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伊斯兰教文化传播――以陕西地区为例
【摘 要】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因其民族的多元性、历史的复杂性，涉及民族、历史、民俗、文学、艺术、宗教等诸多领域而享有盛名。宗教作为文化的载体之一，它的传播本身就是一场文化交流的盛宴。本文以丝绸之路上伊斯兰教在中国陕西地区的传播为例，从四个方面分别介绍了各时期伊斯兰教在陕西的发展概况，介绍了其在宗教文化、民族艺术、民族习俗等方面的传播情况，从而再现了两大古代文明在陕西地区的交流与碰撞，意在发掘其留下的宝贵艺术结晶。
【关键词】丝绸之路;宗教文化;民族艺术;民族习俗;陕西
丝绸之路的支线有很多，通常认为的“丝绸之路”主要是指绿洲之路。这条丝绸之路自中国的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之后到达新疆，继而分三路西行，分别到达里海沿岸，地中海东岸地区与伊朗。张骞出使西域，是绿洲丝绸之路开辟的标志，从此，长安便担负起丝绸之路起点的重任。宗教的传播是古代文化交流的一次盛宴，宗教本身即是文化，宗教的传播即是文化交流，同时宗教又是文化交流的媒介和载体。
一、各时期伊斯兰教在陕西的发展概况
据史料记载，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前后，穆斯林这个具有一神信仰的群体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这标志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初期传播。中国和中亚5个穆斯林国家相毗邻，历史上就有经济、政治上的往来，丝绸古道正是穿越了这些国家才得以到达亚、非、欧各国。随着丝绸之路商贸的交往，宗教文化也随之传播开来。公元651年，大食国哈里发奥斯曼派遣使者访问大唐帝国，受到皇帝唐高宗的接见，令唐高宗震惊的是，这是第一个见他不跪的使节。随后得知这位使节是只跪其所信仰的伊斯兰教真主的穆斯林时，开放的大唐皇帝便接纳了这来自异域的文明。这次访问被载入正史，也是学者认定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性大事件。记载说“永徽二年，八月乙丑，大食国始遣使朝献。”[1]
唐长安遂后成为国际性大都会。8世纪以来，京城长安是经陆路来华的阿拉伯人大多居住的地方，也使长安成为各种域外文化汇集的中心。唐朝政府尊重阿拉伯商人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有些地方还建立了当时称作“礼堂”的清真寺。唐时，在中国的礼堂，相传有两个：一个在长安，即现在的大学习巷礼拜寺;一个在广州，即怀圣寺[2]。唐宋时期穆斯林来长安的规模大、人数多，大多属于商人。西安市老政府旧址的对面，即是俗称为回民街的西羊市，这条街巷1300多年来从不寂寞。宽达16米的街道由青石板铺就，这里人流涌动，熙熙攘攘，飘散着穆斯林制作的羊肉泡馍、粳糕的清香。“人间繁华在长安”，长安与西羊市的繁华，即开始于唐代。唐朝时，西羊市成为了国际贸易市场，外国商人都被唐朝政府安置在这里。一批批阿拉伯商人跋山涉水来到长安，漂泊在长安的穆斯林有了自己的宅邸。
通过回族先民这个载体，伊斯兰教在唐代传入了中国。在元代的陕西，有“民七回三”的说法，回民有80万之多。忽必烈以亲王身份镇压陕西时，长安以及附近地区成为了东边迁来的穆斯林落脚、往来的重点地区，长安城在“元时回回遍天下”的盛况中首屈一指。
二、伊斯兰文化在陕西地区的传播状况
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复兴于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可概括为五大功修、六大信条。“五大功修”是伊斯兰教规定穆斯林要承担的五项义务，即念、礼、斋、课、朝。简单的说，念，是指“清真言”的诵读，即“除安拉之外别无主宰，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礼，是指每日礼拜五次，面向麦加的方向;斋，即封斋，穆斯林在每年回历九月要斋戒，在此月中从黎明到日落不能饮食;课，是指穆斯林每年要向清真寺交纳一定的“天课”;朝，即是如果条件允许，穆斯林应该在一生中至少去麦加朝觐一次。六大信条即是信安拉、信使者、信经典、信天使、信前定、信末日。信安拉就是相信“万物非主，唯有安拉”;信使者就是坚信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信经典就是坚信《古兰经》的正确性;信天使就是相信安拉从光中所造的天使，分布于天地之间;信前定是指相信天地万物及变化和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安拉早已经安排和预定好的;信末日则是相信在世界末日到来之时，每个人都将复生接受末日审判。
伊斯兰教文化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了解，即宗教文化、民族艺术，民族习俗。
