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静静的顿河》中的宗教文化因素

《静静的顿河》是一部具有悲剧史诗意义的作品，作者肖洛霍夫因此而获得196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部规模宏大的叙事作品在诸多方面都继承了俄罗斯经典文学的艺术手法和主题思想，并以独具一格的创作思维对其进行了充实和创新，尤其是把对俄罗斯民族性的表现和拓展发挥到极至，把20世纪初叶战争频繁、革命不断、政权更替的社会大动荡时期哥萨克阶层所遭遇的悲惨命运以及他们的情感、乡村社会生活图景刻画得细致入微，以至于有人称其为一部反映旧俄哥萨克阶层生活和风土人情、精神面貌的百科全书。肖洛霍夫的大多数作品都是描写哥萨克人的生活和命运的，因为他生长在那样的环境中，有着真实的生活经历，这是他最熟悉，最关心，也是最想表现的题材，在他小说的字里行间生动地体现着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点点滴滴。俄罗斯的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东正教是这种文化的核心，因此，对小说中的宗教文化因素进行分析是认识这部作品不朽艺术价值的必要途径。

一、小说情节中的宗教文化因素

小说中对哥萨克和平时期的日常生活中有关事件的描写充满神秘气氛。从一开始，在交待麦列霍夫家族史时，我们就感受到这种浓郁的民间文化传统的力量。小说中有许多对于源自民间多神教和巫术传统的迷信习俗的描写，展现了俄罗斯农村生活的原生状态。这种民俗文化是愚昧的，但却世代相传，与他们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甚至个人的生活和命运密不可分。小说是从交待麦列霍夫的家族史开始，为后来的宏大叙事的充分展开拓展了时空领域。主人公葛利高里的祖母一个被他的祖父普罗柯菲从土耳其带回来的神秘女人，在来到这个村子时就与这里的人格格不入，从而被人指点、议论和猜测，最后被指为能使母牛不产奶和死亡的女妖而活活被打死，留下一个未足月产出的婴儿。自此，麦列霍夫家族的土耳其血统便具有了一定的传奇色彩，为小说从历史的宽广视野揭示这一家族的兴衰和人物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关于女巫的故事源自西欧民间传说，强盛于中世纪灾难和祸乱肆虐时期。

一些患有怪病、身份可疑或命运不幸的女人常被指控为女巫，并且很难逃脱被处死的厄运。中世纪欧洲轰轰烈烈的猎巫运动就是一场骇人听闻的社会悲剧。因此，小说中为麦列霍夫家族带来异族血统的土耳其女人事件无疑有其深刻的世界文化根源。这种民间的迷信在各国民间广泛而长久地存在，其程度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在一些有关的研究著作中，这种带有愚昧和神秘色彩的民间传说或巫术已被当作一种民间传统知识加以保存，成为生存于民间的、活的文化标本，而不再被简单地冠以迷信之名。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民间的传统知识是一种珍贵的文化人类学文献，诸如驱邪的符咒和治病的偏方等。

《静静的顿河》中所体现的这种民间传统带有浓郁的俄罗斯本土色彩，为展现沙俄时期哥萨克阶层的生活和风土人情增添了一定的生活气息。例如，为情所困的有夫之妇阿克西尼娅在得知情人麦列霍夫家的格利高里要娶亲的消息后，为了抗拒难以摆脱的爱情的折磨，去求助于能解决一切人生苦恼和难题、能治一切病痛的德萝兹哈老太婆，让她给自己实施巫术以挽回自己那颗不可救药的心灵。这位老太婆的巫术就带有东正教文化色彩，并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民间传统知识，她的咒语是:从河底冒出来的寒泉热情的肉欲像猛兽一样在心中思恋的狂热的诱惑用神圣的十字架最纯洁、最神圣的圣母把上帝的奴隶葛利高里

这里的十字架和圣母崇拜正是东正教文化的典型写照。在东正教的观念中，上帝在每个人的内心，而不是高高在上的主宰，俄罗斯的东正教更多地强调基督的神人二性中的人性，这是东正教与天主教、新教的一个主要差别。因此，圣母在教徒心目中与主一样受到尊崇和信奉，圣母就代表了全人类，就是人类本身。在东正教中，圣母马利亚被教徒们认为是圣灵的体现者，是人类的祈祷者和说情人，她为世界的罪恶感到伤痛并请求圣子给人类以宽恕。在俄罗斯民间，圣母是有求必应的保护神，被用来祛病求福是普遍现象。敢做敢当、大胆泼辣的美丽村妇阿克西妮娅仍要依靠巫婆神汉的超自然力量，表现出当时俄罗斯妇女的低下地位和悲惨命运，同时也体现了她为了掌握自己命运而进行抗争的勇气。

