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等学校《现代汉语》教材和“现代汉语”教学

摘要：本文介绍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最新出版的《现代汉语》教材的编写情况和编写体会。文章也对高等学校现代汉语教学的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包括现代汉语课程能否提升地位和做大做强，在现有不同条件下如何开设现代汉语课程，现代汉语课程怎么协调与平行课程和后续课程的关系，现代汉语课程应采取怎样的教学形式等。文章还结合作者的教学实践，通过生动的例证，介绍了一些具体的教学经验。

关键词：现代汉语教材；现代汉语教学；教材建设；教学改革；体会和经验

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安徽大学联合主办的“高等学校语言类教材和教学改革研讨会”，借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2015年推出一套高等学校中文学科主干基础课教材《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的机会，对高校本科语言类教材和教学问题进行研讨。我作为《现代汉语》的主编，主要是想介绍一下《现代汉语》这本教材的编写过程和主要特色，同时也想就高校《现代汉语》教材和教学问题谈一些看法，以就教于与会者。

一、关于《现代汉语》教材

由我和郭锐主编的《现代汉语》是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出版的普通高等学校主干基础课语言类教材之一。我想从两个方面简要介绍一下这部教材：一个是谈谈教材的编写情况，再一个是谈谈编写教材的体会。

1.高教版《现代汉语》教材的编写情况

我们这本教材刚刚“出炉”没多久（2014年9月出版），自然没有也谈不上有胡裕树本《现代汉语》、黄伯荣、廖旭东本《现代汉语》和邵敬敏本《现代汉语通论》那么大普及度和影响力，但这本教材还是有自己的亮点和优势的。

首先说说这本教材的编写背景和编写团队。

这本教材是由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一套高等学校中文学科主干基础课教材的一本（全套教材共8本，除文学教材外，语言类教材中还有《语言学概论》（贺阳、沈阳主编），《古代汉语》（黄德宽主编）。这套书的编委会阵容强大，其中包括中文学科教指委几乎全部主要成员。这本书也是高等教育出版社继“黄廖本”之后推出的又一本重头的《现代汉语》教材。我们不敢说这本教材将来能与“黄廖本”比肩，但至少两本教材先后都出自高教社，因此这本教材跟黄廖本多少有“同父异母”的关系。

由于启动这部教材编写工作时我还在北京大学工作，而且由于我长期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主任和北京大学现代汉语国家级教学团队带头人，因此这本教材就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承担编写任务。本书学术顾问陆俭明教授获第一届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本书主编和其他编写者也都长期担任本科“现代汉语”教学工作。本书的审定者崔希亮（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张伯江（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副所长）、周建设（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也是现代汉语方面的权威专家。应该说我们这个编写队伍是相当强大的，至少不输给前面提到的几本教材的编写者。

其次说说这本教材的定位和特色。

我们接受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邀请，决定接受编写这本《现代汉语》教材任务之后，主编和编写团队认真分析了目前全国《现代汉语》教材的现状和研究了本书的定位。应该承认，全国曾经出版和目前仍在使用的《现代汉语》教材数量非常多，而且不乏优秀的和有影响力的作品，其中就包括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黄廖本”，其他使用量较大或较新出版的还有上海师大张斌教授、华中师大邢福义教授、暨南大学邵敬敏教授、上海师大齐沪扬教授、上海师大张谊生教授、中山大学李炜教授等主编的《现代汉语》教材。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也编过一本有重要影响的《现代汉语》教材（商务印书馆1993年初版，2011年修订）。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决定组编这套新版高等学校主干基础课教材，提出“简明扼要、注重实用、增强趣味、体现创新、立体组合”的编写要求，也就是编写这本《现代汉语》教材的基本定位。而我们觉得编写这本《现代汉语》教材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两点：一是“眼光要向上”，即内容上要有新意，要体现出近年来现代汉语研究的最新成果，这样才能对教师和学生有参考价值和启发作用。二是“脚步要向下”，即写法上要更平实，要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表述和穿插一些辅助性的图表和提示。这样才不但方便教师灵活安排课堂的教学，也能满足学生课下自学的需要。这“一上一下”两点，用另一句话概括就是要做到“深入浅出、小中见大、雅俗共赏”。

