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对生活说“行”
“不是我们向生活索取什么，而是生活向我们索取什么。不该我们来问生活，而是生活来问我们。我们是需要回答并承担责任的那一方。”
维克多？弗兰克（Viktor Frankl，1905―1997），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维也纳第三支心理学派的鼻祖，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和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齐名的精神学界泰斗，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偶遇维克多？弗兰克这个名字，是在10年前那个春光明媚、牡丹盛放、鸟鸣蝶飞的午后。喝茶阅报时，见一本杂志里写着logotherapy一词，心生好奇，便将那篇相关文章细读了下去。由是，维克多？弗兰克走进了视野。如今回想，一个细节记忆犹新，即自己越往下读，越发眉心紧锁，窗外那万般春色，亦渐行渐远，不复存在。剩下的，唯有脑海里翻腾的无数疑问，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作为深受其害的犹太人，维克多？弗兰克对纳粹反人类罪行的心理反应，何以如此理性而温和？理性得令人战栗，温和得让人诧异！要知道，他的父亲死在捷克特雷津集中营，母亲和兄弟死在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新婚妻子死在德国伯根-贝尔森集中营。这几处臭名昭著的集中营，曾经是怎样尸骨累累、惨无人道的屠杀场！在腥风血雨的岁月里，维克多？弗兰克不仅要面对亲人们惨遭涂炭的现实，还得忍受特雷津集中营对自己灭绝人性的身心摧残。无数次濒临死亡的他被解救时，体重只剩下了37公斤。
怎么会呢？作为德国法西斯的阶下囚，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这位本应充满仇恨的犹太心理学家，却特立独行，对纳粹遗臭万年的行径置若罔闻，在水深火热的岁月里仍保持幽默诙谐的性情，仿佛可以举重若轻，化解一切，甚至原谅一切。他顽强地活到战后，并几十年如一日，精力非凡地投入心理研究，治愈无数病人，尤其是患有自杀倾向的女子。他的Logotherapy――因希腊词logos（叙述，标识，意义）被称为“意义治疗法”――如何定义人的存在，解析生命，阐释病症，治愈创伤，拯救生命？可以说，百年以来，人们歌功颂德的维也纳心理学派，无疑是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和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两位元老并驾齐驱，乃心理学界的领军人物。而半个世纪后的心理学大师弗兰克，地位同样不容置疑，为何却鲜为人知，时常被世人忽略甚至遗忘？
终极意义超越我们的智力范畴，它可谓“至高意义”。生活永远拥有意义，即便我们的智力不能理解。
错误的问题，定会招致错误的答案。正确的问题是，虽然遭遇经济萧条，我却还能做些什么。
重点放在一个人健康，或保持了健康的那部分。精神层面的人可能被干扰，却绝不会被毁灭。
没有什么比意识到生活中还有一件该完成的任务，更能帮助人消除内在的不安和外在的困苦。
一次又一次，是我们强大无敌的精神，得以打败我们显然也很强大的生理和心理。
我在帮助他人寻求生命的意义里，找到了我生命的意义。
博物馆首间屋子里的旋转案板上，用英语和德语写着弗兰克曾经说过的经典语录，催人深思。第二和第三间屋子里的影视和游戏，更是充满悬念，一下子抓住观者的心，让人下意识地伸手一试，以观其效。而弗兰克所言生命的三个层面（生理、心理和精神），亦在其中渐露端倪。
