在另一个时期内则会进入剧烈变化的革命阶段。其中，科学进化是指科学理论在量的方面的变化，是科学知识在数量方面的增加和积累；科学革命则是科学理论发展中的质变，是新的科学理论的创立和科学理论的根本变革。因此，进化与革命既是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也是科学发展的两种基本形式。其实，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大体如此，尤其是各门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表现出同样的情形。在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一种新的理论体系创立后，往往也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进化阶段。在此期间，人们从不同的方面对该理论体系进行探索，提出各种新的学术观点，从而使该理论体系不断演进。从历史上看，大凡经历了这一过程的理论体系都能形成某种学术传统，甚至变成某种“主义”，如哲学中的柏拉图主义、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实证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等等。经济学中的重商主义、古典主义、新典主义等等。在这些“主义”的演进过程中，学术观点的创新有时还能形成同一学术传统中的不同的学术派别。例如，康德主义在其演进过程中出现了马堡学派、弗赖堡学派等新康德主义学派，黑格尔主义在其演进中出现了老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等新黑格尔主义学派。人们通常认为。这些不同学派的出现意味着康德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分裂。但这是从这些理论体系的外部看问题所得出的结论。站在这些理论体系内部来看，上述不同学派的出现实际上是学术观点创新所致，它恰恰是这些理论体系某种意义上的生机和活力的表现。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理论创造，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后也一直处于丰富和发展过程中。这种丰富和发展，既表现为把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形式，也表现为不同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各个领域的学术观点创新，它们都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研究方法创新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基本类型之一。研究方法创新所直接形成的是新的研究方法，这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这里所说的研究方法是广义的方法，包括视域、视角、思维方式、研究路径、分析方法、概念框架等等，而所有这些方面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人们通常所说的范式。研究方法的创新，可能是上述某一特定方面的创新，如提出或运用了新的分析方法，也可能是在上述所有方面的整体创新，即研究范式的根本转换。研究方法创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强有力地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创新和学术观点创新，并且往往是理论体系创新和学术观点创新的重要前提。其中，研究方法的整体创新即范式转换的意义尤其重大，它必然带来理论体系的创新。库恩认为，范式的转换过程就是科学革命的过程，而其结果则是旧的科学理论为新的科学理论所取代。他曾举例说：“物理光学范式的这些转变，就是科学革命，而一种范式通过革命向另一种范式的过渡。便是成熟科学通常的发展模式。”在哲学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也随处都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形。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实现的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马克思、恩格斯所确立的范式或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它是对以往旧的理论范式的根本改造。正是由于这一范式转换，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辩证的自然观与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相统一的科学世界观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发现”，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而实现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创造。研究方法的整体创新或范式的转换之所以必然带来理论体系的创新，是因为它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于整个世界的看法。对此，库恩称之为“格式塔转换”，并曾用格式塔心理学的鸭兔图实验效应来加以说明：“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先前从上面看到的是盒子的外观，后来却成了由下面看到的内部。这类转变在科学训练中是很普遍的，虽然通常它是逐渐发生的，而且几乎总是不可逆的。”这一点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实现的理论变革中也很明显。马克思、恩格斯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所研究的都是无产者被资本家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问题，但由于运用了唯物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从根本上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当然，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的创新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也是十分重要的，它往往是学术观点创新的必要条件。

总之，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有赖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要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就必须不断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创新、学术观点创新和研究方法创新。