这本教材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和现代汉语国家级教学团队承担编写任务，既给我们带来了压力，也给我们带来了便利。因为从一方面看，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学方面有许多重要成果，曾获国家级教学奖、国家精品课程奖、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国家级教学团队等奖项和荣誉，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且近年来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的教师出版的现代汉语相关教材也非常之多，除了前述商务版《现代汉语》，还有不少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汉字、方言等方面的专题教材。如何把这些教材内容，以及相关的研究成果融入新版《现代汉语》教材，并且要写出新意和特色，这当然是一种“压力”。但从另一方面看，正由于这些老师的研究成果和所编教材“珠玉在前”，也就为我们实现编写这本教材“一上一下”的目标奠定了基础。或者说，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所有这些老师的教学成果和教学经验，这当然就是一种“便利”。

不过正是由于前述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编写的现代汉语类教材比较多，甚至就全国范围看现代汉语类的教材也非常多，这也就需要从这个角度对这本《现代汉语》教材也做个定位。我们觉得仅目前北大中文系编写的现代汉语类教材大致就可分为几类，或者说形成了几个层次：一类是内容相对专深或详尽的研究性教材，除教材“主要参考文献”所列各种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汉字、方言等专题性教材外，综合性教材如商务版《现代汉语》，北大版《现代汉语专题教程》，陆俭明、沈阳著《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大致上都属于这一类。这类教材比较适合教学课时较多的高校选用，或可供普通高等学校教师作为教学参考。另一类是面向社会读者的普及性教材，比如陆俭明主编《现代汉语基础》、陆俭明、沈阳主编《语言文字应用教师参考用书》，以及即将出版的沈阳编著的北大版《现代汉语基础讲座》，沈阳主编的北师大版《现代汉语原典教材》。这类教材比较适合教学课时较少的一般高等学校或普通师范类院校选用，甚至可供学生自学。而现在这本《现代汉语》教材则希望介于二者之间，即对于所有层次的高等学校中文专业的本科教学来说，使用这本教材无非是“做加减法”――课时较多或要求较高的学校，适当加一点内容也基本够用；课时较少或要求低些的学校，相应减一些内容也不难做到。或许这个想法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但至少我们编写这本教材的初衷是这样，中文学科教指委和高教社推出这套教材的目标也是这样。 2.编写《现代汉语》教材的一些体会

我在给邵敬敏教授主编的《现代汉语通论》写的书评中（沈阳，2002），谈过我们在现代汉语教学实践中关于如何编写一本好的“现代汉语”教材的思考。这其实就是我们在编写这本教材时所遵循的理念和希望达到的目标。这里不妨再展开来说一说。

首先，教材一定要“好用”。

顾名思义，“教材”当然都是给学生和教师用的，至少绝对不会有人承认自己编的教材对学生和教师没用。但事实上教材要真正让学生和教师感到“好用”却并非易事。尽管谁都知道教材是给学生和教师用的，但是不是真的都能站在学生和教师的角度来考虑怎么编写教材呢？显然现在很多教材的编著者实际上往往并不看重，至少是不首先看重学习和使用教材的学生和教师。这里面很可能有两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意识在起作用：一种在心目中是把书写给同行看的，即编著者可能更多顾忌的是专家的批评，教材能挑不出毛病就行了，于是在怎么寻找根据、怎么避开批评、怎么让别人认可等上面花的力气较多。还有一种大概在心目中是把书写给自己看的，编著者可能更多关心的是自己的主张，教材能突出个人的观点就行了，于是在怎么批评别人、怎么自圆其说、怎么标新立异等上面花的力气较多。这两种编教材的做法当然不能说有什么错，事实上无论谁编教材都一定会或多或少地要么考虑这一面要么考虑那一面。但毕竟考虑非读者的因素多了，对于教材真正的受众即学生和教师是不是有用和好用，恐怕就很难顾得上那么多了。

