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领舞者

张志毅先生离我们而去了，他的音容笑貌仍浮现在眼前，晃如昨日。他豁达，再难解的问题放在他面前，都能轻如太极柔手，推挡化解；他睿智，再纷繁复杂的局面，都能三言两语，提纲挈领；他远瞻，犹如棋坛高手，当众人孜L于当下时，他已洞悉到将来的三步五步。他的离去，使当代汉语词汇研究少了一位领舞者。从1959年开始撰写《简明同义词典》算起，50多年来他以其智慧、坚守，以其宏阔的理论见解与精细的微观考证，在当代汉语词汇学的每一步发展中都烙下了自己的印迹。

一、词义微观世界的勘探者

现代学者中，以个人力量来对汉语词汇进行诠释、对比，鲜有达到张先生之高度者。他编纂的第一部同义词词典是《简明同义词典》，1981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张先生在《后记》中做了这样的说明：“这本小书的编写，要追述到二十多年以前。起初，我给当时的《语文学习》杂志写一点词义辨析之类的东西。后来，慢慢找到了入门向导。罗常培和吕叔湘先生在《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里指出：‘一部小型的同义词典在澄清目前词汇使用方面的混乱将有很大帮助。’这对我更有启发，接着便着手积累原始资料，开始试编，一九五九年初完成草稿。可是，工作总是断断续续，反反复复的。好在，多年来尽可能在学习和工作之余，一点一滴地积累着，直到今天才拿出了一个初步成果。”完成初稿的1959年，张先生还只有22岁。说张先生从研究同义词起步，毕生研究词义关系，一点不为过。

《简明同义词典》只收了常用词1500个，编成近600组同义词。从数量来看，这确是一部“简明”词典，所收词语只有一般通用词典收词规模的百分之二三。但同义词词典有着不一般的意义。一般词典对词的意义内涵是通过客观描述，再现其本来面貌，而同义词词典则是从对比的角度，通过与相同相近词语的比较来彰显其内在特征。前者是单词释义，后者是词群释义；前者是平面显示，后者是立体对照；前者是直接描述，后者是内蕴揭示。后者的难度显然要更大一些。

这部词典只是张先生词汇研究的起步，却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张先生在20年后回顾道：“没想到，这块小天地乃至于成了我一生学习和研究的辐射点和起跑线。”（张志毅，张庆云 2005：后记）因为他在那之后继续着规模更大的词义比较工作，出版了一部又一部同义词词典与反义词词典。其中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有《反义词词林》（2001年，收词8万条，2万多组）、《反义词大词典》（2003年，收词1.7万条，3000多组）、《反义词大词典》（新一版）（2009年）。《反义词词林》有词有语，无释义无例句，而在全面释义引证基础上做了精心辨析的《反义词大词典》收词多达1.7万条、3000组。张先生编纂的词典在商务印书馆也受到高度重视，先后出版了《新华同义词词典》（中型本）（2005年，收词3600多条）、《新华反义词词典》（中型本）（2008年，收词1.5万条），还有即将出版的《新华反义词大词典》。从这些词典中可以看到张先生对词语内部词义微观世界所做的细致考辨。词汇系统中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同义关系与近义关系。我们不敢说张先生已经将汉语词汇中所有的同义词反义词都穷尽了，但说他考辨了大多数的常用、普遍、语文类的同义词反义词，应是站得住脚的。张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地大规模关注、考察、辨析同义词与反义词，在当代汉语词汇学界当属第一人。