当日，笔者幸会博物馆负责人舍西纳（J. Schechner）女士。这位在2004年与同事一起，创建了“维克多？弗兰克讲座中心”的女士，举止温和，言谈轻柔，极富个人感染力。与之交谈，弗兰克意义治疗学派那扇大门，便随之而启。门后是个时光隧道，让人与弗兰克隔世相望，看他如何通过“意义治疗法”，阐释生理、心理和精神三维世界：当人们站在贴满悲喜苦乐标签的地面上定睛细察，会发现自己逃不脱世俗成败的怪圈。唯有离开地面，仰头向上，才会发现精神的崭新天地，在那块乐土，弗兰克为世人垦荒筑园，助世人超越苦痛，实现自给自足、充满意义的生存状态。 没有集体罪行
维克多？弗兰克博物馆里有个视频角落，来访者可以戴上耳机，聆听弗兰克在世时录下的一些音像。其中，有一段弗兰克1988年在维也纳市政厅广场的公开演讲吸引了笔者。那段以《没有集体罪行》（Es gibt keine kollektive Schuld）为题的演讲，坦然直白，毫无修饰，道出的，是弗兰克心灵深处的体悟；而“意义治疗法”的一些脉络，也从中可见一斑。笔者在此翻译几段，以飨读者。
……没有集体罪行这一说――相信我――这句话我不是今天，而是从当年我被从集中营解救出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说了。我认为，把现在从0岁到50岁的奥地利男女统统定为有罪，本身就是犯罪，是丧失理性之举。让我用心理分析的语言来表达吧：此举若非丧失理性，必为犯罪。而且，它还中了纳粹所用的株连九族之计。按此理，只要家里的父母或祖父母干过坏事，那么即便自己清白一身，毫无恶念，也得感觉犯了罪，必须蒙羞，承受良心的谴责。我相信当初那些被集体迫害的牺牲者们，会首当其冲地同意我的观点。否则，岂不就在把如今的年轻人推入老纳粹或新纳粹的怀抱里？！ ……让我回望我被解救出来时的情景吧！那是1945年8月15日，我当日便与另外几位维也纳人一起，坐上了一辆非法开回维也纳的货车。从那以后，我被美国的大学等机构邀请过63次。63次，我次次回到维也纳。倒不是因为奥地利人如何爱我，而是我爱奥地利。我们都知道，爱有时是一厢情愿的！每次到了美国，人们都要问我：弗兰克先生，您倒是说说，当初您为何不来美国避难？而我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回答道：我等美国的签证等了几个年头，终于等到了，却为时已晚。我总不能一走了之，让我的老父母单独滞留在维也纳的战事中，任纳粹宰割吧！我更希望留下来与之同呼吸共命运。这么一听，美国人就会恍然大悟般继续问：啊，那么战后呢？战后您为什么不来我们美国，却回到维也纳？难道维也纳人让你（们）承受的还不够多吗？于是我就说：您看啊，比如当时维也纳有个信天主教的男爵夫人，她把我的一个表妹藏在地窖里，藏了整整一场战争的时间，救了表妹一命。另一个例子是，维也纳一位纳粹律师，只要瞅着机会，便为我藏些食物，即便危及自身安全。我对美国人说，为何我不能回到有这样居民的维也纳呢？……
不明就里的人们或许要问，如此放言，岂非要人不思历史，遗忘罪恶，甚至让纳粹后代逃脱反思，无视昔日？弗兰克究竟要人们明白什么？ “意义治疗法”的精髓何在？ 意义治疗法
对于遭遇深重苦难的弗兰克而言，能够在极度恶劣的生存状态下摈弃仇恨，拥抱生活，与他的“意义治疗法”大有干系。笔者在阅读维克多？弗兰克博物馆的大量资料后了解到，“意义治疗法”最为讲求的，莫过于实现“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和“自我疏离”（Self-distance）两个目标。其实现过程极具自我挑战意识，既需要培养心无旁骛的投入精神，又必须保持旁观者的漠然心态。换言之，既需要在极高的审美层面，做到对一个人或一件事毫无保留的奉献，又必须以极致的幽默意识，在投入于人或事的同时，达到忘我境界。笔者以为，此处的“忘我”并非无私，而是自我剥离，自我超越，如一种异化：我非我也！