而要做到“好用”，我们觉得主要应体现在以下几点上：一是要注意知识的衔接过渡。教材要充分注意利用读者可能具备的知识和能力，要建立在更高层次课程系统框架的基础上，或者说把原有的知识作为深入学习这本教材的阶梯。二是要注意表述的平易近人。作为大学教材和新编教材，要尽量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不应故作高深，在教材内容不失科学严谨的基础上，注重用词和行文的通俗性和可读性，或者说把比较深奥的知识用相对浅显的话和例子说出来。三是要留出适当的思考空间。既然是大学基础课教材，当然需要把基础性知识和研究性知识区别开来，即教材中不可能像学术论文那样去讨论很前沿或很极端的观点。但是反过来，如果基础课教材仅仅停留在一些所谓定论上，捆住学生和教师的手脚，那无疑也不符合基础课本来应该达到的引导学生开阔视野和深入思考的目的，而后者正是基础课教材很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在编写教材中就很注意在这些方面体现教材的引导作用，不生吞活剥，而是在主要说明一种观点和意见的基础上，注重给学生和教师留出思考和发挥的空间，包括把一些问题列入思考题让学生和教师去琢磨。

其次，教材一定要“出新”。

其实一本教材，特别是像“现代汉语”这样一类传统基础课的教材，其“新”与“不新”本来就要看怎么说。从一方面看，每一本教材都不大可能完全是新教材，因为一门课要讲的东西就这么多，有些还是非说不可的基本原理，总不能都推倒重来，否则就不成其为这门课的教材了。而从另一方面看，每一本教材又都可以算是新教材，因为与以前的版本相比，后来编写的教材一定会增加些新东西，否则就没必要再劳神费力去编一本这门课的教材了。实际一般教材的所谓“出新”无非是“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中大多是两种做法：一种是术语的换用，也就是你用这个词语，我用那个概念，你搞这个体系，我搞那个框架。另一种是内容的增减，也就是你少说两句，我多说两句，你写5章，我写8章。这两种编教材的做法当然也不能说有什么错，事实上无论谁编教材都少不了或多或少地要么用上这一手要么用上那一手。但毕竟一本教材如果仅仅靠这样“出新”，那不但对教材本身来说谈不上“新”，而且对使用教材的学生和教师来说可能也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新”。

而我们觉得所谓“出新”，不是在现代汉语知识的框架和内容上一味花样翻新，而是要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知识的整合，即通过对原有知识的整理归纳，使教材的内容体现出更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这种整合就是“继承与创新结合”。另一个是知识的转化，即通过对知识的举例示范，使教材的知识变成学生自己的能力，这种转化就是“知识与能力贯通”。这两点做到了，或者说做到“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那才算是真正的“出新”。

最后，教材一定要“稳妥”。

编过教材特别是基础课教材的人都有体会，其实写出一本教材并不难，有时难就难在对有些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教材里该怎么写很难把握。因为基础课教材毕竟是“基础性”教材，不可能“盲目冒进”而不顾忌本学科左邻右舍有哪些说法。但同时基础课教材又毕竟是“专业性”教材，不可能“目光短浅”而不考虑本学科前前后后有什么发展变化。实际上目前很多教材处理这一问题时就都多少会出些偏差，一般来说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固执己见，一条道走到底，即从头到尾采用一家（包括编写者自己）的观点，不管写的东西是否过于极端或是否被大家认可。还一种是面面俱到，谁也不得罪，即东拼西凑搜集各家（特别是权威大家）的观点，不管写的东西是否显得过时或是否前后矛盾。这两种编教材的做法当然也不能说有什么错，事实上无论谁编教材都难免或多或少地要么偏向这一边要么偏向那一边。但毕竟如果在基础课教材中只是用这两种办法来处理争议问题，都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使用教材的学生和教师的某种混乱，教学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我们觉得正确的做法是教材的整个框架和大部分内容跟通行的其他教材比起来可以没有太大的变化，至少不需要伤筋动骨，但又要体现“软着陆”，把握对有争议内容适当取舍的分寸。这里头至少需要两个基本考虑，即一方面要“坚持主流，但自成一家”，另一方面要“博采众长，但搁置争议”。前者如我们教材增加了“方言”一章，突出了方言在现代汉语中的重要地位。这就是“自成一家”。后者如我们教材中对有争议的问题采用“提示”形式单独列出，不做定论。对新出现的语言现象，如网络背景下出现的很多新词语、新格式现象，也留有余地，不涉争论。这就是“搁置争议”。