张先生在词汇研究上的功力绝不只是对词语的考辨，而是他的考辨方法、理论、眼光有着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在相同的基础上能辨析细微差异。这是认识同义词最重要也是最难的一点。吕叔湘先生对这种做法大加赞赏：“一部同义词典要辨别一组组同义词的概念意义的异同，也要辨别它们的附加意义和差别。比较起来，也许后者更重要，因为前者比较容易掌握。后者要求更高的语文修养。志毅同志这部《简明同义词典》之不同于别的同义词典，也就在于他更注意于这一点。志毅同志在他的论文《同义词词典编纂法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1980年5期355―357页）中提出了在多数情况下以词义而不是以词为辨析单位的主张。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正是由于作者采取了这种做法，主要不着眼于同外之异，而着眼于同中之异，才能用较少的篇幅容纳较多的内容，做到了简明扼要，这应该说是这部词典的一大特色。”（吕叔湘 1981：序文）孙常叙先生（1981：序文）也赞其“专攻疑似之处，一般只集中地揭示同义词之间的主要差别，重点突出，用志不纷”。后来张先生练就的这种辨异功力，已远远超越了同义词辨析的范围，融入了他的学术生涯，使得他面对困难复杂的学术问题时，都能轻易做到由表入里、绪繁缕乱。正是有了这样的实践与见解，有了如此扎实的收词、释义、辨微、觅证、建例、立凡的大量经历，才有了之后对我国辞书理论、辞书史、辞书编纂、辞书创新、辞书发展、辞书目标等一系列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入木三分、鞭辟入里的精见。张先生到底是词汇学家抑或是辞书学家，这已经不重要了，他的词汇研究见解、词义考析成果以及等身的辞书著作早已融为一体。

二、词汇语义宏观理论的建构者

如果说张先生在同义词反义词词典编纂中还是以大量的词义辨析为主要工作，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是隐于其里的话，那么他那完整的理论建构则集中体现在《词汇语义学》（2000）中。该书一脱以往词汇学著作以“词汇”单位、聚合、关系为主体的微观务实架构，也无通常语义学著作那样以“语义”的性质、来源、作用、音义关系为主体的宏观蹈虚模式，而是在牢牢把握传统语义学向现代语义学转化的历史演化过程中，紧紧围绕词的义位进行了集中研究。《词汇语义学》是我国词汇语义学界跨入21世纪之际具有标杆作用的重要著作，很快进入了大学课堂，成为高校专门人才培养的必备参考书，并被列入教育部推荐的研究生教学用书名单，多次修订重版，获得了极高声誉。它标志着张先生的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完成了由词典编纂家到理论家，由词汇学家到词汇语义学家的转变。

张先生在该书的一开始就描绘了他建构义位理论的“现代语义学”背景，从五个方面概括了现代语义学的发展大势，即不同学科范畴的语义学合流趋势；研究的范围在扩大，重点突出；生气勃勃的发展趋势；理论方法的新趋势；将要成熟的趋势。（张志毅，张庆云 2000：6―9）如果说这里的概括还过于宏阔，还难以看出其观点之锐利的话，那么其言述“传统语义学”的不足时倒是言简意赅、辞简理显。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语义学“研究的单位是一元的，只局限于词义”，“研究方向是单向的，只是静态地研究语言中词义纵向的聚合”；“研究思想，从宏观上没有把词义视为一个整体系统”；“研究方法，没有充分运用分析法。从微观上说，它没有从词义中分析出更基本的元素，没有深入到词义内部，只是把词义当做一元整体”（张志毅，张庆云 2000：2―3）。与此相对的是，现代语义学是把词义当作一个整体，多元、多角度地深入到词义内部，划分出更小的单位与层级。现代语义学“研究的重点是对自然语言做形式化的精确描写”（张志毅，张庆云 2000：7），“语义学的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它对语言单位和语义价值的分析和描写上”（张志毅，张庆云 2000：9）。正是在如此清晰、明确的目标指引下，《词汇语义学》确立了“词汇语义学研究的单位有四个：义位、义素、语素义（素义）、义丛（由义位组成，是短语的意义方面）。四个单位中以义位为主，以义位的系统为主”（张志毅，张庆云 2000：11）。义位研究、义位系统的研究，成为《词汇语义学》全力论述的对象。 《词汇语义学》全书共六章，第一章为全书的绪论章，二至六章分别论述了“义位结构”“义位定性”“义位语用”“义位演变”“义位描写”五个问题。最后的“义位描写”章谈的是如何做到对义位的再现，特别是在语义辞典中对义位的再现，属于语言系统内部以外的问题，前四个问题则是对语义系统内部最重要的基础单位义位所做的本体研究。在词汇语义学领域，还没有过对义位做如此深入而专精研究的著作。如果将“章”“节”目录之下每个“小目”看作是论述了一个问题的话，那么这四章共论述了93个问题，分别为24、23、22、11个。第二章“义位结构论”的24个问题，分属“义位的界说”“义位的微观结构”“义位的宏观结构”三方面，其中“义位的微观结构”是基础，是义位研究形式化、单位化、结构化、层级化的主要体现。书中细致论述了一系列相互依赖的重要概念，犹为值得重视的是“义值”“基义”“陪义”“义域”等。