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与现代社会的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根本前提和内在动力，而且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现代社会之所以愿意把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就是因为能够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中得到回报，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够为现代社会发展提供各种重要的思想资源。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社会变革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质变，它离不开一定的思想资源。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为社会变革提供思想资源。早在近代就已有鲜明体现。欧洲近代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中形成的反映新兴资产阶级价值诉求的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直接为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作了理论准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美各国取得主导地位的不可缺少的思想支撑。进入20世纪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对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作用更加显著。这突出地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对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影响上。在马克思主义世界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科学地揭示了新的时代条件下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或几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领导俄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打破了全球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尔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并由此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自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创立并不断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迎来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以说，20世纪以来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表现为它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政功能得以实现的保证。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资政。即为社会规划、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有关决策提供咨询，亦即为治国理政建言献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智库建设。按照世界上最著名的智库、美国兰德公司的创始人弗兰克・科尔博莫的定义，所谓智库，就是一个“思想工厂”，一个没有学生的大学，一个有着明确目标和坚定追求却同时无拘无束、异想天开的“头脑风暴”中心，一个敢于超越一切现有智慧、敢于挑战和蔑视现有权威的“战略思想中心”。智库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能为决策者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的理论、策略和方法。在西方发达国家，每逢重大政策的制订，一般都是先由智库提出建议，然后媒体讨论、国会听证，最后政府予以采纳。据统计，目前全球各国共有3000多家智库，它主要由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专家组成。从当今世界各个国家的情况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资政功能的实现都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20世纪凯恩斯经济学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产生的影响就是一个典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普遍性的经济大萧条，出现了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面对这种危机。向来推崇“自由竞争”、“自动调节”、“自由放任”原则的古典经济学完全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凯恩斯从理论、方法、政策三个方面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在理论上。凯恩斯反对古典经济学关于供给总能创造自己的需求的教条，强调总需求对国民收入的决定作用，认为市场调节机制无法克服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的大规模失业和生产过剩；在方法上，凯恩斯反对古典经济学把经济理论分为经济学原理和货币学原理的做法，并实际上主张把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部分，由此开创了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在政策上，凯恩斯反对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原则。主张国家干预，特别是强调财政政策在经济萧条时期的重要作用。由于正确地分析了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状况，凯恩斯经济学成功地实现了超越古典经济学的创新。直到20世纪60、70年代，凯恩斯主义一直盛行于西方世界，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它宛如为危机中的资本主义注入了一支强心针，为资本主义暂时摆脱危机和困境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行的方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也越来越具有面向现实的特点，并通过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的问题的创造性研究，不仅为党的理论创新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且为各级政府的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科学依据，有效地发挥了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政功能。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还表现为它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得以实现的条件。育人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功能。这里所说的“育人”是广义的，实际上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教化”，它既包括知识的传播和普及，也包括思想的改造和观念的更新。弗兰西斯・培根曾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培根在这里就道出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广义的育人功能，它是哲学社会科学在现代社会受到人们高度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凸现出人的能动作用，人的素质成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变量。人的素质主要取决于人的精神世界，而人的精神世界主要是由经验知识和价值观念两个方面构成的。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就表现为它能够丰富人们的知识和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从而能够改造人们的精神世界、提升人们的素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在育人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的历史时期得到了充分体现。新时期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向前推进，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党始终坚持不断解放思想。所谓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落后的传统观念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改变满足现状、因循守旧、不接受新事物的精神状态，把思想认识从各种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符合。而在我国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我国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肇始于1978年我国哲学界进行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有人认为，真理标准讨论并无什么创新，因为它不过是恢复和重新确立了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在我们看来，这一看法是非常片面的。实际上，在当时语录标准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真理标准的常识完全被遗忘的情况下，恢复和重新确立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本身就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它吹响了我国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号角，为冲破“两个凡是”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和“文革”后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奠定了重要基础。尔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又相继进行了关于生产力标准的讨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讨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讨论、关于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的讨论、关于如何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讨论等系列重要讨论。创造性地回答了应该用什么作为判断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社会主义是否应该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廓清了许多曾经长期困扰我们的理论迷雾。把我国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不断推向前进，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达到了空前的统一，也使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新的伟大成就。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所必然表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对于培育现代社会的公民是绝对必需的。所谓科学精神，是人们在科学研究中形成和表现出来的与科学活动的本性和要求相一致的意识和态度，如理性精神、求实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等等。而所谓人文精神，则是人类的一种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呵护、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关切、对人的各种权利的维护以及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分别在包括社会科学探索在内的科学研究和哲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中表现出来的，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则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综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所有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都莫不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晶；没有执着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根本不可能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所集中体现出来的这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宝贵的精神资源，是现代社会的公民应该具备的精神气质。在今天，是否具备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已成为衡量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明程度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也是评判人们的素质的一个重要尺度。也正因如此，当代世界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受教育者进行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熏陶和培养。 综上所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不仅能够引领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方向，而且是哲学社会科学资政育人功能得以实现的保证，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发挥着特殊重要的作用。

三、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在当代，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为了促进自身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都极为重视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我国也提出了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所谓创新型国家，是指以创新作为基本战略、以科技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核心驱动力并由此形成日益强大竞争优势的国家。目前，世界上人们公认的创新型国家有20个左右，包括美国、日本、芬兰、韩国等。这些创新型国家有以下四个共同特征：第一，国家对创新的投入高，研发投入即R&D（研究与开发）支出占GDP的比例一般都在2%以上；第二，科技创新在产业发展和国民财富增长中起关键作用，科技进步贡献率达70%以上；第三，自主创新能力强，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通常在30%以下；第四，创新产出高，世界上约20个左右创新型国家所拥有的发明专利占全世界总量的99%。人们通常用创新投入和产出的有关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而创新型国家的创新综合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现代社会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有机系统，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及各种社会事物之间每时每刻都在以非线性的方式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着。在这种情况下，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使国家内部与创新有关的各个方面之间形成最佳的配合关系，必须使社会生活中有利于创新的各种因素的效能得到充分发挥，简言之，必须形成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也正因如此，人们通常认为，是否拥有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是区分创新型国家与非创新型国家的主要标志。而要形成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必须在各个方面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作用。

此外，形成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努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环境，而创新环境建设也有赖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任何创新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它必然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创新环境就是对创新主体及其创新活动产生影响的各种社会因素的总概括。199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其发布的《国家创新系统》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创新环境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创新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能否实现。创新环境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学者概括为资源环境、市场环境、文化环境、制度环境、政策环境、服务支持环境等方面。创新环境各个方面的优化，都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深入研究和创新。例如，我国要形成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必须努力克服传统文化中不思进取的中庸哲学、“信而好古”的因循守旧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观念、担心“枪打出头鸟”的怕冒尖心理以及实用理性张扬而科技理性缺失的弊端，努力营造鼓励创新、勇于竞争、敢为人先、敢冒风险、宽容失败、崇尚科学理性的文化氛围。而要做到这些，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深入探讨和创新，尤其是需要各门人文学科创造性地探索和传播与当代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新的价值观念。

总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实际状态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变量，要形成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从而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就必须大力推进和不断进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