二、关于“现代汉语”教学 前不久我参加了“全国高等学校现代汉语教学研究会学术研讨会”，并被选为研究会副会长，我在会上做了大会总结报告，谈的就是现代汉语教学问题。2014年初我和郭锐教授等几位北大的老师，受教育部高教司和教育部网络培训中心的委托，开讲网络直播培训教师的课程，课程名称就是“现代汉语教学”，我主要负责讲其中的“现代汉语教学的总体要求”。北京大学出版社最近刚出版了一本《北大名师访谈录》，我在访谈中说的内容主要也是现代汉语教学。我毕竟有20多年的现代汉语教学实践，也跟大家一样不断思考过现代汉语教学的各种问题。所以结合上面提到的几次所讲的内容，借这个机会再说几句。

1.现代汉语课程能否提升地位、做大做强？

《语言文字周报》的记者曾采访过我，问“在目前课时压缩、淡化专业的背景下，如何开好现代汉语这门课？如何让学生对这门课感兴趣？”我对记者的回答不是针对他的问题的，而是针对他说的“背景”的。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逆向思维，也就是说现代汉语课现在不是压缩规模的问题，也不是降低地位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大做强的问题。不要以为这是天方夜谭，其实我们曾做过的几件事都在尽力接近这个目标。

比如2010年在教育部调整研究生学科目录期间，我作为北大中文系负责研究生工作的副主任，直接牵头操作了申请语言学科升级为一级学科的事。我们在武汉召开了学科大会，联名向教育部呼吁。我们还说服了语言所放弃他们提出的建立跨专业、跨语种的大语言学科的设想；也说服了全国几乎所有重点高校文学院长理解语言学成为一级学科，他们手下就管文学和语言学两个一级学科，资源更多，权利更大。我们甚至还说服了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学科评议组已经起草了文学学科和语言学科同时升级为一级学科的报告。如果这个计划最终实现，那么语言学是一级学科，现代汉语自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二级学科，学科地位提升，教学自然也就要随之加强。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此事最终没有成功。

又比如2011年厦门大学苏新春教授、武汉大学赵世举教授跟我一起商量，现在“大学语文”在很多高校都是全校必修课，我们可不可以利用“大学语文”这门课的平台，让“现代汉语”借壳上市，换句话说就是要建设“现代汉语版”的“大学语文”。其实这件事北京大学后来做过。2012年中文系起草了给周其凤校长的报告，建议在北京大学开设“大学国文”全校必修课，且建议搞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献学和语言学四个版本的教材和课程由学生任选。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施，那么现代汉语自然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成为高校规模最大的必修课程。不过此事虽然周校长很支持，可由于各执行机构和理科院系不情愿（因为要核减其他课程的课时，且必须增加中文系人事编制），最终也是不了了之。

但我至今仍然认为上面说的两件事都是可以做成的，也是应该做成的，“现代汉语”能不能“逆袭”成功，“咸鱼翻身”，这将有赖于各位同人前仆后继的努力。这些话我当时对《语言文字周报》记者也说了，可惜后来该报并没有“原文照登”。

2.在现有不同条件下如何开设现代汉语课程？

现在回到那位记者的问题本身。即在目前的情况下怎么开设现代汉语课程，特别是不同高校怎么开设现代汉语课程？不同课时又怎么开设现代汉语课程？

对于不同高校如何开设现代汉语课程，我曾提出过一个设想，就是建立分层次的教学模式（姑且不说是高中低模式）。也就是首先从教材上分类编写，一类是内容相对专深或详尽的研究性教材，另一类是面向社会读者的普及性教材，当然也需要像“沈郭本”这样介于二者之间的教材，即可上可下的教材。需要注意的是，所谓低层次教材，不是简单的压缩内容，写法上也要改变，比如写“讲座式”教材（内容不求全，只是讲一个一个的故事）就是一个思路可以尝试。这样，各个层次的高校就可以选择相应的教材，开设同样叫做“现代汉语”但内容不同的课程。事实上目前大家也正是往这个方向走，比如现在就有“现代汉语”的师范版教材、应用版教材、文秘版教材等。