如“义值”，先是指出“义值是布龙菲尔德用语”，之后引用了阿普列祥、诺维科夫、莱昂斯对义值的不同诠释，再到“我们用‘系统值’、‘关系值’或‘位置值’来概括索绪尔学派这一重要发现或重大贡献”，“我们使用的义值是个更广泛的概念，就是词形式所表示的内容”。（张志毅，张庆云 2000：16）

如“基义”，“它部分地相当于传统词汇学（或语义学）的‘理性义’、‘概念义’、‘指称义’、‘实物・逻辑义’、‘对象・逻辑义’”，“基义是义位的基本义值、基本语义特征，是义位的核心（义核）、基础、支柱、主导”。（张志毅，张庆云 2000：17）

如“陪义”，“传统的语义学、词汇学称陪义为色彩（意义色彩、色彩意义、伴随色彩）”，“阿普列祥‘把直接纳入词条注释的词汇意义中的‘添加的’（情态的、评价的和表现力的）成分称作附加意义”。（张志毅，张庆云 2000：35）

如“义域”，“洪堡特使用过‘义域’，那是指较广的语义范围，相当于语义场。……我们所说的义域，是指义位的量，是义位的意义范围和使用范围”（张志毅，张庆云 2000：59）。

应该说这些术语在学术史上并不是新出现的，在前人研究中都出现过，但将它们纳入一个体系，形成相互关照、有序列的关系，以求对一个独立领域进行清晰的阐释，这却是《词汇语义学》努力追求并取得较好效果的贡献。全新概念的提出固然是大贡献，但能将之前杂芜、未成条理、未成系统的认识进行条理化、序列化的整理，以推进对事物本质和整体的认识，也应是一个很有创新意义的贡献。从这个角度来看，《词汇语义学》在对“义位”世界的认识中是达到了一个新境界的。

例如对“义域”的认识，张先生就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分析思路：“义域可分为大小域、多少域和伙伴域。”

“大小域，含元的大小”，“义位A指某一对象的整体或较大的一部分，义位B指该对象的一部分或较小的一部分”。

“多少域，含元的多少”，“含一元的，所指的是单一的，多是通常所说的专名（专有名词）或单称名词”，“含几元的，所指只有几个，是含少数元的类名”，“含元不易计数，所指不易用有限数表示，是含有很多元的类名”，“不含一元的，数理逻辑称为‘空类’或‘零类’，即类中不含任何个体。如‘鬼、宝葫芦、零、无、外星人’等”。

“显性伙伴域，语用域之一”，“显性组合，在辞书释语的正文或夹注中标明组合的义位或义类”。

“隐性伙伴域，语用域之二”，“隐性组合，虽然在辞书释语的正文或夹注中未标明，但是在语言实际中潜在着经常性的组合义位或义类，辞书中常用例语提示”。

“适用域，语用域之三”，“语体、语域、地域、时域、外来等陪义具有二重性，既是义位的附属、补充义值，又表明义位的使用范围。凡是具有上述陪义的、有标记的义位，使用范围总是小于通用的、无标记的义位”。

上面对大小域、多少域、显性伙伴域、隐性伙伴域、适用域的论述，比起传统所认为的义域就是指“义位的量”，是“义位的意义范围与使用范围”这样概而统之的论述，所具有的细化、深化、系统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张先生的这种大气，这种高屋建瓴、运各味于一鼐、化百菜于一肴的功夫是令人钦佩的。语义研究史上各家各说的来龙去脉，优长劣短，莫不在其褒贬评骘、信手拈来之中。如对“义位演变的原因”有过无数意见，张先生概而析之：“吸收各家的成果，按照我们的义位来源的三界说和三种因素的观点，义位演变的原因相应的有三个视角：客体世界、主体世界、语言世界。前两个世界是外部原因，后一个世界是内部原因。”（张志毅，张庆云 2000：261）又如第三章“义位定性论”，下分五节，分别论述了“义位定性说――柏拉图以来词义说的新审视”“义位的语言性”“义位的系统性”“义位的模糊性”“义位的民族性”五个问题。这些标题的中心词都是语言学中的大问题、老问题，但《词汇语义学》却将它们一一落实到义位，落实到义位下面的各个细部，这就是张先生的功力了。如“义位的民族性”，内分八点，分别与“义值”“义域”“义位”“派生义位”“陪义”“义位聚合”“义位组合”“义位理据”八个问题挂钩，皆立“目”论列，这种细而不乱的系统性，密而不碎的整体性，化而小之的务实稳当，正是《词汇语义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分析概括，建构了一个完整的义位分析理论。