二、小说中女性的宗教文化心理解读

在基督教义经典中，缘于《新约》的圣母崇拜与缘于《日约》女性罪恶观同时存在，并共同促成了女性为了赎罪和忏悔而虔诚奉主，向往自身神圣化的心灵历程和历史图景。女人的罪恶在《圣经。旧约》开篇就被确定，基督教认为人类的堕落和苦难是从夏娃开始的。在俄罗斯民间的东正教尤其是阉割派的观念中，女性的美是有害的，这种观念在不少人心中根深蒂固，因为女性美的诱惑使人无法抵抗，使人堕落，人类世代因她而受到惩罚。尽管也有一些宗教思想家试图从女性自身的生理特征为之辩护，例如:俄国东正教哲学家谢。布尔加科夫认为，人类所受的惩罚和苦难之所以从夏娃开始并不是因为夏娃自身的品质，而是因为她的性别就已注定了她的命运以及她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女性有罪的观念还不同程度地渗透于俄罗斯民间宗教思想中，旧俄国的民间观念对女性更是抱着鄙视的态度。这种与宗教文化相关的女性观在许多现实主义作家笔下都有过直接的体现和表达。

《静静的顿河》中几位女性形象的悲剧无不与这一观念相联系，如:阿克西妮亚自幼被父亲所辱，她的妖烧和美貌对男人不是一种诱惑，男人因她而不断偏离正常的生活坐标，以至婚后嫉妒成性的丈夫斯捷潘不断地折磨和殴打她。她与哥萨克青年格利高里有违道德的烈火般无所顾忌的爱情更增加了她红颜祸水的印象;而在格利高里的嫂子妖媚放纵的达丽亚身上，这种诱惑之罪的印迹更加明显，得了梅毒但仍想挽回做人尊严的她最后投水而死，这种结局可谓壮烈;格利高里的妻子娜塔莉亚是一个符合教规的理想道德式人物的典型，但就是这样一个服从于男权、甘心于低下地位的女性，最终也受到无情命运的惩罚，遭受到自虐惨死的悲剧下场。在这些悲剧中，娜塔莉亚的死亡的宗教象征意义更强烈。《圣经》中上帝对夏娃的宣判决定了女性与生俱来的痛苦基因:我必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因为夏娃的罪孽，女人所有正常的功能都加上了病痛的愁苦，都因肉欲而受到毒害。然而只要通过信仰上帝的婚姻并受孕，就可以做到伤蛇的头的生育，而怀孕的痛苦对于引诱亚当的女人来说，就获得了赎罪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娜塔莉亚的命运悲剧意味更加强烈。因为她仿佛正是带着夏娃的罪恶，为了忍受那些惩罚而来到世间的。在她出嫁前，丈夫就心有所属，婚后受尽了丈夫的冷遇。丈夫跟情人私奔后，娜塔丽亚只能回娘家去，她因难以忍受人们的议论而自杀，但却没有死成。这在她忍辱负重的身影上更增加了一层罪孽感因为自杀对于东正教徒来说是最难以赦免的罪。为了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她回到了婆家，等待丈夫回心转意。当丈夫终于因情人的不忠而赌气回到她的身边，对于她来说似乎是美好的日子开始了，在她做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后，更加憧憬一种永远的幸福。可是越是向幸福迈进，与她日后的不幸结局的反差越大，在她怀着第三个孩子时，格利高里再次的背叛和欺骗使她万念俱灰，她开始诅咒丈夫、诅咒一切，忍辱负重一生的她选择了反抗，她想报复，再也不愿为丈夫生孩子，最终因打掉孩子导致大出血而死。这个人物身上集中了东正教文化中一切有关女人的品质和美德，但她因不想生育而死，在东正教观念中也是一种罪。因为《圣经》中说:女人若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圣经。提摩太前书》第2章第13一15节冲口上所述原因，娜塔莉亚这一女性形象的悲剧意味和命运的象征意义更加强烈。

三、东正教节日与小说叙事话语

在结构主义叙述学模式中，故事的所有事件是按照实际时间、因果关系排列的，而每部叙事作品的最终完成都有两个组成部分，即故事和话语甘旨的是表达方式或叙述内容的手法)。在《静静的顿河》中，民间东正教的节日无疑在这里成为连接故事事件时间序列的主要表达手法，交待小说叙事时间，起到话语叙述行为中的事件转换和情节发展的功能。小说中所体现的俄罗斯民间宗教节日这种文化传统不但突出了作品的民族本土特征，而且在小说主题思想的表达和文本叙事的建构方面起到关键的作用。