对于不同课时如何开设现代汉语课程，比如说现代汉语课从原来每年10课时，改为每年6课时甚至4课时，受教学时间限制，这门课的内容调整又迫不得己，那无非是两个办法：一是“平均压减”（即每个部分内容都适当压缩），二是“部分删除”（如干脆删除“总论、文字、修辞”等部分）。前一种办法的好处是课程的总体框架不致破坏，而且压缩的时间可以通过加快教学进度来适当弥补。但这种“五脏俱全”办法的缺点也很明显，即很多内容只能是蜻蜒点水式的，容易造成“夹生”后果。后一种办法的好处是讲课内容能保证学生听得懂学得会，至少某一部分的基础知识比较扎实。但这种“断其一指”办法的缺点也不容忽视，即学生很难对现代汉语知识有全局的把握，或者说是可能造成“偏食”后果。对此我们的想法是，如果教学时间实在无法增加，那么在以上两种办法中似乎宁取后者。原因是有些教学内容在《现代汉语》课中被删除后，有可能通过高年级如“文字学”“方言学”“修辞学”“现代汉语规范化”等后续课程来补充。这样“现代汉语”课程中就只需着重讲授学生必需的基础知识，比如语音知识、词汇知识和语法知识这三大块。这样看起来有点缺胳膊短腿，但至少可以重点突破，一定程度上也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3.现代汉语课程怎么协调与平行课程和后续课程的关系？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方面是怎么协调现代汉语课程和平行的“语言学概论”课程，另一方面又怎么设计与“现代汉语”衔接的后续课程。

对于前者，其实这是由于两门课的教材和老师不同造成的，谁都觉得应该讲，内容上就难免重复。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直接影响现代汉语教学，至少学生重复学习相同内容而加重厌烦感。由于我最近同时主编多本《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教材，比如大家熟知由我主编的《十五讲》就一个是“汉语研究”，一个是“语言学常识”，高教版我参加主编的也是一本《现代汉语》和一本《语言学概论》，甚至全国自考版的《语言学概论》也由我主编。这自然就碰到两本教材怎么协调的问题。比如高教版两本教材我都做主编，北大和人大两边的编写组从一开始就反复讨论这个问题，并尽量做到两本书内容不重复、不交叉。比如说《概论》有“语义、语用”没有“词汇、修辞”，《现汉》则相反，有“词汇、修辞”，没有“语义、语用”。《概论》的文字部分讲世界文字和古汉字，《现汉》的文字部分讲现代汉字。《概论》讲亲属语言，《现汉》讲方言。《概论》有“语言的发展演变”“语言与社会”“语言与心理”“语言与信息处理”等，这些《现汉》都不讲。而且大家还会发现高教版《现汉》和《概论》都有“语法”，但内容几乎不重复，写法也完全不同。唯一稍有交叉的是“语音”，但《概论》偏重音系学和普通语音问题，《现代汉语》偏重语音学和汉语语音问题。我认为高教版两本教材是这方面内容安排最合理的，这或许也为高等学校如何协调两门课程提供了范本。 对于后者，如果压缩了现代汉语的课时和内容，就必须想办法安排后续课程（包括高年级的选修课）来弥补。这个问题从大的方面说是全面建立先修课程和后续课程的体系，而具体从现代汉语教学本身角度考虑，作为专业基础课的“现代汉语”教学也特别需要与相关方向的后续课程和提高课程统一安排，建立配套成龙的后续课程体系。如建立语音部分的后续课程“现代汉语语音研究专题”，词汇部分的后续课程“现代汉语词汇学专题”，方言部分的后续课程“方言研究专题”，语法部分的后续课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专题”“现代汉语虚词研究专题”等。还可以开设另外一些配套的后续课程，如“现代汉语语义研究专题”“现代汉语语用研究专题”“中文信息处理基础”“对外汉语教学专题”等。这些后续课程前可衔接基础课的知识，后可连上研究生的相关课程。我到南京大学后由于只给高年级本科生上课，就开了一门“现代汉语虚词研究”，这门课就可看作是“现代汉语”语法部分的补充，毕竟“现代汉语”课程不可能讲那么多虚词问题，更不可能讲深讲细，这种后续课效果就很好。

4.现代汉语课程应采取怎样的教学方式？

2015年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的现代汉语教学研讨会上，有很多老师介绍了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方式，都很有参考价值。我觉得现代汉语的教学方式主要有三个方面问题要考虑。

一是课堂面授的教学方式。比如怎么看待板书和PPT课件？比如要不要在课堂上安排唱歌、笑话、相声、小品，使课堂充满笑声？又比如要不要增加课堂讨论、答疑、讲评和课外辅导，甚至个别开小灶？这些方法其实都可以尝试，而且也很难说哪一个一定好，哪一个一定不好，或者还是那句话叫“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吧。