张先生取得如此的成就，有其特殊之因，也有其必然之处。张先生有很好的外语能力，特别是俄语。俄罗斯是对词汇学、语义学有着精深研究的国度，对中国词汇学界有过广泛影响，孙常叙的《汉语词汇》，张永言的《词汇学简论》，都曾受到过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孙常叙（1957）在《汉语词汇》“叙言”中说道：“使我能以结合教学进行初步研究写出这一稿本来，是和以下几方面的力量分不开的。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指导，苏联先进的词汇学启示，和我国古今学者的研究成绩――特别是现代学者研究成绩分不开的。”

张先生多年来一直保有旺盛而“年轻”的学术精力，一直密切关注着西方特别是俄罗斯的词汇学、语义学、词汇语义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他在俄罗斯的访学经历，增加了他与世界研究前沿直接对话的机会。而他那扎实的中国传统语言学理论功底、广泛的词典编纂实践，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最充分的支撑和养分。我国当代词汇研究有着“意义化”“系统化”“内化”“细化”的发展趋势，这在其他学者身上也都有体现。如刘叔新先生（1990：15）的《汉语描写词汇学》，认为最值得研究的是“揭示词汇内部的组织结构关系，即词语之间可能有的各种关联组织的情况”；如符淮青先生（1996）的《词义的分析和描写》，对词义的类型、构成、单位、属性、释义模式，做有全面论述。而在研究对象的内化、分析过程的细化、对西方理论吸取的直接性上，则是《词汇语义学》做得更为突出。 张先生的理论性著作不算多，但对学者来说，一部书能成为学科发展的标志，就已经是足够自豪的了。

三、词汇学科发展的领舞者

张先生在当代汉语词汇研究中起着的重要作用，从“全国汉语词汇学研讨会”20年的学术活动中也能清楚看出。首届研讨会1993年在天津南开大学举行，那是在词汇学研究相当冷寂的学术环境下举行的，由刘叔新与李行健先生首举大旗，张先生与符淮青、葛本仪等先生共襄其事。会议此后以每两年一届的节奏举行，对汉语词汇研究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当代词汇研究新成果重要的发布、交流平台。第二届会议原拟由另一所高校举行，因故临时改址，张先生勇于担当，于1996年春天主办了第二届会议，上承下续，使研讨会朝系列化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

从那之后，或因学术任务繁忙，或因年事渐高，与张先生同辈的知名学者出席会议也就断断续续了，而张先生则是少数几位从第一届起每届都参与其间的学者。他每次递交给会议的论文都能言时下所急，启人之所思。或取材精当，深察细剖，以材料见长；或统揽当下，言切肯綮，以独思警人。下面是先生提交给第一到第九届研讨会的论文，可观其概：

1.《义位的系统性――这个假说的证明》，第一届，1993，南开大学主办。刊《词汇学新研究》，语文出版社，1995。

2.第二届于1996年4月在烟台师范学院举行，张先生亲自主持，在会议上做了即席发言。

3.《词汇学的现代化转向》，第三届，2000，厦门大学主办。刊《词汇学理论与实践》（一），商务印书馆，2001。

4.《汉语词汇学的创新问题》，第四届，2002，河北师范大学主办。刊《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二），商务印书馆，2004。

5.《词汇学的新进展》，第五届，2004，武汉大学主办。刊《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三），商务印书馆，2006。

6.《〈汉语词汇〉的贡献与词汇学的新进展》，第六届，2006，吉林大学主办。刊《词汇学理论与应用》（四），商务印书馆，2008。

7.《词汇语义学的元理论――词汇语义学的理论是从哪里来的》，第七届，2008，河北大学主办。刊《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五），商务印书馆，2010。

8.《新词个体和世界个体》，第八届，2010，苏州大学主办。刊《词汇学理论与应用》（六），商务印书馆，2012。

9.《原型语义观――以〈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为语料》，第九届，2012，山东大学主办。刊《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七），商务印书馆，2014。

