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虚实观

1《三国演义》虚实问题概述

中国拥有悠久而发达的史学传统，中国人对历史独具的强烈观照造就了中国人性格之中的崇尚真实，尊重历史的精神。这种精神也深刻影响到了古代的小说家，使他们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出对历史极其重视的态度。因此，尽管在中华先民的群体性记忆之中并不缺乏丰富而奇绝的想象力，在历代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观念中也对虚构和想象表现出了足够的宽容，然而这种丰富想象力大多只是展现在浪漫主义的诗词散文的创作之中，而在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密切联系，甚至被视为史之余的小说领域之中，想象和虚构是不被允许掺杂于其中的。

在有唐一代之前，虚构并不是小说的创作原则，相反尚实才是小说的最高原则，至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但唐传奇之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仍然习惯性地表明故事发生的人地所在或是指明从何处听得，其目的仍是在表明该小说的真实性，这点可以充分说明在唐代小说家仍非常重视小说中的尚实观念。但正如恩师孟昭连先生所论述的:历史和小说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它们的本质、功能和表现方法，都有重大的不同。纪实论恰恰混淆了历史和小说的区别，并且总是以修史的规范去束缚小说艺术，这样必然阻碍它的迅速发展。

至宋代说话艺术兴起以来，历史与讲史艺术充分结合，因此，在宋元话本之中，民间说话艺人就开始研究历史与虚构之间的虚实关系了，因为虚实之间的关系是讲史艺人在处理史料，形成艺术构思时首要考虑和必须解决的问题。他们的处理方式往往是这样的:讲史话本的作者对史料的运用分几种情况，有的仅仅是把文言文改成白话文或文白夹杂的形式，有的则在史实的基础上添枝加叶，虚构一些细节使情节变得更丰富;也有时在必要之处加上一些历史典故。即所谓虚实相半的原则，这种讲史艺人出于表演实践的需要而进行的选择，却为后世从事历史演义小说创作的小说家对同样问题的思考提供了现成的借鉴。而明显借鉴了《三国志平话》等民间讲史话本的《三国演义》对虚实问题的看法也必以此作为基础。

2后学对虚实的对立观点

自《三国演义》问世以来，对《三国演义》中虚构与史实孰多孰少，孰优孰劣，贵真抑或归幻的争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归纳古往今来贤人学者对此问题的观点，基本可以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派别: 忠于史实论，这一类学者的观点认为，《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对其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忠实于东汉三国的真实历史，而《三国演义》也完全做到了在其总体上、以及其基本轮廓上，基本忠实于历史史实。至于《三国演义》基本忠于历史的具体表现主要有三:首先，《三国演义》叙述的重要史实都是真实可信的，于史有据的。其次，尽管作品对来自于正史的材料进行了甄别取舍，进行了相对有利于其创作的调整，对一些史料也进行舍弃，或是进行了夸张与缩小，但从根本上没有改变小说尊重史实的前提，这些对史料的调整只是属于运用史料的艺术手法，并没有违背基本史实的大框架。再有，《三国演义》尽管大胆增加了属于虚构的细节和描写，但这些新增的虚构也尚不足违背小说尊重重大历史真实和传统历史评价体系的总体倾向。

持这种说法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章学诚的七实三虚之论。章学诚先生在其《丙辰札记》中认为:《三国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他还指出演义之属，须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着寓言，不可错杂如《三国》之淆人。①章学诚先生看法虽然对《三国演义》中加入了虚构成分提出了批评，但承认其七分实事，并认为有限的三分虚构对整体的史实造成一定影响，正从反面肯定了章氏对《三国演义》整体符合、忠实于历史看法。

3结语

章学诚对《三国演义》的批评并非是他的首创，早在《三国演义》创作问世以来，就有很多学者通过考证虚实，认识到《三国演义》在基本保证史实的基础上进行了虚构，对于这种虚构对于读者的影响，这些人往往持责难的态度，认为罗贯中违背史实，虚构故事，使读者产生对历史真实错觉。这些人的观点是和章学诚非常近似的。比如李慈铭就认为:余素恶《三国演义》，以其事多近似而乱真也。蒋瑞藻在《小说考证拾遗》中认为罗贯中的创作好为绚染，以诬古人，王应奎在《柳南随笔》说罗贯中俗语不实，流为丹青，翟颧《通俗篇》认为《三国演义》荒诞不经，都是针对史实框架中的细节虚构导致的使读者误将虚构的情节当作史实，这一点进行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