如何实现自我异化？“意义治疗法”认为，有两种技术处理，可以帮助患者（笔者觉得“患者”这个词的覆盖面实在宽泛。或许，每个人都是潜在的患者）实现这种过程。其一，“悖论动机”（Paradox Intention）；其二，“去除反思”（Dereflexion）。患者通过这两种手段，可以排除瞬间心理对原体质产生影响。举一个“悖论动机”的例子来说，如果患者频繁忘记别人的尊姓大名，那么他可以假定自己是忘却姓名的世界冠军。在这种假设的竞赛中，他会神奇地发现，通过这种竞赛，他本以为（担心）会发生的事情（忘却某人的姓名）常常不会发生，那些姓名竟然清晰地从脑中浮现出来。而“去除反思”的做法则反其道而行之：将扰乱心神的病症忽略不计，抛在脑后，而去追求比之更富有意义的目标。若做到，那些病症自会销声匿迹。
维克多？弗兰克博物馆的前台墙上，悬挂着一张巨幅照片。照片上，维克多？弗兰克正在悬崖绝壁上攀援。其实，弗兰克患有恐高症，但他自我发问：“是我，还是我的恐惧，更为强大？”然后身背登山包，手提登山棒，开始攀登雪峰，征服自我。当最终立于高山之巅，“一览众山小”时，他想必心花怒放：“悖论动机”治愈有方！
在实现“悖论动机”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弗兰克时刻强调“幽默”的重要性。“没有什么比幽默更能让患者远离自我了。”弗兰克在其身后出版的著作《精神病症的理论和医治》（Theory and Therapy of Neurosis，2004）中写道。
与之交往过密的美国精神病学医生克林伯格博士（H. Klingberg）回忆道：“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传记事宜，维克多、爱丽（他的第二任妻子）和我常常聚在一起。谈到当年那些耸人听闻的恐怖和苦痛之事时，我们竟不时彼此揶揄，失声大笑。真是从未有过那样无穷无尽的快乐！维克多一如既往地扮演他的‘派对生活’角色，有时甚至笑得滚成一团――我真担心他要笑死了！那种时刻，我们总得等着，等他恢复正常。”
“痛苦和磨难是生命的一部分，正如命运和死亡。它们与生命不可分割，却绝不摧毁生命的意义。剥夺磨难、死亡、命运和痛苦，无异于拿走生命的性格和形式。唯有命运的重击、痛苦的煎熬，方能成就生命的形式和性格。”弗兰克曾言。在他心目中，精神的力量该是一只火凤凰吧！她无视生理和心理的灰烬，于其间重生，并腾飞、涅。
如此看来，弗兰克并非原谅了纳粹，而是超越了因纳粹罪行而感到的绝望和痛苦。纳粹罪行作为人类现象，它的发生或无法阻拦，带来的磨难和苦痛也千真万确。但即便如此，人类也不必绝望，因为生命的意义远超其上。生命的意义在于承担生活不断交给的任务，这些任务必须在精神层面完成。在集中营里受苦受难的弗兰克，每日用小纸片写作，录下他的心理治疗学要点（他当初的书稿被纳粹付之一炬）。投入于这种状态的他，感觉不到周遭的残忍，他的生理和心理早已让位给精神。精神，弗兰克说，是非物质的，形而上的，从而是主动的，可以自控的，不受周遭环境影响的。 生理、心理和精神
在他最著名的作品《人类对意义的追寻》（Trotzdem Ja zum Leben Sagen，即Man’s Search for Meaning， 1946）里，弗兰克曾经写道：“在我的‘意义治疗法’里，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乃人类生存最为基本的驱动力。因此，我要谈的，是意义的意愿，而非弗洛伊德学派奉为要旨的快乐原则（换言之，快乐的意愿），或者阿德勒学派强调的权力的意愿。”