小说的叙事是从战争与和平两个阶段的对照来完成对顿河哥萨克人风土人情和精神面貌的全面展现的，小说的第一部主要描写哥萨克阶层社会生活在大动荡之前的状态，这一部分的叙述平缓而充满诗意，例如:作者对阿克西尼娅和葛利高里的爱情故事的描写带有一种浪漫气息和传奇色彩。在叙述和平时期村庄的日常生活时，小说在时间表示上从未有过年月日或时间段的提法，但提到宗教节日的地方有二十处之多，这些宗教节日构成了哥萨克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们思维习惯中标记事件、记录节令的主要方式。例如:指称农时，三一节那天起，就开始割草了，确定婚期，格利高里和娜塔丽亚在第一个救主节就给新夫妇完婚计算产期，阿克西妮亚所怀的格利高里的孩子预产期在救主节左右;记录气候变化，圣母节后，积雪融化、天气转暖，要暖和到圣米哈依洛夫节，在大斋的第四个星期，严冬退却了钊叙述事件时间，在耶稣受难日那天夜里，几个娘儿们凑在科尔舒诺夫家的邻居佩格拉娅家里闲坐。佩格拉娅的丈夫加夫里拉。

迈丹尼科夫从罗兹写信来，说要回来度假，过复活节而司捷潘对格利高里提起往事时说:我有的件事很后悔，小伙子你还记得，前年谢肉节的时候咱们打群架的事吗?;甚至当指称一头家畜时也要用宗教节日来界定:佩格拉娅对娜塔里娅讲她所做了与怀孕有关的梦时说我家的那头老母牛，就是去年救主节卖掉的那头，走在前面。而圣诞节是靴靶村哥萨克们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葛利高里从镇压上回来时真是束手无策:圣诞节已经快到了，但是他还什么都没准备好。也正是从这个圣诞节开始，顿河哥萨克人的生活渐渐偏离了常轨，葛利高里开始到沙皇的军队去服兵役，靴靶村人的噩梦开始了。此后在小说对战争和哥萨克人动荡不安生活的叙述中，再也没有提及宗教节日。

此外，小说叙述中提到的宗教节日还有柳树节、谢肉节等。这些传统节日除去它的东正教意义、需要认真对待和举行宗教仪式之外，在民间生活中如同我国的二十四节气一样提醒着人们周而复始的民间日常生活事件和时间变化、季节更替。

四、经典文学传统与小说情境的宗教隐喻

《静静的顿河》刊日常生活的描写中反复提及的这些宗教节日是作为一种象征和隐喻出现的，它展现了旧俄罗斯社会生活缓慢而单调的生活。例如在描写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尼娅私奔后来到亚戈德诺耶庄园当雇工时的生活和哥萨克的日常生活时都强调了这种生活状态: 村里的人依然过着习惯的、一成不变的生活:有些哥萨克服完兵役回来了，平常日子，无聊的琐事不知不觉地把时间都消磨掉了，每到星期日，一早就一家大小成群结队地涌到教堂去:哥萨克都穿着制服和过节的裤子;女人们花花绿绿的长裙沙沙地扫着街上的尘土，穿着紧绷在身上的、袖子上打着褶的印花布上衣。

这种生活情境境班俄罗斯文化传统中有着深厚的宗教隐喻意义。从东正教信仰的角度看，这种宁静平稳、无波无澜的生活是上帝创世后的安息日的象征，在这种宁静中，世界和上帝交融在一起，这就是俄罗斯意识从《圣经》中所理解到的安宁思想。它在思维和艺术中的体现也是多样的，费奥多尔修士大司祭对此曾做出这样的神学和哲学论述:人根据自身的神人本性直接参与上帝创造的宁静，而且这种参与是双重的，一方面，永恒的生活的宁静会作为神恩的体现方式而庇护人，但人自身又应该因自己的精神创造行为而使自己在尘世能够参与神的宁静。

俄罗斯的经典文学中素有关注这种俄罗斯注园旧常生活的传统，只是作家们在对这种造就俄罗斯独特的性格和气质的生活方式表现出不同的态度，或采取了不同的视角。这种文学传统应该说起源于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其中最为典型的要算是果戈理的((l日式地主矫口冈察洛夫的《奥勃洛摩夫》。这种文学传统一直存在，直到21世纪，在一些富有民族感的作家那里还能强烈地感受到，例如皮利尼亚克和俄罗斯侨民作家扎伊采夫的创作。 果戈理在《日式地主》中对这种旧俄庄园宁静悠闲的生活方式颇为欣赏。他在小说中说:不管怎么说，这时我觉得，我们所有的激情与这种持久的、缓慢的、几乎是无感觉的习惯的力量相比则是十分幼稚的。