二是辅助授课的技术手段。很多老师介绍了各种教学技术手段，包括多媒体、多模态手段，如视频、动画等。还包括建立配套的课件库、试题库、文献库和语料库，逐步实现教学形式图文形象性、人机交互性、学习自主性、资源共享性和系统开放性。其中目前最热的是开设在线课程“慕课（MOOc）”。现在南京大学和高教社、教育部“爱课程网”合作，已经开始建设我国高校第一门“现代汉语”的慕课，这肯定也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三是与教学配套的实践活动。这包括让学生参加方言调查、社会考察、承担科研课题等。比如我在编写人教版新课标中学语文教材《语言文字应用》时，就找了北大中文系5位本科生参加（也因为他们离中学生近）。这些学生通过参加课题得到锻炼，进步很快，现在全都获得国内外博士学位，也都当了大学老师。我最近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汉语规范化研究”，其中涉及中小学语文教育的规范问题、社会语言现象的规范问题，我都“发包”给本科生和一部分硕士生去做调查。事实上学生参加这些科研有自己的优势，许多社会语言现象都是学生调查得来的，最后也都成为他们的毕业论文选题，甚至在刊物上发表了论文。

三、关于“现代汉语”授课示范

对于如何教好“现代汉语”课程，我个人有几点体会（当然不敢说是“独门绝技”），不妨跟大家分享。

1.讲课要“条理清楚、思路清晰”

很多学生对我的授课有一个评价是“逻辑条理清楚，线索思路清晰”。这一点看似平平，但其实是对教学的极高评价。

举个例子，比如怎么讲“现代汉语的特点”，这一点翻看各种教材和著作，那简直是五花八门，怎么归纳的都有，但总感觉说得“胡子眉毛”，说得“东一榔头西一棒”，更不用说现在有人认为汉语“有特点”，有人认为汉语“没特点”，所以更是有人这么说，有人那么说，甚至“大相径庭”。对此我们首先讨论了两个过去从来没有人说过的问题，一是“‘语言特点’还是‘语言优劣’”，二是“汉语到底有没有特点”。对于前者，我们指出：很多西方学者在讨论汉语（包括现代汉语）的特点时，常常提到汉语的“优缺点”，认为汉语属于没有形态变化的“孤立语”或“分析性语言”，因此是“古老、落后”的语言。但其实典型的屈折语，如英语，现在也几乎不再保留体词“性、数、格”的形态变化，谓词“时、体、态”的形态变化也不完整（比如没有屈折形式的将来时），乃至有人不得不认为现代英语和现代汉语都属于分析性语言，或者说英语也越来越“像”汉语。可见从严格意义来说，语言可以有“特点”，但特点是无所谓“优劣”的。对于后者，我们基本倾向是同意有的学者的观点，即现在所说的汉语的特点，其实并非是汉语的真正特点，最多只表现为某种“显赫性”。也有人认为如果把汉语词汇上的音节特点归入语音，把汉语词汇上的构词特点归入语法，那么汉语在语音上的特点比较明显，但在语法上则没有更典型的特点，包括形态、构造、语序、虚词等各方面，都更多存在着或表现出人类语言的共性特征。

至于现代汉语到底有什么特点，这也要看怎么进行归纳才更清楚。比如“语音”的特点。《中国大百科全书》提到两条：一是“汉语有声调”，二是“汉语音节性强”。王力先生说是“元音占优势”。陆俭明、沈阳（2003）也主要提到两条：一是“汉语每个音节都有声调”；二是“汉语音节分明，构造简单而有规律”。而我们总结现代汉语在语音上的特点则从三个方面来概括：一是看“声调”，二是看“音素”，三是看“音节”，这么说就更清楚了。又如“词汇”。《中国大百科全书》提到两条：一是“双音节词占优势”，二是“合成词占优势”。其实更概况的说法，前者主要是指词语在“音节”上的特点，后者主要是指词语在“语素”上的特点。把这两条稍微展开来说，前者还包括汉语词语的韵律特征，后者还包括汉语词语的构造形式。再如“语法”，这方面不同的说法更多。比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提到三条：一是“汉语不是通过谓词的词形变化来表示‘时、体、态’的语法意义，也没有像印欧语言那样的定式动词和不定式动词的区别”；二是“汉语没有通过名词词形变化表示的‘性、数、格’的语法意义，而特别突出语序和虚词的作用”；三是“汉语的句子结构比较自由”。王力先生认为主要是“汉语的语法构造是以词序、虚词等为主要手段，而不是以形态变化为主要手段”。而如果把现代汉语在语法上的特点从三个方面概括：一是看“语法手段”的特点，二是看“语法结构”的特点，三是看“语法成分”的特点，就不但简明清晰，学生也很容易理解。 2.讲课要“多讲例子、少讲道理”