事实上，在弗洛伊德、阿德勒尚且在世时，年轻的弗兰克遭到了前两位大师的彻底排斥。仔细想来，这几位人物（还包括荣格）无一不强势，都是彼此不买账的主儿。作为精神分析学的首号泰斗，弗洛伊德当初曾大搞沙龙，旨在团结（或拉拢？）业内人士。然而曾谦称为弗洛伊德学生的人物们，一旦羽翼丰满，纷纷另立门户，彼此（包括对弗洛伊德）以同事相称。精神学的起源地维也纳更是三国鼎立，各自占山为王，身手不凡，在江湖上筑业建碑。 弗兰克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超越了生理和心理两个层面，在精神层面做出了文章。再访维克多？弗兰克博物馆时，馆里的另一位负责人格鲁博女士（E. Gruber）对我说，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局限，是他们一直在世俗层面苦苦追索，希望人们得到自我与社会的彼此认可，两者和谐共处。由是，他们的治疗法难以离开成功与失败、幸福与痛苦等对称概念，这好比佛家所言的滚滚红尘，那儿苦海无边，人若挣扎其间，永无宁日。弗兰克则高瞻远瞩，引领患者通过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走向精神层面，把握人生意义的主动权，踏入属于自我的领空，从而离开身体和心理层面的折磨。如此，维克多？弗兰克心目中的乐土，遭到前辈们的藐视和不容，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有趣的是，笔者感觉“意义治疗法”与佛家教导，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佛家所言婆娑世界的“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等人生八苦，好比弗兰克所指生理和心理层面的那些无奈。弗兰克的 “意义治疗法”通过“悖论动机”和“去除反思”等手段包容生命，解脱苦痛，达以大智慧。而佛家经云：“十方诸佛皆以无心，不见于心，名为见佛……一切诸相不求自解，一切诸病不治自差，此皆大禅定力。凡将心求法者为迷，不将心求法者为悟……心不住此，亦不住彼，故能离于此彼岸也。”听来似曾相识，不乏异曲同工之妙。 开放的玻璃瓶
在其有生之年，弗兰克曾数次利用国际会议和专业讨论场合，以一只“开口的饮水杯”进行隐喻。他说，我们作为一个人，恰如一只开口向上的饮水杯。他充满信心地预言，20世纪初叶心理治疗法一味强调教育背景和社会影响的日子即将寿终正寝，他的时代正在迎接由生理学和基因学的发展，以及电脑数据储存技术的突飞猛进而带来的心理治疗法新世界。
弗兰克曾遗憾地表示，人们往往耽于传统，对新鲜事物视而不见。他说，为何人们不愿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呢，即人作为人，如一只开口的饮水杯，层面不同，形状各异。一只饮水杯从不同的角度和切面看，可能呈方形，也可能呈圆形，无论方圆，它就是那同一只水杯。重要的，它可能有无尽的方，无尽的圆，且因开口而含无限其他潜质。人亦如此，人所受的教育和社会影响无法与天生拥有的无尽方圆相提并论，何况开口喻示的无限精神潜力。也就是说，人是超越了基因学和生理学之物，超越的那部分在弗兰克眼里，并非完全与宗教虔诚同义，而是包括了无神论在内的精神升华。这种升华赋予生命每个瞬间以“意义” ，无论身处何种境遇。捕捉到这个意义，患者将自然而然，永远主动地驾驭生命，远离痛苦和绝望。
回望维克多？弗兰克的三维世界：生理、心理和精神。生理和心理两维同属一个平面，若缠绵其间，不离不弃，则永无出头之日。因为无论生理冷暖，抑或心理苦乐，都非人们可以操纵。它们与生俱来，一个出现，另一个即刻反应。唯有离开其园囿，跨入另一个维度，即精神时，人们才能顿悟到生命崇高而自由的境界。
笔者在与格鲁博女士的聊天中，听到她的一则感悟，不免怦然心动，这里写来与读者分享。格鲁博女士说，她在掌握了“意义治疗法”的要旨后，突然对梵蒂冈博物馆西斯廷顶部的那幅米开朗基罗巨作有了全新的阐释。她认为画中人神两指、欲触未触的空间，可谓灵光闪动：那莫非人类通往精神之途的契机？！倘若一个人在感受生理的冷暖之际，无视苦乐的心理反应，而以精神的主动力量，远离冷暖苦乐，那么，他必然超越凡尘，获得生命永不枯竭的意义。因为，在人类的精神家园里，人永远是主动的，永远是自己的主宰，永远会找到生活的意义，永远可以对生活说“行”！
完成于维也纳