果戈理在旧式地主心向上帝之国的宁静生活中也看到了俄罗斯人性格中善良的特征:在那些老头儿和老太太的脸上，你见到的总是那样善良、那样关切和虔诚的神情，你会不由自主地抛弃，哪怕是暂时地抛弃一切想入非非的念头，不知不觉地全身心地沉浸于下层的这牧歌般生活之中。可见，沉浸在宗教狂热情感状态下的果戈理完全是从宗教理想的角度来解释这种生活的合理性的。

19世纪经典文学中另一部突出体现安宁，情境的作品是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摩夫》，以至于奥勃洛摩夫性格成为了人们认识俄罗斯人的一个具有代表意义的概念。小说主人公奥勃洛摩夫每天躺在床上，看着太阳东升西落，耽于幻想，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世界里，每天做着童年的梦，偶尔发一些关于慈悲和善行的议论，可却从不行动，因为他害怕行动。他祖上留下的地主庄园仿佛会自己源源不断地供给这个上帝的人生存所需。作者认为，主人公所生活的庄园中那种天堂式的宁静是与人物内心精神上的完整性相一致的。对于这些俄罗斯的作为一种上帝的造物而存在的奥勃洛莫夫们，冈察洛夫有两个出色的比喻:把他们比作柏拉图和修道院里的长老，在尘世的生活中就已向着死后上帝的世界里永恒的安宁迈进。这种俄罗斯式的作为天堂象征的宁静意境在俄罗斯作家的意识里和强烈的民族情感夹杂和缠绕在一起的。或许出于游子对祖国的向往和思念，21世纪侨居国外的作家扎依采夫在游记散文《可封》中把阿封山这块未被外界纷扰侵蚀过的圣地看成了神圣罗斯的缩影，感受到与之依稀相似的面貌。在散文中，作者把东正教圣地比作天堂，因为那里的土地无人居住，人们生活在一种纯然的寂静之中，这令他想到创世之初未被人沾染过的天堂。

到了社会主义苏联时期，在俄罗斯的一些小城仍保持着这种自18世纪以来的停滞不前、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甚至在革命者内部一些人身上也保留着这样的陈旧观念和习俗，皮利尼亚克在《红木》中对这种生活状态有生动的描写和深刻的讽刺，例如:旧城人们日常生活的缓慢节奏和毫无生气;工程师阿基姆的两个姑姑的生活状态以及两个像乞乞科夫一样的古董商的来访都是对俄国生活和文化传统再一次讽刺性展示。皮利尼亚克不是把这种宁静视为人类地上生活的一个美妙和梦境，而是揭开了在这种生活状态背后潜在的道德堕落和生活的苦涩。他们醉意朦胧，专注于干酪和大葱头，他们在亚细亚的俄罗斯帝国的平静中过日子。而葱头状的教堂尖顶便是这俄罗斯生活的象征。

由此可见，对于古老的俄罗斯文明，皮利尼亚克怀着深深的复杂感情，他憎恨俄罗斯大地上这种沉沉欲睡的状态，却又对积久而习惯了的俄罗斯特有的生活意境抱着深深的怀恋时代让这种俄罗斯文化变得处境尴尬。 可以看出，肖洛霍夫对这种生活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它毕竟代表着腐朽的、被时代所淘汰的生活现象和生活方式。格利高里离开阿尔西诺娅去部队服役以后，战争还没有波及这个村庄。月月如此。亚戈德诺耶的生活就这样在昏睡中发霉、腐烂。 整个这些日子里，只有两件事情凉动了这昏昏沉沉的、发了霉的生活:一是阿克西妮亚生孩子，再就是丢了一只大种鹅。在《静静的顿河》中，作者通过对这些类似情境的描写，暗示了历史风暴的必然到来，接二连三的革命把哥萨克阶层的生活彻底翻了个个儿，人们原有的宁静生活不复存在，在强大的历史进程中，普通的个体显得渺小而无助。在肖洛霍夫的创作意识中，历史必然是变动不居的，类似于旧俄社会的这种懒散、陈旧、毫无生气的生活也一定不会持续下去，不过作者在小说中并未认为历史有什么必然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的世界观中带有一种宿命的悲观主义味道。尽管如此，能够在这种古老的宗教传统生活之中看到新旧更替的必然性、看到变化已是难能可贵的了。

或许肖洛霍夫并未有意关注自己的宗教意识，也未想在小说中宣扬和体现它。但是作家及其生存的土地与其民族的古老文明是血脉相连的，俄罗斯民族精神和血液中的东西与作家的创作思维必然存在一种天然的联系。因此，从民族宗教文化传统解读《静静的顿河》必定能获得一种真正的审美判断，参透作者思想意识深处深厚的民族宗教文化情结，为认识《静静的顿河》这部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伟大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