很多教材总是喋喋不休引经据典，讲概念讲道理，这些抽象的道理不但讲不清楚，而且学生听不懂，也不爱听。所以不管讲什么知识，都要注重“举例”，甚至就是讲故事，例子看懂了，道理也就不用多讲了。

以“什么是语法”为例。语法包括哪些具体的规则，或者说语法要管语言中的哪些现象，这一点说起来比较抽象。因为语法并不像语音那样能读出来，像文字和词汇那样能看得见，而语法规则只是说本族语的人头脑中对语句结构和语句意义的“直觉”或“语感”，这种直觉或语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语法规则又是通过人们说出来的一句一句的话体现的，也就是一个句子说得“对不对”，说现代汉语的人是可以通过直觉和语感来加以判断的。因此对于语法规则在语言中是如何体现的，或者语法要“管”什么现象，我们都是通过举例来说明的，一个道理也没有讲，学生可以自己从中体会。比如我们在教材中先后举了“以前”和“过去”，“大量”和“大型”，“稍”和“稍微”，“别”和“甭”的用法差异，“在黑板上写字”与“在脸盆里洗手”的结构差异，以及“解释不清楚”“相信的是没脑子的人”的歧义，这些例子大家一听就懂。而且用这些例子就能够说明：不同的词类在结构的组合中受到不同的限制，不同的动词对其他词语的位置有不同的限制，词在组合中的层次、结构关系、语义关系等不同会影响句子的意思。也就是说，语法规则一方面决定了哪些组合能说，哪些组合不能说，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不同组合方式所造成的句子是这个意义，还是那个意义。这些现象就可以看作语法在语言中不同层面上的具体体现。讲这些例子当然要比讲一大堆道理更能让学生明白“什么是语法”。

3.讲课要“来自生活、关注现实”

要使现代汉语课更受学生欢迎，还要“对上青年人的口味”，要用他们使用的句子，要讲他们关心的现象。也就是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语言现象融入到教学中，要有对最新语言现象的分析和解释。

比如怎么处理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的关系，就是个需要在现代汉语课程中讨论的问题。虽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是一项写入法律的国策，但也一直听到学界和民间都有人大声疾呼，普通话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危及到方言。“乡音难改”是我们每个人的一种乡土情怀，是一种地域文化，更是一笔精神财富。虽然西方一直有人试图通过分化汉语方言来达到割裂汉语并最终分裂中华民族和破坏中国国家统一的目的，陈水扁时期台湾当局否认台湾说的是汉语，企图以此为“一中一台”或“台独”提供依据，但其实我们也大可不必为此就“谈方言色变”。因为汉语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即有统一的文字。几千年来尽管中国各地方说的汉语可能变得越来越不同音，甚至根本听不懂，但写出来还是一样的，也都能看得懂，这也就使说汉语的人在心理上都很自然地认同所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在这样的基础上，推广普通话和保护方言就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人们在学习普通话的同时也应该珍爱自己的方言。

又如汉语中要不要使用外文字母字词问题，在现代汉语课上也有讨论的必要。大家都知道关于词典要不要收录“NBA”这样的字母字词有一场争论。有学者向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语委提出异议，认为在汉语词典中收录外文字母字词就是对汉语和汉字的严重破坏。教育部也曾公开表态反对将外文字母用于汉语，广电总局更是发通知要求电视台禁用英文缩写词。不过也有学者支持词典收录字母字词，举出例证是字母字词进入汉语由来己久，而且事实上很多词语如“A型血、H股、DNA、PM2.5、U盘、H5N7病毒”等，不用外文字母字词还确实不行。事实上字母字词不但很多人愿意用和喜欢说，在一些正式文件和新闻报道中也难以完全避免，所以不能简单地一禁了事，而需要综合考虑文字的规范要求和社会的使用情况。