最初伊斯兰教育的提倡，即经堂教育，其发端始于胡登洲。胡登洲，陕西渭南人，著名经师，经堂教育的奠基人，被穆斯林称为“胡太师巴巴”。他立志兴学，以倡导宗教教育，培养人材为己任。在继承前人宗教传播方式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与伊斯兰教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结合起来，教授场所由家中移至清真寺，设帐讲学，免费招收学员，教授伊斯兰教经典和阿拉伯语。授课过程使用经堂语讲解，并在授课方式，课堂设置，学习考察，教学结构等多方面初步形成了一套制度，从而奠定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基础。
民族艺术方面。伊斯兰教与中华文明在民族艺术方面的交往成果也颇为丰富多彩。民族艺术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文物、雕刻、文学与自然科学等。例如，中国的雕刻历来都以平雕为主，但在陕西省博物馆内较有名的浮雕“昭陵六骏”，各种奔马神态则令人联想起伊朗的纳克西・洛思塔姆和塔克・博斯坦发现的属于萨珊王朝时代的时刻浮雕。同样，在其它美术作品或中国雕像所能见到的我国古代武士盔甲上的金属鳞片，很有可能仿自古代伊朗。这种盔甲及马饰等装饰，早在伊朗安息王朝时代便已经存在了。这些东西估计是在汉代以后传入中国的。[3]从民间艺术来看，很多有价值的文物也在陕西地区被流传下来。比如阿拉伯早期金币，便在陕西地区留下了它的痕迹。 从文学方面来说，唐代时穆斯林商人李彦、五代时李洵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极高的文学家。[4]其中，李彦曾中进士，李、李舜弦兄妹为波斯穆斯林后裔，诗人。明清时期，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之间的交往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二者在伦理观、宇宙观等领域进行了深度的沟通和交流。明清时期一些杰出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利用自身所拥有的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双重禀赋，将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丰富资料加以有机整合，进行了文明对话和沟通的最早尝试，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因此学术界将此现象称为“以儒释经”[5]。
民族习俗方面，我国的丝绸之路和阿拉伯人的香料之路，共同构成了中西交通史上的两条通道。《伊本・白图泰游记》则对中西交通史提供了资料，极为丰富和宝贵。《游记》中记载中国穆斯林生活方面的资料更是俯首可得，例如婚嫁、待客、生活、丧葬等，还有信仰伊斯兰教的各个民族的习俗，如尚右、抛撒钱币、圆经仪式以及节日盛宴等，皆可在我国穆斯林当中找到相似的习俗。[6]以下即是几段摘录：
穆斯林商人来到中国任何城市，可自愿的寄宿在定居的某一穆斯林商人家里或旅馆里。如愿意寄宿在商人家里，那商人先统计一下他的财物，代为保管，对来客的生活花费妥为安排。来客走时，商人如数送还其财物，如有遗失，由商人赔偿。[7]
我遇到一位商人，待人甚好。他能背诵《古兰经》，并常颂不断。这些商人因久居异教徒地区，如有穆斯林来，都欢喜若狂地说：“他是从伊斯兰地区来的呀！”便把应交纳的天课交给他，他立即成了像他们一样的富翁。[8]
丧葬仪式，全城无论男女，不分穆斯林异教徒踊跃参加。他们全都穿戴孝服，异教徒戴白色头巾，穆斯林穿白色衣服。[9]
三、结语
总之，作为一种异域文明的伊斯兰教文化，借助丝绸之路的通道，将自己的文明以宗教文化、民族习俗、民族艺术的方式传入中国，尤其是在唐长安，即今陕西地区得到极大的发展，使得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与中国文明的交往进入了更高的发展层次，见证了两个古代文明的友好交流，给后人留下了异常珍贵的艺术宝藏。
注释：
[1]后晋刘等撰，《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中华书局，第六十九页。
[2]白寿彝：《中国回回民族史》上，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78页。
[3]c.Huart：Ancient Persia And Iranian Civilization.pp.196-197。
[4]清彭定求等遍，《全唐诗》卷八九六，中州古籍出版社，第4516页。
[6]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伊本・白图泰著，2000 年版，第541页。
[7]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伊本・白图泰著，2000 年版，第544页。
[8]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伊本・白图泰著，2000 年版，第546页。
[9]马金鹏译，《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伊本・白图泰著，2000 年版，第5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