这些论文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对当前词汇理论发展进程、动向的思考。如《词汇学的现代转向》（第三届会议论文，2000）指出：“传统哲学、语言学、语义学都早已发生了现代化转向。大势所趋，作为现代语言学中的语义学一个分支的词汇学，也必然出现由传统到现代化的转向。”转向的六个关键点是：1.研究的对象，传词（传统词汇学）以结构描写为主，多局限于一种语言的词汇词义内部；现词（现代词汇学）以功能及应用的阐释为主，而且常用多种语言比较的语料。2.研究的单位，传词是一元的（词及其意义）；现词是多元的（词及义位，短语及义丛，语素及语素义，义素）。3.研究的方向，传词是单向的（静态聚合，单层次，单角度）；现词是双向的（静态聚合和动态组合，多层次，多角度）。4.研究思想，传词是微观自治论和原子论，只局限在词及意义内部研究，并且没有抽象出一个系统；现词是宏观的非自治论、整体论和系统论，把研究扩展到词及其意义外部，并且抽象出一个系统。5.研究方法，传词以归纳法、综合法、定性法、孤立法为主，没有分析出词义的元素。现词同时注重演绎法、分析法、定量法、比较法，分析出义位、义素、语素义、义丛等不同层级的单位。6.研究目的，传词是描写兼理论探讨；现词是解释兼追求应用价值。（张志毅，张庆云 2001）这里反映的正好是张先生建构“词汇语义学”时的思考。

又如《汉语词汇学的创新问题》（第四届会议论文，2002），“众擎易举，众望所归，近十几年来的词汇研究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进展。今举十一个要点”。这十一个问题是：“词汇主义”“词的离散性研究”“词的同一性研究”“词义研究”“语料库方法”“词汇函数”“计算词汇学和计量词汇学”“比较词汇学”“词的组合研究”“动态词汇学”“词源学研究”。（张志毅，姜岚 2006）论文视野开阔、汪洋恣肆、纵横捭阖，引述百余种论著，遍及国内外。这十年来的研究进展清楚证明了先生当年的判断与提醒，是多么的睿智并富有远见。

二是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如《词汇语义学的元理论――词汇语义学的理论是从哪里来的》（第七届会议论文，2008），认为词汇语义学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五个认知域”，即“实践认知域”“古代认知域”“外国认知域”“相关学科认知域”“理性认知域”。（张志毅，苏向丽 2010）这五个方面体现了“人类的正确认识从哪里来”的普遍规律，但有多少人一进入专门领域，就或囿于师说，或困于书本，或恪守传统而自闭眼界。先生却在许多人习而不察时仍保有如此清醒的头脑。在方法论上超人一等，这正是他能学而常远时人之上的缘故。

又如《原型语义观――以〈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为语料》（第九届会议论文，2012），释义的周全、妥帖，是辞书学久而弥固的问题，但先生从原型语义观的角度，提出“同义词群的共核意义即同义词群的原型语义”，“多义词的本义（或基本义）是原型语义，转义是变体”，“言语中的语义点所围绕的一个义位，是原型语义”，“中心义素是其余义素的原型语义”。（于屏方，张志毅 2014）用深层理论统领表层大量的具体问题，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是之谓也。

先生将一生献给了汉语词汇学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他的研究思想、方法及丰硕成果，留给了这个时代，留给了我们后来者。谨以此文志之。

参考文献

1.符淮青.词汇的分析和描写.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2.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3.吕叔湘.简明同义词典・序文.∥张志毅.简明同义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4.孙常叙.汉语词汇・叙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

5.孙常叙.简明同义词典・序文.∥张志毅.简明同义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6.于屏方，张志毅.原型语义观――以《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为语料.∥《词汇学理论与应用》编委会编.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七）.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7.张志毅.简明同义词典・后记.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

8.张志毅，张庆云.词汇学的现代转向.∥李如龙，苏新春编.词汇学理论与实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9.张志毅，张庆云.新华同义词词典・后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0.张志毅，姜岚.词汇学的新进展.∥《词汇学理论与应用》编委会编.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1.张志毅，苏向丽.词汇语义学的元理论――词汇语义学的理论是从哪里来的.∥《词汇学理论与应用》编委会编.

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五）.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厦门大学中文系 福建 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