关于社会上“詈语泛滥”的问题在现代汉语课程中也应该讨论。现在有不少人成天把一些脏字眼挂在嘴边，甚至成了“喜闻乐见”的流行语。如男男女女（甚至公众人士）都自称“潘俊保还有诸如“碉堡了（疟了）、SB（傻逼（拢）、草泥马（“操你妈”的异化）、我去（“我操”的变体）、你妹（“操你妹”的减缩）”，竟然是说者大言不惭，听者也无动于衷，连报纸、广告和电视节目都有这么写这么说的。这就需要讨论一下为什么会“脏字变不脏”。这就像“有毒细微颗粒物”这种看不见的污染也是污染，干净的脏话也还是“脏话”。如果能“揭露”出这些污言秽语的本来面目，那么不管怎么“洗白”，怎么“化妆”，这些脏字脏词是不应该有也不会有容身之地的，毕竟谁也不愿意“出口成‘脏’”。

其实还有很多来自现实语文生活的问题可以放到现代汉语课堂上讨论。如怎么对待“汉外混用现象”？怎么对待“新造和乱造词语的现象”？怎么执行新版的“汉语拼音拼写规则”？怎么使用新版的“标点符号用法”？这些都是活生生的语言现象，也是最现实的现代汉语问题。

4.讲课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最后还想补充一点，讲现代汉语课程，其实完全不必“正襟危坐”，也不必“板起面孔”，更不能“照本宣科”。现在有不少电视台都争着做“脱口秀”节目，这些节目给我们很多启示，讲课其实就是“脱口秀”，就是“讲故事”。前不久我碰到一个过去听过我“现代汉语”课的学生，他说上了一年现代汉语课，其他都记不住了，却记住了我讲过的几个“段子”，比如“小心地滑”（歧义），“猪马牛的不同待遇”（能不能受“很”修饰的差异）。其实这类例子在名家著作中也有很多，像吕叔湘先生举例的“明天游行女同志一律不许穿裤子”（联想性歧义）；朱德熙先生举例的“差点摔倒了”和“差点没摔倒”（不同句式意义相同）；陆俭明先生举例的“我女朋友”和“我的女朋友”（语义的细微差异）。这些都是耐人寻味的“好段子”。

我自己讲课时一直注意举这样的例子。比如讲声调，举例“汤、糖、躺、烫”，说是“女子瘦身的一字真经”，显然要比“妈、麻、马、骂”有趣得多。又如讲塞音尾韵母和双唇鼻音韵尾的韵母，北方人常常搞不懂，只要举例为什么“贝克汉姆”也叫“碧咸”就够了。讲结构的切分，钱钟书《围城》关于“老科学家”的例子就很经典，再如“咸鸭蛋”“小心肝”也是如此。讲虚词用法，可举网上漫画的例子：男女恋爱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男女结婚后最常说的一句话“都是你”，其中的差别很值得玩味。网上有一些所谓“汉语水平考试的”的例子更是妙趣横生，比如“女孩穿衣服规则：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夏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剩女产生的原因：谁都看不上；谁都看不上”，“单身产生的原因：原来喜欢一个人；现在喜欢一个人”，“女孩约的男孩总迟到的原因：睡过了；睡过了”，“女孩对男生约会时说：如果你早到了，你等着；如果我早到了，你等着”。这些例子涉及的其实都是现代汉语的各种问题。任课教师平时如果对这些例子有足够积累，讲课时就能信手拈来。这样讲“现代汉语”课，学生怎么会不喜欢呢？

[附记：本文是作者2015年在安徽大学召开的“高等学校语言类教材和教学研讨会”上作特邀报告的发言稿。本文作者曾任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主任和系副主任，主持国家精品课“现代汉语”，教育部国家级“现代汉语”教学团队带头人，也是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现代汉语》教材主编。作者正在主持建设全国高校第一门“现代汉语”慕课。作者在多年进行现代汉语教学和编写现代汉语教材的过程中，得到了诸多前辈、同事、朋友和学生的指导和帮助，借此机会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